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4, Vol. 24Issue (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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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进入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为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空间，同时赋予了社会工作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目标任务。[1]2023年，中央组建了社会工作部，国家在医务、养老、精神障碍康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学生心理健康及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措施中都提及了社会工作，从政策体系来看，国家对社会工作寄予厚望并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更好地回应国家的战略需求，社会工作必须进入体系化发展新阶段，社会工作的体系化发展要求社会工作在理论体系、政策体系、教育体系及实践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和完善。2023年，学术界积极回应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面向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理论发展路径，进一步推动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围绕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建设，以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为契机，积极开展了体制化建设研究；围绕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构建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培养高质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社会工作实践体系建设，对社会工作在助力乡村振兴、推进五社联动、关爱“一老一小”及医务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展开了大量研究。本文旨在梳理2023年社会工作研究成果，供各位同仁参考。
一、社会工作理论建设：面向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学者们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基于中国实践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学术界长期以来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面对新的发展问题而进行的本土化，要求社会工作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全面地了解现实，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多种知识，与相关方面合作解决问题。[2]徐选国认为，我们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时，忽视了中西方不同的现代化脉络，导致中国社会工作陷入狭隘本土化与以他者为中心的本土化双重陷阱之中，因此主张从主体性角度阐释以“中国社会工作”为整体叙事的话语体系重构框架。[3]王学梦和黄鹏进提出，需从价值理念的交汇融合、话语体系的通俗转换、适用原则的触类旁通、实务方法的互学互鉴、双主体服务的功能互补等视角，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建构切合当代中国语境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4]李文祥梳理了乡村建设派的本土化探索，提出专业与本土社会工作互补的“合作型本土化”思路，强调以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完善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以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设置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5]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离不开与西方社会工作的比较以及对其的反思，具体包括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和方法等方面。对于“助人自助”这一社会工作核心价值理念，童敏和杜经国认为，西方社会工作重视帮助他人以实现自助，而中国社会工作更强调先自助再接受帮助。在中国模式下，社会工作者首先要识别服务对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障碍，即其在自助过程中的困难，然后再提供帮助。[6]对于“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理论基本命题，童敏认为，西方社会工作对“情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把情境当作客观现实，另一种是站在局内人的角度，把情境视为经验现实。二者都采用将问题对象化的、抽离日常生活的知识观，认为人所产生的改变依赖于心理动力，而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则强调情境动力。[7]基于此，童敏和周晓彤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需从外嵌转向内生[8]，要放弃西方以二元对立视角审视“人在情境中”的立场，从个人自我入手，创建以场景自我为核心的本土理论框架。[9]与西方社会工作所倡导的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不同，中国社会工作需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关注“助人”的社会工作理论延伸到“自助”,增强人的场景理性自决能力，使中国社会工作真正拥有以“助人自助”为目的，并且能够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和文化精神传统的社会工作理论中。[10]
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考察，学者们对社会工作传统的个案、小组及社区三大工作方法进行反思，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服务方法或策略。李文祥提出“集体社会工作方法”，主张把相对贫困人群组织成集体，共同面对风险、分享利益，通过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支持，帮助他们改变思维和行为，避免返贫。[11]刘文文和朱健刚通过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生产，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乡土情境中，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三大工作方法，而是基于社区整体层面，关注结构性的缺失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12]茹婧基于对具体关爱援助服务项目的考察，认为目前社会工作“去个案化”取向凸显，并建立“地方性嵌入”的分析框架，把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其从宏观结构层面嵌入到地方社会支持网络之中，建构起系统的保障体系及运行机制，按照地方适应性逻辑进行专业方法的策略性选择。[13]彭小兵和蔡秋红认为，受传统文化和现实制度的影响，在中国的个案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容易形成非专业关系，并从以评促建的角度出发，探讨专业关系的再构及从非专业关系走向专业关系的实现机制。[14]
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现路径上，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要重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在实践中实现知识生产。王海洋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自觉应以中国本土经验为土壤，立足本土社会历史情境及实践者的主体性，遵循实践取向的知识发展路径，迈向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知识的生产。[15]张超认为，实践智慧是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张力的桥梁，是建构社会工作知识系统与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主体与情境在互动中共同促使社会工作实践智慧的生成、使用与不断更新。[16]储琰和高广智认为，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以来就形成了一条对照式的知识生产路径，将西方理论过多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社会工作经过30多年发展奠定的实践基础和人才基础，为形成原创式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路径和路径转轨提供了条件。[17]徐其龙等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实践为例，从文化自觉视角出发，提炼出民族社会工作在地化服务的实践智慧。[18]实践知识生产往往伴随在行动研究中，张洋勇在系统呈现中国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工作领域亟待完成更多关注服务实践的行动研究，行动研究者需要更深入地以实践者和行动者的身份参与行动过程，遵循行动和研究的螺旋递进逻辑，在行动过程中更多聚焦社会工作者和机构的发展议题，提升其参与行动研究的能力，并重视教育的双向功能。[19]
社会工作作为人际互动型职业，情感乃其内在构成，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关注绕不开对情感的想象与反思。高艺多认为，情感背后融合了情感与专业、情感与主体、情感与体制之间的争论与辩证关系，本土社会工作研究的情感转向需要重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治理情境，关注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特性。[20]袁小平和姜春燕认为，社会工作者容易陷入情感付出非标准化、情感关系延绵以及情感记忆犹存等困境，这种困境其实是本土特殊的社会情境造成的不合理的痛苦，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角色调适、打造情感情境以及重新思考情感劳动规则是脱离该困境的出路。[21]王亚荣和费梅苹则关注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提出在助人实践的关系互动中，社会工作者通过深层扮演、真实地展现自我以及唤醒高度的情感能量等应对策略，能够带来积极的劳动体验。[22]
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知识，立足中国的实践情景，重视实践自觉、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共识。
二、社会工作体制化建设：机构改革与制度赋能何雪松认为，体系化、体制化与数字化是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三个主题，其中，体制化意在倡导社会工作进入法律体系寻求结构机会，促进社会工作服务进入公共预算体系，推进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人才管理体制。[23]徐选国和秦莲认为，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其中，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其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24]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体制化建设的驱动。2023年，中国社会工作体制化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特别是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及社会工作界的广泛讨论。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被划入中央社会工作部。[25]由机构改革所引发的关于社会工作的发展及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专业化与行政化的矛盾等议题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首先是对于“社会工作”内涵的辨析。陈振明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社会工作”已经超越了作为社会学专业学术用语的“社会工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范畴，更接近于“社会治理”的概念。[26]黄晨熹认为，对于“社会工作”的内涵有三种解读：一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工作；二是专业社会工作；三是行政社会工作。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中的“社会工作”主要是指广义的行政社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开展的工作。[27]
其次是对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意义的讨论。总体来说，新一轮机构改革坚持民生导向[28]，坚持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坚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9]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一方面解决了以往社会工作职责分散在民政部、国资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文明办等不同党政部门，缺乏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相关力量和资源分散，跨部门协同困难等问题，[30]能更好地打通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解决以往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的一系列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31]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32]另一方面，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也标志着社会工作成为党的一项稳定而且相对独立的职能，是健全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的重大举措。[33]当然，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也要求进一步强化社会工作的党建引领，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资源的协同整合，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的风险预防功能。[27]
社会工作的体制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何威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嵌入”、“脱嵌”和“互嵌”为核心向度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规范路径图景，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需要回归社会性、合理性、专业性与主体性。[34]龚小碟和崔月琴对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化过程进行了历时性分析，认为社会工作的制度化遵循了合法化、项目化和科层化的演进逻辑，科层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化的必然阶段。[35]徐道稳基于体制和体制化的理论视角，分析社会工作从去体制化向新体制化的嬗变过程，并提出社会工作新体制化需要处理好强化监管和社会工作机构自主性的矛盾、专业性和行政化的矛盾、长期服务战略要求和机构短期行为的矛盾。[36]
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政府购买服务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工作行政化、行政与专业的关系等是绕不开的话题。向羽和张和清以广东省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为例，从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历史脉络反思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准市场化异化问题，通过系统阐述“国家办社会”与“市场办社会”两种发展模式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可能的发展道路。[37]雷杰等以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契约控制与务实的专业精神为核心，认为政府以政治和提供服务的双重角色实现其对社会工作组织的控制，在两者契约关系的互动中产生了一种务实的职业主义。[38]周金玲系统梳理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主体系统，提出主体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间存在的行动逻辑张力与利益诉求差异，导致政府系统内部“政—政”关系的非同一性和社会力量系统内部“社—社”关系的非协同性，倡导回归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为本”的价值承诺，突出服务对象系统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实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价值。[39]项继权和侯亚丽认为，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组织频遭多权力主体的行政摊派，日益行政化，政府科层治理模式中的等级控制思想、层级控制权分配、等级权力支配结构在根源上造成委托方、中间管理方和项目落地基层组织对社会工作组织的行政摊派。[40]张雪和纪晓岚则关注民办机构的能动性，民办社会工作组织通过主动介入，重塑环境以适应其成长，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结构性引导的特征。[41]刘雨航认为，社会服务项目实践情境中的非预期因素、多元主体的利益偏好与行为分化以及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内在张力等多重不确定性，是导致社会工作项目制效果偏差发生的重要原因。[42]王明则在对湖南省“禾计划”与广东省“双百计划”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一方面通过行政吸纳专业，实现了社会服务的有效生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服务嵌入社区，实现了居民需求偏好的满足，进而提出了达致高品质社会服务的路径。[43]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工作的范畴，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了新的制度环境。社会工作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要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积极融入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专业支撑，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加强政策倡导、实现价值引领的专业效能。
三、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国社会工作体制化建设延伸到基层的具体体现是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2020年以来，民政部门主导推动以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为中心的城乡社区普及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重心正式转变为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进入新的重要历史阶段，[44]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和服务人民群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23年，各地都积极加强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贵州省、湖南省和广州市都先后出台了新的政策文件，推动其规范化、体系化发展。同时，学者们围绕社工站的运作模式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工作》和《中国社会工作》等期刊也开设相关专题进行讨论。
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运作模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尹忠海和陈颖洁依据运行主体、资金来源、用人方式将各地社工站的发展模式归纳为四种：一是政府统筹+专业支持的广东省“双百工程”模式；二是购买服务+本地人才的湖南省“禾计划”模式；三是乡镇领导兼任站长+专业社会工作者任副站长的行政模式；四是购买服务+本土机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支持(吸纳高校毕业生)的混合模式。[45]徐盈艳对比广州市社工站、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双百工程”和湖南省的“禾计划”发现，广州市社工站是治理为本、组织为用的模式，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双百工程”是行政嵌入、人才建设的模式，湖南省的“禾计划”是规范管理、经办服务的模式，三者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强调打通民政服务的“最后一米”。[46]在回顾广州市社工站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徐盈艳归纳出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模式，即通过多部门合作、街道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来推动社会服务供给。[47]韩江风等通过梳理各地社工站实践经验和社工站建设项目发现，社工站建设大多偏向于采用“市—县(区)—乡(镇)—村(居)”的科层制纵向层级管理体系，以及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或岗位的运行方式，这种层级化的管理体系与项目化的运行方式正在融合为一种“科层为体、项目为用”的社工站运行模式。[48]王学梦认为，复合型街道社工站正在成为基层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总体上呈现出居间治理的组织结构和行动框架。在这一结构中，站长仅具有行政委托人意义，副站长扮演亦官亦民的“居间人”角色，而社会服务机构则是直接服务代理人，三种角色沿着“行政—半行政半专业—专业”方向延展，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成员资格的身份双重性和行动模型的“一轴多元”性特征。[49]徐东涛和汪真诚认为，外包式社工站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运营模式，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回应地方治理需求。[50]路连芳基于对山东省的考察，总结出行政化、社会化、政社化三种运作模式，认为行政化运行模式有保障，但难度高，社会化运行模式效能高，但对资金、制度要求也高，政社化运行模式融合度高，但对思维理念要求也高。[51]
乡镇(街道)社工站经过多年发展，在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卓彩琴通过行动研究提出，村级社工站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枢纽和增能两大功能，撬动社会各类资源，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推动村民参与社区治理，“五社联动”机制初步形成，社区共治改善了村庄困弱群体的生活质量，传承了乡村文化，发展了社区经济，村民的社区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均得到提升。[52]秦海波和李玉昆基于2010—2019年28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以广东省“双百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乡镇(街道)社工站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其实证结果显示，乡镇(街道)社工站对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社工站建设能够有效助力乡村振兴。[53]郑广怀对广东省和湖南省的8个乡镇社工站进行实地调研，发现乡镇社工站在乡村公共价值的合作生产中，通过打造识别—诱导、磋商—引导、赋能—合力与公益—兜底机制，实现了多元主体在价值表达、聚合、转化和评估等环节的全程参与，推动了乡村公共价值生产。[54]王杰和张少卿以福建省某村为例，发现乡镇社工站通过治理主体的激活、多元主体治理行动的激发和关系网络的连接建构了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55]王学梦认为，复合型街道社工站发挥了“资源”聚宝盆、供需“中转站”、组织“孵化器”和准入“防火墙”的“居间”功能，自外而内推动了党群工作与社会工作的通约，促成了行政与社会的治权平衡，从而提升了社会治理绩效。[49]
当然，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困境。姚进忠和林悦盈基于对福建省3个市的基层社工站的调研，发现乡镇社工站服务过程还存在目标整合错位、服务能力受限以及服务持续困难等问题。[56]祝西冰和陈友华认为，社工站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量持久的专业人才及独立自主的合法身份，其根源在于社工站是在有限专业服务需求和有限专业服务能力双重制约下被动进行的政治行为。这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标准化平衡与特色化发展的策略抉择、民生普适性和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服务兼容、政府高投入与社会低产出的成效评估等难题。[57]张瑞凯和刘艳霞基于广州市的经验提出，在社工站标准化实践中存在标准化与专业自由裁量权的实践困境，站点工作者关于标准化的认识及实务能力的差异影响了标准化建设的成效，站点工作者在整个标准化实践中的主动性不强、参与度不足，因此在标准化实践中较为被动。[58]
基于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发展现状，学者们提出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向德平提出，在乡村振兴阶段，社会工作的任务主要包括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内生动力、完善社会服务、推进乡村善治等方面。[59]徐选国认为，当下应该着力探索和强化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制。[60]焦若水认为，要警惕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成为限制社工站发展的教条，应将微观服务和宏观服务结合起来，[61]不能忽视社工站发展中的建设质量不均衡、配套支持政策不完善、开展服务的传统边界还不够清晰、社会工作者职业待遇和工作环境还有待改善等问题。[62]林诚彦提出，乡镇社工站建设必须回应拓宽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空间的迫切需求，加快推进本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进程和为乡镇社会工作者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要双线并进，使其能成长、能留下，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63]陈涛认为，各级党政部门应当更自觉地担负起制度供给的责任，通过各项正式制度建设，促进社工站制度化。[64]杨威威和郭圣莉提出，社工站复合型职能设定及实现，需要采取嵌合型实践的方式，需要嵌合在基层社会空间、基层经济社会条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借助其他主体及资源的协同效应，扎根实践土壤发展出基层治理的行动者网络，从而保证治理服务的持续性及可及性。[65]郑蓉和高艺多提出“参与式增能”的实践框架，旨在打造参与式的组织和社区，通过个体、人际、组织和社区参与等维度的增能，最终实现总体性的参与式增能，进而达成乡镇社会工作站融服务与治理于一体的效果，参与构建农村地区的制度与生活共同体。[66]姚进忠和林悦盈提出服务型治理模式，即寓治理于服务，强调以动态、整体的视角，在用专业服务解决源头问题的同时激活村庄的公共性和社会性。[56]
乡镇(街道)社工站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多种运作模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农村基本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是一线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机构需要克服的，更是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学术界要与一线社会工作者紧密合作，特别是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乡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推动社会工作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素。
四、城乡基层治理：多元参与和“五社联动”自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模式[67]以来，“五社”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及“五社联动”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23年，不仅民政部将“推进‘五社联动’，关爱‘一小一老’”确定为社会工作宣传主题[68]，各地方也相继展开“五社联动”的新探索。这些新尝试、新现象引发了社会工作学术界的讨论热潮。许宝君和陈伟东认为，“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其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则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69]胡小军提出，“五社联动”应以社区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核心，带动社区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讨论，构建共识，进而发挥各方优势，实现有效合作。[70]学者们进一步对各主体参与“五社联动”的方式及角色定位进行了研究。
一是社区。王思斌认为，“五社联动”中的社区是首要元素，它既是各方联动得以展开的空间，也是“五社联动”期望达到的效果。[71]王杰等基于福州某社区的案例，提炼出以党建为核心构建社区治理的同心圆格局，以组织、人才、项目和价值为具体抓手，通过组织动员、联建共建、搭建平台，营造信息和资源流通的社区治理生态圈。[72]
二是社会组织。吴岚波和原珂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73]刘帅顺认为，社会组织通过培育能动性、激发主动性和建构主体性三个阶段,实现从生产专业服务到培育居民自治的社区关系延展。[74]同雪莉和彭华民认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我治理职能是社区自身抗逆力的重要指标，是社区能力的重要体现。[75]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方面，李杏果认为，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双向嵌入机制，促进国家治理和居民自治互动衔接。[76]顾江霞等总结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三种类型：自然自发组织状态下的居民参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协商网络平台发展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77]
三是社会工作者。牛犁耘和秦永超指出，专业社会工作者在“五社联动”的具体实践中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行动策略，即服务治理型和支持建构型。[78]在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方面，付钊总结出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79]廖杨和李美华通过具体实践案例，提炼出社会工作者推动社区互助关系网络重建的路径，即利用社区资产与优势增进互动，创造结构性条件，并通过能力建设激发社区群众内生动力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此推动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80]李侨明和张和清基于广东省的行动研究，提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空间再生产行动策略。[81]童敏和周燚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性服务策略进行反思，认为过度注重社会性的服务策略不仅使中国社会工作更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出现过度行政化的现象，而且社会性的内涵本身就模糊不清，应该要清晰区分社会性和公共性，明确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清晰定位。[82]李文静认为，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有限。[83]胡鹏辉等则从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专业社会工作者应基于利益性、优势性和协同性促进村庄中各主体间的联动，以促进乡村关系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的联结，重建“熟悉感”，重构村庄关系。[84]
四是社区志愿者。张网成认为在“五社联动”模式下，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需要以社区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伙伴，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依托，以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充分融入“五社”，合力创新发展。[85]衡霞总结出志愿服务有效供给的吸纳、嵌入与合作机制，提出通过志愿服务的集体行动可以实现价值耦合与理性供给，从而达成志愿服务吸纳增效之目的，提升供给有效性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86]黄晓星和吴小芹认为，受政府行政逻辑、社区治理逻辑以及专业逻辑三种制度逻辑的塑造，社会服务机构开展的志愿服务分别呈现出实用主义、发展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实践特征。在这三种制度逻辑中占主导作用的是政府行政逻辑，专业逻辑和社区治理逻辑在文化象征上能达成共通，并在日常实践中互相融合。[87]
五是社会慈善资源。汪来杰和任晓见认为，党建引领、政策支持和制度建设催生了国内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社区基金会通过治理结构优化、信息技术赋能、横向合作交流为社区治理增能。[88]原珂总结出中国社区基金会的五种类型：政府发起型、企业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及混合发起型。其中，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采取的是“双弱”行动策略。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采取的是“高工具性、弱情感性”行动策略。社会组织发起型社区基金会采取的是“双强”行动策略。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采取的是“高情感性、弱工具性”行动策略。[89]徐选国和王曼曼则认为，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采取了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双重逻辑。[9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动基层治理离不开多主体的参与，也离不开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五社联动”模式与“三社联动”相比，更加重视居民的参与及社会资源的投入，为基层治理拓宽了人力及资金支持渠道，应充分发挥“五社”各自的优势，合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五、老年与儿童社会工作：关爱“一老一小”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对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作了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91]这一年，政府进一步针对老年群体的“急愁难盼”问题，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办法，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服务标准、适老化改造等方面发展迅速。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也积极响应相关政策，聚焦于城市、农村社区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做出了有益探索。
在政策倡导方面，谢立黎等通过对中国老龄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变化特征的梳理，呼吁进一步加快老龄政策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度交融。[92]潘星认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落实应从培养老年社会工作人才、推动社会工作标准化建设、开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整合多元专业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等方面着手。[93]倪赤丹认为，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工作应发挥专业优势，扮演好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倡导者、孤寡老人的直接服务者、基本养老服务的递送者三个角色。[94]在政策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漏洞与困境。张旋迪认为，需要通过优化社会工作从业人才结构、构筑保障机制等方式弥补农村养老独特功能隐匿、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95]王永梅等从“养老床位发展现状”切入，发现城市居民对家庭养老床位的潜在需求较大，未来应着力解决医护资源的整合，推进家庭养老床位的标准化。[96]
学者们对不同的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在居家养老方面，陈玲和王三秀基于武汉市、合肥市社会工作机构的多案例研究，发现提升城市居家养老质量的核心在于重构居家养老多维空间，需要强化价值认知、重塑主题关系、重建制度规范、形塑组织优势来实现社会工作机构集合资源力在生活人际关系空间、心理空间的嵌入。[97]在互助养老方面，易治齐等从性别差异出发，发现不同性别的老人在互助养老意愿、服务形式偏好上有明显差异，呼吁根据两性老人对互助养老形式的偏好发展互助养老。[98]刘妮娜和房罗鑫发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协会的运作中，互助逻辑都是促进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是建立党领导下的均衡社会养老体系和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99]在社区养老方面，郑悦和魏淑娟通过上海市的个案研究，运用彩虹模式的分析框架，呈现出了纵横交织的社区嵌入式长期照护服务的整合路径。[100]王莉琼和茹婧列举了在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中因社会工作目标、忠诚、利益、角色、需求等冲突而形成的伦理困境。[101]李颖奕从乡村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角度出发，提出搭建为老服务平台、回应需求并与老人建立联系、赋能村居提升为老服务成效、促进老人社会参与、拓展助老服务网络等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路径。[102]梁灼彪提出了社区为本的整合养老服务，通过对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个案研究，建议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专业能力，运用“向上管理”的技巧，充分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管理，推动整合社区养老服务发展。[103]此外，孙弋帏提出“就地养老”的概念，即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的基本照顾、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的专业服务、社会的志愿服务为四大支柱，满足留在熟悉环境中的老人各种需求的养老模式。[104]
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从老人转向照护者，关注照护负担、照护差异以及在照护中赋权。刘海桃和顾东辉发现，认知症患者的子代与亲代的照护差异主要表现在情感与认知、药物与非药物治疗、社会服务的选择等方面，照护者自我力量、老年照护服务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导致了子代与亲代的照护差异。[105]在认知症长者照护过程中，存在信念与信心、个人与支持资源、适应机制等三个层面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了不确定性“三角”管理的运行机制，掌握照护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能够帮助家庭照护者进行科学决策。[106]张翼和陈安娜将视线投向养老院护工的照护，发现护工照护工作的“去权化”主要来自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个方面，提出应该从护工的职业待遇、专业培训和行业管理制度构建专业化和人性化的照护体系，并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护工赋权中的作用。[107]
除此之外，老年参与、老年就业、数字化、“银发网红”等新兴现象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朱荟和肖春卉聚焦于老年社会参与，提出中国老年社会参与应立足国家战略，致力于形塑代际共同体，以消解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复杂张力，并为之注入全人群与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动力。[108]唐丹和张琨认为，当老年人身体健康程度下降时，应该特别确保其家庭网络完善，进而更有效地维护老年人心理健康。[109]宋月萍等认为，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策略，并就助推型老年就业政策的日本经验做了概念、框架和实践逻辑的梳理。[110]尚子娟和王书琪关注新时代数字化的发展，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数字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以此呼吁统筹构建对老年人健康友好的数字社会。[111]杜鹏和马琦峰将目光转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银发网红”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缘起、机遇与挑战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应深刻把握积极老龄观的内涵，以客观的、全局的、发展的态度来看待“银发网红”。[112]
2023年，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共青团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依托现有工作品牌和项目，集中力量开展生命健康守护、心理健康守护、网络素养提升、法治意识提升、困境群体关爱等五个重点行动。[113]这一年，儿童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紧紧扣住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向，将视野聚焦于社区、家庭两类场域，开展深入的学术探索。在儿童保护的政策、理论和伦理方面，张会平等通过荟萃分析，发现中国3—6岁儿童的忽视率较高，并呼吁出台相应的改进、预防政策。[114]黄冠和乔东平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领域的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学术与政策两个话语体系内部和彼此之间在权力关系下积极进行知识生产，产生了一些“实用主义”和“隐性家庭主义”的取向。[115]冯承才认为，乡村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都有待加强，应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推进乡村未成年人保护工作。[116]陈倩雯以义务论视角下的绝对主义和目的论视角下的相对主义作为社会工作介入儿童保护伦理研究的两种进路，认为社会工作者应寻求不同理论取向的调和，将价值理念与实务更好融合，以应对儿童保护中的伦理挑战。[117]
困境儿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政策分析层面，吴莹通过对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分析，发现中国福利政策呈现出忽略家庭的“去家庭化”制度性语境与依赖家庭的“再家庭化”功能性需求，提出多元主体参与、制度设定和建立专业服务体系是保障困境儿童“再家庭化”取向的具体途径。[118]刘玉兰和彭华民认为，要将韧性治理嵌入困境儿童福利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动态调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资源内在挖掘与整合、信息互联互通的治理机制，减少困境儿童的多维脆弱性。[119]在实践研究层面，张会平等针对父母有身体残疾的儿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父母肢体健全的儿童相比，这些儿童有较多的情绪症状与较少的亲社会行为。[120]许彩丽和张翠娥基于家庭视角对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展开反思，认为要重新认识分离，倡导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和干预单位，探索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路径。[121]谢倩雯等认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缺乏沟通以及校园欺凌是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因素，要考虑从综合角度保护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122]在针对困境儿童的服务方面，王晟昱等提炼出儿童慈善医疗救助的“多主体—全过程”机制，包括以慈善组织为枢纽的多元主体救助合作机制和以患儿需求为中心的全过程差异化救助机制。[123]朱媛媛等关注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服务策略，强调推动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和门槛，整合跨界创新力量，动员多元主体在困境儿童服务中积极投入服务和资源，强化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124]黄丹等通过对广州市流动儿童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越高、社区社会资本越高、社会包容度越高的流动儿童，其社会参与度往往越高，社区社会资本对流动儿童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5]在具体服务策略层面，黄熹微等借鉴移民社会工作方法，构建改善农民工子女福祉的综合个案管理模式，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其家庭带来福祉。[126]王淼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小组服务能有效促进没有得到足够照顾的困境儿童提升自我认知、自我效能感和信心。[127]阳忠艳等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搬迁社区开展安全教育主题的小组工作，发现小组工作对解决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存在的安全问题具有显著效果。[128]
儿童虐待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张会平等针对儿童虐待展开多方位的研究，通过荟萃分析发现儿童虐待与自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129]陈祺祺和祝玉红发现，童年创伤经历和情绪失调与网络欺凌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其中性虐待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关系在童年创伤形式中相关系数最高。[130]祝玉红等还关注到儿童虐待的性别差异，发现无论是否是独生子女，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重复性的虐待，应结合性别视角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131]
儿童社会工作中的司法要素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史立梅和李金珂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路径展开思考，认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应当从嵌入式走向合作式发展。[132]黎莹和覃如峥从增权视角出发，以广西河池某司法所的介入研究为例，发现从个人、人际和环境三个层面为未成年犯人增权，有助于将“他助”转化为“自助”。[133]雷杰等将“最佳实践”的方法论应用于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领域，根据标杆环模型的步骤，详细报告了社会工作者在发现与强制报告、监护评估、监护安置、监护监督与保障等环节的17项最佳实践。[134]
儿童友好模式如何在社会、社区和家庭落地的议题同样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王瑞鸿强调，儿童社会工作要实现从问题为本到权利为本的转向，呼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个体、群体以及组织的共同参与。[135]唐晓容提出了乡村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多元福利供给新模式，即以协作小组为规则的制定者、企业基金会为资金的提供者、社会组织与村民为服务的供给者、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供给的协调者、慈善组织为供给的监督者，共同组成农村儿童的多元福利供给体系。[136]袁校卫和江孟欢以场域理论视角探讨儿童友好社区营造的实践模式及其路径，认为在儿童友好社区营造实践中遵循的是以社区场域为本的整合实践逻辑。[137]何彩平等则聚焦于儿童友好家庭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Delphi法构建儿童友好家庭指标体系，其包含家庭环境创设、儿童—环境互动以及儿童状态等三方面内容，旨在使其成为家庭教育中自我指导的指南，以及推动家庭友好社会支持政策制定和预防性干预项目实施的参考。[138]
此外，儿童主任制度设计及履职情况有了新的研究进展。李杨和刘志军发现，多数儿童主任的行动策略符合街头官僚“激励不足、变通执行、规则依赖和一线弃权”的行动逻辑，出现职责不清、缺乏认同、共谋应付、有名无实、有而不专等问题，应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儿童主任的权责规定，从制度实践上优化控制体系，以实现权力与责任、规则执行与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139]王雪梅认为，儿童主任在履职中存在投入工作时间不足且流动性大、工作内容不全面、重心不准、履职困难多及压力大等问题，应实事求是地创设儿童主任岗位、培育和储备专业人才、不断加强儿童工作的顶层设计以推动儿童主任制度的健全。[140]杨梨等依据米特-霍恩公共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开展实证调研，发现儿童主任政策执行的效果是政策、环境和组织要素之间的耦合结果，且儿童主任对政策的理解与处置会影响执行效果，需进一步明确政策目标、加大外部资源的支持，同时要促进儿童主任的组织治理、加强对其的培训与支持。[141]
六、医务社会工作：交叉融合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医务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服务制度”[142]，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这一年，医务社会工作研究强调交叉融合，在关注的领域及研究的视角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医务社会工作的研究兼顾了慢性病、晚期癌症、精神障碍、临终关怀等群体。董又鸣等发现，医护人员对慢性病患者的医务社会工作认识不足，但都表现出对开展该项工作的肯定，建议改善慢性病患者医务社会工作的基础条件，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医护人员的认知水平，共同推进慢性病患者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143]王杰以晚期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叙事重构的方法拓宽了传统叙事治疗的范畴，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临终关怀、生前预嘱、叙事治疗等多重举措，帮助晚期癌症患者重构积极叙事，促进患者善终。[144]梁露尹和张艺楠认为，社会工作者在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康复服务时，可重点从自我污名、家庭功能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三个方面介入，从而消解自我污名及其负面影响，提升精神障碍患者希望水平。[145]李川等则发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个案管理存在操作规范缺失、专业能力不足以及外部支持欠缺等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个案管理规范、提升个案管理专业能力、强化个案管理外部支持来推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工作发展，帮助其更好地康复。[146]黄晨熹对中国临终关怀照护的现状、困境进行了梳理，提出应当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临终关怀服务模式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和加强政策引导，加强政策宣传，普及优逝观念，发挥社会工作专长，加强临终关怀专业人员培养。[147]祁颖菲和洪佩关注儿童群体的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提出儿童临终关怀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突破之道在于从价值共存、主体意识、政策引领三个方面出发，树立本土伦理实践守则，提升全民理性生命意识，完善服务支持与政策体系，促进中国儿童临终关怀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148]
在研究视角方面，卢玮和林宝贤对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网络架构进行了提炼，认为其具有“核心—边缘”科层化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志愿服务“弱关系”为载体的网络动员机制以及小团体与跨团体合作并存的价值协同机制。[149]张建俊等发现灵性视角的运用体现在非线性的介入策略、丰富的实务技术以及重视服务对象的生命意义等方面，与医务社会工作有较强的契合性。[150]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留职意愿也是研究关注的热点。黄丹等运用因子分析法建构并验证了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胜任力量表。该量表包含实践操作、价值伦理、跨专业合作和倡导三大维度共计21个条目，能为该群体的培养、选拔、培训和考核提供参考。[151]黄丹等还聚焦于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留职意愿，建议通过明晰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分工和职责范围、提高工作自主性、增强社会支持和减低职业倦怠感等途径，提高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留职意愿。[152]
七、社会工作的数据与证据：定量研究和干预研究的新进展社会工作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有数据支撑和以证据为本，因此，高质量的数据库建设和干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学者们比较关注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离职这个话题。姜山等在对5930份社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加班会引发社工更高的离职意向，其中职业倦怠是社工加班与离职意向的中介变量，加班对于离职意向的影响会受到个人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的影响，一致性越高，这种影响就越小。[153]李红飞等对5611份社工数据的分析显示，角色冲突程度越高的社工离职意向越强，其中情绪疲惫是角色冲突和离职意向的中介变量，角色冲突会导致社工的情绪疲惫，尤其是对工作自主性水平较低的社工影响更大。[154]蒋亚丽和苏晓丫通过对6776份社工数据的分析发现，资源匮乏、制度缺乏、不相关工作太多给社工造成的角色压力，既能直接影响社工离职倾向的产生，也会通过给社工带来崩溃、挫败的情绪耗竭，间接导致其离职意向的增加。[155]李红飞等对4704份社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场所支持与社工离职意向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职业倦怠是工作场所支持与社工离职意向的中介变量，而收入水平则会调节工作场所对于职业倦怠带来的影响。[156]秦海波和李玉昆基于对300份深圳社工数据的分析发现，社工的高离职倾向具有典型的“多重并发”“等价性”“因果非对称性”的特点，任何单一的前因条件均不是高离职倾向的必要条件，高离职倾向是多个工作条件组合影响的结果。在负性偏向心理机制的影响下，高工作要求所带来的损耗效应要强于同等工作资源的缓冲效应，产生高离职倾向要比不产生高离职倾向容易得多，而工作要求过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能够被任何工作资源所缓冲。[157]刘莉和何雪松通过对4726份社工数据的分析发现，外在回报与内在回报均对社工的留职意愿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其中“90后”社工、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社工和持证社工的留职意愿受外在回报的影响更大。外在回报可通过内在回报影响社工的留职意愿，而内在回报与留职意愿的关系受组织氛围的影响，因此，在提高社工薪酬水平的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培养社工的职业认同。[158]曾守锤基于对1528份子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社工是否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家人对社工从事该职业的态度以及职业认同对社工的行业内、外离职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行业内、外离职意愿社工具有异质性，行业外离职意愿社工在人力资源状况上并不显著优于行业内离职意愿社工，但行业外离职意愿社工对当前职业和工作的态度或感受更消极，且家人对其从事社工职业的态度更消极，职业对家庭的影响也更消极。[159]唐咏和倪小琪在对220份医务社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职业紧张中的付出与回报失衡、超负荷工作均对医务社工的离职倾向具有显著影响，且前者的作用更显著，组织支持在职业紧张与离职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应通过明确考核指标和提升组织支持来解决社工的离职倾向问题。[160]张慧敏等对999份老年社工的数据分析发现，社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水平会影响其离职意愿，通过增强其对组织的归属感能够降低其职业倦怠感，机构间和机构内的沟通能增强其对组织的支持和情感承诺，使其减少流动。[161]
与社工离职相关的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表现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职业倦怠方面，杨明伟等抽取226份H机构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个人层面的身心失调和角色冲突、组织层面的治理乱象与伦理困境和社会层面的制度不完善是造成社工职业倦怠的原因。[162]罗婷等在对东北地区251份社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东北地区的机构社工在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这3个维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其中，情感耗竭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心理健康、职业认同因素、朋辈群体对其职业的看法以及社会工作机构的工作量与薪酬待遇，去个性化维度主要影响因素是心理健康因素与机构领导的支持，低成就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163]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唐咏和倪小琪通过对572份民政社工的数据分析发现，职业认同、社会支持、角色清晰对其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中角色清晰在职业认同、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明晰工作角色定位、增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增强社会支持来提高民政社工的工作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民政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服务供给质量。[164]Tang Ning等对比分析了292份内地和108份中国澳门社工的数据，发现内地社工的工作压力明显高于中国澳门社工。[165]姜山等通过抽取2943份儿童社工的数据分析发现，儿童社工的工作表现与角色压力呈负相关关系，而共同决策和共同吃苦等行为可以调节角色压力与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166]姜山等还通过对5965份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人与工作的契合度跟社工的抑郁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情绪疲惫是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而工作支持则会缓解由个人与工作不契合所带来的抑郁影响。[167]
在机构分析层面，贾昕珊等在对510份社会工作机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党建机制完善度对社会工作机构的制度建设能力和行业影响力呈正向显著影响，党建引领能提升社会组织的胜任力。[168]居正和于铁山通过对979份社会工作机构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社会工作机构越来越重视党建工作，但仍存在覆盖率不高、专职人员缺乏、组织生活频次偏低等现象。相对而言，从事社区服务、救助性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更可能成立党建部门，政府提供扶持(支持、配套)资金、政策便利会增加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党建部门的可能性，评估会增加社会工作机构选择专职党建人员的可能性。[169]李正华和谢利发基于对979份社会工作机构数据的分析发现，机构人力资源状况、志愿者规模、激励机制和党建部门都会显著影响社会组织构建志愿者管理机制的意愿。[170]张天真和费梅苹在对731份社会工作机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公益财产对信息公开促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多层问责机制，公益财产能够通过理事会治理、内部制度建设的链式中介作用提升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水平。[171]郭施宏基于对979份社会工作机构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支持程度越高,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倡导的可能性越大；政治关联较强的社会组织，政策倡导越积极；社会组织的收入对政策倡导也有积极的影响。[172]
2023年，学者们通过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对各种干预策略有效性的理解。一方面，学者们深入探讨了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实施的干预实践及其成效，揭示了社会工作在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中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通过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学者们评估了现有干预措施的效果，为理解社会工作干预在更广阔背景下的应用与挑战提供了参考。
在实证干预研究方面，学者们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干预实践。吴帆和晏浩以一项流动儿童生命意义感提升项目的分析为例，通过逻辑依次递进的“平衡设计—ABA—回归点置换”三阶段研究设计，以及自助法扩充数据信息、经典测试理论提升测试精确度、访谈获取潜在信息三个分析策略，证明当增加样本量不可行或不可能时，可通过研究策略的调整来最大化小样本干预的统计功效。[173]他们还基于一个针对儿童积极行为发展的干预项目实施全过程分析，发现在随机对照试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在干预方案设计、干预实施和干预效果评价等不同环节选择非随机干预次优策略，这些策略也展现出比较明显的干预效果。[174]段文杰等通过“幽默ABC”项目的干预研究，发现其对留守儿童的积极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75]吴佳慧和苗春凤在希望认知理论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指导下，运用希望疗法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小组干预，发现小组工作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希望感的成效显著。[176]张会平等通过跟踪评估发现，参加“幼儿家庭教育与终身健康”项目干预后，虐待儿童的情况有所减少，尤其是在情感虐待和体罚方面，且这种效果在3个月的随访中得以保持。[177]李继娜等开发了一套针对中国儿童心理创伤的认知行为小组干预方案(PCPI)，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该方案有助于提升儿童心理创伤干预服务的可及性，为缓解创伤给儿童带来的心理困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手段，为探索中国儿童心理健康干预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种新思路。[178]关于青少年的金融素养培养，柴雪等以金融韧性为设计理念，选择金融风险感知、学习参与度、自我效能感等作为中介变量，设计青少年金融素养培育干预项目，同时通过对干预手册的制定、修订以及干预研究过程设计的介绍，更清晰地展现了社会工作干预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179]针对认知障碍照顾者，陈虹霖等采用准实验设计对轻度认知障碍照顾者(MCI)进行整合干预发现，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有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则无显著变化，对MCI照顾者进行为期8周的整合干预可以增加其社会支持。[180]
在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方面，吴帆等从社会性别角度理解家庭暴力干预，构建“行为—关系—社会情境”BRS归因模式及干预框架，并通过系统分析发现，社会工作者对社会情境容忍度的认识不足，缺少针对施暴者与家庭性别结构层面的行动，根源在于其缺乏对社会性别的深刻认识，而BRS模型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181]谢倩雯等使用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方法，系统梳理和回顾了中国在2020年底之前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实施的干预措施，发现营养干预能改善儿童身体健康，信息干预能提升儿童营养知识，综合干预有助于儿童身体健康但不影响其心理健康，影响干预效果的因素包括儿童年龄、干预类型和周期，并建议干预应关注儿童早期发展，考虑生态系统，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利用研究证据优化策略，以此提升干预效果。[182]张君安等基于儿童和青少年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的系统评价，发现这些项目能提高其金融知识和行为，但对其实际行为的影响有限，有效的金融教育策略包括体验式学习、课程标准化、教师培训和家校合作，这些策略都能更好地提升儿童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183]此外，张会平等还通过荟萃分析评估了创伤认知行为疗法对受虐待儿童的疗效，发现其在创伤后成长和情绪管理方面有较好的效果。[184]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社会工作领域的定量研究和干预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还需要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大实践议题上开展高水平的量化研究。高质量的社会工作发展需要有清晰、明确且专业的数据和证据的支撑，这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八、社会工作教育：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2023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学位博士是社会工作教育的重大突破，这标志着社会工作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融通创新，着力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185]马凤芝认为，在政策指导和现实驱动下，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培养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人才支撑，社会工作教育和学科就必须进入高质量内涵发展的新阶段。[186]
学者们在分析当前社会工作教育存在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张和清和徐菲认为，社会工作教育存在专业化程度低、教学活动与实践相脱离、未能很好地与行业发展趋势有效对接等局限性，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必须回归社区民众的生活世界、处理好先验理论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关系。[187]黄晨熹和韩见博认为，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为党育人目标，整合民间社会工作及社会治理的实践知识，平衡跨学科性和学科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的产学研一体化，应对现代智能科技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构建相互衔接但又错落有致的专业教育体系，以及推动建设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点等。[188]马凤芝认为，要以学科标准化建设推进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标准建设引领治理现代化，以标准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的手段和方法，推进社会治理标准化。[186]沈黎和Campanini提出全球在地化的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视角，即通过开展社会工作教育评估把握在地教育需求、推广社会工作同行咨询、掌握在地教育实情、制定社会工作教育标准、发展在地教育期待等多方面的努力，实现思考全球化、行动在地化。[189]
实践是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面向。朱凯和古学斌借助教育行动研究，提出建立“实践共同体”，通过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并认为情感认同是其中的关键因素。[190]刘婷婷等探讨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和职业意向是否匹配这一主题，其研究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发展的不平衡。[191]洪佩和时浩宇认为，应当重视课程中的实务训练，引导学生进行专业反思，关注并支持学生的专业实践过程。[192]卢玮等对社会工作实习生反思日记进行主题分析，关注学生的情境性反思、反身性反思及情感性反思能力，并进一步提出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应对学生的批判性反思做出更多启发。[193]张天真和费梅苹通过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课程的个案研究，凸显了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其研究发现批判性反思是融汇于课程设计、激发理性对话、促进新经验的内化和知识结构完善的核心要素。[194]
在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方面，汪鸿波对中国高校的社会工作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新文科建设背景驱动下的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体系建设，要凸显跨学科追求、新科学技术融入和理论与实践能力的贯通，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互嵌互融，把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置于实践教育中，促进二者的实质性交融。[195]朱志伟认为，理论滞后于实践是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可以尝试从教师沉浸式“教”与学生沉浸式“学”中探索，将理论知识嵌入实践中，同实践者进行反思性对话与融入性探索，与时俱进地创新、完善理论，促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196]
在具体教育方法的运用层面，高艺多认为，作为社会工作教育与学习过程的反思性载体，情感承载着行动者的专业能力，对情感的聚焦能够帮助教师和学生采取更具批判性、反思性的视角审视日常专业实践与文本知识，并探究两者之间的“鸿沟”何以生成。[20]郭锦蒙通过对“自我同情”与“自我关怀”两个概念的辨析，提出社会工作教育应纳入情感维度并建构具有关怀取向的教育体系，通过增设促进正念和自我关怀课程的显性途径与发展包含关怀取向教育环境的隐性途径来促进社会工作教育的高质量发展。[197]
九、总结与展望总体而言，2023年社会工作研究在理论本土化、学科建设及定量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学者们也借助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及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社会工作体制化建设研究，在推进“五社联动”、关爱“一老一小”方面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受制于作者的阅读面及文章篇幅，对于已有研究的梳理不一定全面，也请各位同仁见谅。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实现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本文仅提出三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推动社会工作的三大体系建设，强化实践知识生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既要强调专业化，也要重视本土化和本土经验。[198]2023年，学者们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也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但是本土化理论成果的产出相对还比较少。而在实践领域，很多地区的社会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学术界需要与实务界加强联系，开展行动研究和干预研究，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细节、局部乃至整体方面进行过程研究和动态优化，以促进其不断改进。[199]要提炼和总结本土经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及社情的社会工作伦理、理论、方法、技巧及模式等，并积极推动本土知识在实践中的推广和运用。
第二，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应对数字社会的新挑战。在信息革命浪潮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数字社会已经来临。面对数字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需要积极回应。一方面，要加快社会工作数据库、案例库等数字化基础平台的建设，为新技术的应用打下基础。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库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数据的收集和运用方面还有完善和提升的空间，需要更多学者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回应服务对象个体及整个社会对于社会工作需求的转变。
第三，着力构建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为社会工作的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教育的提升，在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发展“大社会工作”等背景下，高质量社会工作人才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王思斌认为，要在“大社会工作”领域倡导和提升专业性，还可以提升各类社会工作人员的素质，建立起发展阶梯，增强社会工作队伍的活力。[200]因此，应结合现实背景、社会呼声，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推动理论实践融合与注重教育方法提炼等途径，构建纵横交错的社会工作高质量教育发展格局，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教育和学科进步。具体来说，从社会工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出发，通过批判性反思和提炼形成多元、包容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并结合数字化、国际化等趋势不断进行调适。同时，加强产教融合，借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的发展契机，构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不断拓展社会工作的新领域，加强跨学科的合作，拓宽学生视野，提升学生应对实践难题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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