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设“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风向标。如何转换乡村治理思维，激活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成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回应的新问题。公益创投作为一种激发多元共治的创新载体，已引起政府、学术界、媒体及大众的广泛关注。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公益创投渐渐走入乡镇。许多农村社区陆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公益创投活动，有效促进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培育了农村社会组织，唤起了广大村民“自己家园自己建”的主人翁意识。但现阶段农村公益创投因项目资源短缺、社会支持匮乏、公益覆盖面不广、项目人员专业性不足等问题而面临着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现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国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创新和成就^[1]，对农村社区的创新实践关注较少。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到地方调研考察的第一个农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的公益创投项目，采取质性研究中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充分与当地村委会、社工站和村民互动交流，收集他们对开展农村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的意见，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田野调查的一手素材进行编码分析，探讨农村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希冀能对乡村振兴中的公益服务、乡村公益创投、乡村基层治理创新机制的探索有些许裨益。

二、文献述评

1969年美国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首次提出公益创投概念，即“采用风险手段投资于非主流社会事业的投资方式”^[2]，1984年美国半岛社区基金会首次将风险投资应用于慈善公益领域，公益创投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3]2007年联想集团将其引入我国。我国政府参与公益创投始于2009年上海市政府委托“恩派”组织举办“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的实践。伴随社区建设的加速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刚需，公益创投项目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生事物，自2013年起在国内“遍地开花”，也开启了学术界的研究之旅。 ¹

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公益创投项目运行机制、实践模式分类和比较、价值功能分析、问题及建议等方面。在机制运行研究方面，学界大多聚焦于发达城市或县域城市社区的公益创投案例实证分析。例如，以上海市民政局举办的公益创投大赛^[4]、湖北省四届社区公益创投项目^[5]、云南省昆明市M区公益创投项目^[6]、G省典型县级市^[7]等为例分析了公益创投项目的制定机制、购买机制和评估机制。在实践模式分类和比较方面，有研究提出五种公益创投模式，即公益组织孵化培育、社区公益项目选评、校园公益创投、企业公益创投、政府主导公益创投^[8]；也有研究提出主体分类模式，即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方合作模式、企业投资主体模式以及基金会投资主体模式等。^[9]现有研究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三类问题：一是社会组织自身建设问题，如组织专业素质不高、项目管理能力不强、项目效果差强人意^[10-12]；二是项目偏离公益创投本质问题，表现为政府主导片面，社会支持网络薄弱^{[7, 13-14]}；三是运行机制不完善问题，体现在政策支撑不足、资金来源单一、评估机制不健全、内在退出机制缺乏等。^{[6, 15-16]}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们大多从政府主导^{[6, 12]}、社会组织自身建设^{[10, 17]}两个视角探讨改进的对策和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已有研究多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从公益创投的概念内涵、发展特点、运行经验、功能作用等方面出发，描述公益创投“是什么”，强调开展公益创投项目的必要性，或借鉴他国经验提出启示展望和政策建议。^[17-18]也有部分学者采用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基于项目制、协作行动、政府驱动等视角对省级、地市级举办的公益创投大赛进行项目运行过程分析，并提出建议。^{[6, 19]}个别学者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搜集了85个省级、市级、区县级和街道四个行政层次的有关政策文件，探讨公益创投政策扩散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20]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界主要通过思辨研究和案例分析，聚焦国内城市社区的实践经验，肯定了公益创投的工具性作用，反思了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短板和问题，为城市社区实施公益创投项目提供了有益启示。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大部分研究的分析场景是国内城市社区，选择的案例也多是兼备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源的城市社区项目，对农村社区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鲜有涉及。第二，现有研究中公益创投的投资对象多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和运营经验的城市社会公益组织，对农村公益创投的组织少有研究，而开展农村公益创投的自组织，几乎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备案，且多由文化程度不高的本地村民自发组建，获得的政府和市场资源更短缺，公益项目的开展更艰难。第三，现有文献对公益创投引入农村社区治理后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导致这些作用的相关因素及发生机制等内容，缺乏详细论述。因此，本文聚焦农村社区公益创投的实践，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在农村治理场域下，农村公益创投的开展有哪些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如何推动农村公益创投的可持续开展？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 研究方法及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其原因在于：一是现有文献鲜有对农村公益创投进行研究，难以通过既有理论演绎可验证性假设，并进一步展开量化研究；二是经典扎根理论方法旨在没有理论预设的情况下，直接从经验资料和观察入手，在对资料和数据进行概括、提炼、归纳和升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论框架^[21]，以适用于本文对农村公益创投的思考和理解。

本文案例选取的是黄龙村公益创投项目，具体项目见表1。黄龙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面积4.89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4578人，常住人口约8700人，流动人口约11600人。 ²案例选择理由有两个。首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2年12月到黄龙村考察参观，提出了“农村党建要让群众更满意”的殷切期盼。黄龙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到地方调研考察的第一个农村，在乡村振兴治理创新探索上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其次，为了切实响应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从2020年起，该村在镇党建资金和社会力量共同支持下，持续开展两届党群共建公益创投活动，发展公益团队核心骨干340多名，培育农村公益团队43支，开展社区公益服务1110余场，服务村民19450人次。活动有效促进了社区融合和公益辐射，社区营造和治理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黄龙村荣获“顺德区社区营造综合示范点”和“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单位”，充分体现了公益创投在农村基层治理场域的可行性和示范作用。

在资料获取上，主要采取与当地村委会、社会工作者和村民一对一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电话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收集农村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访谈对象对项目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观点。访谈对象共计23人(其中社会工作者6人，村委工作人员4人，公益创投项目组成员8人，村民5人)。除此之外，还有新闻报道3篇(顺德新闻网、顺德城市网、北滘视讯) 、微信公众号自媒体推文55篇(顺德社会治理创新、魅力北滘、美丽黄龙)，共计58份材料作为补充材料。多元资料有利于增强经验证据的信度和效度，最终共有63份文本入选。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影响因素模型的理论饱和度，笔者随机选取53份资料文本，剩余10份文本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 数据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为了清晰展现农村公益创投项目中多元参与者的不同观点，本文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为避免研究者的个人偏见和影响，此阶段尽量以访谈对象的原话作为分析资料，通过逐字逐句的分析，在识别38个初始概念的基础上，剔除重复和出现频次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后，归纳出20个初始概念(见表2)。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过程各概念范畴之间建立联结，以建立主要范畴和次要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通过对上级编码的20个初级概念进行整合归纳，最终得到人员结构、内部关系、专业能力、项目类型、需求匹配、公益产出、资金支持、配套保障、宣传推广、能力赋能、项目督导、资源链接12个能囊括并解释较大范围信息内容的主范畴。各主范畴与对应副范畴的关联及意义解释见表3。

3. 选择性编码

通过对上述20个主范畴进行仔细审查和对比，采取选择性编码提炼出农村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之影响因素的4个核心范畴：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以及项目质量。同时展示了核心范畴与主范畴的从属关系及如何影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见表4)。

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项目质量是影响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政府支持指的是社区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对农村公益创投的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团队能力指的是公益团队人员结构、内部关系和专业能力，是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合作伙伴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对农村公益项目的督导、资源链接和能力赋能，为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帮助作用；项目质量指的是项目类型、项目与社区需求的匹配度以及项目的公益效果，是影响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在理论饱和度检验方面，对剩余10份资料重新进行编码，经过分析，没有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各范畴之间也没有发现新的关系。

通过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逐级编码分析过程，本文从访谈的原始材料中整理提炼出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初始概念、主范畴和核心范畴，并分析了每个核心范畴对农村公益创投起到的不同影响作用，构建出农村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

四、研究发现与分析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项目质量是影响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支持取决于财政资金的松紧和社区党委的重视程度，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创投团队是农村公益创投的主心骨，其能力建设奠定了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影响着政府下阶段支持的力度；专业社会工作者负责资源链接和能力培育，承载着政府的期许，是创投团队忠诚的合作伙伴，对项目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的助力作用；项目质量正是在前述三项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得以体现，是检验农村公益创投成效的标准，也是决定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

(一) 政府支持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合作的公益创投模式最为常见，而在资源相对封闭、短缺的农村社区，政府的支持和肯定更是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1. 资金支持

农村开展公益创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区党委向镇财政申请的“北滘镇党建活动扶持项目经费”，社区共创类项目平均经费为3000元。由于资金来源单一，基金会、企业资助、村民众筹等社会网络的支持欠缺，所以出现超出资助部分由团队自负盈亏的情况。因此，在资源链接和组织规划能力较弱的前提下，村民不得不“看菜下饭”，通过缩减活动频次、降低公益规模、减少服务人群等方法来节省开支。例如，“走出黄龙圆梦行动”项目虽然连续两年为残疾人出行圆梦，反响较好，但碍于经费受限，每年仅组织一次活动就戛然而止，未能使更多残疾人受益。此外，创投资助金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需要项目团队负责人提前垫支项目相关费用，开具发票凭证后才能向社会工作者报销。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主运转创投资金开展公益服务的积极性。

2. 配套保障

据社会工作者和村民反映，黄龙村党委在场地提供、物资租借、公益平台搭建、志愿者招募等配套保障方面给予了公益创投团队较大支持。社区干部主动参与并指导团队的公益服务和外出交流团建活动，并耐心聆听村民有关社区治理和发展的建议，有针对性地作出改善。社区党委注重社区能人的发掘，在不断壮大党群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伍的同时，通过社区各类微信群转发宣传公益创投活动预告，广泛动员志愿者参与，以解决公益创投团队人力紧张的问题。

3.宣传推广

黄龙村公益创投活动的宣传渠道较为单一，主要由社会工作者通过“美丽黄龙”的社区微信公众号进行推广。其宣传对象以本村村民为主，平均每篇阅读量约200人次，阅读量最高的一篇报道达到1061人次，其他外界媒体宣传报道有3篇，是关于项目评审大会和项目总结分享的报道。社区党委书记承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确忽略了外界媒体的宣传作用，认为公益创投项目并非高大上的创新项目，都是平凡而实际的小公益，希望做出成果了再宣传。但无法否认的是，宣传渠道的狭窄和宣传对象的局限性导致黄龙村公益创投未能打响品牌知名度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缺失社区外的支持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

(二) 团队能力因素的影响

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由本土村民和社区党群组织直接实施，在结合社区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自主申报，并切实开展公益创投项目。他们是社区公益服务的直接践行者，因而团队的人员结构、内部关系和专业能力关系着项目是否能够高效运作以及可持续发展。

1.人员结构

人员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团队老龄化、本异地融合度低和性别比例不平衡方面。黄龙村现有38支公益创投团队，其中25个团队负责人为60岁以上的退休村民，占比67%；团队核心骨干约180人，超过2/3的成员已步入花甲之年。人员老龄化直接影响了团队成员的专业能力和项目质量，使得首届公益创投文体类项目偏多，未能精准匹配社区需求。黄龙村是典型的混合型社区，异地务工人员是本地村民的2倍，但参与公益创投项目的异地务工人员仅占公益创投团队总人数的25%，较难成为公益创投项目的中坚力量，不利于异地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社区融入。性别比例不平衡在首届创投行动中也较为明显，男性创投骨干仅有12名，以女性为主，未能充分发动男性村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公益服务，影响了社区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因此，社会工作者在第二届公益创投行动中及时调整思路，发掘村内一批热衷于儿童公益教学的青年党员和关心社区建设的男性生产队队长，丰富了人员组成类别，尽力补全了结构短板。

2. 团队活跃度

团队活跃度映射了团队的活动能力和生命时长。笔者在访谈调研和参加几次公益创投活动后发现，团队成员在开展自己擅长的公益服务时交流较为热烈，但参加会议讨论时分享积极性不高。如爱心厨房项目成员每逢周三共同制作甜品时总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但每月召开团队集思会时，成员多是埋头看手机或提前离场。也有团队不能常态化开展讨论沟通等互动活动，导致团队内部活跃度不高，因而只参加了一届公益创投大赛就戛然而止。如第一届的垃圾分类宣传推广项目团队，成员以大学生为主，他们主要利用暑假在村内开展分类宣传活动。由于成员相聚时间短，没法紧密沟通公益服务和项目拓展的细节，导致团队从项目申报到完成垃圾分类宣传推广服务仅存续了3个月。

3. 专业能力

农村公益创投团队的专业能力出现两极分化现象。职业背景方面，有的项目有大学生、企业主和教师的参与，但更多项目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退休老人充当主力军。文书能力方面，约30%的团队能自主完成项目相关文书工作，70%的团队需要社会工作者手把手教导写项目申报书和活动计划。项目规划方面，部分团队擅长文艺演出，但对项目管理和公益服务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例如金曲俱乐部的负责人爱唱粤曲，却少有广泛传播粤曲传统文化艺术的规划。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团队经过公益创投项目的培育，学会了如何规范使用创投资金、如何策划公益服务以及延展服务范围，团队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团队组织管理趋于规范。这些团队在完成第一届公益创投的既定目标后，已经开始思考下一届公益创投的主题和方向。

(三) 合作伙伴的影响因素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承办方，在项目招募、申报、立项、评审、实施等环节扮演着教育者、协调者、督导者和资源链接者等多重角色。社会工作者作为合作伙伴的角色功能是否发挥到位，关系着公益创投团队的培育和成长，是影响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1. 能力培育

公益创投团队负责人从最初对申报计划书的无从下手到现在能镇定自如地进行项目展示，其中社会工作者的能力赋能起到很大作用。经过近两年的公益创投实践和集思会培训，大部分团队能自主确定公益服务内容和形式，规范资金使用流程，形成一定的团队管理机制。但农村公益创投负责人在公益服务组织策划和活动现场把控方面，对社会工作者依赖性还比较强。所以在实操中，农村公益项目往往由社会工作者来主导，项目负责人常退居其后。此外，项目团队老龄化和社会工作者年轻化使得双方在价值观和待人处事上有分歧，社会工作者忙着维系团队关系和灌输组织规范、服务理念，有时甚至“保姆式”地包揽团队的公益服务，在团队组织策划、队伍建设、公益输出、总结反思等专业能力培育和建设上着力不够。

2. 项目督导

本案例中，佛山市一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黄龙村配置了8名社会工作者，每人负责对接2—3个创投团队，现场指导创投团队开展公益服务。社会工作者在每月底通过收集团队下个月的公益服务计划、组织召开集思会通报项目进度和问题来进行项目督导。除了过程督导外，社会工作者还兼顾团队资金的管理和支出。在项目督导过程中，由于部分负责人对项目公益产出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资源了解不透，问题多，办法少，使得社会工作者更多承担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而未能充分发挥公益创投团队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资源链接

在公益创投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组织创投团队开展了茶话会、议事会、真人图书馆、外出参观交流等共8次团建活动。通过搭建学习交流平台，让公益创投团队与其他优秀社区服务团队进行思维碰撞和经验共享，帮助其获取最新的、更好的公益服务资讯，学习更丰富的公益服务形式和内容，帮助他们关注社区需求，发挥所长，服务社区。但由于社会工作者还要兼顾开展各类社区服务活动和行政事务，难以有精力链接社区内外资金资源，推进项目持续运转。

(四) 项目质量因素的影响

项目质量是检验项目成效的标准。项目如能让村民和政府满意和认可，必能获得更多内外支持，促进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项目质量不过关，社区村民不满意，政府支持将减弱，甚至停止，该公益创投项目自然容易夭折。

1. 项目类型

经过调整优化后，黄龙村第二届公益创投的项目类型和内容更丰富、更全面。将原本由女性村民组建的8支舞蹈、健身等兴趣类队伍转移到女性成长类队伍上，项目方案体现了除公益演出外的社区志愿服务内容，从原来自娱自乐转向增加了社区公益。增设街巷善治项目类型，鼓励生产队长和村民骨干美化家园，响应当地政府城乡品质攻坚提升的政策号召。兴趣文体类项目的成功转型，吸引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农村党员致力于青少年儿童素质培养和本异地交流融合。邻里互助类和睦邻冬瓜类项目分别聚焦于社区弱势群体的帮扶和社区冬瓜特色文化的推广。两个类别的全部队伍连续两年获得公益创投资助并升级了项目服务内容，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议题共探类项目关注垃圾分类、普法宣传、文化营造，老少结合，青年担当，充分彰显了“黄龙智慧”。黄龙村党委对公益创投项目表示满意，认为项目类型较多元，满足了社区多方群体的需求。

2. 需求匹配

调研发现，黄龙村个别村民因历史遗留的征地及计划生育问题，对历任村民委员会抱有较深成见，对社区开展的公益活动经常唱反调，碰见相熟的村民志愿者也持嘲讽的态度，这成为社区发展当下比较棘手的问题。但通过近年公益创投活动的开展，更多村民从“享受服务的人”变成了“服务的提供者”，社区文体活动丰富了，公益演出和服务多元化了，房前屋后的环境提升了，受惠的弱势群体多了，村里不和谐的声音减少了。一些以往唱反调的村民也逐渐接纳社会工作者和村民志愿者的帮助，社区氛围有了很大的好转。“我感觉本次创投成功申报的项目在对应社区的需求方面，比以往村委会搞的一些社区活动还要精准。”这是黄龙村党委书记对公益创投项目的肯定性评价。

3. 公益服务

公益服务主要体现在公益演出、青少年教育、弱势群体关爱、妇女健康关注、特色文化推广、环保意识提升和街巷环境美化等方面。尤其在推进街巷环境美化中，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热情，也切实改善了社区环境。公益服务更接地气，村民反响热烈。但由于社区文体表演的公益产出仍占主导，针对弱势群体开展公益服务的密度不够，形式、内容单调，异地务工人员的参与率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该类群体及其子女获得的公益服务机会。公益服务未能覆盖全部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公益含金量仍有提升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农村公益创投的实践为社区治理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创新路径。通过对黄龙村公益创投项目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受到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和项目质量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背后映射了包括基层政府、社区党群自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行动。只有多元主体发挥所长，各司其职，采取议事协商的平等合作方式运行管理公益创投项目，切实保障项目质量，才能推动农村公益创投可持续发展，持续激活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绘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因此，农村公益创投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优化路径。

一是强化政府支持网络。相比于西方国家实践，中国的公益创投主要依靠政府项目形式来推进。基层政府要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推广公益创投模式，规范公益创投项目形式和内容，健全项目评估机制，为项目开展提供政策指引；社区党委要联合驻村社会工作者发挥资源链接的优势和专长，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取企业资助、社会众筹、个人认捐等方式，丰富公益创投资金池的组成，同时优化和调整创投资金的支付方式，充分激活创投团队自主运转资金开展公益服务的积极性；扩大公益创投品牌的影响力，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推广模式让社区内外的政商能人、媒体记者、市民群众了解农村公益创投，体验项目公益魅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二是加强创投团队能力建设。其一，优化团队成员结构，积极挖掘社区能人和党群先锋，吸纳异地务工人员和中青年知识群体，促进申报主体多元化、均衡化。其二，增强团队凝聚力，创投团队负责人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当好管理者的角色，加强团队成员间的沟通互动，充分调动成员参与公益服务和议事协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其三，提升专业能力，邀请公益创投和社区治理领域的专业讲师定期开展培训讲堂，进一步提升创投团队的项目运营经验和专业能力。

三是强化社会工作者伙伴角色担当，培育社区团队及组织。社会工作者要清晰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致力于项目团队的能力提升和社区组织的发展培育，学会适当地“抽身”和“旁观”，拒绝“保姆式”一肩挑，通过社区内外资源的链接、公益创投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社区服务经验的分享，为创投团队营造一个正向积极的公益服务环境，启发团队骨干自主思考社区村民需求、队伍建设管理和公益服务策划，培养其发掘资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社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优化提升公益创投项目质量。项目质量是农村公益创投的生命线，优质的项目才能推动整个创投机制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前要将社区需求调研纳入项目评审指标，动员申报团队立足社区和村民的实际需求，聚焦村民反映最热烈的民生热点开展公益服务，把“公益”元素贯彻项目始终。项目实施中要注重收集服务对象的反馈意见，将项目质量与政府支持挂钩，挑选村民满意度高、社会效应良好的项目作为典型，加大宣传和支持力度；通过经验分享、结对帮扶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带动其他后进项目进步提升；对实施效果平平的项目及时反思调整，汲取优秀团队和社会工作开展社区服务的经验，立足需求精准发力提升项目质量。

注释

1 此处及下文未标出出处的数据由笔者调研所得。

2 本数据由黄龙村委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