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大陆农村儿童人口经历了从高峰到空心化两个极端的转变，农村人口结构趋势越发呈现出脆弱性”。^[1]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量村办小学出现，到21世纪初，“撤点并校”工程实施，大量的农村小学校舍空置失修，或是被人为毁坏，或是被荒废，校舍资源浪费严重。而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长，尤其是留守老人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得惊人，还有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也被严重削弱。如何调和这一反差和矛盾，成为当前急需探讨的重要议题。具有相似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中国台湾地区，在二三十年前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其社区活化的经验值得中国大陆借鉴和参考。

一、校舍闲置与养老空间匮乏之间的反差与矛盾

(一) 空置校舍大规模出现并持续增长

中国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经历人口增长的高峰。为了应对人口增长给教育带来的压力，国家在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并要求贯彻“县办高中、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三级办学”工作方针。到20世纪末，大陆农村当中曾一度兴起了村办小学热潮，形成了“村村有小学”的格局。^[2]

1. 农村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持续锐减

进入21世纪，与城市化、工业化相伴的是农村的空心化和留守化现象出现。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村小学生在校人数严重萎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见图1)，农村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9 074万人，减少到2013年的3 217万人，部分农村小学因为生源不足，没有办法正常开班授课，出现隔年招生、多个年级合班授课或小学高年级学生被合并到镇或村委会中心小学去上课的情形，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撤点并校现象。

学者根据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资料推估，2030年前全国每年约有1 200多万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镇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将保持增长态势。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仍会进一步减少。^[3]

2. 撤点并校引发农村空置小学大规模出现并持续增加

随着生源的减少，从21世纪初开始，在农村普通小学中出现了大规模“撤点并校”的情况。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见图2)，中国大陆农村普通小学所数从1999年的468 527所，削减到2013年的140 328所，总计削减了约32.8万所农村普通小学，大量校舍开始被空置。

尽管国务院和教育部在2012年紧急叫停了各地“撤点并校”工作^[4]，但是这样的颓势无法根本性扭转。被撤销教学点后，空置校舍的数量非常庞大。《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乡村小规模学校有10.83万个，比上年减少0.31万个，占乡村小学与教学点总数的56.06％，占全国小规模学校总数的87.98％。全国有无人校点10 033个，比上年增加366个；1—10人的乡村校点2.58万个，比上年减少0.81万个。^[5]《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2016年就减少7 741所，减幅为3.70%^[6]。由以上数据可判断，农村空置小学数量会继续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增加。

3. 被空置校舍的利用率非常低

对农村闲置小学校舍的研究发现，被调整撤并的闲置校舍分散，多数处于偏僻地区，加之学校公用经费十分紧张，无力支付闲置校园校舍日常管理、维护所需经费，不得不放弃改造利用，任其自然消耗与损毁^[3]。

被空置校舍再利用率非常低^{[3, 7]}。对空置校舍处置和利用的主要方式有教育系统内转化、改为村级公共事业用房、出租或出售、复垦和被无视闲置或废弃，其中被无视闲置或废弃居多，约占45%。^[7]另外，被空置的小学缺乏管理维护、被荒废、被随意处置、被低价倒卖、甚至被非法侵占的情况较多^[3]。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文件，支持利用闲置小学改建幼儿园。但是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下降和农村小孩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单纯改建农村幼儿园的方法也非长久之计，需要嵌入更多的功能以充分利用该资源。这其中有20%的闲置校舍用于村级公共事业，^[7]改建为同时具备社区养老服务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可行性较大。另外，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共有村卫生室62 100个，覆盖面广。^[8]如果能够整合村一级卫生站/室的资源用于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将惠及广大农村老人，同时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难问题。

(二) 急剧增长的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与严重弱化的家庭养老功能

与农村儿童大量减少的情况相反的，却是农村老年人口数和占总人口比率急剧递增。由于农村人口转移，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老龄化趋势加剧。^[9-10]

1. 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

全国老龄办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约有农村老年人1.24亿人，约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5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农村老年人中，空巢、留守老年人约有5 000万人，失能及部分失能老年人约2 240万人，低保老年人约2 000万人，特困老年人约443万人^[11]。

中国老年人口的城乡倒置现象由来已久，老年人口城乡倒置有两大特征：一是城乡倒置贯穿人口老龄化的全过程；二是老龄化的城乡差距经历了“微缩—扩大—快扩”的变动轨迹^[1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等认为，庞大的流动人口使农村老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强于农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他呼吁中国老龄问题的重心应该转向农村。^[13]

2.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被进一步弱化

中国文化和社会强调家庭在照顾服务中的责任^[14]，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在进一步被弱化。

有学者从农村人口的抚养比例来看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认为农村总人口抚养比将大幅度上升，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高于城镇地区。^[12]另外，农村家庭常驻人口数也应是我们观察农村人口家庭养老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一般而言，家庭常住人口越多，老年人在家庭中得到照顾的可能性会越大(其中不排除家庭关系、照顾能力等其他影响因素)。如图3所示，从2002—2012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民家庭常住人口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低、中等偏下、中等和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家庭的常驻人口数都呈现出减少的情况，平均每户常住人口从原来的4.1人下降到3.9人。

人口向外转移、出生率下降、核心家庭增多等是农村家庭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高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要比中低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低得多。这和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生育率较高相关之外，还可能和有成员需要照顾的家庭青壮劳动力无法外出打工有关。家庭中需要照顾的人口越多，青壮劳动力留守在家的情况就会越多，加上本地就业机会较少，就业不稳定，这些家庭容易陷入贫困。而外出打工家庭的经济问题虽然得到暂时性缓解，但家中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照顾问题反而增加。经济改善与妥善照顾成为农村家庭普遍面临的两难选择。虽暂无统计数据说明该问题，但这两类例子在农村社会工作实务中较为普遍。这也恰恰说明精准扶贫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议题。很多家庭因为照顾家人而无法外出打工或是无法正常就业，以至于陷入经济困难的案例较多。大多数村民在外出就业和照顾家庭之间犹豫。

家庭常住人口统计数据下降还不包括短期的劳动力转移、不定期的外出打工、零工等情况。对于高龄、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这些家庭的照顾能力是特别脆弱的。在农村常住人口数中，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混住的情况较多，老年人不是被照顾者，反而需要去照顾孙辈留守儿童。再者，随着时代观念的转变，农村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多，家庭养老的责任意识和照顾能力越来越弱。家庭结构的日益简单将使农村养老矛盾更加突出。^[15]

(三) 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资源匮乏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导出的数据来看，2009—2013年间，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量不增反降，从2009年的31 286个下降到2013年的30 247个，4年间减少了1 039个(如图4所示)。这一数据仍在递减，到2018年，我国农村养老机构数为15 006个。^④

这种情况在2013年后稍有改善。2013年国务院提出“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16]。2013—2015年，民政部联合财政部累计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30亿元，用于指导各地以建制村和较大自然村为基点，依托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共支持建设10万个农村互助幸福院^[17]。虽然从数量上看，10万个新建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加上已有的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但是相较于全国54万个行政村(粗略以村民委员会数算)，仍然有超过40万的行政村无法实现“养老不出村”的政策愿景。

二、他山之石——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活化经验概述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村和中国大陆一样，也经历了空心化、少子化以及老龄化的社会变迁，并从1994年开始推动社区总体营造。

(一) 社区活化的基本框架

要理解社区活化，首先需要理解“社区”和“活化”两个概念。社区，英文为“community”，滕尼斯最早开始使用community一词，在日本的一些学术文献中，将其译为命运共同体或生活共同体。美国学者对社区的定义是，生活在具体清晰界域内的一群人，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生活的界域范围内的地方有着心理和社会的联系。^[18]56这是一个从人、人与人、人与社区之间关系角度来对社区下的定义。后来很多学者和地方政府在推进社区营造的时候，沿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社区包含了社群和社区两种意涵，并强调社区感。“社区”指的应该是“有社区感的聚落”，而不是聚落的空间本身；进一步而言，“社区”是被“营造”出来的，并不会因为“比邻而居”即自然形成的^[19]12-13。

社区活化，英文为community activation, “activation”具有开动、启动、驱动、活化、活性化和激活等系列的含义，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将本身具有但未被开发的潜能激发启动；二是对老化的功能注入刺激性因素，将它再次激活。社区活化就是要把社区潜藏的没有被激活的或是老化的功能重新激活。

在日本，社区活化也被称为“地域活性化”。所谓地域活性化(即社区活化)，即“朝新的目标改变现况，跳跃前进”。严格地说，就是“超越由日常行为所达成的水准而提高附加价值的行动”^[20]。中国台湾学者将社区活化定义为，整合运用地方固有之特色资源，以振兴地区产业发展及生活品质，朝向突显出该地存在与价值定位前进的策略^[21]。这些定义与资源整合以及社会创新议题息息相关。社区活化被当成是在社区总体营造中的一部分，常常用于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社区营造过程中。

中国台湾地区有很多活化旧建筑物的例子。利用废弃的医院、邮局、工厂和学校等，通过商业和社会服务的方式，活化原有的建筑物，达到社会服务和经济创收等双/多重目标。比如位于台中市的“宫原眼科”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通过文创结合旅游的方式，原来废弃的宫原眼科医院被活化成观光休闲娱乐场所；位于宜兰的橘之乡蜜饯形象馆，也是通过文创和商业化结合的形式从废旧厂房区活化变成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陆也开始陆续出现。广东省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广州市仙娘溪村推动的老屋新生计划，推动社区妇女利用老旧的土坯房改建成民宿，并组建妇女小组进行运营管理。

社区活化强调的是社区在地资源的再利用，其目标是通过活化行动来提升资源原有的价值，达到生活改善的目标。社区活化的重点在于充分使用社区的资源使得社区再生，并强调从经济的、社会生活文化的以及环境的改善来提升社区^[20]。日本学者目濑守男图式化了社区活化的具体理论框架(见图5)。图5纵轴代表的是经济的、社会的及环境的附加价值，而横轴代表的是时间或年次，LV曲线所代表的是长期的活性化曲线，而A、B、C三曲线则代表了短期或中期的活性化曲线。当日常活动无法获得附加价值时(A曲线)，必须转变成非日常行动之活性化运动，藉此能得到更高的附加价值(B曲线)。这种由A转化为B的活性化行动不分大小，都必须长期坚持，如此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 社区营造脉络下的社区活化

社区活化在中国台湾地区被放入到社区总体营造中进行。1994年，中国台湾提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在时空上正好接合了该地区社会运动的结构性转变^[22]4。尽管没有学者专门指出关于社区营造和社区活化的联系和区别，但是从社区活化的定义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情况来看，社区营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关于社区整体改变的、系列的计划与行动；而社区活化则是侧重从社区有的、没有被激发出来的和老化了的功能出发，让它重新实现活化，以达到社区营造的效果。相较于社区营造，社区活化更加聚焦于将原来没有被激活或是老化的功能重整激活。社区活化是社区营造诸多方式中的一种，是社区营造的核心精髓。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借鉴日本的“造町运动”。同样经历了城市繁荣与农村衰败的日本，20世纪60、70年代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了大量返乡青年。他们将过去对社会运动的激情转化为了对农村故土振兴的激情，于是开始推行“造町运动”。“造町运动”从最开始以发展地方产业、振兴农村的地方经济为目标，到后来逐渐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千叶大学宫崎清教授认为，社区营造的产生是由于社区崩坏，需要积极探求解决社区问题的良方，以期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23]。

宫崎清教授提出社区营造有五大资源面向，分别为人、文、地、产、景(如图6)，五个面向是相互循环影响的过程。

“人”指的是社区居民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之创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之延续、艺文活动之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地”指的是地理环境的保育与特色发扬、在地性的延续；“产”指的是在地产业与经济活动的集体经营、地产的创发与行销等；“景”指的是“社区公共空间”之营造、生活环境的永续经营、独特景观的创造、居民自力营造等^[24]。

在五大资源中，“人”是核心。在中国台湾，最早倡导使用“社区总体营造”一词的陈其南强调“社区营造是造人的活动”，“社区营造”代表一种思想模式的转变，是在进行一场“宁静革命”，从“造人”开始，进而营造一个新的社会^[25]。另外，黄世辉也建议 依循社区营造，首先应该“造人”，再向外发展文化、产业、地景的营造^[22]17。

社区营造在中国台湾是由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实施的，在整个社区营造过程中，尤其注重文化元素。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文建会对社区总体营造所作出的定义中，“社区总体营造是以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意识作为前提和目标……使各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让社区居民共同营造‘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文化事业发展’‘地方文化团体与社区组织运作’‘整体文化空间及重要公共建设的整合’及其他相关的文化活动……^[26]”。在中国台湾，“文创”（文化艺术创作）一直是被用来活化社区的一种有效手段，台中市的“彩虹眷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地”“产”“景”三个方面，社区营造往往又和社区外显的资产紧密联系在一起。1993年，Kretzmann和McKnight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 ABCD 模式^[27])。在他们看来，只有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才能促使我们摆脱需求驱动的死胡同(the needs-driven dead end)^[28]。

社区活化的动力来自于社区感的培育。中国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在新兴的都市区，陌生的邻里要靠社区营造来建立认同，让居民成为彼此认识、对社区环境熟悉的一群人，亦即在陌生邻里中要让“社区感”无中生有；相对的，在乡村聚落中，社区感原本存在，只是因人力外流，邻里关系逐渐淡化，加上足以表征在地特色的人事物快速流失，因此其社区营造的任务则是“将原有的社区感召唤回来”^[19]13-14。

(三) 社区活化是社区培力和公私协力的过程

从政策面向上来看，社区活化是社区培力和公私协力的过程。所谓社区培力，也就是培养社区的能力。社区培力的过程需要摒除过去问题、缺失视角的观点，看到社区的能力和资源，激发社区的能力，达到社区整合的目的。社区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是一个以当地社区为中心的、有目的的推进过程。推进过程包含了相互尊重、批判性反思、关怀和群体参与。这些过程在使社区中资源分配不公的人可以更容易获得和拥有这些资源^[18]61。社区要做到活化，首先必须要对社区处于资源分配末端的人进行培力，只有进一步提升人的意识，发展有权力的感觉，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社区进一步改变。

社区营造是一个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作用过程，上下互动，形成协力创新的格局^[29]。作为核心部分的社区活化更离不开公私协力推动。而所谓公私协力，就是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政府与民间之间协同的作用力。社区营造就是由这两种“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力量推动，形成社区营造的力量^[30]65-67。所以可以简单地比喻为，社区协力政策是由社区和政府共骑协力车合作向前行，坐于前驾的是社区，决定方向与步调的快慢；相关部门则坐于后座，只在适当的时候配合社区的需求，提供必要的助力。社区协力政策与一般政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它开放给社区诠释，鼓励社区进行展望式想象^[31]29。

三、可以攻玉——中国台湾社区活化经验对中国大陆“村小改老^⑥”工作的启示

由于两岸拥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活化经验为中国大陆“村小改老”工作提供了诸多启发。

(一) 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双向培力与政策协力

中国台湾地区早期的社区政策依靠政府由上至下的推动^[32-33]。在由上至下启动的过程中，推动由下至上的参与。中国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旨在以社区为核心，推动多元草根民主，并试图建构市民社会的认同^[34]。由下而上民众参与的社区营造基本理念实践必须透过政治、社会、经济等制度面的横向调节，才能维系社区的永续发展^[35]。

农村空置小学改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必须是透过政府的上层设计来进行长远规划，同时也需要基层政府在资源上重新调配，以培育、发动社会组织、社区和社区居民参与这一建设过程。在由上至下推动社区营造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基于中国台湾早期推动社区总体营造的经验，强势地由上至下推动，并未能达到培养地方自主性、鼓励创意发挥地方特色、社区事务总体经营等效果^[33]。社造力量的形成是“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合力推动的结果^[30]66；由上至下的推动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培育基层的力量，让基层能够产生由下至上的力量，从而形成政策协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社区教育是起点

保育原有的社区意识、社区认同和社区感，从而诱发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的主体性。在过去的社会管中，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不足。农村是熟人社区，人际网络本身包含地缘、亲缘、血缘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城市化、工业化变迁中，这些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如何通过社区教育、社区活动的方式让社区重新找回生活共同体的社区感尤为重要。这是从人性出发，调动社区力量最根本的力量源泉。在专业实践中，社区叙事、口述史是专业人员嵌入社区和用来提升社区感比较好的方法。另外传统的节庆等也有利于社区感的保育。而这些带有代际传承式的举措恰恰又是老年人的优势，值得“村小改老”参考。

2. 社区组织是关键

我国民政部在2017年印发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民发〔2017〕191)明确要求，到2020年，每个城市社区必须建设10个以上的社区组织^[36]，可见社区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法人团体是涂尔干为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道德沦丧、社会断裂和社会失范等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社区组织、社会组织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能够让社会从机械团结更好地走向有机团结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西方社会将零散的个人组织起来培植社区、社会自治力量的法宝。农村社区组织在组织形式、架构等方面和城市社区组织都有所不同，像妇女互助小组、老年人互助小组、宗亲理事会、村/族老会等类型组织，则会更加适合农村熟人社会。已有的或是建立起来的各类社区组织将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村小改老”项目策划、建设和后期运营工作中。

3. 社区培力是根本

在社区教育和社区组织培育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农村社区参与“村小改老”项目的能力。这需要借助专业组织对社区和社区组织进行培力。这里包括系统的问题评估、方案规划、资源活化、社区动员和服务提供等能力的培育。根据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社区活化的经验，社区营造尤其需要专业协力团队的参与^[30]66。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会工作发展案例尤其注重促使外来专业团体与在地社区组织有机结合，对社区进行培力。比较有影响力的例子有广东省妇联在2013—2015年间组织实施的“集思公益•幸福广东”支持妇女计划。该计划尤其注重推动外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在有机嵌入社区的同时，培植社区、社区组织、社区服务人员和社区居民等在地服务力量，打造“不走”的社会工作队伍。社区组织培育、社区领袖挖掘与能力培养、居民主体意识提升等都是社区活化过程中社区培力工作的重点。

(二) 资产为本的活化过程

资产为本的理念让我们反思问题/缺乏视角存在的问题，如缺乏视角容易将农村“问题化”；使服务过程演变成一种权力转换，服务对象被客体化；问题/缺乏视角还在制造缺失；削弱在地民众的幸福感和自信心，同时给社会工作者带来解决问题时的无力感；这是一种难以生根的服务模式；缺乏视角下的服务，容易陷入一种“输血式”服务^[37]。

人是社区五大资产中的核心资产。“社区营造是造人的活动^[25]”，人是社区营造政策发展的主体(见图7^[22]17)；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培植社区感和社区互助关系，进而推动社区资产的活化，实现社区培力。

如前面谈到的，通过社区教育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让社区营造项目可以顺利地从由上至下转变成由下至上，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合力，共同推动政策落实。同时，处于熟人社会脉络中的农村社区存在着各色各样的与人相关的社会资本，比如邻里照顾、亲属照顾、宗族互助等。在“村小改老”项目中，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作用应该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适度的支持，让其原来家庭和社区照顾的功能得以更加好地发挥，而不是去取代这些原有照顾资源。

“资产”是在一定时空关系脉络下的概念，在问题/缺乏视角下，一些社区资产容易被看成是问题。空置的校舍，乍看来是因为需要投入成本维护而成为负担。但是如果能够把它转化为为老人提供服务的公共活动空间，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资产，是一个难得的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按照中国人筑巢引凤的道理和文化习惯，以这样的一个好的空间为载体，可以吸引和活化更多的社区和社区以外的资源为老年人和社区其他居民提供服务。例如在中国台湾，有的社区利用已有的住房发展度假式养老，增加了当地的旅游和经济收入。另外空置的小学还承载了社区许多共同的回忆，重新活化利用，更有利于提升村民的社区感、认同感。这对于组织社区和活化社区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中，按照资产为本的分析框架，还特别强调内在取向和关系建构：社区营造一方面希望通过外在的资源来激发内在活力的同时，但更多时候眼睛其实是向内看。“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将其策略集中在社区居民社团和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强调社区资产、社区居民的创造力的首要地位。^[28]”比起空降一个技术专家，农民和社区本身才是解决社区养老问题的专家。

整合农村在地化资源及农民自身所拥有的技术与能力是发展养老服务的基础。在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以及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自发式的社区养老实践中，社区/合作社利用乡村中闲置的房屋和土地，召集妇女、返乡青年以及老人为村中的老年人提供日常康乐、团体互助、午餐等服务；同时还结合农村自身的特点，办起乡村的农场、剪纸、纺织等工作坊。老年人参与种植、剪纸和纺纱等，也是乐在其中，每天只需要1元钱，就能够享受社区提供的午餐和日托服务。

最后一个是关系构建。社区发展的过程是关系驱动的，需要不断建立和重建社区居民、协会和机构之间的关系^[28]。在按“情理法”排序的乡间社会里面，“村小改老”希望构建怎样的关系，以及有这种关系会给我们的服务带来怎样的影响，需要社会工作者和居民在不同的社区情境下，发挥社区集体智慧并且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摸索，才能清晰把握。从中国台湾社区活化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上下互动，或者说是政府和民间社会协力的过程。这样的关系定位帮助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把握公领域对私领域究竟应该如何嵌入和应该影响多深度的度的问题。

(三) 空间的开放化、复合化、艺术化和育人化

在总结中国台湾闲置小学空间的活化经验时，有学者强调要将闲置小学空间开放化、复合化、艺术化和育人化^[38]。

1. 复合化

空间复合化是指同样的空间在不同时间段针对不同人群拥有不同的使用功能，其要达到的效果是让空间充分被利用，也就是需要做到多功能、多用途。对于“村小改老”项目，小规模(10人以下)的学校可以考虑将部分闲置的空间复合化使用。上课期间，为保证学校师生安全与使用效率，校园空间仅供校内人员使用。放学时间与节假日，学校空间则开放给一般的社区民众，尤其是社区中的老人。闲置教室可以成为学生活动教室，也可以成为老龄学习中心和老龄活动中心。活动场地可以成为学生运动场，也可成为老年社区活动中心，设置相应的老年人和儿童相互适用的器材等。

在日本，老年服务机构与幼儿园设置在一起的情况比较常见，空间上有相对的分开，同时又能够有共享的部分。这种模式既能够满足老年人和儿童喜欢在一起的心理，又能够节约成本。从中国台湾社区活化的经验可知，单一功能和用途的活化策略往往难以达到最终期待的社区活化效果。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台湾成功的社区活化的案例是主张把旅游、文艺、餐饮、娱乐等功能复合化，形成一个小的共同体，让其中的连结千丝万缕，关系更加多重互倚。

对于村小改老来说，尤其需要的是医疗资源的投入和复合化。对于老年人来说，除了日常的生活，医疗是他们首先的共同需要。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共有村卫生室621 000个。^[8]这些卫生室如果能够进驻空置的小学，和社区综合养老服务结合一起，还有乡镇和县一级的医院能够和卫生室直接对接，定期提供义诊、健康档案管理等服务，那么改建的空间复合化使用的效果将更加明显。另外像乡间小卖铺、图书室、广场舞场地等都可以适当向改建的中心迁移，让“村小改老”项目能够起到整合的突破口和平台的作用，旨在长远地培植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形成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农村社区营造效果。

2. 开放化

开放化是指改建的空间能够让社区内外居民同样有机会使用。之前对机构养老模式最主要的批判之一是机构养老模式容易让老人和社区脱节。“村小改老”是将农村老人分散的服务需求集中处理。但这种集中化处理不是按照封闭式、机构化的方式运营，而是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作为支持点支持和辅助家庭，提供一般养老服务和提供应急服务，比如提供老年人的日托服务、午餐计划、基本医疗、康乐活动、互助小组和紧急安置与支援等服务。

空间的开放化与复合化是一体的，改建的中心以老年养老为主题，同时开放给社区民众共同使用，促进社区共融，比如将原来的运动场所改建为老人的物理治疗与康复场所，添加社区老年人活动和小孩活动的器具，吸引居家的老人、小孩、妇女等前来参加和组织社区活动；同时也可以成为小孩、年轻人的娱乐空间以及妇女的广场舞空间等，双向融入，避免空间被标签化。

3. 育人化

育人化和前面谈到的社区教育紧密相连，可以将部分教室改建为乡村的公共学堂，把家庭教育、老年人保健、亲子教育、亲职教育、社区公益等课程融入这些教育课堂中。伴随着社区居民意识的提升，社区服务中心能够更好地发挥养老的功能。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的村民学校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国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社区教育的历史很悠久，比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老前辈在农村开展了乡村教育实验。改建空间的育人化应该是改建过程中一个必要选项。

4. 艺术化

空间的艺术化是指让服务空间充满艺术元素。从中国台湾推动社区总体营造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艺术在整个社区营造中的重要性。既然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空间，“村小改老”后的服务空间可以更加融入社区在地和多元文化，比如具有地方特色的舞狮子、剪纸、纳鞋垫、草编织等传统的文化和手工艺，可以作为文创的主题。这些故事可以成为社区的主旋律。这样不但能够形成社区感，更能够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活化老年人对生命和生活的自信，使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社区做贡献，而不是等待服务被动的客体。

(四) 改建的核心——软件而非硬件

虽然空间的充分使用会暗示服务得到充分的开展，但活化始终不等于空间充分利用。农村空置小学改建重点不是硬件建设，而是在于如何能够在硬件建设基础上，根据当地空间的特点，设计适合当地老年人的服务，培植在地的服务力量，协力推动社区提供更多更符合社区老年人需求的服务。

从硬件建设角度来看，空置小学的建筑物都是现成的，属于政府或是村集体的资产，便于整合。另外，相对于其他农村闲置的空间，校舍面积大，设施功能齐全，有教室、宿舍、卫浴、公厕、运动场地、运动器械、锅炉房、发电机组等，各方面的功能相对完善，能够满足老人和社区居民空间上的需求。房子空间硬件上不需要花费太多就可以投入使用。校舍大都是1—3层，按照学校建设标准，建设的时候对建筑物的安全标准有明确要求。只需要经过稍微的改建，例如阶梯、无障碍通道、扶手等，就能够创造出适合农村低龄老年人和中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社区服务的空间。这比起使用其他农村闲置的空间将更加具有保障性。

中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更多侧重于将资源投放到软件上，仅将部分的经费投入到硬件改善上。^[30]66吸取过去中国大陆在发展农村公共养老过程中过于强调硬件而忽视软件建设的教训，在“村小改老”的项目中，我们更应该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尽量减少社区硬件的投入。在保障基本硬件条件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投入到软件建设中，包括社区活动开展、社区文化保育、志愿者队伍建设、服务管理和品质提升等；还可以吸取中国台湾社区活化的经验，通过公益创投的方式，鼓励社区和专业社会工作组织，由下至上地提供创造性方案，而不需要过多干预，尽力激发出社区服务的活力和能力。

四、结束语

如何将农村空置小学现成的社区资源活化，用来满足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是一个很迫切、也很值得探究的议题。回顾中国台湾过去二十多年来社区活化经验的过程，我们深受启发。从资源整合的角度看，“村小改老”是一个多重获益的过程；在服务设计上需要更加关注软件建设，而不只是硬件建设，需要在现有的硬件基础上，通过适当改造，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最大化地提供适切的在地化养老服务。这样的服务需要政府、社区、专业工作者、社区居民等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共同推动，从而形成政策上的协力；通过社区教育保育原有的社区意识、社区认同、社区感，培育社区组织，推动社区自主提供服务。整个活化过程其实是一个资产为本的活化过程，需要做到以人为中心，内在取向和聚焦关系构建。在改建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需要让空间开放化、复合化、艺术化和育人化。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2014—2019无新数据显示。

②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2014—2019无新数据显示。

③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2013—2019无新数据显示。

④ 资料来源于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签。

⑤ 资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2014—2019无新数据显示。

⑥ 农村空置小学改建老年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