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家庭结构。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以按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推算，我国15—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100 000人，^[1]由此估计，目前我国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为7.6万人，^[2]“失独”问题已成为一个日渐凸显的社会问题。学界有关独生子女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后，随着独生子女群体的集中出现和独生子女风险家庭^[3](即失独家庭)的剧增，失独研究成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社会适应研究，学界素有“结构制约”与“个体能动”的理论纷争。因此，梳理长期以来失独人群的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其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结构制约”视角突出失独人群适应性困境的客观阻碍。这一视角呈现出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后，这种结构性缺失导致失独人群在社会适应中面临的客观障碍。一是强调作为结构限定下的个体——失独人群所处的弱势地位。有学者围绕着失独人群的边缘化处境及其类型分化^[4]、失独人群的社会隔离现象^[5]、失独家庭的夫妻关系与家庭稳定性^[6]等内容展开研究。二是针对失独人群适应性困境的解决，这常常从政策与制度等结构视角展开。很多学者探讨有关失独人群的社会保障模式^[7]与制度设计^[8]、社会养老服务政策^[9-10]，社会救助体系^[11-12]、社会扶助制度^[13]、标准与机制^[14-15]等内容，多维度地尝试解决这种结构下的适应难题。

另一类研究则是从“个体能动”视角突出失独人群适应性困境的主体性要素。这一视角围绕着失独人群在应对和改善自身适应难题时主体能动作用下所采取的行动，包含其适应的主动性、策略性以及主体性等内容。一是失独人群的组织化研究^[16]。他们呈现出群体内同质性强、群体外异质性强的特征，通过QQ群或线下联系，抱团取暖，建立失独自组织。二是失独人群的集体行动研究^[17]。随着组织化程度加深，通过网络聚集的集体维权行动与社会危机风险也日渐加剧。他们通过集体行动的实践，根据自身处境与结构性资本建构出“弱者身份”，以此作为维权行动的有力武器。三是失独人群的边缘化研究。由于失独导致其持续的哀伤过程^[18-19]，部分失独者会避免同质对象的交往，最终使个体持续边缘化。^[20]总之，这一视角拓展了以往结构研究的视野，使得行动中的主体——失独人群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为社会适应与社会整合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路径。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失独人群适应性困境的不同阶段与需求，可以更具针对性地解决其适应难题。结合国内已有理论研究的观点与结论，发现目前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尚未涉及的领域，这也是本研究努力的方向。

当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失独人群适应问题的非常态阶段及其表现，而忽视了其在常态下的社会生活研究以及面临的适应性困境与危机。事实上，失独事件不仅以结构因素作为基础，与个体能动要素相联系，同时还内在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因素。失独是一种破坏性的经历，导致个体不得不陷入长期的生存困境，戴上精神枷锁。拥有相同失独创伤经验的个体形成了失独者这一文化身份的共同体。文化建构行为是集体性的，文化创伤就是完成从失独个人记忆到社会公共话语的转向。失独这种创伤体验自身具备集体性特征，因此会发展为被某一社会群体所共同经历的集体层面的文化危机。因此，本研究将在生活常态下，就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境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2016至2019年，为了全面勾勒失独人群遭遇创伤事件的经历、感受和生活，尝试探究文化创伤视角下失独人群适应困境的干预空间，笔者曾多次深入到失独人群的居住地，在自然情境下记录和探索他们的真实状态，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由此扩大对被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提高理性认识程度。为避免干扰，在研究中尽量采取一对一的互动，提供一个令被访对象自由表达意见的环境。另外，笔者考虑到失独者的身份特殊性和敏感性，在资料收集和整理中始终以“知情”“匿名”“互惠”为主要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失独者个人隐私。

本文对“失独人群”的概念界定较宽泛，无年龄限制，只要是独生子女去世且目前尚无子女存活的人群都在本研究的范围内。本研究的调查地点Y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县域面积1449平方公里，辖3乡8镇，309个行政村，总人口40.5万人。该县曾被授予全国计划生育“三为主”先进县荣誉称号，共有失独家庭209户、失独人群403人。通过当地卫计局工作人员的推荐、社会工作者会谈招募，在对失独老人个性特征、失独时间和生活状态进行筛选后，选取9位具有代表性的失独者开展深度访谈与跟踪研究，以全面、细致地刻画失独人群适应过程的问题表征。

三、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局分析

通过对湖北省Y县W镇失独人群的深度访谈与跟踪研究发现，失独人群兼具社会身份的高度异质性与文化身份的高度同质性。在子女死亡的事实发生后，他们普遍面临内在心理、外在环境的多重危机，具体表现为身心适应问题、文化适应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这三个方面均严重地影响失独人群的身心健康及其社会再融入。

(一) 失独人群的身心适应问题

以往多项研究数据均已证实这一事实：子女死亡会令父母增加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患病风险，加剧身体健康问题，引起疾病复发或进一步恶化的后果。因此，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困境既反映在心理层面，也投射于身体层面，两者的密切关联使得很多症状会从心理方面转移或呈现在身体上。

1. 身体表现：心理创伤的躯体化

相比起配偶或父母离世而言，子女死亡所带来的冲击会导致更多的强烈反应，例如绝望、身体不适、生气和罪恶感。“躯体化”往往是心理创伤投射到身体上的一种不良反应。大多数失独人群的年龄已处在中老年阶段，自身的生理机能日趋下降。而且许多人原本患有各种基础性疾病，很容易滋生对疾病风险的畏惧与恐慌。

这几年失眠更严重了，就是睡不着，而且一到晚上就开始想，想他小时候，想他现在如果还在世多好。老头有时也没睡着，我知道，一整夜翻来覆去。(20190703ZLX)

家里吃饭都很简单，没心思弄。其实我们冰箱里也堆了很多肉和菜，但是没人吃，也没胃口。(20191030FZM)

她爸爸身体本来也不好，单位内退的，现在还经常忘记吃药，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就得坚持服药，不然一下子血往头上冲，出了事很危险的。(20191028LXZ)

现在记性变得不好，经常想起一件事，转过头就忘记了，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不是老年痴呆(笑)。我原来在工作上算是能力强的，做事麻利，现在也不知怎么的，就感觉没必要，各方面越来越退步。(20190704CTF)

通过观察与访谈能看出，子女死亡的事实导致失独人群表现出情绪失落、意志消沉、心理压力骤增等症状，持续的心理健康问题容易导致“躯体化”现象，如入睡困难、浅眠多梦、再难入睡等。表面上人们是以身体不适和其他异常症状来表现“失常”，如偏头痛、胸闷、熬夜等。而事实上困扰着他们的是情绪上和心理上的失调、孤独，这种心理和情绪问题又会存续相对持久的时间。因而，失独人群对身体的疏懒和放逐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在适应初期，作息紊乱、食欲不振是家常便饭。

2. 心理反应：情绪防御的应激化

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一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情绪是人对身体变化的感觉，使人激动的外部事件所引起的身体变化，是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往往让人难以承受。无论身处何种社会环境，中(老)年人失去子女都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痛苦情绪时刻侵袭着失独人群的内心世界。失独人群选择封闭自我并走向边缘化处境，减少原有社交甚至隔绝原本的社交圈子。这是作为情绪防御的一种应激化表现，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这个特殊群体心理调适的难度。^[21]

以前天天出去跳广场舞，后来感觉出去没意思，别人都要给儿子媳妇做晚饭，在家带孙子，他们的话题都是那些，我又插不进去。有的人说话不中听，我也不想别人知道那些烦心事，索性不跳了。(20190708ZLX)

有次过年，他(丈夫)的侄子侄女都来拜年吃饭，是很热闹，都带了小孩，我们两个也搞了很多菜，但是心情不好。把菜上齐了我们俩没上桌，坐在外面让他们先吃，等他们吃完走了，我们两个抱头痛哭。我也知道他们是关心我们，但说实话那种看着别人一家团圆的画面，对我们是种刺激，心里受不了。(20190705CTF)

我也觉得自己变敏感了，好像这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可能也是太脆弱吧，心里总觉得不舒坦。(20191028ZBR)

失独群体的心理适应水平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心理应激反应也会不断加剧甚至持续较长时间，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他们缅怀过去，却消极、颓废对待当下，使情感交流、宣泄的通道不畅；二是他们身为父母的“苛责”心态，不能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孩子没了自己却还在的事实；三是对未来的忧虑担心，他们害怕变老，恐惧老去，又担心自己会生病、死亡，出现各种突发意外。总之，这些身体表现与心理反应，全面、深刻影响着失独人群的思维、情绪、行为甚至是自我认知，使得他们的社会适应进程举步维艰。

(二) 失独人群的文化适应问题

不同于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的适应问题，丧失独生子女这一事实背后蕴含的意义映射是失独人群适应困局形成的关键要因。无论是外界看待失独人群的眼光，还是失独者内在的自我，多多少少都以话语的表述突出了其文化身份的负面含义，极易形成群体成员的次等意识，造成文化适应的难题。

1. 文化创伤：污名化与边缘化

失独事件超越了其作为客观事实的属性而添附了更多的社会文化意蕴。作为文化创伤的失独事件，对亲历者而言不单单是生活中的一件祸事，而是从集体层次、文化身份和创伤再生产层面重创了失独人群，带给他们无可挽回的痛苦与折磨。古语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失去子女背后意蕴延伸至孝道仁义的高度。而在传统社会文化语境中，尤其是佛教文化强调轮回、因果报应，认为前人“无德”便会殃及子孙，前人“作恶”便会伤及后代性命，失独人群无法避免这种群体的偏见和歧视，甚至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22]由此，失独人群面临边缘化风险：一方面，他们自觉接受外部文化因素的评判，“低人一等”；另一方面，他们内心“认命”，选择主动撤离，最终处于边缘的社会地位且群体关系链断裂。

我们农村有种说法，像这样(失去子女)的叫孤户，没有后人了。看你的眼神都不对，怎么偏偏这种倒霉事就落在你头上呢？失德所以有报应，一般人都这么认为。而且大家就自然而然地减少跟你来往。土地有风水之说，这个人也分“有福”跟“没福”，没有福气的人哪个想沾你。(20191030CDH)

我有个朋友，她有次告诉我说，最近有个黑社会头头的孩子跳楼自杀了，这是作孽多了，孩子在替父母还债呢。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渐渐跟她来往得少了。她后来问我怎么总不出门，我就如实说了，她赶紧道歉说没有考虑到我的心情。其实我知道，这是社会普遍看法，改不了。(20191031CTF)

事实上，失独人群在适应过程中尚未完全破除文化意义的附着，因为失独人群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期核心家庭的结构性风险与潜在危机，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不孝论”“报应论”，还是“孤老论”，其背后的深度解读均体现出明显的消极取向。失独人群的主动边缘化与低认同感、客观边缘地位与低社会地位，无一不反映了这一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艰难处境。^[23]

2. 情境仪式：失序的生命历程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人的一生被阶段性地划分为不同时段，要经历和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度过某一人生阶段。这些任务和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必修课，要完成了才算得上是“普通人平凡的一生”。失独人群却由于子女离世，而无法为人父母、无法陪伴子女成长甚至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这些看似“普通平凡”的情境变为奢望，子女毕业、结婚、生子等社会仪式性程式也一并去除，突然失去目标的生活必然陷入一片混沌之中。

正常家庭像我们这时候都已经抱孙子了，我看朋友圈里以前的老同学都在晒孙子、外孙子，头像也是小朋友。说不羡慕是假的，但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能好好活着、体面活着就行了。(20190708LXZ)

走亲戚也少了，其实不是不重视礼仪亲情。毕竟团圆团圆，要有家才叫团圆啊，我们这个家少了个人，跟别人去团圆什么呢？我哥姐家第三代都出生了，那些热闹我真融入不进去啊。所以现在都不去了，都能理解。(20190706FZM)

独生子女离世后，失独人群所预想的生命故事和情境仪式被迫打断、打乱，而对比其他家庭父慈子孝、家庭和谐的场景时，他们感到与身边亲戚，朋友等正常家庭格格不入，进而产生明显的失序感和割裂感。这些因素无疑增加了失独人群文化适应的复杂程度。

(三) 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问题

失去独生子女使得失独父母扮演着“失格父母”的角色，这种缺失和遗憾让他们无力应对和适应当下的处境，不愿面对原有熟人社会，并放弃原本的社会网络支持，成为失独人群寻求新出路的普遍做法。

1. 社会角色：混乱的身份之争

从角色理论来看，社会中的个体本是多面向的存在，却因为失独“身份”的出现而使得其他社会角色退居幕后。在现实中，有很多失独父母积极借助发达的现代医学技术，进行人工促排和试管婴儿。根据新闻报道，也确实有几对失独夫妻在生理限制下挑战成功。他们为重新适应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更多的失独父母由于年龄偏大且经济能力弱，无法再生育子女。

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没有孩子，我好像失去了牵挂，像个断线的风筝。老话说水往下流，我们这辈子奋斗都是为了下一代。现在(人)不在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呢？(20190706WXM)

我想再生一个，这样我还能做一次妈妈。我有个网友XY，她做了试管婴儿，失败了好多次，最后成功了。我为她高兴，因为我明白重新做妈妈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也知道自己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的经济条件和身体能力都不允许我去冒险。(20191027GQS)

首先，核心家庭的三个成员构成三角形的三边，这三边必须同时存在，家庭才能稳定运转。因此，子女被称为家庭和夫妻关系的纽带，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子女离世使纽带骤然断裂，其稳固的三角形家庭结构随之解体，父母这一称谓和身份消失殆尽，进而产生一系列问题。有很多失独夫妻关系因此而高度紧张、难以维系，造成家庭解体，进一步导致他们对家庭角色认同的低下。其次，在失独人群中存在着这种认知倾向：“如果不做父母，那我就是不完整的、残缺的”。由于失去子女，失独人群认为其社会地位处于明显劣势，自然对新的社会角色产生强烈抗拒。

2. 社会网络：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熟人社会的陌生化是失独人群适应过程中的共性表现。原本失独人群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支持资源与血缘、地缘、业缘等有密切的联结，但由于客观情境的突变，引发了他们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互动以及社会参与等出现显著变化，即失独家庭原有的社会网络被重构了。

以前住在单位楼里，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后来我是坚决要搬家，不是有矛盾或者怎么样，那个环境真的没办法，见面时总要问孩子情况，我怎么回答呢？一说我就想哭，但在外人面前要忍住，不想太脆弱。所以搬家之后到这个社区就好多了，左右四邻都不太熟，大家点点头笑一笑，这样挺好。(20190705ZLX)

过年我们是去海南过的，好几年都这样了，而且关系好的几家人约着一起去。我们住民宿，自己买菜做饭，其实生活成本跟武汉差不多，(笑)是不是像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我们更自在，反正大家都是外地来的，生人接触反而没压力。(20190709MZY)

具体来说，失独人群对于具有相同失独境遇的家庭会有更强烈的认同与信赖，而面对正常家庭则会出现自卑、回避态度，随后逐渐减少与亲戚、朋友等正常家庭的交流互动，对熟人社交网络采取回避的态度。实际上，这是呈现在失独身份主导下的一种“非常态差距格局”，失独人群逃离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熟人环境，尝试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且更倾向与同为失独人群的人交往与互动。

四、社会工作介入失独人群适应困境的探讨

失独人群适应困境的形成通常既受到外在文化情境的塑造，即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伦理、人际关系等结构性力量，同时也会因外在环境的突变，而长期附着在其自身的内在自我心理结构上。因此，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困境不仅是微观层面的个体问题，更是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本研究认为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与手法，构建科学的干预思路和支持网络，从社会环境营造、自组织互助、专业技术、心理治疗等多方面^[24]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改善和解决失独人群的适应性困境。具体方法有三种：一是个案社会工作，在纠正失独人群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重塑其行动意义；二是小组社会工作，加快失独自组织内部的整合功能建设，重构其身份定位；三是社区社会工作，增进社区机构和工作人员有针对性的服务供给，重建其生活希望。

(一) 个案社会工作：纠正失独人群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

个案工作是针对单一服务对象的工作方法，对服务对象存在的个体性问题的介入更透彻，协助服务对象勇敢面对自身的问题，帮助服务对象走出困境。

1. 叙事疗法与问题外化

失独人群的污名化标签与边缘化处境与“问题内化”有关，因为他们常常将问题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而这些自我在本质上被认定是“无能的父母”或“不胜任的父母”。个案辅导可借助叙事疗法的优势，将问题外化，澄清消极自我认同，为失独人群重新定义自我认同、重返社会提供更多可能性。只有将问题与人区分开来，失独人群才能不再把问题看作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在面对各种适应困境时，他们才能采取积极行动去解决问题，不再回避责任。具体方法为改写生命故事。失独人群的长期生活经验形塑了他们对生命故事与情节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是关于丧失、失败、无能、无望的问题故事。个案工作者需要帮助失独者继续扩展他们的生命故事，重新讲述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失独者察觉那些曾经被忽视却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和经历，打破他们自怨自艾的消极循环怪圈，为诠释其生活提供新的切入点。当然，此过程是长期的，社会工作者一开始的介入总是很难获得明显的效果，必须抱有足够的耐心与期待，关注失独者生活中触动人心的事件，唤起他们的好奇心，鼓励他们把握对自己生活的发言权，也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参与到自己生命故事的重建中。失独人群所付出的这些努力也有利于自我认同的重新确立，因为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以及他们对自己、对社会的认同。这也有助于解决失独人群的身心适应和文化适应问题。

2. 个别化原则与价值引导

对于失独老人这类特殊对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心理帮扶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注意运用倾听和鼓励的方法，帮助服务对象树立生活信心。与服务对象交流时务必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以免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同时社会工作者要意识到真诚在介入过程中的重要性，只有真诚聆听服务对象讲述的故事，与服务对象真诚互动，让服务对象感受到真诚，他们才会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信任感，敞开心扉讲述更多自身的真实感受，方便社会工作者为其制定更合适的服务计划。

个案工作的目标是促使失独人群正确认识问题、接受生活格局的变化，有能力改善内在情绪与心理应激反应，找回自我行动与自我效能感的获得。尽管国家相关部门愈来愈重视失独问题并逐年完善相关扶助政策，但最核心的问题是给予失独人群一个充分健康健全的文化环境。国家与社会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认识到他们身份获得的时代背景。只有将失独人群置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中，才能让这些人重新正视自我，重新修复他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形成与维持的自我建构，确立失独人群对内在自我的准确定位与认同，同时理解自身创伤经验出现的偶然性。

(二) 小组社会工作：整合失独自组织内部功能建设

小组工作介入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问题，是将具有类似问题的失独人群作为服务对象，通过开展小组成员的集体活动、相互交流来实现介入目标。有研究指出，对大多数的健康与照顾议题而言，小组团体工作被证实是一种有效接入，对个体精神福祉有强劲影响。^[25]

1. 正式化运作——专业服务资源干预

以往多项调查研究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失独者对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回避与冷落，主动边缘化倾向必然令他们开始在社会结构中寻找新的社会位置，建立新的关系网络。^[26]小组工作的目标即利用团体活动，增强失独人群的社会融合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失独人群小组工作既有正式化运作，也有非正式化运作。正式化运作要结合服务对象的特点，由专业服务机构有计划地开展针对性的活动，精心设计诸如园艺治疗、游戏治疗等方法，调动参与者的注意力与身体行动力，培养他们对“新生命”的渴望。以Y县为例，某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工作辅导与干预工作，自2016年7月开始实施“温馨家园”心理疏导关爱工程，2018年9月，这个工程被纳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帮扶项目。当地成立温馨家园互助会，2018年冬至举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帮扶项目联欢会”。当受创者在经验记忆的回溯中激烈情感的流露与表现通过语言得以表达时，有助于宣泄痛苦，创伤症状会有所减轻。这说明了小组工作方法的有效性，也间接印证了失独自组织群体自发兴起和发展的必要。

2. 非正式化运作——自组织的内部接纳与支持

专业服务资源与干预当然是必要的，同伴的相互接纳与支持更是不可或缺。失独本身会带来复杂、持续的哀伤反应，其反复性、长期性的历程特点容易导致资源“失灵”现象，而只有身处其中的同伴支持与援助更能发挥有效性与针对性。非正式化运作是失独人群自组织最为常见的一种运作方式。尽管他们具有强烈的边缘化属性，但文化身份的同质性使得内部成员接纳性更强、认同度更高，因此，他们的边缘化更多表现为“群体的边缘化”而非“个体的边缘化”。一方面，在文化身份同质性的环境下，参与者的感受是平等的、安全的，他们可以自在地互相倾诉、帮助与慰藉，促成正面能量的迸发。有共同失去子女经历的父母之间更容易形成情感支持与信任，这种独特的社会联结甚至胜于血缘联结，每位成员既是助人者,也是受助者，扮演双重角色。另一方面，失独群体具有文化身份同质化与社会身份异质化的特性，而团体活动具有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小组成员平等对话、有效沟通，敢于和乐于倾诉与表达等优势，又将充分调动群体与个体创伤的自愈需求与能力，缓解其社会适应的难题。

需要注意的是，失独人群应避免沉浸在不良情绪中，这很容易造成负面情绪的叠加与极端事件的发生。失独组织容易出现内卷化趋势，即少数失独者担任意见领袖的角色，过于沉浸在内部组织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而不在意如何链接外部资源，以更好地谋求自组织发展以及组织内部成员的自我调适。要及时预防和警醒这种组织内卷化风险。

(三) 社区社会工作：增进社区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

社区工作介入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问题，即改善或调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在群体组织层面，还需要外部其他力量介入，并予以恰当的引导。

1. 以“环境干预”优化失独人群的社区生活

社区管理工作者要加大对失独人群的关注，调整生活节奏，减少他们对自我的封闭。同时引入社会工作组织与人员，对失独人群展开心理辅导与救助，避免群体极端化现象的出现。当前社区作为我国社会基层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承担着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宣传文化、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多重需求的功能型组织。社区需充分关注和了解辖区内失独家庭的情况与困难，尽最大能力为该群体提供和整合社区资源，提高失独人群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与安全感。社区工作主要是缓解和优化失独人群实际身处的外部条件，注重以环境干预的手段来实现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目标。

2. 以“资源整合”提升健康照顾的服务供给能力

前几年笔者访谈时了解到失独者对社区工作人员也颇有微词，说“(社区)平时不登门、年节也不关心我们”。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失独帮扶政策不明晰，另一方面是因为失独者对“公家人”有成见，很抗拒、抵触社区活动，不乐意参与社区建设。近些年随着国务院、民政部、国家卫计委等多个部门连续发文，出台相关政策，大量关爱失独老人的服务计划、社会组织服务项目都一一落地，并取得可观效果，对整个社会都起到了积极良性的作用。例如，Y县政府与卫计局划拨专项资金，尝试探索失独家庭的集中养老模式，在W镇X村分配低租房屋(通过每年交租形式)将失独家庭就近安置在同一栋房屋里，每户都是小两室一厅，养花浇水，轮流做饭，相互帮扶与照料。这些失独人群与X村社区关系很融洽，生活遇到不便时，也能得到及时回应与处理。因此，社区工作既可利用现有的社区资源与服务来实施健康照顾，同时也可纳入专业服务机构、志愿者服务等多种资源，以实现生活照顾、心理调适、人际关系等领域的全面帮扶。

此外，为有效避免“群体边缘化”或“社交孤岛”现象的加剧，社区可通过构建和开发不同的社区文化，创造温馨和谐、鼓励关爱的社区氛围，如举办社区文化节、健康讲座与咨询，开办老年食堂、社区学堂等形式，切实满足失独人群的情感需求、社会交往需求。从而在建设社区共同体这一目标下，全面提升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能力，促成失独人群融入普通居民、普通居民接纳失独人群的良好局面。

五、结束语

失独人群的适应问题折射了该群体边缘化处境与社会再融入困境。本研究基于对湖北省Y县失独群体的调查发现，他们所普遍表现出的应激心理创伤及躯体化表现、失序的情境仪式与文化创伤体验、混乱的社会角色以及熟人社会的陌生化趋势。而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适应困局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进一步影响其社会行动与集体认同。为了更好地解决与改善失独人群面临的艰难处境，需构建科学的干预思路和支持网络，从社会环境营造、自组织互助、专业技术、心理治疗等多方面开展精准化介入。具体内容包括：个案工作层面，纠正失独人群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小组工作层面，整合失独自组织内部功能建设；社区工作层面，增进社区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

失独人群的社会适应问题既受到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也与个体能动性差异、文化心理要素有着紧密关联。创伤事件的发生让失独人群独自承受着另类文化身份和制度风险的后果。在保障其现实困境与晚年生活的前提下，更需要全社会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中去理解失独人群作为一种特殊文化身份共同体的存在，探求其社会适应问题的构成与复杂特性，逐步破解其社会适应困局，使其回归正常生活轨道。在当今人口老龄化的严峻现实与“健康中国”战略倡导下，失独人群社会适应问题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理念、手段也必将带来新的思考，其中的许多经验诸如机构服务领域、社区照顾模式与集中互助养老等探索都将覆盖更广范围，诸如高龄独居老人、孤寡老人、残障老人等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将会因此受益，从而得到更为充分的照顾与关怀。从这个角度来说，失独人群更像扮演着“先锋者”的角色。如何在结构、能动、关系等多重视角下，聚焦于包括失独人群在内的同样身处适应困境的边缘群体，帮助他们改善境况，对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研究、改善和推进政策实践、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