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还是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每位民众都亲眼见证了常态语境下的“抽象国家”变得可见具体、走向前台并为身处危机中的我们输入正能量、倾注一抹真情的过程。这既是“守望互助”“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等传统社会底蕴的现时代传承和发扬，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党群一体”的切实表达。从“打响疫情”到“决胜疫情”的态势翻转，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经受住了危机考验、经受住了人民检验、经受住了时代检验。虽然其中难免暴露出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治理短板、管控漏洞、处置不当，但相比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中国政府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抗击疫情的压舱石和主力军。当然，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除了国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定位和情感输送，以往理论上被视为约束甚至抵抗国家权力的“社会”及其构成的相关主体的表现同样不俗，同样可圈可点。比如，我国绝大部分民众都能遵规守纪，配合抗疫需要；大学生党员积极充当社区志愿者，为社区防控出“智”出力；各类慈善组织将接收到的大量公众捐款和支援物资有效运用，如此等等。这与当前西方国家呈现出“以个人自由损害公共利益”“不以生命为上”“无视国家政令”的社会景观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照。

恰切而言，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达成了广泛共识和话语一致，共同在场及行动，并形成了良好的疫情治理主体合作结构。作为以“助人自助”和“保护社会”的学科和职业，我国社会工作社群也在“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的政治期待中始终在场，并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坚角色。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时长才30余年(如果以1987年马甸会议为界标的话)，处于学科发展的初步阶段，但它应对疫情的态度是积极的、及时的、主动的。围绕其因何能够如此快速行动的问题，我们可从两个角度加以解析：第一，它必定把握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底色；第二，它明确认识到自身在应对疫情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或者应该占据的位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际，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和总结应该构成时下社会工作学界的重点关切内容。另外，秉承着“不浪费任何一场危机”的历史训诫，社会工作有必要对其在非常态情境实践中的服务状态进行检视，以期更好推动自身在新时代中可有作为、大有作为。

2020年注定是一个难以被遗忘的时间点。这一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同样在这一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席卷所有国家或地区。虽然此次疫情的源头还没有找到，国际争论不休，其溯源有待于科学家的客观研究和理性追溯，但“自然衍生说”压倒“人为制造说”，成为国际医学专家的主流共识。从武汉“封城”算起，这种新型病毒及其相关议题引发的讨论，已经由不同传播渠道传导到公共空间，成为抓住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思考力的热点话题。如果说，在生命或健康的维度上这种病毒需要医学、病理学等学科的介入，那么，它对社会或个体及其心理造成的不同效应、影响同样需要相应学科的专业回应。在回应之前，我们必须清晰而精准地把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底色，唯此才能谈及具体的应对策略。

自从两次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启动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范围和深度都已经空前扩大。特别是借助以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为表征的现代性力量，人类正在越过由地理高墙和物理空间所构筑的边界线，肆意地改造包括雨林、沙漠、极地在内的所有自然区域，如此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中心”与“边缘”之分，也没有“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的区别，一切都打上了“人化”的印记。用国际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讲，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传统社会秩序的轨道，改变我们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并且塑造了一种我们既熟悉也陌生的社会(生活)形态。^[1]更为实质的是，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将我们导向以往那些启蒙思想家所日思夜盼的“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方案”的美好生活时代，反而让我们在“现代性作为一种问题”的生活事实下时刻寻求突围。直观而言，这种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活事实便是，危险和潜在威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人类也因此坐在了“文明”的火山顶上。

至此，人类社会总体上已经迈入可称之为“风险社会”的阶段了，来到了需要与“自然”和解的时代拐点处。而对于中国来说，关于“风险社会”的样态如何、是否已经定型、呈现出何种中国式特征等问题，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话语共识和清晰认识。但民众对具体风险的恐惧不可谓不深，故而我们方可理解近年来邻避运动事件为何急速增加，以及其中的主体因何出现如此积极甚至过度抗争的现象。可以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再度引发公众生活心态焦虑等问题。由于这是现代性背景下政府和民众必须常态化面对的社会形态或生活事实，因此勾勒此次疫情凸显出的风险社会特征很有必要。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速度、广度揭示出风险社会的“不可预见性”。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到两个月时间增长到8万多人，涉及全国所有省份。虽然此次疫情暴发时间相对特殊(正值年节时段)，但它折射出来的不可预见性特征清晰可见。加上“祛魅”的理性化进程推动，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成了一种可能性而无法提前预知，成了一种概率却无法计算。于是我们才会看到，疫情期间大部分民众担心新冠病毒对自己的生活、生产乃至生命有所影响，对其可能的“第二波”回潮充满忧思，少数群体甚至陷入某种本体不安全的生活状态之中。基于上述原因，民众不仅没有像诸多专家所预测和希望的一样出现“报复性消费”，反而在生产、消费等领域表现出谨慎、保守的心理。就此而言，一种不明且无法预料的后果已经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占据着我们讨论和治理的中心。^[2]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过程显现出与风险社会相伴而来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作为一种比非典病毒更加厉害、致病过程更为复杂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各国政府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迟滞、被动甚至失措的角色面向，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经济发展与疫情治理的艰难抉择面前更是如此。然而，当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通过“封城”等管制措施，有效降低疫情的生成和无方向蔓延之际，西方国家仍然基于“经济报表好看”“收揽选票”等外在考量，要么主张走“群体免疫”路线以减少管控损失，要么“提早复工复学复产”以降低失业率。以美国为例，就出现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说各话、总统与副总统相互指责、联邦政府与具备科学知识和专家队伍的疾控中心彼此不协调等问题。相比中国政府对那些不作为、不负责的官员做出调离甚至罢免处置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部分西方国家官僚表现出明显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3]不愿意花费巨大经济或政治代价以降低疫情风险、阻止疫情蔓延和扩散。更有甚者，“不负责任”反倒成了那些当权者的行动起点和潜在规则。毫无疑问，没有达成基本共识的疫情防治体系终将呈现碎片化、不系统、不可持续的特征，当前处于疫情“震中”国家的确诊案例数仍逐月增加、不见拐点便是表征。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需要基于风险治理的公共协商原则。当现代性将各国“人、财、物”相互关联的同时，原先局限在地方区域的相关问题也会借助现代性的流动，而演化成全球性议题。像资本没有国界一样，新冠病毒也没有国界，它的暴发使得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都笼罩在疫情影响之下。结合当前疫情来看，亚洲尤其是东亚的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了，而其控制经验在于，在国内层面上，以沟通协商的态度达成政府、市场主体与公民的话语共识，在国际层面上，以对话主义推动国家间的多边合作和公共治理。用习近平总书记的来讲，就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共享经验以共同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化。客观来讲，新冠肺炎疫情乃至更大的风险社会，为所有人塑造了一个没有“出口”、没有“他者”、没有“外部”(当然也没有赢家)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4]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式的“全世界都联合起来”的合作行动主张。换言之，人类没有办法通过走“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路线来化解危机，也没有办法以“甩锅”、推责的方式战胜病毒，唯有包容他者、多边、对话、合作才是通向有效的疫情治理的必由之路。

当我们体认到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的风险社会底色时，就会明白社会工作为何要保持“在场”，为何要“行动起来”。无论是作为负责任的公民而存在，还是作为保护社会的行动者而出现，社会工作(者)都有充足的理由、资格来参与这场疫情防治工作。接下来，我们将从学理的角度来爬梳社会工作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在场因由，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之所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多中心扩散让现代人再次感受到风险社会表现出来的力量。它虽不是人类刻意制造的产物，但却与人的不良活动或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关联。因此，防控本场席卷全世界并至今还在暴发的疫情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三方合力，需要国际与国内的多边协作和联动治理。在这场战疫面前，我国社会工作应该而且确实在履行助人自助和保护社会的价值承诺和使命担当。但是，如果单纯从有爱人、助人之心来谈社会工作参与疫情治理是不够的，因为这既没有将社会工作(者)与其他草根性组织相区别开来，也没有很好地廓清中央政府所表达的“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之意涵。进一步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的风险底色，社会工作凭靠什么成为疫情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其背后的学理依据需要进一步说明。

(一) 疫情初发的“个体无力”与社会工作的“双信培育”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有所加强。对于大部分务工人员来讲，他们“脱嵌”故乡而无法运用传统保护伞来自我证成，也无法“复嵌”于城市空间而找到现代保护机制。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袭来和快速传播，那些流动的个体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和受害者，时常陷入“孤立无援”的情境之中。于是，在疫情初期，正因部分民众听信从不知名渠道获得的谣言信息，才会出现“不让武汉返乡人员进小区”“把武汉返乡人员视为‘敌人’”的污名化行为，才会出现有关那些隐瞒从疫情重灾区返乡个体的新闻报道。如果从社会理性而非人性善恶的角度来理解，个体“知识无力”“信息识别能力弱”“缺乏安全感”等才是他们行为的触发动因。为了帮助民众获得真实信息以及安全感，迫切需要建构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间信任关系的中端机制。在吉登斯看来，这个中介机制便是他所谓的专家系统，其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甚至拓展到社会关系和自我的亲密关系上。^[5]更重要的是，专家体系的反思性构建和开放性合作能够促成对话和团结关系。而社会工作恰恰构成现代性的专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6]一直在以反思性的品格、主体间性的沟通行为与服务对象共同行动，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者(机构)能够做到及时分享官方科学的疫情动态和防疫经验，拓展相关群体的信息获取渠道和表达途径；看到群众表露不安、悲观情绪而第一时间介入，助其恢复信心和生活状态；当看到群众对国家出台暂缓复工复产的政策而表现困惑、不解心态时，社会工作者会加大沟通力度，让其理解国家政策的人本核心，同时让其转换思考角度，发现当下封闭生活的其他“收益”，比如陪伴家庭成员而带来的亲情收益等。实际上，社会工作的这次在场行动充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支持氛围，部分建构了不同群体间的积极的人际信任机制，甚至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个人与国家的认同凝聚和信任重构。习近平总书记说：“信心是渡过本次疫情难关的重要法宝”。以信任建构为经，以信心重拾为纬，后者作为影响前者的有效中介变量存在，社会工作始终通过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方式双向增强民众的“信心度”与“信任度”。

(二) 疫情风险的“差异分担”与社会工作的“保护取向”

在国际舆论场上，某些欧美政府叫嚣中国借助疫情谋取“私利”甚至“暴利”。这理所应当被看作一种“甩锅”行为，不值一辩。但这种行动背后折射出来的思维逻辑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因为它暗含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传播将会制造“受益国”和“受损国”之分。事实上，当现代性将世界塑造成“地球村”时，就已经同时扫平了风险传播的地理边界和国境高墙。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没有了所谓的男女之别、贫富之分、族群之异，人们所渴求的平等权利第一次在所有群体身上得到了真正落实，只不过它以一种十分消极的方式和面向呈现而已。诚然，在长时段、话语的层面上讲，上述的论断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就具体的风险形式(如本次疫情)来看，风险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有着系统的类同，并且有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更甚言之，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现有的失衡的社会分层。^[2]于是，相比于那些无权者、边缘者和弱势者，处在社会权力中心场域内的主体更加具有化解风险的可能和条件。对此，我们可以从美国记者向特朗普提问“为什么那些没有钱的人不能检测”，而后者以“这可能就是生活吧”的回应态度中可见真相。虽然在本次疫情中，我国政府采取“应收尽收”“应检尽检”“应报销尽报销”等原则，并且为大部分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生活保障和物资供应，但伴随疫情而生的其他生活困顿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这就为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提供了行动空间和服务要求。延伸来讲，虽然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历史才仅仅三十余年，但它致力于倡导社会正义、保护社会的专业初心和价值承诺仍在。近年来，社会工作者在国家制度的良性引导下，参与失独儿童救助、关心留守儿童发展、推动贫困人口脱贫等一系列事件，无疑证实我国社会工作没有遗忘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慈善实践传统。更重要的是，当前本土社会工作社群正在思考“找回社会”这一关键议题，^[7]并且开始自主性地重回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与秉持“保护社会”的专业理念。^[8]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工作可以通过专业优势的发挥和想象力的培育来保护那些深受疫情影响的群体，尤其是底层人口，改变他们在风险后果分担上的弱势地位及风险议题讨论中的失语状态，以捍卫其在疫情风险中的分配正义和“生命至上”的生存权益。

(三) 疫情防控的“治理有效”与社会工作的“属性融合”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埃博拉病毒、H1N1流感等)使一个事实越发清晰，即疫情防控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高，但治理效度却没有相应的提升，以至人类需要常态化地与“病毒”共存。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人类试图在短时间内寻找一劳永逸、“完美治理”式的防控举措是不现实的。在此情况下，疫情防控的“治理有效”便有了现实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治理有效”并不是指在“源头治理”意义上的有效，而是一种“疏导治理”意义上的有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即使想做到“疏导治理”意义上的有效也并不容易。此次疫情期间，技术型工具(如健康码、手机定位系统)在疫情风险治理有效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其收集、发布、分析、整合信息的能力也大大缩短了疫情治理的周期，但不能就此认为，单纯运用“技术治理”便可达成防控体系的“治理有效”。对于那些可量化的工作内容，技术治理当然可以发挥得当，但是围绕那些柔性化的服务工作，可能需要其他行动者的合力参与。正如有论者所言，缺乏“人本关怀”的信息收集工作往往以“事情”为中心，以“工作”为导向，割断了“治理”与“社会”间存在的密切连接，从而致使这种片面凭靠技术手段的防控思路时常让群众产生某种程度的反感乃至抵制的情绪。^[9]而社会工作不仅对“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谙熟于心，而且能够提供更加多维、立体的服务内容。这是由其融科学—政治—艺术为一体的专业属性所规定。虽然在早期阶段，关于社会工作的属性之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主流学界还是达成了话语共识。首先，坚守科学。社会工作者应用以证据为本的方法收集和爬梳需求群体的真实需要，挖掘并“活化”附着在他们周围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资产地图(assets map)”，^[10]进而根据需求类型、资产优势来制定针对性、精准性的服务计划，真正让后者困有所解、难有所除、危中见机。其次，借助艺术。社会工作已经习惯了在常态语境中开展实践活动，缺乏在非常态语境中工作的经验和思路，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疫情治理的社会工作在场是有限度的，是有自身拘囿的，不是什么都要介入和参与的。在戈德斯坦看来，作为艺术的社会工作(art as social work)可以帮助从业者超越理性逻辑、运用更大的好奇心和想象力，^[11]从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创新路径，^[12]以有效回应情境切换，因此艺术属性的发挥能帮助我们尽量克服一些服务短板和不足。在疫情期间，一线社会工作者便开动脑筋，多维度地思考问题，克服“上门难”“服务难”等各种难题。在运用艺术属性的过程中，不仅案主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一线社会工作者也收获了专业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最后，返归政治。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社会工作既在宏观上贴合了“社工参与”的政治倡导，也在微观上拓展了需求群体的正义空间(即把底层需求与上层扶助政策进行双向连接和传递)，因此也真正可称一门“良知政治学”式的学科。

相比西方疫情防控处在最高潮、最艰难、最中心的发展阶段，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本上已进入了“以外防输入为主、内防反弹为辅”的常态化治理阶段。可以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战役的胜利凸显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足够有韧性、足够有活力、足够有效。当然，在欢呼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各级政府也对自身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短板和弱点进行了反思，并希望通过体系的完善和人员队伍的建设等举措，来调整和优化现有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结构。同样，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代表，社会工作在本次战役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对自身实践环节进行全过程、多维度的专业检视也是必要甚至迫切的。具体来看，迈向常态化疫情防控甚至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我国社会工作需要省思的内容主要涵括三个内容。

(一) “流动的暂停键”：反思网络社会工作的发展迟滞

对于大部分群体来讲，在流动的现代性日益勃发的当下，“流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工作方式。即便网络社会的崛起为人们提供了缺场交往的中介平台和互动中端，但是他们还是乐于享受车水马龙的喧闹生活，享受“线下体验”的心情快感，享受“身体在场”的真实愉悦。可是，自2020年1月23日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全国范围被迫按下“暂停键”。至此，大部分群体都被“疫情”围困在家庭之内，不敢也不被允许四处流动。作为行动者，在“暂停”初期，社会工作者也与其服务群体相隔离，无法开展具体的实务支持工作。近些年，在“三社联动”背景下，一线社会工作者更多使用社区本位的实务方法(community-centred practice method)，通过不断走入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来开展相关服务，形成了一些相对有效的工作经验，可这一切均以“身体在场”为服务开展的基本前提。

面对服务对象的流动化和网络社会样态成型态势，西方社会工作共同体不仅开辟了“网络社会工作(Internet social work)”这一学科分支，而且围绕网络化服务的理论建构、线上服务方法、伦理规范、服务程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即便网络社会工作服务不能完全取代线下服务，但它对后者是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方法补充。相较之下，我国网络社会工作学科发展是颇为滞后的，实务方法是碎片化的，服务伦理规范也是缺失的。这些现状从已有关于网络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阙如上可以清晰得见。客观来讲，这次疫情构成我国网络社会工作实务自主发展和服务方法提炼的倒逼机制。在疫情期间，很多一线社会工作者开始思考如何设计线上方案，如何制定服务手册等问题。比如，他们根据社区中不同类型的群体特征，选定更适恰的媒体工具来对接设置的活动目标，以增强服务群体的线上体验感；有的开通社会工作者热线来宣传防疫知识和政策，有的开通直播课程来教授如何缓解围困焦虑，以及调和亲子关系的基本技巧和经验。总之，他们在开展各种线上活动来回应民众多重需要的同时，也提升了缺场服务的经验、技能和方法。但必须强调的是，在缺乏理论知识和伦理规范指导下，本次社会工作者的网络化服务能够带来何种效果暂时难以言定。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自我反思性和专业引导，其在保密、隐私、利益冲突、双重关系、服务终止和研究证据方面等都会出现问题。^[13]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网络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和方法优化需要得到社会工作共同体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截至2020年3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9亿人口大关。在公民意识觉醒和公益品格塑造的当今中国，网络社会工作学科的创建和发展都是必要的，不仅在突发性语境中很重要，而且在常态化服务场景中同样重要。聚焦后者，作为一个资源链接者、传递者和整合者，我国社工通常只将动员强关系支持网络作为抓手，以尽可能多的为服务对象提供资源供给，但在大多情况下，他们或多或少会因资源结构单一、资源数量缺口而显得力不从心、力所不及。其实，网络社会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另一种资源类型，也就是格维诺兰特所说的“弱连带的力量”^①。具言之，一旦社会工作能够处在网络场域中的“结构洞”位置，成为网民颇为认同和信任的专业行动者，其就能将流动于线上空间中的各类资源收集和整合起来，以使之成为服务对象“链接更广泛的社会语境的可能，以及充当激活强关系的机制”。^[14]总结来看，只有将网络化服务重视起来，社会工作才能提供更加多元的支持服务和资源结构，进而推动“强关系”与“弱连带”的治理合力，最终将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化解在基层，消融于其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无论这种问题是发生在常态情境抑或突然事件中。

(二) “疫情的多维性”：达成社会工作学科的边界跨越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任何层级的一线决策者都不能够掉以轻心，毕竟它不单纯归属“疾病性”的健康范畴，而更外化为一个涉及诸多层面的社会范畴，因此，有时对后者的治理难度远超于前者。作为中坚性的服务—治理型行动者，社会工作必须看到疫情问题的复杂性、多重性和流变性，并基于全局性思考和整体性治理角度提供相对有效的服务方案。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往往要求社会工作学科/组织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一定的学科跨界意识和方法综融能力。然而，从这次由新冠肺炎疫情设定的情境实践(situated practice)来看，社会工作遭遇到具体而实在的“情境挑战(situated challenge)”。这种挑战便是，他们难以在时间压缩和空间封闭的前提下有效发挥专业特长和服务技巧，只能做一些志愿性、配合性的工作内容，比如向重点人员测量体温、发放隔离告知书、为隔离家庭送生活用品等。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内容当然重要而且必须，但或许不应成为社会工作的主业和标榜优势所在。而且，即便从事上述所讲的服务性内容，他们也无法做到那么周全详尽。比如，就心理服务领域而言，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切实感受到感染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焦虑，以及那种难以言表的紧张感、担忧感，于是他们普遍采用叙事疗法、人本治疗法等实务技巧来缓和服务对象的心理波动，而没有看到社区层面的群体情绪乃至社会维度的社会心态对服务对象心理机制的塑造作用。就此来看，只有在宏观社会、中观集体和微观个人三个层面同时展开，社会工作心理疏导方能达成服务的有效性和恰切性。

这些年，针对“专业化”和“去专业化”这一论题，我国社会工作共同体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话语争论。笔者比较认同雷杰教授所言，即前一种话语“夸大”而后一种话语“低估”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现状^[15]。然而，无论是“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都不意味着社会工作可以(或者应该)自我区隔、孤立发展，而无需通过与其他学科交流合作的方式来丰富自身的知识库存和实务能力。反过来讲，只有实现学科边界跨越和交叉学习，社会工作才能加深对某一问题的总体理解，进而检视自身存在的或许过时甚至偏见理念。如在本次疫情中，大多数群体都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心理创伤和情绪波动，因而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希望和情感安慰。相比于物质救济、食品发放等简单需要满足，他们更希望在确定感、安全感等更高需要层次上得到回应。可是，即便在西方社会工作暴发“情感研究的革命”之后，即便在“情感是社会工作实践中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不可缺少的，它潜伏在服务使用者和社会工作实践者的心理社会世界的交汇处”^[16]的学术共识达成之后，本土社会工作也“谈情色变”，谈“爱”色变，即便这种爱是一种“社会性的爱(social love)”。换言之，他们无法真正对待情感因子之于社会工作实践的真实价值。其实，如果我们真的领会并认真对待贝克对我们所说的话，即它(风险)已经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各种专业职权和制度责任，并且跨越了似乎是有制度区分开来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2]那么，“我们必须强调跨学科的视角，以破除社会工作狭隘的专业知识边界和学科藩篱”；^[17]一定不能因“学科的知识解释”而墨守成规、因“专业的实务传统”而因循守旧，而要把那些有利于达成治理有效的服务元素(如情感维度、关于爱的实践艺术)带回服务现场。就此而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多维性、衍生性的特征，社会工作无疑需要培育“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要有边界跨越的意识、意愿和信心，要敢于做一个穿越“边界的行动者”，以尽其所能发挥专业优势和践行助人使命。

(三) 孤立自主还是嵌入自主：非常态情境实践的专业选择

一定程度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和优势互补，促成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关键性胜利。但从角色定位来看，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最广泛的宣传、动员、组织作用，而以各类草根或组织、个体构成的“社会”起着辅助性、帮扶性功能。这种角色分配没有因循某些中西方学者所谓的“国家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逻辑，走的是疫情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国家中的社会”的主体关联结构中合力展开服务。^②应该讲，它是契合本土社会历史结构和制度情境的。在此，我们需要检视一个问题，即在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工作的嵌入类型应该是怎样的，它和常态语境中的嵌入形式有何不同？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本土社会工作走的就是“嵌入式发展”道路，这种嵌入虽然牺牲了部分自主性，但却获得专业实践权和制度合法性，一定程度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壮大。^[18]进入新时期，部分学者开始主张政府要给予社会工作充分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社会工作走向“自主治理”的实践道路，认为这将达致社会工作服务有效和践行专业使命的统一。但十分吊诡的是，在最自主化的西方语境中，社会工作的服务行动没有受到广泛赞誉，反而被Harry Specht等人判为一类“不忠的天使(unfaithful angles)”。从中可见，一味强调“孤立自主”，主体异化、初心丢失等情况便可能发生在社会工作者身上。在常态语境下，“孤立自主”尚且无法促使社会工作回应现实需求，那么，身处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动态、充满风险的非常态语境中，社会工作过度“自主化”可能会造成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在理论上，这种自主性嵌入存有“潜在地把社会自主性的来源归因于国家的让渡，因而预设了国家处在社会相对立的位置上的嫌疑”。^[19]综合二者可言，以“嵌入型自主”替代“孤立型自主”应该构成非常态情境中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何况前者“在主体关系模式意义上”有着合作治理优势。^[20]

结合疫情防控事实来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指导、主导下，一线社会工作者大多负责提前被安排好了工作事项，配合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检疫、疏导、动员群众，毕竟社会工作者同样缺乏较为完备的防控知识和自我保护经验。可以说，正是凭靠着嵌入型自主方式，社会工作在自身没有被感染风险的同时，不断贡献专业智慧和公民力量，并与政府主体形成治理合力，推动疫情防控走向可控化、精细化和有效化。一言蔽之，无论面对常态还是非常态的语境选择，社会工作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因循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也不能将不同语境中的嵌入方式等同用之。如果我们体认“国家中的社会”的主体结合事实，承认疫情语境的特殊性和风险性，那么就应该考虑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选择可能更加合适、更加安全的嵌入式自主模式，以此为起点，“社会”将配合国家部门打赢这场“利在当下”“彼此共赢”的疫情防控战。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一场检验。检验的对象不仅指向各级政府主体，而且包括组成“社会”的形形色色的行动者。在与西方国家疫情防控现状的比照中，中国政府领导的疫情治理行动总体上给人民、给世界交上了一份比较不错的答卷。但回过头来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多中心、涉面广让我们再次看到风险社会样态的渐趋成型。进一步说，现代性诱发的种种“风险”已经成为我们必须习惯面对的事项。它的突发性、快速性时常让事态变得更加“不可控性”，从而让治理者感到手忙脚乱；它趁着人类“不想担责”的心理而“组织无力”的契机，把我们围困在疫情风险之中；它借着现代性的流动载体快速突破自然地理边界，造成公共治理的协商难题。无论此次疫情表现出多么大的伤害性，我们都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全世界联合起来”话语的召集下，成为发挥彼此优势、合作共力的行动者。

此处，我们谈及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抽象社会”，因为那些曾鼓吹西方市民社会如何有效的说辞在此次疫情中遭到了反讽。正如图海纳所言，我们应该避免描述一个缺乏任何行动者的系统(社会)，并且需要完成从含糊不清的“社会”向致力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的转变，而转变的推手便是具有某种历史质的行动者。^[21]客观而言，无论在理念坚守还是行动实践方面，就本次疫情防控而言，社会工作以自身积极参与、竭力行动、创新服务的姿态推动其行动者角色的进一步塑造。为了更好阐释“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之具体意涵，探究社会工作在疫情治理实践中能够完成何种目标是有必要的。分而述之，面对疫情初发时刻个体的“本体不安”，社会工作具有培育群众生活信心以及对他者信任关系的能力；面对疫情风险的“差异化分担”，社会工作的“保护取向”能够帮助底层群体获得正义空间和生活支持；面对疫情防控的“治理有效”目标，融“科学—艺术—政治”属性为一体的社会工作能够提供助力。当然，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相关治理主体的行动短板之处变得“可见”甚至放大，社会工作也同样不免其外。

恰切来说，面对“流动的暂停键”与“网络化服务”滞后、“疫情的衍生性”与学科边界跨越不足、“非常情境实践”与“孤立自主服务”三重矛盾，社会工作服务效果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为此，即便中国疫情防控已经暂时告别高峰期、危险期，社会工作服务行动的自我优化仍需专业努力和自我成长。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也要提升与国家等主体相互协作的能力，有力地锻炼在非常态语境中开展服务的行动技巧和实务经验，力争在新时代有所作为、大有可为。

注释：

① 在国内，学界对“关系”理论的关注时间和研究成果都比较多，甚至有学者认为，“关系”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参见边燕杰发表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的文章《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但近几年，以“关系”为题眼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以“社会资本”为题的研究论著有所增加。虽然“关系”与“社会资本”有部分通性，但是二者的差异超过同一。对社会工作学科来讲，围绕关系视角开展的实务研究较多。参见张军、王进文发表于《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的文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基于关系为本的实务视角》。一线社会工作者也倾向于动员案主的在地化的熟人关系来展开介入、动员乃至服务。而运用“弱关系”理论来开展服务的案例缺乏。可问题是，“关系”本身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之分，在生人社会的文化转向下，“弱关系的力量”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对于这一内容，笔者已在一篇待刊的文章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故在此不做展开。

②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中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议题，但在大多数作品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二分的，是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存在的，因此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之后，米格代尔书写的《社会中的国家》等一系列著作，开始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研究视角及其局限，建构了动态的、过程导向的“社会中的国家”这一框架。在市民社会拥有较长的历史传统和较强的组织力量，以及“小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框架确实存在新颖之处，并且颇具解释效力。但是在集体主义传统的文化形态和集权国家的社会结构连续性的双重塑造下，“国家中的社会”或许更加契合中国的现实场景和历史实践，参见侯利文发表于《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6期的文章《社会中的国家：迈向国家与社会的综合性范式——评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