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海南省生态文明与陆海统筹发展重点实验室,海南 海口,571100;
3. 琼台师范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海南 海口,571100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4, Vol. 24Issue (2): 79-86.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全球性治理难题,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包括爆发期、控制期、稳定期、复发期和常态期。我国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治理方面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政府的认可。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各阶段,“平台”的身影随处可见。以海南省为例,疫情伊始就开通了互联网医院诊疗服务平台,在防控期间,24小时在线面向公众提供信息发布和在线问诊服务,上线功能包括相关实时动态、感染小区查询、患者同程查询、官方辟谣等综合信息发布,以及在线问诊、感染风险AI自测等互联网诊疗服务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到个人,从诊疗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社交平台到志愿者平台、信息发布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各类平台积极现身,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开启了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时代。当传统治理手段显得力不从心之时,多边平台凭借其信息传递迅速、资源配置高效、协同治理同步等特点,显示出巨大的潜能。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已然成为各国政府动员社会力量、优化公共服务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战略选择。
二、文献回顾“平台”一词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伴随Google、Amazon、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的兴起应运而生的一种经济模式。[1]“多边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则是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irole等人于2003年提出的“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概念的延伸和扩展,意指“能够使多类归属于其中的不同用户通过直接互动创造价值的组织”。[2]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多边平台理论迅速崛起,出现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 [3]、杰奥夫雷•帕克等的《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 [4]、戴维•埃文斯和理查德•施马兰奇的《连接:多边平台经济学》 [5]等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
从现有文献看,有关多边平台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有关多边平台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包括平台的内涵与优势[6]、平台经济学分析[7]、平台市场界定与相关法律问题[8]等。二是有关多边平台的实践性研究,包括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9]、高校人才培养[10]、企业经营[11]、公共数字化服务[12]等领域的应用。直接以多边平台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评价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与本文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 多边平台在公共领域的应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多边平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也逐渐突破企业战略和市场经济等传统的商业领域,以适应公共治理环境日益复杂和不确定性的趋势。慕朝师认为,公共服务平台是服务型政府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活动的载体,不仅有助于公共服务活动的有序开展,还能起到监管作用,因而是一种必须搭建的基础设施。[13] Tim O’Reilly主张,政府应该向平台企业学习,通过合作创新,利用用户的力量为产品增值。[14]Maine明确指出,多边平台模式对公共卫生体系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可应用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治理。[15]Marijn和Elsa也提出,因为多边平台与公共平台具有开放共享、互动合作、包容共生等相同的核心特质,所以公共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完全可以部分置入多边平台的商业运营模式,以增强网络效应,吸引企业加入,从而创造更多价值。[16]
(二) 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解读
多边平台治理模式主要关注如何利用多方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协作,来实现更高效、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治理,是社会治理多元化背景下践行合作治理模式的一场深刻变革。刘家明认为,将公共平台仅仅理解为“公共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显然不够深刻,应从更宏观的视角、更深邃的层次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讨。[17]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以政府、社会组织或其他主体形式存在的平台主办方只负责平台运营规则的制定与监管,为多边群体提供相关服务,而不是越俎代庖地直接利用多边平台输出公共服务和产品。[18]在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特征方面,有学者认为,其是能汇聚不同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活动的一种技术性框架,不同用户群体可根据自身能量开发并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与产品,进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治理容量和水平。[19]在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功能方面,其在增强信息开放共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协商互动、支持公共产品多样性与创新性、优化经济效益[20]和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和智能化[21]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观点是该领域理论研究已取得的基本共识,但该模式的治理效能如何体现,即如何通过实证案例以量化数据得以证明,仍是既有研究较少关注的问题。
(三) 平台绩效的评价
以“平台绩效(效能)评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发现已出现一些相关研究,为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效能评价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有的研究注重评估方法的运用,如李君等提出,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利用模糊综合分析法对平台进行评估,并验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22]有的研究注重评价机制的构建,如游静等以平台“建设—运行—绩效反馈”生命周期为主线,构建了基于投入机制、决策机制、共享机制、服务定价机制以及绩效考核机制的平台运行机制体系框架。[23]有的研究注重评价指标的选取,如金相龙选取建设规模、服务能力、用户满意度3个一级指标,以及硬件建设、服务效率、用户参与度等10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绩效评价体系;[24]吴成颂等从外部运行环境、资源投入、科技中介服务及相关利益主体满意度四个方面提出了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绩效评价模块。[25]还有的研究注重结合实证案例进行评价,如吴沛雯等结合在线医疗平台,提出要构建医患交互进行分析的服务评价体系,将医生、患者及其周边群体的经验感知、态度等多维因素纳入考评范畴;[26]魏建良等以浙江省为例,按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分类方式,制定了三套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平台资源投入产出绩效进行测算;[27]郑春勇、陆妍妍构建了由科学、参与、透明、回应性等7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基层智治平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杭州的28个社区为例进行评价分析。[28]这些研究为改进和优化本文的指标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大部分是以信息共享平台、研发公共平台、资源交易平台、创新服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在线医疗平台等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或某一组织等具体平台的绩效评价为研究对象,缺少从治理模式的角度对多边平台整体效能进行实证性评价,而这也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分析海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实证案例,对多边平台模式的治理效能进行量化评价,借助客观数据结果衡量不同区域运用多边平台模式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的成效与差距,探索影响治理效能的主要因素,为依托多边平台发挥政府主导力量,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三、研究设计(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学界有关多边公共平台在信息共享、资源配置、协商互动、创新性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提升治理水平等功能特征的探讨,借鉴平台绩效评价方法、指标设计与实证案例评价方面的相关成果,本文根据指标体系构建的代表性、稳定性和相关性原则,考虑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邀请公共治理与信息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计12人,采取德尔菲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经过4轮独立的背靠背设计循环,在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和充分讨论后,建立了由信息沟通效率、资源整合能力、协同行动能力和实际治理成果4个维度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反映海南省各市县运用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表现。首先,信息沟通效率在防控工作中具有关键作用。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传递可以帮助政府、医疗机构、企业和公众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有效沟通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防控工作,确保资源得到合理调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沟通效率直接影响到整体防控工作的开展和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趋势的把握。其次,资源整合能力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资源整合可以提高防控工作的效率,确保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在防控工作中,医疗物资、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等方面的需求迅速增加,多边平台模式能够快速动员和整合各方力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再次,协同行动能力是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在防控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核心优势之一。在防控工作中,各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需要紧密协作,而多边平台模式有助于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协同合作,提高整体防控效果。最后,实际治理成果是衡量防控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理想的治理成果表现为公共卫生事件得以有效控制、疫苗接种率高、群众满意度提升等主要方面。在评价多边平台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时,关注实际治理成果有助于了解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成效和长远影响。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FA)、主成分分析法(PCA)和多元回归分析法(MRA)等数据处理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数据降维和变量简化,减少原始变量的维度,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等。
本文获取数据的来源有两种。一是问卷调查。根据上述指标体系中的主观性子项目
二是数据分析。收集并统计在“海南发布”公众号、“海南疫情防控”公众号、海南“战疫帮忙”服务通道
(一) 多边平台模式治理效能评价
在评价多边平台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时,本文采用SPSS20.0作为分析工具,并选择Z-Score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量纲化处理。通过因子分析计算,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KMO 值为 0.672,大于 0.5,适合做因子分析 ,Bartlett 检验值的 Sig值小于0.001,说明变量中存在公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并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进行因子提取,结果表现为三个方面。
1. 解释的总方差
表2显示,在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下,提取4个公共因子,共解释了原指标总方差的86.522%,表明提取的公因子较好地保留了原始信息。第一公因子的特征值为6.748,可解释原有总方差的34.428%。第二公因子的特征值为3.594,可解释原有总方差的25.155%。第三公因子的特征值为2.625,可解释原有总方差的 18.012%。第四公因子的特征值为1.062,可解释原有总方差的8.927%。
2. 旋转成分矩阵
采用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载荷矩阵进行旋转,通过6次迭代后收敛,得出旋转成分矩阵(见表3)。其中每一列代表一个旋转后的因子,每一行代表一个原始变量,矩阵中的元素为原始变量与旋转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3显示,物资供应能力X4、资金筹措能力X6在第一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经济实力支持;人员调配能力(X5)、跨部门协作(X7)、跨地区协作(X8)、社会参与度(X9)、公众满意度(X12)在第二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社会动员支持;控制度(X10)、疫苗接种率(X11)在第三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医疗救助支持;信息发布时效性(X1)、信息内容准确性(X2)、信息传播覆盖率X3在第四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信息技术支持。
3. 因子值与综合得分
上述公因子的提取表明,经济实力支持、社会动员支持、医疗救助支持、信息技术支持是影响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效能的主要因子。经过SPSS20.0计算得出各公因子得分,见表4 的FAC1、FAC2、FAC3、FAC4。综合得分方面,采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结果见表4的综合得分。
表4综合得分显示,各市县间的差距不大,总得分没有小于0的,最高得分为2.87(海口市),最低得分为0.51(琼中县),说明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整体较强。
在第一公因子(经济实力支持)方面,排名前三位的是海口市 、三亚市和陵水县,排名后三位的是白沙县、昌江县和五指山市。从排名情况看,靠前的市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市县具有明显优势,因而地方政府在公共财政投入上能为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实际运用提供有力保障。在第二公因子(社会动员支持)方面,得分较高的有陵水县(1.5875)、文昌市(1.5845)、海口市(1.4970)、定安县(1.4920)和三亚市(1.4890)
(二) 多边平台模式治理效能回归分析
在研究多边平台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影响因素时,本文采用多元回归中的逐步回归方法,以便更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将因变量Y确定为社会参与度(X9)。选择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与民众的配合程度密切相关,民众的相关知识积累越多,越能够理性、准确、及时地参与到防控工作中去。自变量选择了物资供应能力(X4)、人员调配能力(X5)、跨地区协作(X8)、公众满意度(X12)、控制度(X10)、信息发布时效性(X1)、信息内容准确性(X2)、信息传播覆盖率(X3)。根据给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计算结果如表5。
Y = β0 + β1X1 + β2X2 + β3X4 + β4X5 + β5X10 + β6X11 + β7X12 + β8X7 + ε
(其中,Y表示社会参与度,β0表示截距项,β1至β8表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
表5 显示,逐步回归中调整后的拟合度R2系数值为0.744,说明引入方程的自变量解释因变量的能力较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当预测因子为X9时,检验统计值F等于41.275,显著性概率p<0.001,证明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也说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多边平台模式的治理效能与社会积极参与防控工作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回归过程中,有3个自变量(X4、X8、X10)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排除。5个自变量X5、X12、X1、X2、X3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792、0.605、0.549、0.426和0.385。在T检验中,这5个指标的显著性概率p均小于0.05,表明它们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人员调配能力、公众满意度、信息发布时效性、信息内容准确性、信息传播覆盖率在防控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进而影响到多边平台模式的整体治理效能。然而,物资供应能力、跨地区协作、疫情控制度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不被纳入回归方程。这意味着在关键指标上,各市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提高多边平台模式在防控工作中的治理效能,各市县应关注并改进这些指标,以便在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更好地发挥多边平台模式的优势。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这些指标的监测和评估,以确保多边平台治理模式能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一) 结论
1. 多边平台模式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在不同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以海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例,对海南省18个市县的治理效能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其中海口市、三亚市、陵水县的综合得分相对较高,昌江县、白沙县、琼中县的得分较低。由于各地在经济实力、社会动员、医疗救助、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能力和力度不同,从而影响了其治理效能评价结果。
2. 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通过对社会参与度发生作用
治理效能与社会参与度密切相关,而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信息内容的准确性、信息传播的覆盖率、人员调配能力、公众满意度是影响多边平台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这5个因素通过对社会参与度发生作用,继而对治理效能产生显著影响。
(二) 启示
1. 重视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推广和应用
该模式的治理效能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增强信息共享,提高资源在公共领域的配置效率,有效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该模式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践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 要在关键因素上下功夫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应特别关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信息内容的准确性、信息传播的覆盖率、人员调配能力、公众满意度等关键因素。加强信息传播平台建设,合理调配人力资源,让人民群众理解并支持政府制定的应急举措,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性,从而提高社会参与度。
3. 加强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本地化实践
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力量分布、医疗救助能力和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在运用多边平台治理模式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结合自身特点,补齐短板,发挥优势,以提高本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例如,信息技术支持薄弱地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在民间力量深耕并发育壮大的地区,要更广泛地发动并汇聚社会各界贡献才智和资源。
4.加强多边平台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支持相关研究,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探索新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此外,要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借鉴其他国家在多边平台治理实践方面的经验,取长补短,以提升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水平。
注释
[1] |
SVIOKLA J, PAONI A J. Every product’s platfor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5, 83(10): 17-18. |
[2] |
HAGIU A, WRIGHT J. Multi-sided platfo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5, 43(11): 162-174. |
[3] |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简史[M]. 何帆, 肖莹莹, 郝正非,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515.
|
[4] |
杰奥夫雷•帕克, 马歇尔•范•埃尔斯泰恩, 桑基特•保罗•邱达利. 平台革命: 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M]. 志鹏,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1-286.
|
[5] |
戴维•埃文斯, 理查德•施马兰奇. 连接: 多边平台经济学[M]. 张昕,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1-306.
|
[6] |
刘家明. 公共部门的多边平台战略: 内涵、原理及优势[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9(1): 54-59. |
[7] |
黄彦钦. 多边平台相关市场界定方法构建与应用[J]. 竞争政策研究, 2019(1): 90-102. |
[8] |
WONG-ERVIN K. 多边平台的经济学分析及反垄断启示[J]. 竞争政策研究, 2016(2): 31-35. |
[9] |
郑开涛, 刘世洪, 胡海燕.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多边平台的追溯机制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10): 221-223.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10.056 |
[10] |
董晓霞, 刘洪沛, 赵国安. 多边平台理论视角下MOOC平台运营机制研究[J]. 成人教育, 2021(7): 13-19.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21.07.003 |
[11] |
郑小碧, 孙晓雨. 领导企业跨界融合、多边平台构建与产业集群技术创新[J]. 产业经济评论, 2021(6): 101-113. DOI:10.3969/j.issn.2095-5073.2021.06.008 |
[12] |
严昕.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多边平台构建[J]. 图书馆论坛, 2020(9): 36-41. DOI:10.3969/j.issn.1002-1167.2020.09.010 |
[13] |
慕朝师. 论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的必要性[J]. 学术论坛, 2008(8): 141-146. DOI:10.3969/j.issn.1004-4434.2008.08.029 |
[14] |
O’REILLY T.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J].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2011, 6(1): 13-40. |
[15] |
MAINE L L. Optimizing the public health platform[J].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2012, 76(9): 1-3. |
[16] |
JANSSEN M, ESTEVEZ E. Lean government and platform-based governance: doing more with les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3, 30(S1): 1-8. |
[17] |
刘家明. 多边公共平台战略模式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0-29.
|
[18] |
EVANS D S, SCHMALENSEE R. Catalyst code: the strategies behind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companie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7.
|
[19] |
CUSUMANO M A. Staying power: six enduring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in an uncertain world[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23.
|
[20] |
GAWER A. Platforms, markets and innovation[M].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19-44.
|
[21] |
刘家明. 平台型治理: 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J]. 理论导刊, 2018(8): 22-26. |
[22] |
李君, 郑爱华, 李光宇, 等. 基于大数据的省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绩效评估方法[J]. 济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4): 381-386. DOI:10.13349/j.cnki.jdxbn.20210316.001 |
[23] |
游静, 魏祥健. 基于全生命周期科技服务平台运行机制研究[J]. 科学与管理, 2018(5): 1-8. |
[24] |
金相龙.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绩效评价研究[J]. 现代情报, 2009(12): 52-54.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09.12.014 |
[25] |
吴成颂, 吕娟, 范恒冬. 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绩效评价体系[J]. 技术经济, 2012(3): 38-42. DOI:10.3969/j.issn.1002-980X.2012.03.008 |
[26] |
吴沛雯, 关欣. 多边平台理论视角下在线医疗平台运行机制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23(1): 66-72. |
[27] |
魏建良, 梦非, 纪浩, 等. 面向分类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绩效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13): 49-56. |
[28] |
郑春勇, 陆妍妍. 基于善治理论的基层智治平台绩效评价: 以杭州为例[J]. 社科纵横, 2022(5): 137-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