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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7, Vol. 17Issue (4):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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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汪菊芬, 李金德. 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7, 17(4): 36-43.
WANG Jufen, LI Jinde. Study on the Young Armymen’s Family Resilience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17, 17(4): 36-43.

基金课题

江苏省2015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军人家庭抗逆力相关研究与社会工作介入”(SJLX15_0180)。

作者简介

汪菊芬(1986— ),女,汉族,中级社会工作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军队社会工作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6-10-14
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汪菊芬1, 李金德2    
1.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210094;
2.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广西 南宁,530005
摘要: 家庭抗逆力是家庭承受破坏性的生活挑战并从中复原(反弹)、变得更强大和更随机应变的能力。以128位已婚军人为研究对象,探讨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军人家庭的抗逆力在是否两地分居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不同年龄段和是否有孩子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与家庭社会支持、家庭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家庭满意度与家庭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家庭抗逆力、家庭满意度与家庭压力显著负相关;青年军人家庭满意度在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抗逆力、家庭压力与家庭抗逆力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建议从改善军人家庭的外部环境、引导军人家庭的内在态度两方面着手,提高军人家庭抗逆力。
关键词: 青年军人家庭    家庭抗逆力    影响因素    
Study on the Young Armymen’s Family Resilience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
WANG Jufen1, LI Jinde2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China;
2. XingJi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5, China
Abstract: Family resilience can be defined as the ability of families to withstand and rebound from disruptive life challenges, strengthened and moreresourcefu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young armymen’s family resili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y interviewing 128 married serviceme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Family resilience does not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places, but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armymen’s age, whether they have children. (2)The young armymen’s family resilience and the family’s social support, family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the family’s social suppor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family resilienc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tres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3)The young armymen’s family satisfac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s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resilience, family stress and family resilienc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e can enhance resilience in military family by improving their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guiding their inner attitude.
Key words: Young Armymen’s Family    Family Resilience    Influence Factors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家庭,是军人背后强有力的支柱,军人家庭是否安稳将关系到军队战斗力和国防竞争力。有研究表明,压力通常是军事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困境可能导致军人家庭压力堆积、抗逆力被削弱(Erode Resilience),[1]但也有家庭能在逆境中适应良好,维持良性运行。压力会影响生活满意度和婚姻质量[2-3],社会支持系统对于军人家庭抵抗压力具有重要作用,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将有助于军人家庭适应军事生活带来的压力。[4]

那么,我国青年军人的家庭压力、家庭抗逆力和社会支持及家庭满意度现状如何?家庭抗逆力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家庭抗逆力与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家庭满意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军人家庭面临的压力及其抗逆力

由于军事生活的特殊性,军人家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压力。有研究表明,军人家庭需要学习适应各种应激事件,如频繁的搬迁、军事部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压力可能会对军人家庭及子女产生负面影响。[1][4]两地分居是许多军人家庭都会经历的压力事件。国内外研究表明,两地分居会危害军人的婚姻与幸福,对军人的孩子、配偶等家庭成员产生负面影响。[5][6]105[7]但也有证据表明,两地分居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具有积极的作用。[6]107-108[8]

家庭抗逆力是家庭承受破坏性的生活挑战并从中复原(反弹)、变得更强大和更随机应变的能力。[9]良好的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和家庭沟通/解决问题过程、强烈的家庭凝聚力、家庭意义、身体和情感上的抗逆力、扩展的支持系统等将有助于军人家庭应对军事生活的压力。[1][6]116[10]

(二)家庭压力、家庭抗逆力与家庭满意度、社会支持

压力情境会逐渐削弱家庭维持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11],降低个体对于生活的满意度[2]。社会支持是家庭抗逆力的重要影响因素[12-14],家庭能借助社会网络关系的支持而更具耐受性[14]47,孤立、缺乏社会支持的家庭容易在压力下出现功能失调[13]108。家庭满意度是个体对当前家庭婚姻生活状况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衡量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15-16]社会支持是压力的缓冲器[17],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也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18-20]。而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已获得的心理状态,它又可以反过来影响个体未来的行为、心理状态和心理社会系统,提高生活满意度能有效促进个体的健康和幸福。[15]

三、研究设计

(一) 核心概念

第一,青年军人家庭。本文的青年军人家庭是指在我国服现役、夫妻双方年龄均在44岁以内[21]的已婚军人家庭。

第二,家庭抗逆力。家庭抗逆力理论代表人物之一,Walsh提出家庭抗逆力包括三个关键维度: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13]27本研究将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军人家庭的抗逆力状况。

第三,家庭压力。本文的家庭压力即指军人家庭所面临的压力。笔者从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翁婿关系、子女教育、照料子女、照料老人、照料病/残家人、就业压力等10项生活事件来考察军人家庭的压力来源。

第四,社会支持。本文将社会支持界定为:来自正式或非正式社会系统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精神和物质支持,具有帮助个体和家庭减轻压力、克服困境等功能。本文主要通过军人家庭应对困难的对策、社会支持的来源及内容、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等方面来考察军人家庭的社会支持状况。

第五,家庭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反映的是个体对家庭的主观评价。本文的家庭满意度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两个维度,考察的是军人对其当前生活和婚姻的满意程度。

(二) 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了三项研究假设。

第一,两地分居与非两地分居军人家庭在家庭压力、家庭抗逆力、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等变量上存在差异。

第二,家庭压力和家庭满意度是影响家庭抗逆力的两个重要变量,且家庭压力不仅直接作用于家庭抗逆力,还可能通过影响家庭满意度间接影响家庭抗逆力(见图1)。

图 1 青年军人家庭压力、家庭满意度及家庭抗逆力关系假设图

第三,家庭社会支持和家庭满意度是影响家庭抗逆力的两个重要变量,其中家庭社会支持不仅直接作用于家庭抗逆力,还可能通过影响家庭满意度间接影响家庭抗逆力(见图2)。

图 2 青年军人家庭社会支持、家庭满意度及家庭抗逆力关系假设图

(三) 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

笔者在某军队院校抽取了134位已婚在读研究生,他们来自全军各大战区的不同单位,共发放问卷134份,回收问卷134份,其中有效问卷128份,问卷有效率为95.5%。在128份有效问卷中,两地分居家庭71户,非两地分居家庭57户;婚龄1~3年的家庭42户,4~7年的家庭48户,8~25年的家庭38户;有孩子的家庭102户,还未生孩子的家庭26户。

本文采用自制问卷,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军人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军人个人的性别、年龄、学历、级别、婚龄、工作性质、工作危险性等以及军人配偶的年龄、学历,军人家庭抚养小孩的数量、赡养老人的数量、家庭类型、家庭共同居住成员等家庭情况。第二部分是军人家庭抗逆力量表。该量表依据Walsh教授的家庭抗逆力理论[13]27编制而成,共55道题目,包括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三大维度,采用4点量表计分,选项包括“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很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家庭抗逆力水平越高。家庭抗逆力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7,家庭信念系统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2,家庭组织模式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8,家庭沟通过程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9。第三部分是军人家庭面临的压力、社会支持状况、家庭满意程度等。其中,社会支持状况的考察参照了国内学者肖水源(1987)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该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物质支持)、主观支持(精神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2]家庭满意度的测量采用5点计分法,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得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强。

本文采用Excel录入数据,使用PASW18.0分析数据,运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人口学变量差异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是对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的均值为165.21,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的均值处于44.54—62.16之间。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 各变量在是否两地分居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检验两地分居与非两地分居青年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总分及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等指标上的差异。表2的结果显示,两地分居与非两地分居青年军人家庭在以上指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2 各变量在是否两地分居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3. 各变量的年龄差异分析

表3显示,军人所处的年龄段不同,其家庭的抗逆力、组织模式、沟通过程、社会支持、家庭压力都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来说,军人年龄处于25~30岁之间的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家庭社会支持上的得分高于军人年龄处于31~40岁的家庭,在家庭压力的得分上低于军人年龄处于31~40岁的家庭。军人配偶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家庭在家庭组织模式、家庭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军人配偶年龄处于22~3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组织模式得分高于配偶年龄处于31~40岁的家庭,在家庭压力的得分上低于配偶年龄处于31~40岁的家庭。

表 3 各变量的年龄差异分析(M±SD)

4. 各变量的婚龄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上的婚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不同婚龄军人家庭在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满意度、家庭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婚龄处于1~3年的军人家庭,其家庭组织模式的得分高于婚龄在4~7年以及8~25年的家庭,家庭压力得分低于婚龄在4~7年以及8~25年的家庭;婚龄处于1~3年的军人家庭,其家庭满意度的得分高于婚龄4~7年的家庭。不同婚龄的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家庭信念系统、家庭沟通过程、家庭社会支持的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 4 各变量的婚龄差异分析(M±SD)

5. 各变量在是否有孩子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抚养孩子数量不同的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上的差异(见表5)。

表 5 各变量在是否有孩子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表5可看出,有无孩子的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和家庭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没有孩子家庭的家庭抗逆力得分高于有孩子的家庭,其家庭压力得分低于有孩子的家庭。在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上,家庭有无孩子差异不显著。

6. 各变量在赡养老人个数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赡养老人数量不同的青年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上的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赡养老人数量不同的军人家庭在家庭抗逆力及其3个维度,以及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6 各变量在赡养老人个数维度上的差异分析(M±SD)

7. 各变量在居住状况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的家庭居住状况差异,结果如表7所示。军人家庭居住状况不同,家庭压力差异显著,其中配偶独居、夫妻二人同住以及与老人同住三者的家庭压力得分均低于与孩子和老人同住的家庭。家庭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在不同家庭居住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各变量在居住状况维度上的差异分析(M±SD)

(二)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各维度与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的相关分析

表8表明,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以及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3个维度与军人家庭社会支持、家庭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家庭满意度与家庭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军人家庭抗逆力、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家庭满意度与家庭压力显著负相关,军人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压力相关性不显著。

表 8 青年军人家庭抗逆力及各维度与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相关分析表

(三)青年军人家庭满意度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假设家庭社会支持为X1,家庭抗逆力为Y1,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9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抗逆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社会支持会通过提高家庭满意度来提高家庭抗逆力。

表 9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抗逆力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社会支持为X1,家庭信念系统为Y2,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0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信念系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社会支持会通过提高家庭满意度来增强家庭信念系统。

表 10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信念系统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社会支持为X1,家庭组织模式为Y3,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1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组织模式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社会支持会通过提高家庭满意度来增强家庭组织模式。

表 11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组织模式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社会支持为X1,家庭沟通过程为Y4,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2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沟通过程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社会支持会通过提高家庭满意度来改善家庭沟通过程。

表 12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沟通过程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压力为X2,家庭抗逆力为Y1,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3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压力和家庭抗逆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压力会通过降低家庭满意度来降低家庭抗逆力。

表 13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压力与家庭抗逆力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压力为X2,家庭信念系统为Y2,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4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压力和家庭信念系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压力会通过降低家庭满意度来降低家庭信念系统。

表 14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压力与家庭信念系统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压力为X2,家庭组织模式为Y3,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5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压力和家庭组织模式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压力会通过降低家庭满意度来削弱家庭组织模式。

表 15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压力与家庭组织模式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本文假设家庭压力为X2,家庭沟通过程为Y4,家庭满意度为M。从表16可知,家庭满意度在家庭压力和家庭沟通过程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回归系数可知,家庭压力会通过降低家庭满意度来破坏家庭沟通过程。

表 16 家庭满意度对家庭压力与家庭沟通过程的中介效应逐步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各变量在是否两地分居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显示,青年军人家庭的抗逆力及其各维度、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等在是否两地分居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王巍研究发现,两地分居时间越长,青年军官的婚姻质量越低;共同生活时间越长,婚姻质量越高。[23]

研究抽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军队院校长期(一年以上)深造的青年军人,在入学前不管其家庭是否两地分居,入学后几乎都变成了两地分居(除非其家庭刚好安置在就读学校所在城市)。家庭当时所处的状态对青年军官感受到的家庭抗逆力、家庭满意度、家庭社会支持、家庭压力等是有影响的。因此,未来研究要注意对研究对象在一定时期内是否两地分居作出严格区分,并且最好能深入到基层部队搜集一线资料。

2. 青年军人家庭压力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研究发现,青年军人及其配偶年龄越大、婚龄越长,家庭压力越大;有孩子的家庭比没有孩子的家庭压力大;与孩子和老人同住的家庭压力最大,夫妻二人同住的家庭压力最小。因此,青年军人家庭的压力与其家庭生命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需要处理的生活事件越多,如孩子教养问题、老人照料问题等,家庭所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以往有关其他群体的压力研究也有类似结论。[24]家庭在同一时期内面临的压力源事件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发生家庭危机的可能性越大。[25]

3. 家庭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青年军人家庭社会支持越丰富,其家庭满意度越高,家庭抗逆力越高;且家庭满意度在家庭社会支持和家庭抗逆力及其3个维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家庭社会支持会通过提高家庭满意度来增强家庭抗逆力。青年军人家庭的家庭压力越大,其家庭满意度越低,家庭抗逆力越弱,且家庭满意度在家庭压力和家庭抗逆力及其3个维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家庭压力会通过降低家庭满意度来降低家庭抗逆力。以往研究常将满意度作为结果变量,社会支持、个体心理韧性等因素常是生活满意度与压力等变量的中介变量。[26-28]本研究发现,家庭满意度是家庭社会支持与家庭抗逆力、家庭压力与家庭抗逆力的中介变量,家庭社会支持会通过提高家庭满意度而增强家庭抗逆力,家庭压力会通过降低家庭满意度而削弱家庭抗逆力。

(二)启示及建议

本研究建议,在实务环节从内外两方面来提高军人家庭的抗逆力。

1. 改善军人家庭的外部环境

有研究显示,家庭抗逆力并非完全来源于军人夫妇自身,还在于军人家庭可获得的支持性机构和服务。[29]强大的正式和非正式社区连接网络是提高和维持军人家庭抗逆力的基础。[30]而本研究发现,青年军人家庭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亲戚、朋友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来源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较少。未来需要通过政策、倡议和项目来解决军人家庭的特殊需求,[31]为军人家庭争取更多正式的社会支持。

2. 引导军人家庭的内在态度

家庭满意度作为个体对家庭生活的主观评价和认知,体现的是个体的心理状态。现实生活中,外部因素有时是个体或家庭难以把控的,但内在心理态度、认知等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对此,可以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引导。第一,提高军人家庭对于社会支持的领悟能力。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评价,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较高的个体能较好感知社会支持资源,有利于减少冲突,增强个体与小环境互动的协调一致性。[32]第二,引导军人家庭多关注家庭的优势和资源。家庭抗逆力理论是“优势取向”(Strength-Based)的,强调激发家庭的优势与潜能来应对挑战,获得正面的转化与成长。[13]第三,通过压力、情绪管理等方法提高军人家庭成员对压力和情绪的管控能力,以此提高生活掌控感和效能感。通过以上方法引导军人家庭树立积极、正向的生活态度,提高其家庭满意度,进而提高家庭抗逆力。

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本研究未能获得更多来自军队一线单位的样本,希望未来研究能得到数量更多、多样性更强的样本。此外,军人与家属两地分居、工作繁忙等原因可能造成军人对家庭难以事无巨细地关心和了解,未来可以从军人配偶的角度来探讨军人家庭的抗逆力,对比研究军人和军人配偶对于家庭抗逆力的评价与感知。希望有更多以军人家庭整体为对象的研究,了解分析军人家庭抗逆力的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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