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迅速，从政策到实务都有较大的推进，各地也出现了适应当地经济社会情况的不同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然而，在专业性极强的医疗系统中，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常常无法得到充分理解和接受，在跨专业合作中，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仍然缺乏清晰度和可见性，导致其始终难以深度融入医疗服务体系，处于边缘化境况，服务的有效性与稳定性不足。国内有关医务社会工作角色共识的聚焦性研究较为缺乏，而社会工作者急需和医护人员建立统一和明确的角色共识，确立医务社会工作在跨专业合作中的专业自主性和角色边界。

如何正确理解医务社会工作在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共识和角色实践，或许需要回到概念化主题，通过对医务社会工作概念的梳理，从其概念内涵的确立和延伸来看待其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发展。1934年，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将医务社会工作定义为社会个案工作的一种具体形式，重点关注疾病与社会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职能本质上是关注因医疗直接引起的社会问题”^[1]。20世纪40年代，社会心理评估和干预越来越多地被医务社会工作用于医疗诊断和出院计划，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被定义为“用于消除那些妨碍成功治疗的障碍，无论是在患者的周围环境中还是在心理态度上，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2]。20世纪70年代后，成本控制对医疗服务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患者被期待在病情加重时才入院，并尽可能缩短其住院时间。因此，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开始从医院向外拓展，“医务社会工作面临数量更多且病情更重的患者，这些患者对居家照护或养老院护理的需求在增长”^[3]。20世纪90年代，随着病人在患有癌症等绝症或处于慢性病状态下的生存期延长，对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的需求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医务社会工作被赋予了新的角色——疾病管理者。^[4]可以看出，历经百年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概念内涵虽不断变化，但始终强调从心理和社会的视角看待疾病及其治疗过程，着力解决引发疾病和因疾病导致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基于对医务社会工作概念化主题的理解，其专业发展的方向是明确的，即在医疗场域内，医务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医务社工”)作为参与者，与医疗团队进行跨专业合作，共同解决疾病、引发疾病和疾病导致的问题，以实现患者最佳的健康结果。近年来，随着“以健康为中心”理念的推广，以及患者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传统的以医生专业技术能力为主的医疗模式正快速向现代团队合作医疗模式转型。^[5]已有研究证实，跨专业合作能够提高医疗资源使用率，有效应对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持续短缺的问题，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医疗成本，改善患者预后，提升健康照护水平。^[6-8]因此，医务社工的加入及其与医疗团队的跨专业合作，促进和延伸了医学治疗的发展。

关于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的研究已涵盖多个方面，包括团队专业构成、协作模式^[9-11]、合作能力^[12-13]、知识生产^[14]、教育培训^[6]和角色定位^[15-16]等。在对跨专业合作阻碍因素的探讨中，有学者认为，医务社会工作在多学科团队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角色定位缺乏清晰度和可见性，导致其生产的知识往往被边缘化或排除在外。^[14,17]

已有研究对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进行讨论，大多聚焦于医务社会工作的具体角色扮演和功能发挥，如医务社工主要扮演需求评估者、会谈专家、资源链接者、沟通协调者、心理辅导者、社会倡导者等。^[18-19]这类研究主要基于单一视角(通常是医务社工的视角)，忽视了医疗场域中其他主体的看法和态度对跨专业合作产生的影响。然而，只有当团队中每个主体都清楚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且理解其他主体对自己的角色期待时，才能够更好地协同合作，达成目标。因此，各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期待的共识对于跨专业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

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多元主体视角，如Abramson和Mizrahi的研究发现，由于价值观、权力和专业侧重点的差异，医务社工和医生对医务社会工作在医院里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义。^[20-21]Joseph和Conrad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角色共识对医务社会工作在医疗护理决策制定中的影响力至关重要。^[22]那些认为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被自己和其他健康护理人员清晰了解的社会工作者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认知是否清晰或达成共识，是跨专业合作的关键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开展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距今已有20余年。更近的研究则局限于特定的实务领域，如Peterson等关于癌症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发现，医务社工和医疗团队其他成员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的看法并不一致。^[23]相较于国外，国内健康领域更是缺少对这两类职业的合作经历进行研究的文献^[24]，尤其是在利用实证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方面，亟须进一步地探索和检验。

此外，角色认知与期待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变迁和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各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期待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发生变化。例如，Cowles和Lefcowitz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医务社工自身，医生和护士对其角色期待的范围变得更加局限，主要囿于与家庭合作、解决社会环境问题和提供转诊等。^[25]另一方面，有研究揭示，医疗团队成员对于医务社工自身的认知与期待影响甚深。^[23,26-27]在同一工作场域内，行动主体在长期合作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相互影响，导致其认知程度和实质互动都发生改变。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是横断面调查^[6,12]，难以清晰呈现变化的规律。因此，对一定时间内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共识、角色实践进行趋势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的具体发展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从多元主体视角出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分别开展问卷调查和对医务社会工作部年终总结报告的文本分析，旨在了解医务社会工作与医疗团队之间是否形成了跨专业合作的角色共识，并探究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医务社会工作在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实践状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精确描述和准确分析，其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2023年在上海、湖北和广东三地开展的问卷调查，探索医务社工与医护人员之间跨专业合作的角色共识状况，并分析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情况。同时，将2023年与2016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7年来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角色共识和角色实践的发展情况。第二步，通过对某市6家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底公开发布的年终总结报告进行文本分析，进一步探究在具有基本角色共识的基础上，医务社会工作与医疗团队跨专业合作角色实践的具体路径。

(一) 问卷调查

了解社会工作者在医疗体系中角色的最佳方式是引入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是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的看法。2023年，本研究团队在上海、湖北和广东三地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通过医务社工专业群以线上问卷星的形式发放，并对医务社工进行培训，再通过他们邀请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前来求诊的患者及其家属填写问卷。为了获取更全面的反馈并体现样本的代表性，问卷填答范围覆盖了医务社工服务过的科室与未服务过的科室，患者及其家属群体则包含门诊和住院患者及其家属。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407份，其中医务社工153份，医护人员119份，患者及其家属135份。

在153位医务社工中，有75.16%的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有86.27%的人取得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50名(32.68%)，社会工作师78名(50.98%)，高级社会工作师4名(2.61%)；有92.81%的人学历为本科及以上；有超过一半(50.98%)的人从事该职业的时间在3年及以下，有30.07%的人拥有6年及以上服务经验。在医护人员中，医生占20.17%，护士占68.91%，其他医技人员占10.92%；知道医务社会工作的人占88.24%，与医务社工有合作经历的人占77.14%。在135位患者及其家属中，有42.96%的人为患者，有57.04%的人为患者家属。从患者住院时长来看，有42.96%的人为一周以内，有45.93%的人为8天至一个月以内，有11.11%的人为一个月及以上。在未接触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之前，仅有9.63%的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有所了解。在接受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之后，这一数值上升至47.41%。患者及其家属接受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途径是社会工作者通知(42.96%)和医护人员通知(34.81%)。

为了更好地了解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历程，我们将2023年调查的结果与2016年本研究团队开展的同类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对比。2016年的调查在上海、广东两地进行，采用的问卷题项和调查形式与2023年相同，但2016年没有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调查。2016年的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330份，其中医务社工90份，医护人员240份。在医务社工中，有74.44%的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有73.34%的人取得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占36.67%，社会工作师占36.67%。在医护人员中，医生占35.83%，护士占64.17%；知道医务社会工作的人占80.00%，与医务社工有过合作经历的人占40.42%。

为了测量各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本研究使用了自编的医务社会工作角色期待量表。该量表根据已有文献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的描述和总结^[7,17,28-30]，结合研究需要，共设计了19个测量题目。填答者需要根据每个题目选择以下3个答项中的一项：“应提供”、“不清楚”或“不应提供”。其中，“应提供”记为1分，“不清楚”记为2分，“不应提供”记为3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测量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以及医务社工自身的角色期待。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实践的测量使用同一量表，但答项修改为“已经提供”、“不清楚”和“没有提供”，分别记为1分、2分和3分。

本研究采用stata17.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在信度检验方面，学界通常使用Cronbach’s α系数，即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一般认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达到0.7以上，量表就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量表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系数为0.852，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借助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的构造效度进行检验。首先，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判断量表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经检验，量表的KMO值为0.891，大于0.7，卡方值为3808.14 (p< 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的19个题项得分提取因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为三因子模型，共解释了 56.13%的变异。最后，结合理论与现有文献，将因子载荷低于0.50的5个题项剔除(剔除的题项包括：3.给患者家属提供相关医疗、照护知识；7.给医生、护士提供心理辅导；8.提供临终关怀服务；9.协调医患冲突，解决医疗纠纷；19.提供病人社区资源的信息)，检验后得到最终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9)。最终量表一共包含14个测量题项，可划分为沟通支持、辅助决策和倡导发展3个维度(见表1)。

数据分析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不同主体(医务社工、医护人员、病患及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期待的一致性。其次分别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同一主体(医务社工)、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主体在角色期待和角色实践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对2016年与2023年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7年来不同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以及医务社会工作角色实践发生的变化。

(二) 文本分析

在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收集了某市6家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底公开发布的年终总结报告文本。这些报告来自3家专科医院和3家综合性医院，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我们将报告中的内容分成日常工作、跨专业合作具体工作和跨专业合作的支持性要素3个部分进行文本分析，考察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的具体实践，并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探索支持其角色实践的核心要素。

三、研究发现

当个体被赋予某一专业角色时，其不仅在行为方式上可能出现变化，在态度和价值观上也可能发生深层次的改变。每个角色都与其期望的行为和自身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其他人的期望有关。当跨专业合作形成时，各方角色期待的共识越一致，合作的可能性越大，每个主体也越可能按照这一期待去演绎角色，从而实现更好的合作效果。

(一) 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共识与角色实践

1. 角色期待确定存在

表3展示了各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期待的均值，采用单一样本t检验比较其均值是否显著区别于2分(2分表示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不清楚)。结果显示，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及其家属，都对医务社会工作形成了明确的角色期待，两类人群的得分均值(1.215分和1.128分)都显著低于2分(p=0.000)，明显偏向于医务社会工作“应提供”相应服务。虽然医护人员的角色期待稍低于医务社工对自身的角色期待，但患者及其家属的角色期待却高于医务社工的自我角色期待。这表明不论是医疗体系内的专业人员，还是求诊的患者及其家属，其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都是确定存在的，需求是真实的。

2. 角色期待有共识但存在差异

表4呈现了各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在沟通支持、辅助决策和倡导发展3个维度及细分条目上角色期待的均值，并分别比较了医护人员与医务社工之间、患者及其家属与医务社工之间在各维度和条目上的角色期待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知，医务社工自我角色期待在3个维度上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沟通支持、倡导发展和辅助决策，与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顺序一致。总体上，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与医务社工自我角色期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852)，医护人员与医务社工在沟通支持、倡导发展维度上也没有角色期待差异，但在辅助决策上存在较大差异(p<0.01)，这导致了总体上医护人员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与医务社工的自我角色期待之间存在差异(p<0.05)。综合来看，医务社工、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之间存在基本的角色共识，医务社会工作跨作业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但在辅助决策方面，医护人员与医务社工对这些角色的认知还存在较大分歧，即医务社工进入医疗团队参与医疗辅助决策的跨专业合作，还需进一步明确角色共识。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辅助决策方面，医护人员对医务社会工作角色期待与医务社工自我角色期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是第5条(提供患者的心理、社会和相关家庭信息，参与医疗团队的诊断)、第9条(参与出院计划的制定)、第14条(参与疑难病例的会诊，提供专业意见)和第15条(帮助患者专注于自我决定)，二者仅在第10条(追踪出院病人，提供连接社区的出院后康复服务)上达成角色共识。这表明在医务社会工作是否应该参与医疗辅助决策的指标上，医护人员和医务社工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3. 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之间差异显著

表5呈现了医务社会工作在各维度和细分条目上的角色实践均值，并分别比较了各主体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和角色实践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虽然从顺序上来看，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从高到低依次为沟通支持、倡导发展和辅助决策，与其自我角色期待顺序一致，但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与自我角色期待之间有显著差异(p<0.001)。同样，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与医护人员的角色期待、患者及其家属的角色期待之间也都存在显著差异(p<0.001)。这表明医务社会工作所提供的服务无法实现预期的角色期待，跨专业合作难以在实践中真正形成，其合作效果也不理想。

4. 与2016年相比，角色共识在提高，但角色实践进步不大

我们进一步考察医务社会工作角色共识和角色实践在2016年与2023年的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历经7年的专业发展，总体上医务社工和医护人员角色期待差异的显著性降低，角色共识有所提高。具体而言，2016年医护人员与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共识仅体现在倡导发展上(p>0.05)，2023年在沟通支持上的角色期待差异已明显缩小(p=0.142)。由此可见，随着医务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医护人员对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期待，已经从更为宏观的政策倡导转向更具临床实践性的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社会支持方面。这一转变既是医务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医护人员对医务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的提升。但是在辅助决策方面，医护人员和医务社工的角色期待差异仍然显著(p<0.01)，这也是双方在跨专业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阻力。

关于医务社会工作角色实践的情况如表7所示。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细分维度上，2023年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与2016年相比，均未发现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7年来医务社会工作在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实践进步不大，瓶颈依然存在。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已经对医务社会工作形成了明确的角色期待，这是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之一。虽然在辅助决策维度上仍有分歧，但医务社会工作获得了其他专业人员对其角色的理解和认同，达成基本的角色共识，因此，跨专业合作成为可能。然而，伴随角色共识的一步步提升，医务社会工作角色实践依然困难重重，始终与角色期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难以突破。

(二) 跨专业合作角色实践的路径分析

角色共识使跨专业合作成为可能，但跨专业合作实践始于角色扮演。如果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之间差距较大，跨专业合作将无法真正形成，而这恰恰是医务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那么，从角色共识到角色实践，是什么影响了跨专业合作的实现？

我们对某市6家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的年终总结报告中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进行了文本分析，从日常服务、跨学科合作具体工作和跨学科合作的支持性因素3个方面做了具体梳理，结果如表8所示。

这6家医院均来自国内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处于前沿的某市，都成立了医务社会工作部，招聘了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专职医务社工。但各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的发展差距较大，有的已经成为医院独立的一级科室，有的却还不是医院的独立部门。此外，有的医院已经出现明显的跨专业合作行为，有的医院尚停留在概念表达阶段，既没有稳定持续的合作实践，也缺乏制度性的合作支持性要素。那么，基于这些资料可以总结出哪些促进跨专业合作角色实践的要素？

1. 提供有效服务，获得角色信任

“有为才能有位”，跨专业合作的前提是提供明确、固定而持续的日常服务，促使其他专业人员对医务社会工作形成稳定的角色信任。A医院医务社工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已经制度化下沉到门诊和所有病区，融入门诊和病区的日常工作，医务社工与医护人员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也获得了医院的认可，经院务会审批后，医务社工进入多个MDT多学科诊疗核心团队。B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不是零星和碎片化的，也不仅仅是在志愿活动中低水平重复，而是围绕不同类型的患者及其家属需求不停地拓展服务内涵。其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的服务中，有43%是调整疾病信念和认知，有25%是情绪及心理支持，有12%是资源链接及实际问题解决，剩下的服务包括慢性病管理、舒缓和安宁疗护以及高风险事件应对等，其服务内容明确，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服务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是获得角色信任的基础。医院会因为受到卫健委的考核约束而被动设立医务社会工作岗位，但在市场化目标取向和创收压力下，医院的目标多指向“绩效”，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内在动力并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管理层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其对医务社会工作部人力、物力资源上的支持不足。支持的缺乏不仅是资金上的，还包括对社会工作职能的认可、对医务社工专业成长的投资以及对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评估的重视等方面。当医务社会工作部在医院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时，医务社工往往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如缺少独立的工作空间、专业发展机会、足够的人手以及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开展专业服务。这6家医院除了A和B两家医院，其他4家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部都不是医院的独立科室，其人员都没有超过4人。其中，D医院因为隶属于门急诊管理处而有很多其他行政性工作需要完成。E医院有两个院区，4位医务社工被分派至两个院区，每个院区只有2人。随着患者对全面细致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医务社会工作部的人手、资源不足，不仅降低了服务效率，也限制了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深度，使得医务社工难以为患者提供持续有效的服务，跨学科合作的基础尚未形成，当然也就谈不上来自跨学科合作团队的角色信任。

2.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角色实践

跨专业合作除了需要达成角色共识，还应建立一定的规范，使不同主体按照规范来承担相应权责。在这6家医院的报告中，有3家医院已呈现出明确的制度建设内容。在平台系统建设方面，A医院的社会工作服务已进入医院办公信息系统，并据此建立了门诊转介、临床医护转介和社会工作部接案跟进制度。B医院建设了“临床社工服务信息平台”，临床个案通过平台转介，医务社工跟进完成心理社会评估，并提供一站式服务。医务社工可以查阅医护人员撰写的病例，主管医护人员也可以查阅医务社工的工作记录，合作渠道畅通。C医院建立了“精神卫生中心线上资源平台”，为社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跨专业合作的资源链接。在规范标准建设方面，A医院将医务社工作为成员正式纳入多个MDT多学科诊疗团队，随即医务社会工作部着手创建医务社会工作临床干预的流程图，如“临终关怀干预流程图”和“危机干预流程图”等，梳理、明晰服务规范。B医院主持完成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规范”标准的制定，参与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的团体标准建设。C医院则正在主持两项精神健康团体服务标准的制定。这些制度化建设为跨专业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医务社会工作明确了参与跨专业合作的行为策略，提高了其服务的规范性，医务社会工作因此得到了团队其他人员对其专业的理解、认同和尊重。A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年终总结报告显示，在其2022年服务的所有临床个案中，有54%由医生转介而来，有15%是医务社工进入MDT团队后发现的个案，有17%由护士和医院文员转介而来，三者合计占比为86%。不仅如此，临床科室有27位医护人员报名成为医务社工助理，全院一共有33人(含医务社会工作部人员)考取了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其中有10人获得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社会工作的理念和知识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事实上，制度化与规范化、程序化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制度化建设，规范化和程序化也就很难达成。反观那些尚未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医院，因为缺乏转介机制、介入流程、成效评估，日常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一直悬于表层，多聚焦于一般的志愿活动，每年只有零星个案或不固定的1—2个小组工作，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效果难以评估。因此，在以严谨和规范化著称的医疗体系中，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很难被其他专业人员所理解和尊重，服务没有方向性和确定性，角色实践的质量很难保证，跨专业合作也就难以真正实现。

3. 提升专业技术，实践角色期待

跨专业合作除了依靠制度规范之外，还需要医务社工具有良好的技术与能力来完成工作，满足团队的角色期待。总结报告显示，这6家医院全部建有督导机制，其中4家医院建立的是院内和院外双督导机制。A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部每周会进行案例讨论和业务知识培训，并且特别注重加强同伴辅导和情感支持。B医院会通过信息平台规范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记录书写，监测服务质量。这些措施提高了医务社工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了合作效能。正因为有这些督导支持和质量监测，一线的医务社工才敢于接手复杂案例，才会有勇气和信心进入不同的医疗团队，完成跨专业合作。2018年之前，A医院的器官捐献服务工作没有医务社工的参与，器官捐献的数量很不稳定，每年只有1—2例。但2018年后，由于医务社工的参与，A医院器官捐献数量增长明显且稳定，每年都维持在5例左右，A医院在2022年同时获批了国家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肾脏移植的资质。

专业技术的发展是实践专业角色、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这意味着医务社会工作不仅要紧跟医学技术的步伐，还要建立起一套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该体系需要能够整合循证研究和行动研究的逻辑，不断完善实务技术，确立能够在不同环境和情境中推广的实践逻辑。专业技术发展还要求设立以需求为本的个性化服务方法论体系。这意味着在医务社会工作中，技术和干预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应基于对患者独特需求的深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套用一般性的原则或模型。专业技术的稳定运用可以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更加专业化，更能够在跨专业合作中满足其他专业人员的角色期待。

4. 教学与科研并行，促进角色发展

跨专业教育是医务社会工作参与跨专业合作的前提，也是其胜任跨专业合作角色的关键，而学术研究是其参与合作对话、保持专业自主性的关键。总结报告显示，这6家医院全部是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实习基地，医护人员会参与到医务社会工作的跨专业教育培养中，其中A医院的医务社工在实习结束汇报时，还会邀请医护人员一起参与。有3家医院申请到了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医护人员和医务社工一起参与培训，保持沟通与对话。B医院还特别提及医务社会工作部全员加入了大学医学部“人文医学”讲师团，一起参与申请市级和国家级的医学人文本科一流课程。在研究方面，这6家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一共发表了11篇学术论文，出版了2本专著，参与了8本专著或教材的写作，主持了15项各类课题，其中有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和研究加强了跨专业角色认知，增强了专业认同和专业自主，医务社会工作也因此获得了与团队内其他专业人员持续对话的能力。年终报告显示，有4家医院共4位医务社工入选了本市的“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社会工作人才获得认同，并进入医疗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中。

为了确保医务社会工作专业与时俱进，培养医务社工在不同疾病类型服务中的核心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包括对特定疾病的社会心理影响有深入理解的能力，以及具备设计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计划的能力。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培养体系，医务社会工作才能够在临床环境中提供更为精准和有效的服务。为此，建构行之有效的跨学科基础教育、实习教育和研究体系至关重要。这样的教育和研究体系应当包含医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知识等多学科内容，以及丰富的实践环节，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知识生产和以能力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医务社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训练，以此促进角色发展，为跨专业合作提供全面的支持。

四、总结与讨论

近年来，医疗护理由传统健康照护转向跨专业团队照护健康理念的发展，加强了医务社会工作在决策中的作用，组建高效的医疗合作团队被视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对医生和医务社工之间进行跨专业合作的需求也随之增加。^[7]按照跨专业合作理论，在跨专业合作团队中，每种专业都处于特定的社会位置，而社会对该专业存在特定的要求，每位专业人员根据角色期待去完成相应的事务，并担负一定的权责。如果在跨专业团队中每个学科的专业知识都能得到理解和尊重，角色期待明晰，角色实践规范，那么这个团队就能合作顺利，并形成更好的决策。

目前，在医务社会工作的跨专业合作中，已经达成基本的角色共识，但角色期待的差异仍然存在。事实上，在真正参与到医疗体系辅助决策方面，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共识还没有形成，还存在专业管辖权之争。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跨专业合作过程讨论较多的是专业自主性和专业边界问题。自主性是专业工作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决定的能力，正是由于对工作的控制才产生了专业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相互依赖，这也是调整和重新划分专业边界的过程。Svensson、Allen和 Turtiainen等认为，行业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象，虽然立法者和专业的管理机构可以影响边界，但它仍然是建构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谈判达成的。^[31-33]医务社工掌握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够控制工作场所中的决策并保证其不受外部干扰是其获得专业自主性的过程。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医务社会工作的角色实践并不顺利，难以完成自我和他人的角色期待，这导致其专业自主性的建立始终难以突破，专业边界的划分也缺乏相应的谈判能力。

有学者认为，国家在专业管辖权冲突中扮演消极角色，不参与管辖权冲突和竞争，而是作为管辖权的接受者。^[34]以弗莱德森为主的学者认为，专业自主性是由其内生性决定的。^[35-36]所以，医务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问题实质上是其自身发展的问题。有了专业自主性才能确保其在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地位，以及与其他专业人员谈判而获得一定的专业管辖权。从上述6家医院的具体实践来看，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确实存在外生性障碍，如政府规划和政策支持不足、医院支持不足等问题。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入对于医务社会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服务范围及质量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当政府未能充分认识到医务社会工作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促进患者全面康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时，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前瞻性，导致医院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了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但除了外生性障碍，医务社会工作还存在内生性缺陷问题。当然，外生性障碍和内生性缺陷是相辅相成的，外生性障碍导致了某些内生性发展不足，但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应该充分认识到内生性发展的必要性，积极推动专业的内生性发展。这种发展是通过制度化知识生产(如操作流程、评估工具、信息系统、标准、指南、规范等)和临床技术自主性发展(如跨学科教育、解决问题的基础理论、循证的技术方法、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等)的内生性路径实现的。专业发展是跨专业合作的基础。但总体来讲，这些能促成跨专业合作的支持性要素还比较少，缺乏系统性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医务社会工作未来专业发展的方向应该特别强调制度化知识的生产和临床技术自主性的发展。在跨专业合作中，制度化知识生产是基础，技术自主是核心，两者结合后产生规范有效的服务效果，才能使医务社会工作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及专业自主性的此消彼长之中，创造和管理好自身的专业边界，实践自身的角色期待。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首先，研究样本范围有限，后续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范围，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推广验证。其次，本研究虽然是分段收集的数据，但并未针对因果机制进行变量设计，后续研究可以对医务社会工作在跨专业合作中角色共识、角色实践的因果路径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为促进医疗场域的跨专业合作提供更丰富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