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准扶贫阶段之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反贫困和乡村振兴是我国政府、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上下正在兴起一股反贫困和建设美好乡村的热潮，农村社区的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贫困治理的角度看，传统的扶贫方式主要是问题为本的救济式扶贫，从贫困者的需求出发，对其进行需求评估。评估侧重关注贫困者的缺失或问题，而对其优势与资源有所忽视。依据评估得到的需求结果，对其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满足，在需求满足上，多从客观物质资源的不足与救助角度探讨，较少关注贫困者主观面向的感受与经验。在此实践脉络下，传统扶贫方式既容易造成贫困者或贫困社区为争夺扶贫资源而夸大自身缺失，忽视自身内外的优势与资源，不利于真正脱贫，又容易导致激烈争夺下资源的错配和扶贫价值的异化。

实践证明，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作为一种突出资源和优势的社区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社区发展模式，并在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国家(如厄瓜多尔、埃及、印度和菲律宾)得到实施、推广和应用。细致考察世界范围内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成熟经验，及时总结现有实践模式的经验，在乡村振兴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全面综述现有研究成果，笔者发现，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作为参与取向发展模式其中的一种，对其的理解和实践存在四种取向 ^[1]，不同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对社区发展的政策实践产生不同影响。

一、资产建设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

资产建设理论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结构全球化和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因不适应竞争而失业的新贫困人群出现而逐渐形成的，也是学界和政府在对传统收入为本的反贫困社会政策及救助方式不足的深度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是社会政策的一次重大创新。该理论的创始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中心的迈克尔•谢若登教授于1991年在《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一书中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2]

在传统的反贫困框架下，贫困人群主要依赖就业获得收入。低收入使得其消费只能维持在低水平，无法产生资产福利效应，因此也就无法打破贫困的循环圈。所以，在传统的反贫困框架下，收入为本的社会政策因过分关注贫困人群的不足和缺陷而导致服务对象陷入依赖性增强、自主性减退、越扶越贫的怪圈。在反思传统收入为本社会政策的基础上，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了资产为本的主张，指出，需把资产建设作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发展策略, 以协助这些群体发展累积资产和积蓄的机制，并建立生活的信心。^[2-3]

基于资产建设的观点，迈克尔•谢若登指出了资产建设理论的四个核心观点。

其一，资产对家庭和个人具有积极影响，有积极的福利效应。谢若登指出，拥有资产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提升家庭的稳定性、提高成员对未来的正向期望、发展多元资本、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提高个人生活效率、增加社会影响(公民社会的参与者)、促进政治参与以及提高下一代的福利等。^[4]181-201研究表明，资产对改善低收入家庭及其成员的经济、教育、健康、心理、生活技能和就业机会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

其二，一个人缺乏资产是导致其持续贫穷的重要因素。穷人的金融支持来源只有就业、家庭和政府福利。穷人只有十分有限的收入，没有资产，故而不存在资产的积累，也就不存在资产持续增加的基础。^[4]214-216在没有或很少有现存资产的情况下，处于低水平就业状况下的穷人所能得到的只有政府的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是收入维持性质的。政府只有持续进行这种转移支付，才能维持穷人最低程度的生存。一旦政府停止转移支付，穷人就很容易陷入再次贫困的陷阱。

其三，穷人只有通过资产积累才能脱贫。穷人与非穷人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得到资产福利效应的惠顾。资产不是收入减去消费后的剩余，而是将原来政府对穷人转移支付的部分资金转化为资产，为穷人建立资产积累的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的收入福利结构。这样将逐渐促进穷人的资产积累，资产积累结构的建立又会产生比单一的收入结构更积极的福利后果。^[4]216-218

其四，政府应该积极鼓励穷人积累资产。政府可以通过对穷人开设发展账户的方式来实现穷人的资产积累和特定目的的投资。^[4]265-278

由此可见，资产建设理论主要致力于在单纯的收入结构中加入资产这一要素。政府通过将一部分的资产形式给予贫困者，为其建立资产账户，提高其资产积累能力和消费能力，使其尽早走出困境。

资产建设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着重强调定期储蓄和资产积累，促使贫困人群和贫困家庭形成积极的资产福利效应，从而逐渐走出贫困。资产建设取向的发展模式尤其注意对个人成长历程中早期资产的积累和账户的管理，以便将贫困对儿童青少年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运用范围上，该取向模式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以及经济等方面 。^[6]其主要实施策略是通过构建发展账户来实现个人或家庭的定期积蓄和资产积累。资产建设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经过迈克尔•谢若登的研究和推广，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得以富有成效地实施。

下面以美国为例进行说明。美国是资产建设的发源地，资产建设的相关理念和做法在美国诸多项目中得到了实施。其具体体现为，在美国50多个州中，有40多个州制定了各种类型的个人发展账户政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政府采纳了资产建设的相关观点，并于1998年颁发了联邦资产独立法案，明确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的法律地位。^[7]随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社会发展中心在福特等12个基金会的资助下，率先设计并开展了历时四年的个人发展账户示范工程。该示范项目是美国诸多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目的是检验个人发展账户能否成功，在哪些方面成功以及对什么人有成效。^[7]该项目以有工作的穷人为参与对象，这些对象同时也是社区发展、社会服务以及房地产等组织所服务的对象。^[7]通过为这些人群实施个人资产账户来考察项目运作成效。个人资产账户的结构包含“匹配率”“匹配上限”“时间限制”“每月储蓄目标”等4个参数，每个参数都有一定的限定。项目通过对参与者开展金融教育，教授其如何做财政预算、如何管理资金等内容，同时还教授心理与行为策略，帮助参与者存钱并保持收支平衡。研究发现，参与者成功与否受到其收入水平、种族/民族因素、受教育程度、负债额、就业和拥有资产等要素的影响。^[7]个人发展账户的结构对其成功与否起关键作用，个人发展账户项目对参与者有多重的福利效应。有证据表明，个人发展账户项目使参与者在经济上感到更安全，对未来更有信心，对生活更有“控制力”；参与者更可能为自己及家人做教育规划；参与者认为个人发展账户能够帮助他们识别并实现未来目标和计划。^[7]由此可见，资产建设取向注重贫困者金融素养的形成以及金融意识、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的提升，希望借此促进个人和家庭的金融福祉，增进其与金融的融合，避免其金融边缘性。这种取向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社会工作在美国的发展。

除了美国开展个人发展账户实践外，英国于2005年4月建立了儿童信托基金，这是全球第一个全民性的、进步性的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新加坡建立了全世界内容最丰富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些资产建设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重在资产的累积以及储蓄的增加，希望以此减少贫困易感人群继续贫困的风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也充分证明，资产建设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方面都有多重福利效应，可以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心理与行为结果，并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发展。

二、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

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化政策削弱了社会契约，降低了政府责任。与此同时，地区层面出现更强有力且负责任的治理形式，有效的民间社会组织走在民主化进程的前沿，处于中心位置。全球与地区通信方面的技术进步也为一些社区去中心化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8]在此背景下，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就在世界的某些地区逐步萌芽，并获得一定发展。

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着重培养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权利取向的观点认为，如果社区成员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和主人翁意识，则通常会把社区视作一个暂住的处所和社区诸多服务的消费者和使用者，他们并不会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不会积极推动社区改变。这不仅是社区构建不成功的体现，还始终无从发挥社区成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希望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以社区主人翁的身份去发现社区资源，创造性地运用社区资源设计一些社区活动，以此来推动社区积极改变。社区成员不再是社区服务的消费者，而是社区活动和社区服务的积极设计者、创造者、参与者和使用者。

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不仅看重社区建设的最终成效，而且十分注重成效是如何达成的。此模式十分注重考查如下一些问题。在成效达成过程中，社区成员的参与度如何？其社区参与是形式性的还是实质性的？在参与社区活动和就社区议题发表观点和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有无遭受显性或隐性的权力不平等？

在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看来，实质性参与而非形式性参与才符合该模式的具体原则。Dan Duncan以他本人在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机构的经验为例，说明了实质性参与的重要性。Dan Duncan指出，这个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和对话远不是在现有的集体决策“桌子”旁边加进来几个社区成员那么简单。因为这种简单的成员添加往往会产生出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机制。添加到桌边的所谓的“社区代表”通常会被专业人士视为“不那么强大的或没有那么知识渊博”，而“社区代表”也往往觉察到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并且通常难以理解专家所说的缩略语和专业术语等词汇。指望我们邀请来的少数几个社区成员代表他们背后的整个社区，这个思维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对话和互相理解很难发生。为使对话产生成效，我们就必须创造居民聚在一起探讨他们自身期望与梦想的空间。作为专家的我们，就需要用“引导且从后推一把(lead by stepping back)”的方式来打造安全且充满关怀的空间。^[9]

由此可见，全部社区成员而非部分社区成员代表的参与和平等对话是多么重要。Dan Duncan用一个图来表示全部社区成员参与的重要性(见图1)。

全部社区成员的平等参与和协商对话是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关键。伴随着平等参与和协商对话，社区成员的角色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最初的服务对象(client)到后来的建议者(adviser)，再到最后活动方案的设计者(designer)和创造者(producer)(见图2)。

一般来说，如果服务对象扮演的是服务活动的消费者和被动参与者，社会工作者扮演的是专家，那么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就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服务对象通常处于权力中被支配的位置。建议者是这样的一类社区成员：就社区议题有了一定的声音，在社区活动中有一定的积极能动性，但是他们提出的建议能否被采纳，需要社会工作者或专家来把握，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同样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参与形式就是社区成员的有限参与。创造者不同于前两者，其意味着社区成员能够自主依据社区的资源和优势设计一些契合自身实际需求的项目，并与社会工作者一起实施项目。此时，社会工作者扮演的不再是专家，而是协同者，有时需要在背后扮演促进者。按照参与程度来划分，可以将社区成员的参与划分为低度参与、中度参与和高度参与三种类型。服务对象对应的是低度参与，建议者对应的是中度参与，创造者对应的是高度参与。

在从服务对象到建议者再到创造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中，社区成员从浅层参与转变为深度参与。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在逐步提高，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层面和水平都获得很大提升。他们的角色转变过程充满了社会工作者或专家对社区成员的充分赋权和社区成员身份的重塑，是社区成员主体性和能动性逐步被挖掘和发挥的过程，是社区成员对社区事务的参与从形式性参与到实质性参与的转变过程。

可见，在权利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中，社区成员主体性的挖掘和发挥是实践者十分看重的。为了挖掘和发挥社区成员的主体性，实践者往往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实践者看待社区成员的充权式评估。实践者本着欣赏的眼光去发掘社区成员的能力和成功经验，以此来强化社区成员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激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其次是专家与社区成员的主体角色重构与角色定位。分清楚究竟谁才是社区建设的真正主体是社区建设成效提高的关键。社区成员才是社区建设的真正主体，只有回归到社区成员的主体本位，社区建设才能取得成效。因此，专家要逐步从台前退到幕后，乃至最后离去，社区成员要在能力渐次提升的基础上，逐步从幕后走上台前，成为社区建设的真正主体。最后是社区成员参与能力的提升。社区建设主体的能力高低是社区建设能否成功的核心。作为社区建设的真正主体，社区成员的参与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打磨，以获得增长。这不仅需要实践者给予社区成员参与机会，而且需要社区成员及时总结经验，扫除其参与社区活动的各种障碍。

三、社区驱动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

社区驱动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构建较为系统、完善的社区社会资本。构建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方法是重构社区内和社区间的关系网络，增强社区内部成员之间和社区之间的互相支持。如果社区成员或者社区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那么可以通过重构社区资本使社区成员之间、社区之间建立联系，使彼此之间实现正向的关系构建和正向支持。

社会资本概念兴起于20世纪初。1916年，美国的Lyda Hanifan有感于公民精神和传统互助的价值不复以往，首创社会资本一词，倡导社区参与对民主和发展的重要性。^[10]詹姆斯•科尔曼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社会资本连结至社会网络并认为，传统的封闭网络易于让网络内的人彼此之间有较紧密的关系，进而产生对社区的义务和认同，这有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詹姆斯•科尔曼十分重视基于情感与血缘等情感性关系。他认为，这不仅能启动社区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合作起来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标。^[11]

在人或组织的连结中，学者归纳了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连结方式，对应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分别为结合型社会资本、桥接型社会资本和连结型社会资本。^[12]

结合型社会资本是基于一种独特的认同且同质性成员彼此之间多面向的关系，成员有紧密的接触，具有强烈的相互承诺，如家人、亲友或邻居。Putnam 将这种连结视为一种“我群”(like-me)的连结。^[13]22

桥接型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由异质性的个人之间所形成的较弱、较疏远及横断面的社会连结，如同辈、同事或社区内之公民组织或宗教团体。Putnam 将这种连结视为一种“非我群”(unlike-me)的连结。^[13]22

连结型社会资本是指人们或组织跨越既有的界限和地位的连结，是一种垂直的连结，特别是指社区成员和直接或间接影响社区的个体、社区、市场或公共组织之间的连结。它促使人们或团体跨越既有的疆界，透过与不同层级的个人、组织或团体的连结来获取资源。^[12]

社区驱动取向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社会关系。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扩大式家庭都被视作社区资产，也被视作动员社区其他资产的手段与方法。把社会关系视作一项重要的资产并在实践中积极运用该项资产，是社区驱动取向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14]

以加拿大的资产为本邻舍组织为例进行说明。该组织由劳伦斯•霍华德等倡议发起，旨在埃德蒙顿构建一个繁荣社区。霍华德等认为，当地居民有智慧、技能和能力与知识，他们有意愿为提升本社区的福祉贡献一些资产。本着这一良好愿望，霍华德等于2013年1月在埃德蒙顿开始了先导性实验。^[15]

霍华德等认为，在邻居之间，通过共同的活动和利益并创造更多的联系，将对提升关系网络、促进邻居对自我的积极认知、提高邻居携手一起创造美好社区的能力具有积极影响。^[15]基于此认知，霍华德等致力于社区邻里之间积极关系的构建。为了实现邻里之间积极关系构建的目标，霍华德等在对居民才智和贡献意愿情况扎实摸底的基础上，着力从不同层面打造关系的连结，这也成为先导项目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不同层面关系的连结体现为邻居之间的关系连结以及新的睦邻友好协会与已有的睦邻友好协会之间的关系连结和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连结。由于这些关系的存在，社区邻居之间的互动增多，邻居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连结得以加强。^[15]

由此可见，社区驱动取向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减少人群内部或者群际之间的疏离状态，其实践策略是建立社区内或者社区间的连结，增强组织性，以此达成社会团结和人群内或者群体之间的相互支持，提升社区资本。所以，如何降低人际之间的原子性，增强组织性，成为社区驱动取向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实践的焦点。社区驱动取向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干预层面超越个人与家庭，一方面，立足打破个人、家庭的原子化状态，在不同人际之间建立关系连结，实现社区内部的正向关系构建；另一方面，在社区层面，打破社区的封闭状态，注重社区与外部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搭建，促进本社区与外部社区的互动和支持关系创立，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区驱动取向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实施策略来看，其社区资本重构策略是外向型的，往往要突破个人和家庭的界域，在人际之间、家庭之间甚至社区之间建立相应的关系网络，这与科尔曼封闭网络的主张并不相同，甚至迥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社区驱动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能够打破个人和组织的疏离状态，降低他们原子化的程度，增强组织性、集体性，使彼此之间实现正向支持关系的构建，达到情感关系或者类情感关系的建立、归属感增强的目的。这又与科尔曼等人所倡导的信任关系的建立、互助精神的传承殊途同归。

在我国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与此同时，农村的组织性却在逐渐消失。原来看似坚牢的关系变得松动，在家庭范围之外，村民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日趋原子化，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组织呈现空心化局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的组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社区优势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

社区优势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优势为本，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社区中蕴含的优势，并整合各类优势资源，共同促进社区发展。这深度契合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内在发展需要。因此，在诸多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实践中，实践者需要突出社区的优势和社区资源。社区优势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除了优势为本外，还呈现出其他若干特点。

首先，视角的重整与转变。传统上看待边缘弱势社区往往从问题和需要的视角出发，强调甚至夸大边缘社区客观上的不足与缺失，忽视其内外的优势和资源，形成“脆弱性”思考和干预框架。这种问题取向的视角往往加重了弱势社区对自我的矮化，带来弱势的“自我印证”。长此以往，对弱势社区的长久改变势必会带来不利影响。这种情况不仅脱离了社会公正本意，而且违背了共建美好社会的政策初心。因此，必须从强调不足和弱势的问题取向发生相应转变，转而采取一种更为积极乐观、侧重发掘优势的理论分析取向，实现视角和干预从“问题取向”到“优势取向”的转变。弱势社区不仅需要重整内外部的不良界定，更要肯定自我和环境中具有的积极元素与强项，并在解决问题、挖掘潜能甚至促进自我实现的基础上，推动社区逐渐发生积极改变。

其次，以整合替代割裂。传统上理论与实务之间存在的内在—外在、宏观—微观的歧异甚至是“分裂”，可能减弱其对现实问题的服务能力。^[16]在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面前，传统隔裂化、碎片化的方法和取向日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如何促进服务的整合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社区优势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可以在分析和干预层面跨越个人主义、专业分割与专业垄断，通过跨越个人、家庭和社区、社会等来构建整合式的实践框架，以此来纠正分门别类的分割式、补救式的传统服务缺点。

五、评述与启示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随后在世界各国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时总结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梳理了学术界和实践界对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各种理解和实践取向，指出了理解和实践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四种取向，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社区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根据前文的论述，四种取向可简化为表1。

从上述四种类型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类型学分析来看，资产建设取向注重贫困者金融知识、能力、素养的提高，希望削减贫困者的金融边缘性，促进其金融融合。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社会工作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利取向注重对服务对象主体性的发挥，希望服务对象能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并发挥其能动性，而不是仅仅成为“被服务、被治理”的对象。社区驱动取向十分看重社区内外成员和组织之间的互相联系，改变成员和组织间的原子化状态，增强其组织化程度，希望大家协力共创美好，而不是彼此成为“孤岛”。优势取向尤为注重挖掘、整合和发挥各种内外在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实务模式的视角转换和实践侧重点的改变。上述四种取向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无论哪一种，均十分注重发现资产与优势，这与传统上问题为本社区发展模式有根本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关注的焦点上，前者重在关注社区资产，后者关注社区的问题和需求；在对社区发展的解决策略上，前者重在通过动员社区资产，寻求社区发展与公民意识培养的机会，后者希望引入外来资源，在外力的协助下解决社区自身的问题。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秉持的是“杯子还有半杯水”的思维模式，而问题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着眼于不足，秉持的是“杯子里缺了半杯水”的思维模式。

系统梳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能给后扶贫时代和乡村振兴实践带来有益启发(下文中的“贫困”是指“相对贫困”)。

其一，看待农村和贫困农户的视角要转变。传统上，人们多从经济上去衡量农村，认为农村是“贫困”“匮乏”“经济落后”的。尽管中央有关“三农”的诸多政策表述均在强调农民的主体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农民依旧被视作落后和改造的对象。^[17]在这样的视角指引下，为了使农村走出贫困和使贫困农户脱贫，实践者往往采取外来物质输送的方式开展反贫困工作，而贫困地区和农户则往往围绕外界的帮扶资源展开争夺，这无疑强化了农村和贫困农户的“等、靠、要”思想。这种强调外来资源输入的“输血式”反贫困策略存在一定局限性。其重要原因在于实践者看待农村和贫困农户的视角是问题视角，缺乏优势视角。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来看，农村并不是“贫困”“匮乏”“落后”的代名词。农村是充满资源和勃勃生机的，农村社区内外存在的诸多积极因素被予以重视和善用。长期的反贫困实践也让我们认识到，单一的、暂时的经济帮扶和物质援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农户的贫困状况。调动贫困农户脱贫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挖掘社区内外资源和农村贫困脱贫家庭的内生动力，发挥其优势，对农村和贫困农户开展能力建设，才是反贫困的关键所在。

其二，可以尝试探索金融方法在反贫困中的创新性运用。在资产建设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工作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和发展了金融能力这一概念。^[18]金融能力是个体或家庭通过获得金融参与的制度机会以及相关理财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实现经济与社会赋权的状态，包含制度机会、个体对金融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两个层面。^[19-20]判断个体或家庭是否贫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收入。收入的提高离不开资产的积累，这就需要运用相应的金融方法进行探索。从制度机会的层面看，国家扶贫助困金融政策的出台，促使金融机构开放了诸多面向贫困人士享用金融服务的制度通道，大大提升了贫困人群对金融的可及性，削减了他们所遭受的金融排斥风险，推动了贫困群体所在社区的金融包容性。从个体对金融相关知识和技能习得层面看，一般家庭普遍欠缺金融知识，贫困家庭对金融知识的认识和了解更少，金融技能更是少之又少。国家虽有面向贫困家庭提供诸多金融服务的制度通道，但由于贫困家庭金融知识和能力严重匮乏，所以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金融机会实现自身资产的增值，甚至导致扶贫实践领域中的“精英俘获”现象。贫困人群获得的金融收益极其有限，严重限制了他们持续脱贫。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贫困群体的金融参与机会是存在的，但其对金融参与机会的把握和运用不足。提升贫困群体的金融参与能力是今后扶贫领域的一个关键突破点，这对增强贫困群体的脱贫信心、促进贫困者脱贫自立有积极意义。

其三，培育农村和农村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农村和贫困农户并不是被动等待外界帮助的客体，而是积极构建美好生活的主体。激发农村和贫困农户的主体性，使其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和反贫困的行动，对于克服其“等、靠、要”思想，从内生动力和内部资源挖掘等层面实现反贫困极其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和农村贫困农户的脱贫不应是外来专家“指点江山”式的一言堂，也不应是单纯的物质输送，而应是激发农村内(包含贫困人口在内)的潜能，开展能力建设，提升他们的自尊感和自信心，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使其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共建主体。所以，不仅需要改变过去扶贫实践中“干部干、群众看”或者“干部动、群众不动”的工作局面，真正将“三农”视作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农村发展主体，而且需要不断提高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给予农民更多的话事权，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反映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生活愿景，让农民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建设乡村。^[17]

其四，要积极推动农村、农民的组织化。在反贫困和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农村社区内以及社区间正向支持关系网络的构建。这些正向支持关系网络对于削减多重风险对农村和贫困农户带来的不利影响、形成减缓风险打击的缓冲带、增进农村和贫困农户的抗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关系网络既可以通过农村和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而实现，也可以通过动员社区资源、促进更为平等的权利和资源分配的社区干预而实现。在这方面，建立内外协作社群、打造内外交流互动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本土社会组织是较为成熟的做法。在内部层面，要削减农民的原子化程度，通过农民的合作，培育集体性组织，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精神，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在村级层面，改变地区基层“两委”组织空心化的局面，培育社区的基层自治组织、经济文化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21]

六、结束语

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成为国家、社会和学界广为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梳理了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四种取向。这些取向带来的启发和借鉴包括：反思传统的“问题和需要取向”，进而形成“优势和资源取向”；尝试从金融和资产等层面增进贫困者资产的累积，破除单一的收入维度，促进贫困者对资产福利效应的享用；厘清农村乡村建设的真正主体——农民，培育和发挥农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提升农民、农村的组织化、集体化程度。

要立足乡土社会的现实和中国乡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基因，观察和思考乡土社会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出路，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独特的乡村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