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农村基层治理及其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进入新常态后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从2017年的稳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到2018年的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再到2019年的完善“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些举措都有效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变革与发展。201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1]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农村社区是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重要阵地,也是社会治理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场域。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需要加强对“人”的营造,即通过联动农村社区的群团力量、凝聚村民的社区意识、重建社区共同体,实现村民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乡村治理创新需要探索新形式和新机制,以有效地回应和解决农村社会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社区营造是解决乡村治理困境的有益探索和有效机制。“社区营造”是一个舶来品,目前各界关于其意涵并没有达成统一共识。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将其界定为:为增强社区规范、社区支持和问题解决能力做出持续而全面的努力。[3]日本建筑学会则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社区营造是以地域社会既存资源为基础,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和协作,对居民及其居住环境进行改善,以实现“生活品质向上提升”的一系列持续活动。[4]简而言之,“‘社区营造’就是要将居民的住区建成一个有场所认同感、有人文关怀的‘大家庭’。”[5]这意味着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和整合社区主体、社区意识、社区组织、物资环境这四方面的要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区营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社区营造模式。按照政府参与度、社会参与度的高低,可以将社区营造模式分为政社合作型、行政主导型、社会自治型以及无组织型四种典型模式。[6]发达国家有关社区营造的经验、模式和路径探索对于我国农村社区的治理与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引入社区营造是解决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主体能力与动力不足困境的重要途径及有益探索。我国关于社区营造的研究及实践,最早源于台湾对农村社区营造的本土化探索。近年来内地也开始了社区营造的探索和实践,并率先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东等地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操作规范和制度安排。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社区营造的视角探讨农村社区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如刘勇等基于“社区营造”的视角从“人、文、地、景、产”五个方面对村庄的保护和发展进行研究,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传统格局和古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公共空间改善和景观再造、特色产业的创新经营;[7]彭永庆则从社区营造出发,系统探讨民族村乡村文化和文化空间的建设问题;[8]黄建以社区营造为视角审视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提出科学优化我国农村社区营造的外部体制环境,创新内部运作功能,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在社区平台中的协同共治。[9]刘镭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探究我国台湾农村社区营造的机理,认为农村社区营造的基础是符合工商社会逻辑的产业构建,营造路径是自主治理,营造的社会资本是市民社会的成长并向农村扩散。[10]这些关于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为我们思考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当前我国关于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还比较少,我国台湾地区有关社区营造的文献稍多,大陆地区的研究较为稀缺,且主要从文化、扶贫等微观层面出发。但在实际探索中,我国已有多个地方形成了自我的农村社区营造经验,如北京“大栅栏社造实验基地”在社区社造化、组织社造化和行政社造化三个方面的建设[11]以及上海嘉定社区睦邻点和睦邻节的建设[12]都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实践路径和工作流程,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和学习。但从学术领域对这些实践探索及其经验展开考察,以及从中观层面探讨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还少之又少,尤其是对社会工作机构在农村社区营造的作用及其实践机制的探讨更为鲜见。这其中既有社会工作在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也有学者们对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营造中的作用缺乏关注的原因。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社区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元悖论,推动实施以社区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社区营造,是我国乡村发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是进行城乡治理创新的一个必要而有效的途径。将一些农村社会治理中通过社区营造取得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特别是制度化成果予以因地制宜的推广运用,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社会发展具有特殊价值。
社区营造是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机制,也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有效平台。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协商共治已成为社会治理的热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3]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的双重作用下,仅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或“自下而上”的民众力量来推动乡村“社区营造”效果不佳,相关协调发展机制式微,亟需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媒介来衔接这两种力量。近些年来,社会工作机构扎根城乡社区,利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等提供多元社会服务,并建立社区自治组织、推动社区经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如广东省民政厅发起的“双百社工计划”,截至目前已经建设了407个“双百”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732万人次,未来将用两年时间实现全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100%覆盖、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100%覆盖,[14]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引入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社区营造,不仅能唤起政府、社区和社会三方主体的共同意识,而且能够发挥各主体的“正能量”,最大化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的优势。我国乡村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薄弱,加之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下,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着重重掣肘,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三留守”群体居多,“空心化”现象严重,人口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仅靠本土的村级组织和干部队伍来完成乡村振兴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亟须引入多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和社区营造,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社区营造为视角探索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有效机制,并进一步厘清以下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在乡村社区的发展态势如何?社会工作在嵌入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从现有的成功经验中探索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嵌入机制和协作治理机制,以扩大农村社区营造的覆盖面和受众面?这些问题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进一步丰富现有乡村社区营造相关研究,推进社区精细化管理,为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提供可行路径选择的重要环节。
二、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多元发展模式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对农村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村原有的发展结构被打破,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为了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融入到乡村发展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更是以其“助人自助”的理念和专业的工作手法,成为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攻坚力量。近些年来,社会工作机构以多种形式嵌入、扎根农村社区,通过调研、文化追寻等途径,为乡村的留守群体、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专项服务,以助人自助精神团结乡村的群团力量和乡土文化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由于各个地区的风土人情、政策导向等社会环境和条件差异,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营造时切入点不同,相应地也形成了多种营造模式,其中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京市大兴区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成都城乡社区可持续营造总体行动等社区营造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城乡互助培力农村发展能力的“绿耕”社区营造模式
培力农村社区自我发展能力是社区营造的重要目标和价值取向。自2001年成立以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始终秉持着“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培力弱势,彰显公义”的宗旨,致力于农村社会服务、行动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并在2007年提出“城乡合作”的项目创意后,先后扎根广州从化、云南平寨、四川雅安等地,[15]开展多项农村社会服务,着力发展村民自组织,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绿耕”根据各个农村的民情,寻找需求切入点,通过前期的介入、带领、联动,开展相关培训和活动,让村民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培养起自信心、社区意识、主人翁意识,形成村民自组织,等到村民具备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以后,社会工作机构逐渐“退居二线”,让村民真正发挥自主性,实现乡村自我发展。
增权赋能是社会工作机构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自2016年介入湖南省怀化以来,“绿耕”的社会工作者开展了留守人群服务、妇女小组培育和组织能力建设等内容,与村民一起打造了3处村民公共活动空间,培育了2个妇女小组,开发出2项特色农产品,并链接资金达113 504.19元,链接物资价值超过65 000元,举办社工论坛和农村社会工作培训,总计服务人次超过6268人次。[16]通过这种流动式的入驻,“绿耕”已经在现有多个服务点驻扎,年限至少3年以上,有些驻扎地长达20多年,①在驻扎的时间里,“绿耕”的工作者见证了当地农村社区和村民的发展,与当地村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把一些先进的治理经验和各种多元的服务带到了农村社区,为农村社区的基层自治、文化培育、精准脱贫等工作提供了专业力量并链接了丰富资源,有效地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治理。
(二) “以所带站”培育乡村共同体精神的“益民”社区营造模式
社区共同体意识的营造是乡村治理与振兴的重要内容。作为全国首家由村书记直接担任主任,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在农村成立的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市大兴区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②已经成立4年有余。虽然相较于其他社会工作组织,其成立时间较短,但在民政局、村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村两委”)以及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下,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通过前期的需求调研和文化探寻,联动村委、社会工作和村民,举办了“群众文化艺术节”“庆丰收捕鱼文化节”等大型社区活动。既活跃了村庄氛围,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带动了村里相关产业与民情的紧密连接,将尊老爱幼、助人自助的情怀贯彻于所有活动中,并以此为主线联动各个活动。如在开展“捕鱼节”、建设“义工菜园”等活动过程中,组织村民将捕捞的鱼或收割的蔬菜,拿出一部分用于探访老人,与老人共餐,一同分享村里产业发展成果及村民劳作成果,这同时也是重塑村庄共同体精神的过程。[17]营造村庄的共同体意识是社会工作机构从精神层面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
从整体需求到个体发展,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通过开展各种系列主题活动,形成了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负责开展社区服务、社区营造和社区发展的事务。这些活动的成功开展,在于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紧扣需求导向和文化塑造的主线,以需求主导服务,以敬老、互助精神联动主题,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村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其成功的项目模式也已经推广到河北辛庄、羊坊等周边村子,并相继成立了农村社会工作站。[18]“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很好地发挥了以所带站的作用,打造了自身的社区营造品牌,同时也吸引了一批批政府领导、基层治理组织以及高校社会工作者等进村学习和交流。“益民”社区营造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通过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共同体精神,挖掘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三) 成都“温暖社区”城乡可持续营造总体行动模式
挖掘乡村治理资源与培育社会资本是城乡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人本支撑。成都“温暖社区”城乡可持续营造总体行动模式③是城镇化转型升级的有益探索。2016年9月,成都市发布《2016年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在全市100个社区开启“温暖社区”营造行动,包括能力提升、品质建设和社区发展三类项目,其中社区发展类项目主要聚焦于完善村规民约以助力乡村振兴。[19]成都社区营造的探索有其鲜明特色。从政府层面讲,成都的社区营造是“政府主推、第三方运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社造模式,如在2017年底,成都市级就投入约2 000万元资金,支持了208个示范项目。[20]政府的宝贵支持不仅给予了社会组织某种政府背书的性质和保障,而且助力社会组织获得了各方的资源和补助。就社区层面而言,成都的社区营造以区域性议题为导向,参与群体基本上是同一片区域的居民,具有共同的文化根基和发展诉求。基于邻里人情,社区居民彼此的关系要温和很多,在探讨自家社区事务的治理时更有发言权、主动权,如成都市新都区嘉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党建引领、赋权于民、多元共治”,实现了静平村安置区“由乱到治、农民变居民”的转化。
从个人层面讲,社区营造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营造,即引导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如蒲江县甘溪镇箭塔村通过搭建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平台,引导村民的理念转变,初步探索了一条以社会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赋能和再组织化为抓手的社区发展治理之路。在人文气息浓厚、文化包容极强的成都,以“文”为杠杆,开展各式各样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和公共活动,有助于提升个人素养和道德水平,提高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如“天府新区煎茶镇沿溪村以社区营造方式活化村庄,以打造小花坛为突破,以‘三培育’工作法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实现了小花坛规范整治和党群双线聚力,提升了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自主性,助力乡风文明建设”。[21]项目开展以来,成都始终以问题导向为切入点,挖掘和动员社区内外资本,持续推进社区总体营造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8年,在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在成都开展首批“社造营造师”培训项目,以期培养一批复合型、专业化的社区治理人才,截至2020年3月24日,培训已经开展到了第27期。内容涵盖了老旧院落整体营造、老旧小区营造、商业楼盘社区和改制社区营造等多方面内容,该培训模式不仅扩大了成都社区营造模式的影响力,也推动了各地社区营造的交流与开展④。需要明确的是,成都是一个人口规模达1 600多万、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乡村人口高于四分之一的特大城市,成都“温暖社区”营造行动模式,对于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如何更好地嵌入“城中村”治理与特大型城市乡村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与特殊价值。
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是打通社区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农村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的有效机制和重要资源。传统的社区参与式治理主要依托基层政府和村(居)委会的组织动员,这种参与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更像一种“仪式表演”[22]。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必须充分调动乡村的群团力量,发展乡村的乡土文化,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使乡村的各个群体有意识、有能力、有热情、有渠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中,以自己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形成可持续的、自治的发展状态。社会工作机构融入乡村发展没有单一的可资照搬的僵化模式,而应结合不同乡村的实际特点,反映每个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最大化地调动当地村民积极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探索契合各地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的社会服务模式。在这个多元化的探索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嵌入乡村发展的模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既有社会组织或者高校老师牵头的,又有村委主导的或是政府主推的,但无论哪种发展模式,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可谓殊途同归。只有不同模式与各地实际有益结合,展开因地制宜的探索和实践,才能推进社会工作机构更好地融入农村社区营造中,真正实现农村社区的“善治”。
三、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功能迭代社区营造对于农村社会治理具有特殊价值,但社区营造的这种积极作用在农村社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不能简单地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粗放描述。社区营造的发生不仅仅是制度环境从上而下的推进,同时也是社会力量成长的标识,其标志着一向由国家主导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可能的突破。[23]随着我国城乡治理创新发展的不断推进,社会工作机构扎根社区进行社区营造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主流趋势。虽然社区营造在我国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在社会工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北京、上海、成都、广东等地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社会工作机构嵌入社区营造的案例和模式,并不断向其他乡村地区辐射。尽管由于乡村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工作机构的嵌入模式会有所差异,但都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的指导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其嵌入模式的探索都是遵循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需求导向、助人自助的发展逻辑。在这个嵌入的阶段性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总的价值取向是更好地凝聚村民们的共同意识、形成一个强联系的共同体,在农村社区中找到自我价值和主人翁地位,凸显乡村振兴的村民主体性。
(一)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区村民倾听者的嵌入功能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区村民倾听者,是社区营造初期的重要特征和主要角色。跑调研、聊需求、寻文化与村民深层接触,这是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初期的主要任务,也是后续服务开展的必要前提。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机构嵌入社区营造,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购买服务入驻的,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对入驻点的人文社情、地理环境等并不了解,加之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族情系和传统观念,对外乡人的天然排斥情绪,使得社会工作机构在初期嵌入阶段受到多重掣肘。
因此,为了减少这些阻碍以及更好地融入农村社区,获得村民的认可与接纳,在嵌入初期,社会工作机构工作人员需要深入基层、走进村居,挨家挨户走访调研,以倾听者的身份,与村民进行深层次的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寻找社区的文化根源。初期的走访调研就好比一个介绍会、茶话会,通过这个窗口,一方面可以让村民知道社区里来了谁,是做什么的,来社区干什么;另一方面可以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融入社区、感受社区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气息,了解当前社区发展的困境以及村民的需求,在设计和开展活动时可以更加有针对性,使之更好地满足村民的需求,从而进一步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接纳。
(二) 社会工作机构承担社区营造多重角色的塑造功能
社会工作机构承担社区营造多重角色是中期阶段社工作的重要特征和作用转换。培育社区共同意识、帮助村民增权赋能、形成社区共同体是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社区营造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工作人员扮演着引导者、组织者、教育者、协助者等多重角色。“社区认同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前提和内在动力。”[24]要使得社区营造取得更好的成效,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必须对当前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理,为村民提供专项服务,让其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并在活动参与过程中不断形成社区认同。
为此,社会工作者需担起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与村两委及村民一起,梳理社区当前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并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法,组织开展相应的服务,如针对留守儿童开展四点半课堂服务、针对留守老人开展微信学习小组培训等。在面向各个社区团体开展专项服务的过程中,村民成为了服务主体,而此时社会工作者就要转换为协助者和教育者的角色,从优势视角和增能理论出发去挖掘村民的潜能,并将一些正向的价值观,如尊老敬老意识、自我发展等理念灌输到活动过程中,让村民在参与过程中有所启发和领悟。通过一系列活动将村民联动起来后,社会工作机构需要组织社区的各种群团力量,组建村民自组织,唤起村民的社区共同意识,让村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的事务中,比如培育本土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让其可以慢慢胜任社会工作,在日后的社区发展中独当一面。
(三)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区发展服务者的襄助功能
培育社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是社区营造的重要目标,衡量社会工作机构的价值杠杆也是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意识。经过前面两个阶段的帮扶,到了社区营造的后期,村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效能感,且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对社区及自我有了新的认识,社区意识和参与意识得到了提升,并在村民自组织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助人自助。这时社会工作机构会慢慢让权于民,从台前转向幕后,成为社区发展的服务者。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会以服务者的身份,给村民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技巧性、经验性的建议,同时也会继续提供一些常规的服务并链接相关的外部资源,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可以投入到社区营造中,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的形成。这样,当村民自组织发展稳定后,村民已经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即使社会工作机构撤离村庄也能够持续有序运转,真正实现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这正是农村社区营造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所在。就此而言,无论是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还是其他各种资源与服务的投入,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村庄与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乡村发展要特别注意增权赋能的目标实现问题。
社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区资源的整合与规划,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无论哪个阶段,社会工作机构都是推动政府资源下移和社区资源集聚的中间媒介。在社区营造的初期阶段,社会工作者以倾听者的角色与村民进行交流,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为后续工作开展创造人本条件;到了中期阶段,社会工作者在对村民和社区的情况及发展需求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通过组织开展相关的活动,加强政府、社区、村民的多方互动与联系,让村民在服务参与过程中,能收获包括生计、技能培训、心理辅导、价值观引导等多方面的服务,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社区意识、服务意识和参与意识,提高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主动参与到社区营造和发展中,为形成社区共同体创造社会基础;到了社区营造后期,社会工作者逐步调整自身角色,转为幕后服务者,为村民实现自治提供常规服务和帮助。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社区营造的各个阶段和整体过程中,本质上讲更多的是参与协作治理,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都应是村民及村委,社区的营造、发展、持续需要在这种彼此的协作治理环境中不断推进,最终形成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四、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治理机制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会因为乡村本身的多样性和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同一个社会工作机构进驻不同的农村社区,开展的服务和工作模式、方法及其成效也会有差异。农村社区营造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嵌入程度由浅到深,角色和功能不断转换。在嵌入初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如何与当地村民熟络起来,使村民认同社会工作者的理念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而为后续活动及服务的开展奠定基础。而要实现可持续的自治发展模式,则必须发挥好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教育者、引导者的角色培养本地人才队伍,并将本地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服务中,真正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制度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事务的治理困窘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方式来解决,尤其在政府权力难以渗透到的基层,蕴藏着大量的自主治理资源,一定条件下的人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25]乡村振兴与农村善治不仅需要农村居民自我管理与发展,也需要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支持与帮助,其中包括社会工作机构的有效服务,从而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与动能。
(一) 树立增权赋能与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社区营造理念
农村社区营造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需要在指导理念和顶层设计上做好规划,指导农村社区营造在有序状态下稳步推进,注重培育和强化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当前农村社区的发展存在着多方掣肘,社会工作机构推进农村社区营造需要遵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从治理到服务然后发展的理念逻辑。首先从乡村治理的棘手问题入手,如生计和温饱问题,这在一定层面上可以更快更有效地与当地村民建立信任关系,让当地村民对社会工作的角色、社会工作机构的理念等形成正向认识,进而产生认同感。在棘手问题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工作机构则需要针对村内的各个群团力量开展专项服务,发挥群团力量的优势和作用,形成村民自组织,如针对留守妇女开展的技能培训,让农村女性在农村人口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能够担起家里的生计,甚至参与到乡村基层治理事务中,撑起半边天。通过前面两个阶段的积淀,需要向社区营造的更高一个阶段发展,即个体和乡村发展问题。在社会工作机构的帮助下,村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技能和主人翁自治意识,可以依托社会工作机构链接内外资源,发展乡村经济。与此同时,社会工作机构在推进农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要始终将当地的文化联系嵌入到社区营造的各个阶段,形成稳固的心理文化共识,使农村的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和乡土文化力量形成强联系,达到增权赋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 “村委+社会工作者+村民”的多主体协同机制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乡村是由村民和村民自治区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组成的一个社区群,社会工作机构要嵌入农村社区营造,不单要获得村委和村民的认可,还要协助培育村委会成员及当地村民的助人自助精神,培育本土化的服务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服务的初期,要借助政府的背书,与当地的村两委在社区营造的理念和规划上达成共识,获得村两委的配合与支持,也能为后续开展服务、联动村民嫁接起桥梁作用。“社区营造是一个持续发展过程,是为培育社会可持续发展活力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有益行动。”[26]社会工作机构在社区营造过程中更多是协作治理,乡村振兴的实现除了需要社会力量的引入,更需要农村居民的配合与主动参与。因此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应该要注重在农村中培养一些自组织,让村民能够凝聚成群团力量,产生共同体精神。自组织的培育不仅是一个组织的组建,同时也是完善“人”的,这样即使社会工作机构撤离乡村项目点,自组织也能够发挥自我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自行发展和管理乡村的事务。如组织培育有想法的村民成为乡村骨干、培育返乡青年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领头团队、培育留守儿童为乡村志愿服务队等。此外,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发挥乡贤作用,利用国家政策,号召吸引更多本地外出发展的乡贤、青年返乡,致力家乡振兴事业。
(三) 基于需求与问题回应导向的持续性服务机制
需求是服务的来源,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服务成效的重要标准,服务的设计与开展需要根据不同的人群及不同阶段的需求进行调整,才能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基于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人文、经济状况等的差异,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除了要有理念和顶层设计的指导,在前期必须进行走访调研,走进农村、深入基层,与村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借助这个机会将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的相关信息传递给村民,形成良好的第一印象。在进行社区营造的过程中,要保持社会工作者的敏感度和观察力,对于新发现的或者潜在的需求做好记录和备案,在适当的时机开展相应的服务以满足需求。同时,要制定周期性的需求调研活动,尤其是在村里有重大政策变动、干部轮换、农作物收获等季节性时段要对村民的需求进行一个调研评估,适时提供一定的帮扶,开展相应的服务,如在农忙阶段,可以组织青少年志愿者下农田开展助农服务。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要规划好常规服务、短期服务、长期服务等内容,并适时加以调整和创新,不能僵化,这样才能在需求导向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持续性的服务机制。
(四) 多方联动的社会支持机制
社区营造是形成和培育共同体的一个过程,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需要在政府、社会力量、村委、村民、乡贤等多方力量的联动和支持下建构。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外部协助力量参与乡土文化比较浓厚的农村地区治理,熟悉当地的人文、获得当地村民的认可和接纳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较浓厚或者对外界排斥比较大的乡村,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挑战更大,因而更加需要相关政府及部门如乡政府和民政局的帮助,争取乡镇(街道办)、村两委的具体支持和对接,甚至可以争取乡镇(街道办)主任、村主任等成为社会工作站的一员,支持社会工作者开展相关活动。村委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基层自治组织,对村内事务及村民的相关事宜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利用村委对当地的声望、权威、经验、人情等,结合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方法和服务,为村民提供更多兜底性服务,让村民可以在社会工作者的帮扶下,实现助人自助,能够投身乡村振兴的事业中。乡贤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机构可通过联动村委、村民的渠道与乡贤取得联系,打通乡贤与乡村及村民的联动通道,使之成为乡村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持力量。依托社工机构,借助乡村振兴的政策优势和战略蓝图,将与乡村发展相联系的各方力量联动起来,形成一个互利互助的社会支持网络,推动农村社区营造。
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规划蓝图和可遵循的理论逻辑作为顶层设计的指导;面对复杂多元的乡村实际和需求各异的村民,需要社会工作者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耐心、不惧困难的赤诚之心,投入基层、走进村民、融进乡土,为村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解决村民的困境。农村社区营造需要社区多元主体共同行动,从而完成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的过程。“社区治理转型的实质是要建立起一种共治框架,把多元主体纳入协商治理的秩序架构当中,形成治理合力。”[27]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外部力量,能力有限,要真正嵌入农村社区营造,助推乡村振兴,需要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既要官方的信任背书和政策及财政支持,也要有村委的协助配合与支持;既需要村民的认可、参与,也需要乡贤、高校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只有通过培育良好的社会资本和在多方力量的协同治理下,农村社区营造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效。
五、结论与讨论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是专业社会工作深入基层、走进农村、服务人民群众的新鲜探索。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强调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28]无论是由社会力量发起的助力城乡发展的“绿耕”模式,还是由村委主导带领社区发展的社会工作事务所,亦或是由政府部门主推的成都城乡社区可持续营造总体行动,都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益实践和有效形式。
在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阶段性的角色及功能迭代,将社区的治理资源加以整合使用,引导和帮助村民提升社区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自治目标。无论是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的哪种模式和路径,也无论社会工作者在营造过程中扮演着哪种角色,社区营造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治理逻辑,需要有纵观全局的发展理念指导;社会工作机构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分析去发现需求、发现服务开展的突破口,并充分整合社区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形成社区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生动局面,努力实现社区共建共治,营造共享和谐稳定的社区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各地的社区营造多是基于以居民为主体展开的社会建设过程。而从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维度而言,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统筹各种社会资源,强化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社会工作机构嵌入乡村社区营造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以社区为本,以居民为中心进行城乡社区营造,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理论相契合。而我国乡村治理实践的创造性探索与经验,也与我国政府“放管服”改革、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的导向吻合。要真正实现乡村社区“善治”的发展目标,需要国家给予社会各方力量更多的空间,让各种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事业中,并通过制度规范动员、协调和保障各种力量的参与,从而实现协同治理的发展目标。
注释
①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一家省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绿耕”的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机构致力于成为集社会服务、行动研究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实践基地和社会创新平台,有效推动中国城乡社区发展和城乡合作的事业。“绿耕”的三大发展方向为农村/民族/灾害社会工作实践项目、城乡合作平台、社会工作培训与同伴支持网络。
②北京市大兴区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是大兴区魏善庄镇赵庄子村在北京市民政局、大兴区民政局、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大兴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单位支持下,于2016年经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入选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首批50家“美好社区计划共营伙伴”之一,通过党建引领、扎根农村,运用专业方法和本土方法开展工作,进行社区治理、社区营造和社区发展。
③成都“温暖社区”城乡可持续营造总体行动模式是针对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营造模式,具体分为三大类,能力提升类项目主要聚焦构建区域性社区营造支持中心、构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机制、完善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机制、完善社区自组织运行和作用发挥机制四个方面;品质建设类项目主要聚焦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居民生活品质,建设体现大美公园城市形态的高品质社区,打造国际社区、探索外籍人士参与社区治理,体现社区美学生活四个方面;社区发展类项目主要聚焦完善村规民约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东进”“中优”战略,强化社区造血功能、聚焦产业功能区发展,聚焦优势要素资源、引导各类主体向社区提供专业化民生服务四方面。本文列举成都社区营造模式也主要是从其社区发展类项目角度展开。
④相关资料来自成都“美好社区营造计划”的公众号和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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