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个体成长经历中的丧亲，尤其是失去父母是一种毁灭性的经历。^[1]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6.2万名年龄小于18岁的儿童因父亲或母亲自杀身亡而成为丧亲者。^[2]考虑到其他更普遍的死亡原因 (如意外、灾害和疾病等)而引起的丧亲事件，丧亲儿童是一个确实存在却被人们忽视的群体。以本次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为例，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的死亡数据背后又有多少丧亲后满是伤痛的儿童？

研究者指出，父母在孩子的世界里占据着独特位置，孩子几乎会将其所有情感投入到父母身上，父母因各种原因死亡将剥夺孩子诸多爱与被爱的机会；且丧亲后，儿童在照顾者、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地和学校教育等方面也常常经历变化^[3]，面临艰巨的适应任务^[4]。因此，丧亲后，如果儿童能够顺利完成哀伤和适应任务，个体的发展可能会逐步复原至正常状态；相反，如果该过程中的伤痛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便会对儿童生理、心理和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威胁。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在生理方面，丧亲会引起儿童个体脑功能、体态、腺体激素分泌等指标发生变化^[5]，增加儿童罹患癌症的风险^[6]；在心理上，丧亲儿童易出现焦虑、悲伤、失落、困惑、愤怒、自责等情绪反应，有时还包括外化行为，如回避社交、滥用酒精毒品、产生自杀念头和行为等^[7]。研究数据也显示，丧亲儿童患抑郁症的风险要比其他儿童高出数倍，且抑郁症状往往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存。^[8]同时，丧亲儿童成年后也有患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的风险。^[9-10]

国际上关于丧亲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呈现出逐年增多和多学科共同发展的趋势。就其发展历程来看，最初的丧亲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等领域，后来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社会工作者运用其专业的小组工作、个案管理和咨询等方法在丧亲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对丧亲人群的关注起步晚，相关研究基本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目前研究者公开发表的丧亲文献较少，针对丧亲儿童或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此外，就丧亲儿童的研究而言，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层面问题及影响因素探讨，缺乏相应的干预策略研究。

现有研究证实，不仅仅是那些丧亲后有适应困难的儿童，而是所有失去父母的儿童都可能从某些有时间限制的干预措施中获益。^[11]本研究聚焦于失去父母的18岁以下儿童，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国内外针对丧亲儿童可供选择的干预策略有哪些；二是国内外现有的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机制是怎样的；三是这些干预服务的评估效果如何；四是结合我国丧亲儿童的研究现状，探讨接下来社会工作介入丧亲儿童干预服务可能的方向和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阿克西(Arksey)和奥马利(O’Malley)提出的Scoping Review研究方法，该方法旨在快速绘制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范围，包括关键概念及可用证据的主要来源和类型等，通常不评价文章的研究质量。^[12]其步骤包括五个阶段，分别是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相关研究、使用合适的标准筛选文章、绘制数据图表、整理报告结果。^[13]根据阿克西和奥马利的观点，Scoping Review通常用于总结和传播研究结果、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等。^[12]它也允许研究人员纳入一系列研究设计，来解决干预效果以外的问题。^[13]

(一) 数据来源

国内数据检索选择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3个数据库，以“丧亲”并含“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题进行模糊检索，检索时间截至2020年2月26日，共收集到4702篇文献，其中知网2894篇，万方1798篇，维普10篇。国外数据检索选择Web of Science、Scopus、CINAHL、Pubmed、Medline5个英文电子数据库，国际上常用“bereavement”来表示丧亲，因此，检索使用的关键词包括childhood bereavement (童年丧亲)和parental bereaved child (失去父母的孩子)。检索时没有将interventions (干预)或evaluation (评估)用作搜索关键词，因为这些关键词会限制文章数量，难以确定纳入文献的广泛性。结果共检索到2 433篇文章，其中Scopus数据库795篇，Web of Science 595篇，Pubmed 551篇，Medline 397篇，CINAHL 95篇。所有中文文章被导入Endnote，英文文章被导入Mendeley进行下一步筛选。

(二) 数据筛选及纳入

筛选采用的纳入标准是：(1) 以18岁以下的丧亲儿童为研究对象；(2) 关于丧亲儿童干预的实证研究，以此回答研究问题；(3) 有干预措施说明及干预结果分析。之后，根据文章的合格标准，去除研究类型不符、干预方案不明、结果指标不明、数据不完整的文献，将国内5篇、国外17篇共22篇文献纳入研究。然后，Scoping Review需决定从研究中提取哪些关键信息进行制图，且所有研究报告应运用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标准信息和有用信息，再完成叙述性评论。^[12]本研究在阿克西和奥马利绘制的数据表格基础上，结合研究问题，提取研究文献的作者、出版年份、发表期刊、干预名称、干预地点、干预者、干预对象、干预时长、干预方案、研究对象、评估者、评估设计、测量方法、结果指标、研究发现及结论等信息，形成本文统一的文献信息提取表，作为后续分析依据。

三、丧亲儿童干预研究概况

本研究共纳入国内外22篇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文献，限于篇幅原因，难以呈现文献筛选及文献信息提取表的完整信息，所以这里仅列出纳入研究文献的基本概况(见表1)。

由表1数据可知，纳入本研究的5篇我国丧亲儿童文献中，4篇有全文，1篇仅有摘要。现有文献最早发表于2009年，是一项绘画艺术治疗对地震丧亲儿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其余4篇分别发表于2011年、2016年、2018年和2019年。发表刊物较为单一，其中发表最多的是心理学类刊物(60%, n=3)，包括1篇《心理与行为研究》载文、1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载文和1篇中国心理学会论文集文章，其余2篇分别为江西财经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者以学校人员为主，高校最多(80%, n=4)，其余1篇为中学教师所发表；被纳入本研究的论文仅有1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资助。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法(80%, n=4)。

相较于国内，国外丧亲儿童干预服务研究所纳入的17篇文献均为英文，分别发表于1992年至2019年，2010年后的文献居多(59%, n=10)；发表刊物类型丰富，其中最多的是跨学科类刊物(41%, n=7)，涉及音乐、心理学、精神病学、生物医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其次是心理学类刊物(23%, n=4)、医学类刊物(18%, n=3)和社会工作类刊物(18%, n=3)。被纳入文献均有全文，研究者所属机构以高校为主，大多数研究为高校的研究成果(18%, n=3)或高校与研究院所、机构服务中心、基金会和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成果(76%, n=13)，社会服务机构发表的文献有1篇(6%, n=1)；且现有研究项目大多受到不同基金会的经费资助(71%, n=12)。此外，国外丧亲儿童干预的量化研究成果丰富(94%, n=16)，定性研究我们仅纳入2012年1篇。该篇文章之所以会被纳入，是因为它是对2009年一项定量研究——关于丧亲儿童魔法营干预效果的补充说明和后续评估，有利于我们更明确哪些干预策略对参与者最有影响。

四、丧亲儿童干预服务策略

本研究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国内外针对丧亲儿童有哪些干预策略与方案？对该问题的回答，采用统一的丧亲儿童干预策略提取表，提取国内外丧亲儿童干预的名称、地点、干预对象、干预时长和干预方案等进行分析。

(一) 我国丧亲儿童的干预策略

我国丧亲儿童干预对象最小9岁，最大18岁，以父母因癌症和脑梗等疾病、地震和车祸等意外灾害以及自杀而亡为主。干预地点以北京居多(n=2)，其余分别在上海、山东和安徽。按照干预形式分类，我国当前的丧亲儿童干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个案式干预

个案式干预可对儿童的特殊问题提供一对一针对性治疗。本文纳入的文献共有4个个案式干预。首先，“复杂哀伤女孩的箱庭疗法干预”是一项强调在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中，让孩子在箱子这个限定的空间内摆弄玩具模型，注重孩子与其自我的无意识联系，激活其自我治愈力从而逾越心理障碍的支持干预；干预过程共23节，包括2次评估性访谈，19 次个体箱庭和2次家庭箱庭治疗。^[2]其次，“直视骄阳”^[14]、“丧亲青少年个案社会工作介入”^[15]和“丧亲青少年哀伤反应干预”^[16]，主要采用生态系统理论、情绪理论和认知行为理论等，聚焦于帮助失去父母的儿童认识和察觉自身的悲伤或者哀伤情绪，并通过情绪合理化，转移注意力，强化家庭健在照顾者、学校老师和朋辈群体的支持系统来促成正向改变。

2.小组式干预

我国小组式干预研究较少，本文纳入的文献仅有1篇，是针对9至14岁因地震失去父母的儿童的绘画艺术治疗小组。绘画艺术治疗是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以绘画活动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治疗形式。该文献为会议论文，有摘要但并无全文，从现有信息中可以了解到，绘画艺术治疗小组共有8次活动，儿童在小组中通过绘画、冥想、彼此分享、相互学习来稳定和调节丧失父母后的复杂哀伤情感。^[17]

(二) 国外丧亲儿童的干预策略

国外丧亲儿童的支持干预经验丰富，17篇文献中有9项不同的干预项目。项目地美国最多(n=5)，其次为英国(n=2)、澳大利亚(n=1)和伊朗(n=1)。被干预儿童的年龄跨度大，最小为3岁，最大为19岁，他们中有来自贫困、暴力和犯罪率高地区的儿童，有因战争丧亲的难民儿童，也有父母因心脏病、癌症、车祸、自杀等原因去世的儿童；被干预时，孩子们丧亲时长不一，从4个月到17年不等，但在丧亲2年内的干预较多。整个干预既有长期也有短期，最长10至12个月，最短1天。按照干预的形式，大体可分为3类。

1.小组式干预

现有研究中儿童小组干预项目有5个：“市中心丧亲儿童干预小组”、“为康复而写作”、“CHUMS儿童丧亲小组”、“奥尔夫音乐治疗与社会工作小组”及“应对圣诞节儿童支持小组”。“市中心丧亲儿童干预小组”为29名来自华盛顿高地和科尼岛贫困、暴力、犯罪率高社区的丧亲儿童而开展；儿童年龄6—12岁，干预时丧亲时间30个月以内，以心理动力学理论为基础，共12节；小组关注孩子与逝者的关系及丧亲对家庭的影响，重视孩子丧亲后的悲伤、愤怒和矛盾情绪处理，倾听孩子分享与死亡有关的个人经历，处理孩子关于死亡的非理性想法和恐惧，促使丧亲问题正常化，并鼓励儿童利用家庭作为支持系统。^[18]“为康复而写作”是为12—18岁因战争而丧亲的阿富汗难民儿童设计，可做个案使用，也可做小组使用；建议连续3天以上在孩子的学校进行；干预重点是通过非结构化和结构化写作，讲述、思考和解决儿童内心深处对丧亲的创伤经历，以减少消极想法和感受。^[19]“CHUMS儿童丧亲小组”是将英国3—19岁丧亲儿童按年龄分为儿童组(3—12岁)和青少年组(13—19岁)；活动计划包括相同经历成员社会支持、逝者回忆、专业医生和殡仪馆人员的友好权威问题解答，以及悲伤正常化和适应性表达的应对能力培养等。^[20]“奥尔夫音乐治疗与社会工作小组”是为5—11岁在2年内丧亲的儿童，分别进行8次奥尔夫音乐疗法小组干预和8次社会工作小组干预；基本干预是关于死亡概念教育、死亡正常化、丧亲悲伤识别和认知发展，促进其使用支持系统和健康的应对技能处理丧亲后的症状；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奥尔夫音乐疗法小组是引导儿童用音乐探索、创作来达到治疗目的，而社会工作小组没有音乐，但融合游戏、沙盘、咨询、讨论、戏剧、绘画和雕刻等各种干预技术。^[21]“应对圣诞节儿童支持小组”针对5—16岁丧亲儿童；设计初衷是考虑到孩子和家庭在圣诞节的节日气氛下，出现强烈的悲伤情绪；小组选择在每年12月第1周，在有公园或花园的社区举行，该地点的选择也是考虑到儿童既有深入交流的空间，也有玩耍放松的空间；干预时间非常短暂，仅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通过与相同经历小伙伴一起计划圣诞节，制作圣诞树装饰品、蜡烛、讲故事、戏剧等活动来帮儿童了解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发展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和应对技能，并与逝者产生连接，与健在照顾者交流互动。^[22]

2.营地式干预

营地式干预是一种国外兴起的为丧亲儿童设立悲伤营地的干预形式。本文纳入研究的主要是类似于夏令营的“魔法营(MAGIC Camp)”和“狮心儿童营(Lionheart Camp)”。“魔法营”是美国为7—17岁儿童提供的连续3天的周末露营活动，分为传统露营活动和治疗性干预活动。传统露营活动有绳索课程、皮划艇、射箭与新朋友互动等；治疗性干预活动包括传统的以创伤为中心的悲伤干预，如暴露、认知重组、放松和想象联系，还有与悲伤处理有关的活动，如制作记忆枕头、戏剧和木偶表演、追悼会、气球释放和日志手册书写等。同时，还为家长和照顾者提供一天的心理教育讲习班，使其了解孩子如何悲伤，可能会有的症状，以及如何帮助孩子度过悲伤的知识与信息。^[23-24]“狮心儿童营”是澳大利亚为5—12岁儿童开展的连续两天的营地活动。第一天主要是通过分享已故者照片、点燃蜡烛纪念、制作代表情感的沙罐、记忆石、艺术品和水上游戏等使儿童和家庭的悲伤经历正常化；第二天主要是通过呼吸、放松和正念等技巧帮助儿童学习丧亲后的应对策略，以及通过亲子活动建立死亡前、死亡时和死亡后的家庭“记忆链”。^[25]

3.家庭式预防性干预

“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和“家庭丧亲计划(FBP)”是两个专门为丧亲家庭提供的预防性干预项目。“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针对父母一方因癌症处于生命末期的家庭，干预大约在父母一方疾病晚期(医生估计死亡前6个月)和死亡后(4至6个月)与其家属保持联系。干预方式有面对面家长指导和电话支持两种。面对面家长指导干预约12个月，重点是通过提高健在父母一方的能力来帮助孩子适应丧亲；电话支持干预是每4至8周给每个家庭打一次电话，为其家庭成员的问题和需求提供答复和转介服务。^[26] “家庭丧亲计划”是基于情境弹性模型(即父母死亡的逆境对儿童的影响可通过变化的环境来降低)所开发的一项预防儿童丧亲后心理健康问题的服务，也是当前国际上运用广泛、研究周期最长和相对成熟的丧亲家庭干预项目。该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庭悲伤工作坊，目标是满足丧亲家庭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家庭会面的需求，改善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第二个阶段是高度结构化的家庭顾问计划，共12节，主要是为父母或照顾者提供情感支持、教授家庭关系技巧、讨论形成稳定积极的家庭事件规划(如定期睡前谈话和家庭聚餐)，以及消极压力事件的处理。^[27-34]

五、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机制

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国内外现有丧亲儿童服务机制是怎样的？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统一的干预机制提取表，提取干预对象来源、干预者、评估者、服务监管、评估追踪等因素进行分析。

(一) 我国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机制

从我国的临床研究来看，国内丧亲者支持照顾服务起步较晚。随着自然灾害、车祸、自杀、绝症等各种非正常死亡现象多发，丧亲问题日渐复杂化，丧亲专业干预服务出现。已有的专门为儿童提供的丧亲服务，干预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者和中学的心理咨询师，另一类是高校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和专业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因国内多是个案研究，服务群体本身数量较少，服务对象主要通过研究人员或机构的外展工作而来，有较大的偶然性；服务过程中，督导和服务监管机制不明确；服务评估由于前期的评估设计不足，基本是由干预者采用简单访谈、走访观察或者已有文本分析，形成最终的干预成效评价；干预后服务对象恢复状况的回访跟踪研究较少，本文纳入的文献中，仅有“复杂哀伤丧亲女孩”的个案服务进行了后期随访。因此，我国已有的丧亲儿童干预服务还不足以应对大量丧亲儿童对支持服务的需求，专业性不够，也未形成、建立各部门和各专业共享联动的服务机制。

(二) 国外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机制

从文献分析发现，国外丧亲儿童服务机制的发展与国内相比有很大差异。首先，服务对象的来源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丧亲家庭主动求助；二是学校、医院、社区、社会组织、咨询中心等的介绍和转介；三是专业机构工作者通过外展活动而成为服务对象。其次，为丧亲儿童提供服务的干预者经验丰富，领域多样。除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之外，还包括职业音乐治疗师、游戏治疗师、专业护理师、家庭护理医生、专业家庭顾问、有医学和精神健康学背景的辅导员、志愿者和实习生等各类群体，服务人员分工明确，服务对象和干预者有不同的人员比例，能够照顾到每一名参与活动的孩子；服务的设计、执行和评估过程有专家和专业团队把关和监督。再次，对于服务主体，除干预者以外，研究者所属机构的高校老师、专家，与相关研究院所、机构服务中心、医院、学校、社区等单位跨专业密切合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国外的丧亲儿童研究多受到基金会的经费资助，独立社会机构发表成果较少，大多是各部门、单位互相协作的成果。最后，服务评估和追踪回访方面，国外是在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准实验和前后测的设计下，结合多种精细化的专业量表测量进行评估，评估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且大量干预服务并非一次性，多是在后期的随访中，不断发现服务计划的优势和不足，在优势更优的情况下，修改完善其服务的不足之处。比如，“家庭丧亲计划”自1992年开始，已经过20多年的实施和研究；^[27-34]“魔法营”^[23-24]、“应对圣诞节儿童支持小组”^[22]、“为康复而写作”^[19]等也已发展多年，后续的很多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是在已有服务的基础上融合创新，形成新的有待评估的服务计划。

六、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效果评估

丧亲儿童干预是一个非常专业和审慎的领域，因为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儿童的脆弱性，特别强调“最少伤害”的伦理原则，因此，证据为本就显得尤其重要。本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关于国内外丧亲儿童干预成效的评估。对该问题的回答，采用统一的丧亲儿童干预成效评价提取表，提取国内外丧亲儿童干预研究的对象、评估设计、测量方法和研究发现进行整理分析。

(一) 我国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效果评估

我国丧亲儿童干预成效评价的研究，多采用个案研究法，评估以干预结束时和干预结束后一定时间内的随访为主要设计，评估所使用的测量方法包括观察、自评、他评和访谈等，具体在研究论文中缺乏详细的描述和记录。仅有的一篇定量研究，有采用量表，但是没有全文，难以明确其具体选取哪些量表进行测量。总体上，根据评估的结果指标，可以将我国当前丧亲儿童干预的成效评价概括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对儿童自身的评价、对儿童与其社会支持系统的评价、对干预中专业关系建立及任务完成度的评价。

首先，对儿童自身的评价。“复杂哀伤丧亲女孩箱庭疗法”的干预对儿童的情绪、自我概念和哀伤反应都产生了积极的改变；^[2]“丧亲青少年个案社会工作介入”促进了服务对象的学习主动性，学习成绩提高也让他自信了许多，从而减轻了心理压力；^[16]“绘画艺术治疗小组”的干预能够增强个体对自我生活状态、周围同伴关系、家庭认知、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成就感的积极认知和评价，研究显示，干预后丧亲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明显提高；^[17]“直视骄阳”活动干预后使服务对象情绪稳定、身体放松，学习效率逐步恢复，焦虑悲伤情绪好转；^[14]“丧亲青少年哀伤反应干预”让丧亲青少年实现了从消极认知到积极认知的改变，愿意表达自己对丧亲事件的各种看法和感受，承认哀伤并接纳哀伤反应，重新看待与死者的关系，尊重生命，找到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积极的生活方式。^[16]其次，对儿童与其社会支持系统的评价。“复杂哀伤丧亲女孩箱庭疗法”促进了父女关系，也使儿童与老师、同伴交流互动等学校适应发生积极变化，学业任务完成较好；^[2]“丧亲青少年哀伤反应干预”实现了从外部支持不足到建立多方支持网络，包括家人、朋友、社会工作者和虚拟社区的支持。^[16]最后，是有关干预中专业关系建立和任务完成度的评价。“复杂哀伤丧亲女孩箱庭疗法”和“丧亲青少年个案社会工作介入”都有关于治疗关系的评估，服务对象最初对社会工作者没有太多兴趣，情绪低落，不愿与外界交流，但随着干预的深入，服务对象主动发起谈话的次数增加，并出现逐渐信任和配合的转变。^[2,16]

(二) 国外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效果评估

从纳入的17项文献研究发现，对国外丧亲儿童干预的成效评价，大部分学者对干预结果的评估设计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59%, n=10)，基本为1个试验组，1个对照组，但也有不同的设计，如“奥尔夫音乐治疗与社会工作小组”设计了2个试验组，分别进行奥尔夫音乐治疗和社会工作小组干预，1个对照组不进行干预。另外，还有前测、后测设计(29%, n=5)、准实验设计(6%, n=1)和半结构化访谈(6%, n=1)。研究中评估所采用的方法多样，涉及各类量表、问卷及访谈提纲共40多种工具，主要的常用工具见表2，每个工具在文献中都有具体用途及评分标准说明，受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过多赘述。对于国外丧亲儿童干预成效的评价，根据结果指标，可基于健康的生理—心理—社会发展三个层面来解读。

首先，生理方面。“家庭丧亲计划”使干预组的皮质醇在任务后显著升高(p=0.021)，皮质醇水平高低与外显症状高低呈负相关，即以家庭为基础的对丧亲儿童的预防性干预可能阻止肾上腺皮质活动模式的发展，这种活动模式往往与儿童外部化问题有关。^[27-34]

其次，心理方面。现有研究中，关于丧亲儿童心理状况的有效性评价主要涉及儿童抑郁、焦虑、悲伤、自尊、行为问题、自杀意念和企图等心理健康层面的改变。(1) 儿童的抑郁症状。“市中心丧亲儿童干预小组”的研究发现，儿童抑郁量表的平均分从前测的28.1分下降到后测的23.6分(p<0.29)，照料者的抑郁评分从前测的15.6分增加到后测的18.2分，但并不显著(p<0.26)；儿童在测试前的抑郁程度明显高于他们的照料者(p<0.001)，但测试后，这种差异减小(p<0.126)；失去母亲的儿童抑郁评分与失去父亲的儿童没有差异，抑郁得分的性别和种族差异也不显著，经历过自然死亡的儿童和经历过暴力(即意外、凶杀、自杀或过量)死亡的儿童的抑郁得分差异接近显著(p<0.06)；从死亡事件到参与丧亲计划的时间长短并不影响前测抑郁得分，但后测经过的时间长短与儿童的抑郁评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18]“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研究表明，针对丧亲家庭的面对面家长指导方式与远程电话支持相比，面对面家长指导方式更有利于儿童抑郁情绪的缓解。^[26]“家庭丧亲计划”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干预后儿童的抑郁症状减少。^[27-34] (2) 儿童的焦虑症状。“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和“家庭丧亲计划”都有助于减轻儿童的焦虑症状，但“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中所采用的面对面家长指导方式对减少儿童焦虑症状更有效。^[26-34] (3) 儿童的悲伤症状。“为康复而写作”对儿童创伤性悲伤症状有显著影响(p<0.01)。^[19]“魔法营”中，平均而言，参加训练营后，儿童创伤性悲伤分数明显低于未参加儿童(p=0.01)，没有参加训练营的儿童经历严重悲伤的几率是参加训练营儿童的3.58倍(p=0.02)，经历过突然或暴力丧亲者和预期性丧亲的儿童创伤性悲伤得分相同；其中，咨询会议被认为是训练营最具治愈作用的部分，有利于儿童学会处理感受和情绪；此外，还有心理咨询、追悼会、气球释放和日记写作等，也是对儿童及其家庭产生较大影响的活动部分。^[23-24]但相比之下，“狮心儿童营”对儿童的悲伤性症状并无显著影响(p=0.129)。^[25]“奥尔夫音乐治疗与社会工作小组”中两组的儿童悲伤症状明显改善(p<0.05),但两组评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即无论是音乐治疗还是社会工作小组干预，都有助于减轻儿童的悲伤症状。^[21] (4) 儿童的行为问题。“狮心儿童营”^[25]、“CHUMS儿童丧亲小组”^[20]、“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26]与“奥尔夫音乐治疗与社会工作小组”^[21]都对儿童内化和外化的问题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奥尔夫音乐治疗与社会工作小组”的评估显示，相比于音乐治疗组，社会工作组的参与者儿童行为问题显著减少，肯定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丧亲儿童行为问题治疗方面的有效性。^[21] (5) 儿童的自尊和自杀意念。“预防性心理教育计划”中面对面家长指导方式使儿童的自尊得分增加，即获得更好的自尊；^[26]“家庭丧亲计划”不仅有助于提升儿童的自尊水平，而且显著减少了丧亲儿童的自杀意念或企图，虽然家庭丧亲计划的设计并未针对儿童的自杀意念或意图。^[27-34]

最后，社会发展方面。主要涉及儿童的死亡态度和观念、丧亲的适应性及应对技能、学业教育、人际沟通、对照顾者教养的感知等。“市中心丧亲儿童干预小组”可使儿童形成更成熟的死亡观念^[18]。“应对圣诞节儿童支持小组”中93%的儿童认为小组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应对丧亲^[22]。此外，“家庭丧亲计划”提高了儿童的教育期望值和较年幼儿童的平均成绩，却对教育结果和工作期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项目可改善积极教养技能和方式，提升积极的教养效果，包括照顾者的情感温暖和一致性，促进儿童与健在照顾者的互动沟通，以及儿童与同伴和学校老师的互动。^[27-34]

七、讨论与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国内外丧亲儿童提供干预服务的文献研究，在对比中取其精华，理其局限，为我国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提供方向和路径。

上文研究显示，有效的专业干预对于丧亲儿童生理、心理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有明显的正向效果。此外，丧亲之痛发生在家庭系统内，家庭因素会直接影响孩子的适应能力，家庭干预在国外首先得到重视，并已完成操作化，且被证明其在各方面的有效性。^[35]除了补救性干预措施，国外预防性干预也已得到发展和验证。相比之下，我国对丧亲儿童的干预研究数量少，研究方法和干预措施单一，评估设计和测量有待更加科学化。

当然，目前国外丧亲儿童干预服务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当前的研究主要是在特定的地域、族群中进行，对于丧亲原因、等待治疗的时长等还缺乏深入、细化的研究，干预计划在其他族群或国家、地区的适用性和文化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证实。二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目前国际上关于丧亲儿童干预服务的研究，多是采用独立的量化研究或者质性研究，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较少。如所纳入的研究中，“魔法营”的准实验设计明确了营地干预对于丧亲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创伤性悲伤症状的有效性，但是难以看出哪些干预措施对儿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有严谨的过程评估将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另外，纵向研究较少，多是采用横向研究。前文“家庭丧亲计划(FBP)”是纵向研究典型的例子，自计划实施以来，2016年已出现关于15年追访数据的研究，使该计划的有效性得到了更全面的评估。^[27-34]总体上，在探索对于丧亲儿童适合的干预方法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好转的背景下，受疫情影响而失去父母的儿童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因自然灾害、意外、疾病而失去亲人的儿童也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服务机制，关注他们的适应和成长情况。社会工作的本质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专业的助人服务，在中国的儿童服务中，应该有意识地加入丧亲儿童干预服务，将其纳入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中，在一定的服务体系框架下，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提供有效的支持，积极预防、及时介入以缓解丧亲事件带来的心理社会危害。

首先，推进丧亲儿童干预服务计划。实践证实，儿童在失去亲人后等待接受治疗的时间越长，介入效果可能会越差。如果有预防性服务，有些服务效果会更明显。因此，服务应有时间意识，越早干预越好，有预防更好。具体的服务可以借鉴上文提及的干预内容，分成个案干预、小组干预、营地干预和家庭预防干预，并根据儿童需要，结合上文的干预效果，有针对性地设计具体而多元的服务内容。关于丧亲儿童的需求方面，爱尔兰曾发展了丧亲儿童的“关怀金字塔”，其以三个元素为主，分别是儿童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支持和服务、准备提供信息和支持的工作者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从一般到复杂分为四级。^[36]这有助于实务工作者在实务情境中考虑当下的情境和所具备的资源，从而促进相关服务在理论化的框架背景下实施。

其次，促进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机制的形成。丧亲儿童的干预服务是一个专业而审慎的领域，需要有相应的机制去推动和规范专业实施的过程。由上文分析可知，当前国外丧亲儿童在政府主导下，高校、研究中心、基金会、专业服务机构、医院、中小学校、社区及家庭等各系统相互联动、跨学科合作，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丧亲儿童服务机制。相比之下，我国丧亲儿童的服务机制尚未形成。未来，可通过现有儿童社会服务网络中的儿童主任、儿童社区工作者，或者医生、护士、幼儿园、学校教师等对有需要的儿童进行识别，然后介绍其进入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由专业机构在评估儿童需要的基础上，整合多方资源，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员，需要有相关的从业资格和从业经验，或者服务机构须对其进行相应的专业培训，获得相关的服务理念、知识和能力，服务中需有相应的督导、监督，服务后要有适当的评估和跟进。整个服务过程强调在现有的中国儿童福利体系框架下进行，尤其关注困境儿童中丧亲儿童面临的多重困境，联动各部门，对儿童做出妥善的安置。

最后，加强丧亲儿童干预的研究。丧亲儿童干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既有的研究少且欠缺深度，但这又是一个非常有实践价值的领域，因此，相应研究的跟进就显得非常重要。相关的本土化研究，特别是文化对服务的影响，如何提高服务中的文化自觉，注重“大家庭”“家族”的资源，强调社区支持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此外，因为过去研究不足，没有太多现成的本土经验可供借鉴，如何在服务中设计更好的评估研究，对服务效果有更科学的测量，可以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评估方法和测量量表，以证据为本，寻找到可复制、可供推广的本土服务框架与模式，推动服务与研究的循环发展。

丧亲儿童干预服务是一个我们原本忽视、但已经意识到其重要性的领域，面对人类多发的重大灾难，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我们更是意识到要将其提上日程。本研究仅是一个文献研究，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与实践。儿童是脆弱的，儿童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产，关注他们，支持他们，较少的投入将会带来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