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进城务工面对户籍制度积分制的压力，加之各项权利和利益难以得到保障，难以真正地从农村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遭遇“离土难离乡”的困境。^[1]而村庄作为生产、生活、经济乃至文化发展的载体，不仅为村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对促进社会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相对于新城市人对乡村落后的批判而言，村庄精英如何运用村民的乡土情结，利用乡村传统文化，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挖掘乡村内部资源，培育农民自组织，发展社会工作推动农民自组织的发展，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提出

城市化发展是不可抗逆的趋势，城市的发展吸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人口流动性增强。乡村社会日益开放发展，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现象逐渐增多，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日益严重，乡村社区治理面临人力资源流失、物力资源不足等问题。而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农民进城务工，其传统文化观念受到市场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冲击，带来的变化多种多样。在他们返乡带回新的思想观念和技术的同时，乡村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正被动摇或者面临消失的境遇。然而乡村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文明发展应该与乡村文化及文明的传承发展并驾齐驱，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2]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人民生活需求的转向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维护乡村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从村民的需求出发，使乡村更有味道，打造有神有形的乡村，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当前多数乡村面临空心化和人际关系原子化的事实，农民会从他们的生活境况和实践结果评估自己的行为收益，从而决定行动的方向。^[3]当前中国乡村在推进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感，促进村落的发展和稳定。^[4]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乡村趋向原子化的背景下，从村民的乡土情结出发，以需求为本，借助传统文化，打造文化新平台，将在乡村民与外出务工返乡的村民相结合，以村庄精英为牵引发展农民文化自组织，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何以可能？本文拟从行动—干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以甲村村民自办春晚、组织“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①为例，分析甲村社区治理面临的深层困境及农民自组织培育发展之间的可能连接，并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出可行路径。

二、当前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加速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尤其加剧了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的张力，给乡村社会发展与治理带来深层结构性的挑战。

(一) 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民公共意识羸弱

中国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密不可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推行是所有制方面的一大进步，我国基本实现了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8年，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互助互惠的集体经济组织，各级组织都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合理管理和组织生产活动。生产队的土地及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集中管理，平均分配导致组织内部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农村人民公社在凝聚力量推动工程建设的同时，也面临农民积极性不高、组织内部僵化等风险。甲村81岁的汪明说道：“以前干活的时候计工分，工种决定工分多少，劳动强度大的工分高，劳动强度小的工分少。大家是一个集体，难免存在有人偷懒的现象。到年终分粮食的时候，都是按照人口分配或者全年的工分分配。平均分配的方法，导致很多人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②1978年，中国对内推行改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中，农户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承包经营集体的土地和大型生产资料。土地集体所有、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的“双权分离”土地制度的推行，加之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农民经营自主性得到提高，劳动积极性得到激发，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有效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为农民自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新的制度供给是为了回应制度变化中的新问题，流动化、市场化、阶层化和个体化是影响制度建构变化的四大因素。^[5]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过程中，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生产管理成本增加、制约农民通过生产经营提高收入等问题日益凸显，推动国家政策出台，加速土地经营流转的发展迫在眉睫。2018年“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拥有承包权和经营权，重点放活经营权，自我经营管理；农民自主性充分发挥的同时，土地经营流转加快，农民将土地承包给种植大户，农村空心化程度加剧。农民更加关注个人土地的收益情况，公共意识较为缺乏。甲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明霞说道：“现在甲村村民的土地多数都承包给外来种田大户种植水稻，从中获得收益。部分留守老人还在自己种田、自己打理，关注自己的田地收成，种的好收成多，种的差收成相对少点。”^③

农民实践行动的逻辑转向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身的利益，衡量其获利情况采取行动。而农民自组织发展核心是培育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明确培育路径。^[6]村民自办春晚，组织集体事件，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满足村民文化需求，提升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形成村民文化自组织，为乡村社区治理奠基。甲村老党员、老马陶吧创办者天华从村民的乡土情结出发，组织村庄精英组成村庄晚会的策划团队，商讨春晚筹备开展的相关事宜。为提高村民参与春晚活动的积极性，天华定制晚会嘉宾入场券，对村庄学生进行分工，挨家挨户走访，按照家庭人口数将入场券分发至每户家庭，从农村实际出发，将观众席规划设计为站立区和座位区。自办村晚促进了甲村农民自组织的发展。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带来的农民公共参与意识的缺乏，以及农村公共志愿精神的缺位，仍是当前农民自组织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瓶颈。

(二) 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社会公共性式微

社会转型是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国家、政府与社会三者关系的调整动态的变化，是影响农村社会秩序及农民行动逻辑的重要因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社会结构，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人际交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结成网络，并将石头丢进湖里的波纹远近比拟社会关系的亲疏。^[7]学者们对家庭的研究多集中在家庭的公共领域和家庭的合作模式，中国传统家庭的合作社模式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相关研究，但极少关注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生活的变化。

熟人社会中，人们的互助精神和意识较强，公共参与意识及农民自组织的能力较强，组织化程度高，社会关系网络较为牢固。传统体制中，政府对民众全面管理、人民公社对村民实行全面监督，村民较为关注家庭集体行动的结果，农民自组织的培育相对容易。81岁的村民强明说道：“以前吃大锅饭的时候，甲村有自己的戏班子，都是爱唱戏的村民组成的。别的村的戏班子也会来我们这里唱，不需要付工资，只要留人家吃顿饭就可以了。那时候集体放电影、戏班子唱戏是常有的事。通知一下来，大家吃完晚饭都去村口看戏。家家户户都很熟悉，有什么活儿大家一起干。现在大家都各忙各的，能够把大家都集合到一起，还真不容易。”^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到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出现了阎云翔阐述的私人家庭生活的双重转型，即私人家庭的崛起和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8]这一转型的实质是关注家庭生活向关注个人独立主体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批农村青壮年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个人发展选择外出务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出现明显变迁，在公众生活参与、物品分配、道德、文化生活等方面，出现了衰退。甲村舞蹈队的领队春兰对此描述道：“春节期间，是每年牌局最旺盛的时候，返乡的村民和拜年的亲戚在一起玩‘斗牛’‘A花’‘牌九’，有的人一年的血汗钱一夜输光，夫妻之间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大家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对于公共的事情都不是很愿意参与，除非这件事涉及到了个人的利益。”^⑤

社区公共性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乡村社区治理等议题密切相关。农村空心化、共同体的重建、农村社区公共性“危机”等问题唤起了学界对于社区公共性的探讨。徐选国认为，当前社区公共性缺失与市场化带来的原子化、碎片化有关。^[9]村民行为逻辑多为利益导向，在综合衡量自身行为结果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村庄内部村民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亲戚朋友组成的较小的社会关系网路圈，互助互惠程度与集体经济合作社时期相比，相对薄弱，公共参与意识较为匮乏，农民自组织再造面临困境。就社区公共性何以可能，黄成亮认为，社区居民之间是一个互动性的社会网络，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对居民之间的互动加强规范和指导。^[10]但居民的公共参与能动性受个人私利的影响，公共参与意识较弱，社区公共性重建应该关注社区历史演进逻辑、社区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甲村老党员才明说道：“大家平时生活的圈子都是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相关，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很少。春晚举办之前充分征求大家对节目、舞台搭建的意见，办起来后大家都说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戏班子，和以前一样热闹，大家都来唱歌跳舞欣赏节目，坏习俗减少了，传播正能量，挺好。”^⑥张诚和刘祖云表示，乡村公共空间为乡村公共生活提供便利，后乡土社会再造乡村公共空间，应从农村合作共同体着手，运用多元的方法加强空间建设和公共性建设。^[11]甲村村民自办春晚选择在村内公共空间篮球场开展，前期筹备时与在篮球场停车的车主进行协商留出公共区域，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为开展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做准备，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力量，形成组织策划团队，整合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利用新媒介充分征集村民的建议，从村民需求出发，开展多样化的春晚活动，重塑社区公共性。全国各地社区的发展情况具有差异性，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公共性缺失问题是当前农民自组织培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农民自组织化的甲村实践及地方故事^⑦

甲村是一个自然村落，与乙村、丙村于2000年组成一个行政村，距县城14公里。甲村是古窑址所在地，全村分为6个村民组，人口约550人左右，土地五百多亩。除少数村民在外创办公司、开餐馆、开美容美发店之外，大部分村民在上海、深圳等地常年以打工为主，约占全村总人口的70%。随着人口流动范围的扩大，部分乡村学校撤并，村落的儿童去乡镇及县城接受教育，留守人口以老人、儿童及部分妇女为主，农闲时她们的文化生活以打麻将为主，娱乐方式较为单一。自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甲村的基础设施状况大为改观。村庄大部分村民的房子已经改造翻新，部分外出务工的青年已在上海、杭州等地购置房产。由此可见，甲村村民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呈上升趋势。正如甲村小卖铺店主祥瑞所言：“虽然这些年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村庄的娱乐活动很少，农闲时都打麻将，年味儿也越来越淡了。”

20世纪80—90年代甲村的陶土业十分兴旺，吸引了周边人才来甲村工作；同时，也带来了早点铺、菜市场等服务业的繁荣。甲村的制陶手艺人华子对此感慨道，“当时的甲村虽然辉煌，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陶土业面临收益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之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村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整个村庄没有以前热闹”。甲村老戏班子队长彩霞说道，“从戏班子没有了之后，大家平常都是打麻将，娱乐生活也挺单一”。多数村庄有形无神的状态，老龄化日益严重，是村庄最终走向“终结”的趋向。^[12]鉴于传统节日不仅可以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还可以传承和宏扬传统陶土文化，舞蹈队队长春兰表示立即行动，通过选择在村民春节回家之际举办村庄春晚，增强村民凝聚力，继承传统文化，从而进一步振兴传统手工艺，建设有神有形的村庄，同时加强农民文化自组织建设，培育村民的村庄归属感和认同感，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件的集体意识，增强乡村共同体的建设。这都为加强乡村社区治理，恢复乡村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此想法基础上，老党员天华考虑通过动员更多的村民参与自办春晚。

(一) 村庄精英的集合

村庄精英的质量和数量与乡村治理的质量有高度的关联性。^[13]村庄精英的质量越高，数量越多，发挥的作用越大，乡村社区治理的质量越高。经济是影响村民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化迅速发展，村庄精英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原因是受市场化的利益驱使，而对村庄的活力缺乏认同是村庄精英外流的文化心理原因。^[14]近些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在城乡推动产业积极转型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适合农民工的岗位处于减少趋势，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使得农民工主动或被动回乡创业。^[15]正如在杭州创业的乐杨所言，“在外谋生越来越不容易了，钱比以前难挣，开销还大，一年下来攒不到多少钱，在大城市里待很久，还是会觉得孤独。春节期间，大家都返乡过年，办春晚，父老乡亲们在一起，大家想唱就唱，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乡风也越来越好”。

甲村制陶历史悠久，陶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2017年，甲村的制作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村庄精英借此机遇在乡创业，在村里开陶吧以继承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文旅事业，增强乡村生机。新媒介技术在社会资源、关系连接及互动方面具有赋权潜能。^[16]寒假初始，天华建立村内在读大学生的微信群，提出春节期间举办春晚增加村庄生机的想法，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随后，大学生群体与在乡创业的村民自发组成春晚策划团队，通过亲缘关系的扩散传播，用滚雪球的方式将全村有微信的村民纳入一个春晚微信群。在读大学生梅子将举办春晚的想法在微信群里面发布，并询问大家的想法，多数村民认为近些年年味儿越来越淡，娱乐方式单一，希望春晚的活动内容多元化，部分村民表达愿意参与节目的筹备和演出的意愿。为解决筹备资金问题，乐杨作为发起者赞助500元。随后，此举得到在外创业村民和在村村民的响应，大家都希望能够为家乡的春晚贡献一份力量，纷纷通过微信转账将赞助款发给了天华。为秉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大学生梅子将赞助人姓名及赞助金额公开，以此激发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动员村民参与春晚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村民对参与村庄自办春晚默认的规则。

村民纷纷支持春晚的举办，希望借此机会通过自娱自乐的形式，增强村民生活的气息，弘扬传统文化，使家乡再次充满生机。基于浓厚的乡土情结，部分村民表达出“如果有好的时机，愿意和大家一起在乡创业”的意愿。春晚的筹办过程中，大家各自施展才能。在外创业的圆美表示愿意为春晚提供演出人员的化妆及发型设计；乡村青年教师佳佳主动提出负责儿童的舞蹈排练工作；对公共事务较为积极的在乡村民，愿意主动参与春晚的舞台搭建及现场的安保等筹备工作；外出务工的村民在微信群为春晚提供金点子，形成村庄线上线下及村里村外的内外联合办春晚。

(二) 以文化为载体的农民自组织化及其实践过程

对于农民自组织的界定，不同的学者界定不同。笔者认为，农民自组织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进程中，农民自己在尊重、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组织。农民自组织是农村内生力量整合的载体，培育和发展农民自组织，是促进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民自组织的分类，学界正处于热议中。“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通过组织村庄春晚，举办村庄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依据农民自组织动力源的分类，其自组织的动力源属于自利型、文化型自组织，主要是为满足村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自发形成的组织。

村庄精英利用社会资源，发起具有集体认同和情感符号认同的村庄事件，使得再造村庄生活共同体，推进乡村社会建设具有可行性。^[17]甲村春晚是多数村民认同的村庄集体事件，首届春晚的举办，因老党员天华、在外创业的乐杨和圆美、村里广场舞舞蹈队领队春兰以及梅子等大学生组成策划团队筹办。从春晚的可持续性出发，村民希望舞台能够制成水泥舞台或者购置专业表演舞台；村庄精英发起村内众筹，默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规则，利用众筹资金购置了专业表演舞台及设备。甲村春晚的筹办初衷是增加年味儿，丰富村民娱乐生活，增添村庄生机。自2017年第一届以“同庆 共乐 迎年会”为主题举办之后，甲村形成了自己的专属公众号，由梅子、芳芳等3名在读大学生运营。甲村第一届春晚吸引了外来村庄的村民关注，获得了甲村所在镇、县及各方的关注。

甲村农村文化传承自组织初具雏形。乡土情结是村庄生活面向的一种，而村庄生活的面向是乡村社区建设的内核之一。村民乐杨说道：“2017年的春晚活动效果挺好的，村民大多数都是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的，怎样让村民的日常生活丰富起来，让村庄更加具有活力才是行动的关键。”乐杨将此想法与包括天华在内的3位陶吧店主和梅子、芳芳等5位在读大学生及广场舞领队春兰沟通，决定组成10人的“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大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甲村文化传承及村庄活力激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村民乐杨说道，“以前村里的经济是很繁荣的，如果有好的就业或者创业机会，大家都挺愿意在乡发展的，离家近，生活成本少，压力也小一些”。他凭借自己多年在外务工及创业的经验，充分利用人脉资源，于2018年成立一家以传承“制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名的文化有限公司，充分引进外部资源，增强村庄发展的生机。甲村广场舞领队春兰将之前已经成立的一支广场舞队伍成员召集在一起，结合传统文化，打造专属甲村的一支特色广场舞队伍，激发在村妇女的积极性。春兰说道，“发展乡村文化，开展一些与陶文化相关的文体活动，能够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村民的合作能力是村庄内生秩序的一种体现，微信群的动员是通过虚拟的集体在场及规训将“离散化”的不同场域的个体聚合，形成了网络层面的合作场域。^[18]“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建立微信群，沟通甲村文体活动开展及文化发展的相关事宜。梅子、芳芳等在读大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多次反复沟通，于2017年暑期形成以“甲村非遗文化弘扬讲解小分队”命名的制陶文化宣讲小分队，为外来旅游团和参访者讲解制陶文化和工艺；并对在村中小学生加强引导，培育发展中小学讲解团成员，形成多层次的讲解团队，弘扬制陶传统文化。

甲村农村文化传承自组织的发展及实践。“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自发组成以来，每年春节期间都会策划开展3场春晚；2018年开始，每年春晚活动都会得到镇政府的支持，春节期间会提供安保支持和资金支持，以保证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宣传方面，从2018年开始，镇政府通过帮助链接外部资源，利用镇、县乃至省的新媒介增强对甲村传统文化及其春晚活动的报道，增强甲村的文化影响力。同年乐杨成立的以传统制陶技艺的文化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对外销售陶器，增强了甲村的文化影响力；通过链接外部资源，拍摄甲村的制陶宣传片，将甲村的制陶点发展成知名高校的研习基地。正如大学生芳芳所言，“新媒介的宣传及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文化有限公司的成立，镇政府的参与，使得甲村现在平时也挺热闹的；很多人来这里体验制陶技艺，村里讲解团的小朋友在一次次的实践中越来越熟练，讲得很生动，来访者都挺满意的”。“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从2017年成立以来，在镇政府的支持下，都会在传统节假日结合甲村实际情况，组织不同的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梅子、芳芳等大学生参与策划文体活动方案，广场舞领队春兰负责执行，老党员天华和在村村民负责前期筹备工作，活动的开展日益成熟，成员的分工日渐清晰。广场舞领队春兰说道：“村里的广场舞队伍又重新活了起来，只要有游客来了我们就去表演，传统的手工制陶技艺加上古典音乐，很特别。传统节日期间，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我们也会参与村里的走访，安排几个文化节目，给村民带来快乐。这几年村里比之前热闹了很多。”

四、党建引领与多元协同：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创新

村庄精英是农民自组织的重要成员，农民自组织是乡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推手，理清当前农民自组织面临的深层困境，探究推动农民自组织培育的途径，对创新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以党建引领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党和政府的领导对农民自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加强对农民自组织的引导，促进其理性科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在新农村建设问题上的重要战略抉择。^[19]受到市场经济、土地制度的影响，农民较为关心自己的土地收益及管理成效，公共参与意识较为缺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农村出现空心化的同时，多数村民也面临“离土难离乡”的困境。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出发点是以人民需求为本，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智慧，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多元主体任务分工模糊、机制僵化、治理方式粗放等问题；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有效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协调社会治理。^[20]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核心引领，秉持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导向，通过继承党的群众工作智慧和实践策略，培育农民自组织。政府应加强推进群众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的评价工作，形成“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充分搜集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充分发挥群众主体地位，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挖掘村庄精英，培育发展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多元农民自组织。

政府应提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制度干预，加强立法，尊重治理规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水平。最好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是构建基层利益共同体，与群众的利益保持一致。^[21]政府在农村社会建设中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应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将政府理性与农民理性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进程。^[22]农民自组织是基层利益共同体的载体，政府应健全社会组织培育相关制度，出台相关的政策加强对农民自组织的资金支持和法律保障，构筑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

(二) 构建“三社联动”治理体系，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社会化

在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多是互助互惠的，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强，村民拥有的社会资本较为丰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私人生活的发展，村民之间容易形成以自我为核心、亲戚朋友为半径的社会关系网络圈，社会交往多以媒体网络的非正式交往为主。受利益导向驱使，村民之间的互助多以利益为衡量标准，其间的往来日趋利益化，社会关系网络较为松散。

从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社会工作具有预防、恢复及发展功能，发展功能的内容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社区治理的目标具有契合性。发展功能是体现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通过链接社会资源，挖掘个人潜能，提高个人能力，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及繁荣。结合目前中央政策精神和地方实践创新来看，“三社联动”日益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机制，在政社分工与合作原则下，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有效联动，有助于破解社区治理中主体分化、利益分化、目标分化等问题。^[23]其中，社区教育对于自组织化的程度、社区共同体建设、社区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4]农村社区应明确其职能所在，发挥社区教育的作用，提升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与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公共活动，挖掘农村社区精英。社会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服务提供者、资源支持者和倡导者角色，社会工作具有专业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优势，培育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者，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是应对社会转型、推动乡村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25]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赋予村民充分的自主权，引导村民参与集体公共事务，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有效的建议。农民自组织是农民自我治理、推动乡村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农民内生动力、集体意识的激发是农民自组织运行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推动乡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政府应积极创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空间和资源基础，充分把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理清村庄村民交往的图式，寻找村庄精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增加资金支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多种类型农民自组织的发展，激发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同时，加大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购买社会工作项目的方式，链接外部资源，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驻点乡村，对村庄精英进行能力建设和专业培训，培育专业本土社会工作者，加强农民自组织的规范和制度建设，协助成立登记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形成多类型的本土专业社会组织，政府将引进和培育相结合，推进乡村社区治理的社会化进程。

(三) 明晰多主体权责，优化社区治理结构

公共空间是村民参与乡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场所，社区公共性的缺失是村庄重塑社区公共性的重要原因。农村社区治理是一种参与式治理的过程。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是动力来源，但当前的社区治理存在主体边界不明、权责关系异化等困境。王东和王木森指出，可以通过价值理念、组织动员等多种方法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26]王欣和杨君认为，地缘关系的再组织化是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政府应充分了解居民需求，根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引入社会组织，满足个体的多元化需求，完善公共性建设机制。^[27]王永华和罗家为表示，对于政社合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政府应该给予社区及社会组织充分的权利，引进社会组织扶持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加强社区共同体的建设，提倡发展社会工作，与政府合作参与治理。^[28]由此看出，社区治理结构决定着社区治理能否有效运转，而社区治理结构的关键要素是在党建引领下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政府在治理方面具有政策、组织等优势，应理清政社的边界，充分发挥职能，不越界不越职，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其经济职能的发挥能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加强资金投入，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能够为村民提供民主协商及参与的公共空间与平台。政府应从群众的问题和需求出发，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对群众困难问题进行归类，制定方针、政策、法规等，鼓励农民自组织的发展，发挥村庄精英、乡村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增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政府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是社会职能的体现之一，加强法律法规及政策扶持能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撑。政府将专业社会工作引入农村社区治理，既可以化解社会矛盾，也可以通过培养村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其能力，带动村民生计发展。^[29]引进专业社会组织能够为村庄精英提供相关能力培训，加强农民自组织的能力建设，调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促成不同类型的自组织发展，发挥社会组织的培育者的作用，推进农民自组织的合法备案及注册，参与社区治理。

村委会应该明确自身的职责，充分吸纳村民的有效意见。村委会应该为专业社会组织提供平台，与社会组织合作，在征求村民意见基础上，更新村规民约，增强村民认同感，调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同时给予村民充分的权利，让他们参与到村庄的建设规划中。

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重构社区公共性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社工下乡”的实践应该注意乡村文化的复杂性，把握乡村文化特质，从合作的视角出发，以项目制的方式进入实践场域，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主体性作用。^[30]专业社会组织应该充分挖掘村庄精英，开展专业化的培训，增强其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实践，培育本土专业社会工作者，提升其组织策划能力及链接外部社会资源的能力，协助其备案及成立登记成为社会组织；打造社区公共空间，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平台；带领村民一起发掘村庄传统文化资源及优势所在，挖掘村民长期以往的美德，建立传统文化图表及美德列表册；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寻找村庄公共的“价值财产”，培育公共精神，重构社区公共性。

社区公共性重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应明确各方职责分工，整合多方力量，激发不同主体参与乡村社区治理；以政府为核心，引进社会组织参与，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及专业人才；村委会在保持自身自主性的基础上，明确职责，协助社会组织，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积极性。这对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的流动化，尤其是全球城市的流动化，多元文化的交汇，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挑战。^[31]随着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日渐深入，部分学者开始把研究转向农村社区治理。社区文化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村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能力，应该在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培育发展本土社会工作者，形成社会工作者、村民及村庄精英等多元主体的联动，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农村社区发展。^[32]农民自组织的发展面临体制改革转型及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挑战，在社区日益碎片化以及社区公共性日益减弱的背景下，甲村农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实则是重建公共空间，重塑社区公共性的过程。

从甲村的状况来看，人口外流现象较为明显，传统文化的继承面临挑战，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人力、物力、文化等多重困境。对此，本文以甲村村民自办春晚，组织“甲村非遗文化传承发展护卫队”为例，讨论了该村村民在村庄精英的带动下，从文化活动的开展出发，提升村民公共参与意识，重塑社区公共性，培育农民自组织，推进乡村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这对培育和发展农村自组织，促进乡村社区治理，推进乡村社会建设，继承乡村传统文化，还原乡村“神与形”，弥补国家乡村社会治理功能不足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在乡村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坚持党建引领，出台相应的政策，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机制，加强制度干预、资金支持和法律保障；同时合理分配资源，激发内外活力参与其中，增强外出务工的居民与常年留守村庄的居民之间的互动，将传统文化融入农村社区情境中，促进农村文化改革创新；此外，引进外部社会资源，培育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从群众需求出发，发展多类型农民自组织。当前，各村、社区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如何引进外部社会资源，促进农民自组织多元化发展，挖掘村庄精英，有效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徐选国博士、田雄博士的有益指导，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 根据学术规范要求，文中地名和人名全部进行了化名处理。

②③④⑤⑥⑦ 数据资料，除专门标注以外，其余均为作者在甲村调研访谈时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