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0, Vol. 20Issue (3): 62-74, 83.
0

引用本文 

臧其胜. 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百年知识图谱:基于WoS引文数据的可视化分析[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0, 20(3): 62-74, 83.
ZANG Qisheng. One Hundred-Year Knowledge Map of Western Social Work Research: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Web of Science Citation[J]. Social Work and Management, 2020, 20(3): 62-74, 83.

基金课题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会工作教育与评估的生态系统模式建构研究”(2018SJA1199)。

作者简介

臧其胜(1976— ),男,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9-08-08
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百年知识图谱:基于WoS引文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臧其胜     
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摘要: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已历经百年,不同发展取向相互缠绕,厘清其演进脉络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采用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对1956—2019年科学网(Web of Science, WoS)所收录社会工作文献的引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经历了概念化、工具开发、应用创新与知识整理四个阶段,已经初步确立了科学学科的地位;儿童保护、灵性社会工作、绿色社会工作、批判性理论与实践、证据为本、扎根理论、主位或主题分析法等是研究热点;质性分析、证据为本实践等为研究前沿;伦理道德研究与质性方法是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
关键词: 西方社会工作    专业化    学科演化    知识图谱    可视化    
One Hundred-Year Knowledge Map of Western Social Work Research: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Web of Science Citation
ZANG Qi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ization of western social work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are intertwined. The clarification of its evolu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The paper uses the citation space software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citation visu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literature collected by the Web of Science (WoS) from 1956 to 2019, find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al work major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conceptualization, too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collation, and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 while child protection, spiritual social work, green social work, crit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evidence-based grounded theories, thematic or thematic analysis, etc, are the hot topics for researches;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re the research frontiers; and the ethical research and the qualitative approach are important knowledge bases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Key words: Western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ization    evolution of discipline    knowledge mapping    visualization    
一、引言

自1915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发表《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演讲以来,社会工作不得不为其科学性努力。施耐德(Alexander M. Shneider)认为科学学科的演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一为概念化。此阶段的工作是引入新的主题进入科学分析领域,为此不得不引入新的“科学语言”描述新主题。阶段二为工具开发。此阶段的工作是发展研究工具与技术,使新科学的语言彰显作用,并能足够广泛地描述社会现象。阶段三为应用创新。此阶段的工作是用阶段二发展的语言重新描述原有主题,创造新见解、新答案与新问题,特别是在其他领域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会被引入。阶段四为知识整理。此阶段的工作是对前三个阶段形成的知识进行整理、应用与传承,较少创新,类似于阶段一。[1]相应地,科学工作者也可区分为处于不同阶段的四种类型。理解科学学科四个不同的进化阶段,不仅有助于科学家优化他们的职业生涯,有助于组建科学团队,排除冲突和最大化生产力,还有助于科学进程的社会组织与管理。[1]因此,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百年历史,了解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研究的热点、前沿与知识基础等,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定位。

社会工作专业化发端于19世纪末,1900年美国教育学家帕顿(Simon N. Patten)为其命名“社会工作”,[2]1917年里士满(Mary Ellen Richmond)的《社会诊断》一书出版,标志专业社会工作诞生,至今已跨越一个多世纪。国内外发表或出版了诸多冠以百年的、讨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历史的文献。[2, 3-6]但这样的回顾主要依赖于学者个人的知识积累,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而文献计量学的发展为更加全面客观地评述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就是知识图谱(knowledge mapping)。它是指可视化的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和深入。[7-8]其最重要的测量指标为结构性(空间性)与突现性(时间性),最显著的特色是可视化。通过对研究影响力和演化显著性的结构与时间度量,可以发现事件的突然变化和其他类型的信息,进而识别可能导致革命性发现的跨界潜力。[9-10]相对于传统的主观化、精英化、节点化与碎片化的文献综述方式,文献计量技术有助于文献综述向客观化、全民化、关系化与全景式转变;但技术分析只是辅助,不能取代对文本的深度解读。[11]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结合文本解读,对1956—2019年科学网收录的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引文进行分析与评述,试图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方式呈现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百年历史,识别其发展阶段与研究领域,展示其研究前沿和演进趋势,进而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参照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在科学网中,选择核心合集,考虑到软件运行对硬件的要求,仅以“social work”为主题词(加引号),引文索引中默认选择所有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56—2019年(数据库收录时间);数据库最近更新时间为2019年6月6日,访问时间为2019年6月8日。受期刊上传数据进度影响,2019年的文献记录不会完整。检索结果有30 447篇,仅选择社会工作(social work)类别与论文(article)文献类型,精炼后的检索结果有15 185篇相关文献(施引文献),并导出全记录(含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与引用的参考文献(被引文献)用于分析;借助Citespace软件去重功能,删除重复的记录,剩余15 102篇施引文献。相对于传统的对施引文献的人工分析,通过文献计量软件对被引文献进行分析,能够更为直观清晰地了解长时段知识演进的脉络与研究范式的转移。其时间跨度取决于参与分析的有效被引文献开始时间(1915年),而非施引文献(1956年)。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引文数据分析采用的可视化软件是CiteSpace(5.4.R3),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教授开发,其设计理念源于库恩(Thomas.S. Kuhn)的科学革命结构、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关于研究前沿、知识基础的概念模型。支持文献与作者共被引分析、合作网络分析以及地理空间可视化分析。限于研究的目的与篇幅,本文仅分析参考文献共被引网络,相关技术请参考具体文献。[10-13]相对于传统的“点将法”,其采用的是社会网络研究方法,重视网络关系的分析。

初始条件设置具体为5项:时间域为1956—2019年,区间为5年,即以5年为1个单位进行整群分析;术语来源默认全选,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扩展关键词;共被引分析时节点选择了参考文献(reference),分析对象设定为区间内位列前100位的被引文献,即每5年整群中共被引次数排在前100位的文献;剪枝项(Pruning)为空,即保留原始结构,不修剪引文网络;可视项(Visualization)选择“静态聚类图”(Cluster View-Static)与“显示合并网络”(Show Merged Network),为默认。项目参数中溯源年限:无限制(Look Back Years=−1)。

三、结果与分析

(一) 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

执行可视化命令后,结果显示(见图1左上角):参与分析的有效施引文献记录为14 672条(共15 102条),有效参考文献记录为357 437条(共362 794条);节点有1 166个,连线有4 525条,网络密度为0.006 7。快速聚类后,共有79个聚类,总体模块度(Modularity Q)为0.752 1,聚类间区分度良好;平均轮廓值(Mean Sihlouette)为0.399,较低,但主要聚类基本上都高于0.6,内部一致性好,网络无需进一步裁剪。图谱中节点代表文献,大小代表共被引的次数,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共被引的强度,连线的颜色与聚类区块的颜色代表首次共被引的年份,对应最上端的年谱颜色(由冷色调至暖色调渐变)。节点中有红色内核代表该节点具有强引用突现强度;有紫色外圈代表其是关键节点(转折点),表明存在范式的跃迁或转型的可能。黑白印刷时,红色内核与紫色外圈则显示为深黑色。正文中所涉及文献仅提供作者、时间与题名,论文则在题名上加引号以示区别;著作若涉及不同版本,所注时间一般为出版年份。

图 1 1956—2019年西方社会工作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图谱

1. 高共被引文献

共被引次数越高通常意味着贡献越大,影响力越高(见表1)。聚类#0有3篇、#2有4篇高影响力文献排在前10位,表明这两个研究方向受关注度高。整体网中共被引次数最高的是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教育政策与认证标准》,共被引267次,位于聚类#12。聚类#0中,一是门罗(Eileen Munro)受英国教育部委托提交的关于儿童保护的评估报告,是对原有体系的反思与批判,推动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协同支持体系建设;二是舍恩(Donald A. Schön)的反思性实践,为社会工作从技术性实践转向反思性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三是福克(Jan Fook)的批判性理论,完成了与反思性实践的整合。聚类#2中,施佩希特(Harry Specht)与考特尼(Mark E. Courtney)的《不忠诚的天使:社会工作是如何放弃它的使命的》一书批评了社会工作放弃了改革社会的专业使命,沦落为“个体问题疗治教堂中的神父”,[14]将专业目标是“个体治疗”还是“社会改革”的争论推向了高潮。前者质疑的是社会工作是否具有专业性,而后者批判的是社会工作失去了专业性。由此可见,对专业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专业的始终,这也是行业成熟的重要标志。盖尔斯(Barney G. Glaser)与施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开创了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林肯(Yvonna S. Lincoln)与古帕(Egon Guba)提供了自然式探究法,迈尔斯(Matthew B. Miles)等重在定性数据的分析。由此可以发现,两个重要聚类中,前者集中在理论探讨,后者重在方法设计,是施引文献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聚类#11中的韦伯(Stephen A. Webb)则从证据为本实践的理论预设与假设出发对其效度提出了质疑。

表 1 1956—2019年高共被引前10位文献

2. 高中介中心性文献

中介中心性(betweeness centrality)用于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可以识别导致革命性发现的跨界与范式跃迁的可能潜力。其值可称为中心度,通常达到0.1的会被视为构成网络的关键节点(转折点),在图谱中会出现紫色外圈。一般出现在早期文献中(见表2)。

表 2 1956—2019年高中介中心性前10位文献

里士满的《社会诊断》确立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并以此回应了弗莱克斯纳的质疑;舍恩的反思性实践改变了社会工作领域长期以来独尊技术性实践的局面;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则在著作中提出了作为心理−社会治疗学派核心概念的“人在情境中”;而平卡斯(Allen Pincus)与米纳汉(Anne Minahan)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型与方法》则全面引入系统视角,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统一行动的指南。前三者完成的主要是科学学科演化的第1阶段任务,具有开创性,而后者完成的主要是第4阶段的知识整理与传承。

杰曼(Carel B. Germain)与吉特曼(Alex Gitterman)立足于生态模式,开创了社会工作实践的生活模式,成为当下社会工作理论中重要流派之一,但中心度尚低于0.1,因而目前还未达到推动转型的结构性地位。贝利(Roy Victor Bailey)与布莱克(Mike Brake)编纂的《激进社会工作》文集则开拓了社会工作激进路线,对主流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巴特利特(Harriett Moulton Bartlett)与桑德斯(Beatrice N. Saunders)的著作试图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与知识基础,代表的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综合化取向,标志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罗森布拉特(Aaron Rosenblatt)讨论的是研究(research)对实践者的价值,柯克(Stuart A. Kirk)等人讨论的是实践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应用研究,从社会工作研究的生产、使用与消费三个维度考察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现状,指出能力越强,社会工作者生产与消费研究的可能性越大。而马伦(Edward J. Mullen)与达普生(James R. Dumpson)则指出因为理论、概念与方法的缺陷,现有的研究没有给实践者以效力保证。尽管这些文献尚未达到0.1的显著值,但已具有成为中心的潜质。

3. 高突现性文献

研究的里程碑可以通过引用突现点(citation burst)的强度值识别,它描述了文献在单位时间内急遽引用的情况,其节点中心为红色。限于篇幅,仅呈现引用突现强度值排名前30位的参考文献(见表3)。

表 3 1956—2019年引用突现强度值前30位文献

排在首位的是由英国教育部委托门罗教授于2011年完成的评估报告——《英国儿童保护现状门罗评估:最终报告——以儿童为中心的制度》(简称《门罗报告》),引用突现强度高达77.690 2。该报告将儿童保护制度视为一个整体,以研究个别政策、评估工具和管理措施如何影响一线工作。其引用突现时间从2013年开始,持续至今,产生广泛影响,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英国政府正是在2013年基于儿童中心与协作路径更新了《共同保护儿童——保护与促进儿童福利的机构合作指南》[15],取代了该指南2010年版与《贫困儿童与家庭评估框架》(2000),2018年再次修订,厘清了与儿童相关的多元主体的责任,为机构合作提供了行动框架,保证了服务提供的有效性。该报告主题属于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中正蓬勃发展的议题。

排在第2、3、8位的分别是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SWE)的《教育政策与认证标准》的2015年版、2008年版和2001年版。该书是美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指南,也是全球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风向标,其地位不言而喻。2008年版引用突现起点为2010年,终点为2016年,持续时间6年,其引用突现强度消退的时间是新版本诞生的次年。排在第13位的也是由其发布的,与此标准相关的早期版本——《社会工作认证政策与程序手册》,1994年即已发布,影响持续10年,至2005年。

排在第4、7、14、16、28位涉及的主题是研究方法,集中于质性分析。其中序号4、7是同1篇文献,由于文献来源标识存在差异,被识别为2个节点,其研究是关于心理学在定性分析中使用的主位或主题分析法,发表于2006年。在社会工作领域引用突现起点为2013年,相隔了6年开始爆发。其共被引次数累加为221,可跻身共被引频次前5位,在谷歌学术中被引则高达5.5万余次。所有的节点引用突现强度都持续到现在。

排在第5、11、17、19、25、27、30位文献主要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拓展与应用,分别对应灵性研究、生活模式、批判理论、证据为本、绿色社会工作、增能或赋权视角、证据为本以及优势视角,基本上是各个领域或视角的经典文献,甚至是开创性文献。其中排在第17、19、21、27位的最近几年仍处于活跃期,而关于环境正义的绿色社会工作则是持续到当下最热门的话题。

排在第6、18、20位的都来自美国心理学会的DSM标准,该标准是广为接受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通常颁布后2—3年就开始在社会工作领域形成引用突现期,第5版影响持续至今。其中2000年版本为1994年第4版的修订版(DSM-IV-TR)。

排在第10、12、15、26位的均来自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的伦理守则,该守则是社会工作者的行动指南,本身是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产物,发布之后又推动了研究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第10、15位的版本是一致的,但因文献名称不一致被视为2个独立节点,其引用突现起点随版本有所波动,但影响始终是持续的。

排在第9、22、23、24、29位的文献主要是关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及其转化。第9位文献确立了社会工作能力的技巧维度,完善了社会工作能力维度的价值、知识与技巧的三分法;第22、23位的分别是佩恩(Malcolm Payne)《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1997年版与2005年版,其引用突现自200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5年;第24位则是对实践的评估,而第29位则是探讨理论如何应用到实践中去,其引用突现起点为1982年,终点为2000年,持续了19年。

综合而言,引用突现强度高的共被引文献可以区分为五类。一是标准及其不同版本。如NASW、CSWE、APA制定的专业标准,加上政府委托的《门罗报告》,在30项中占据了11项(含不同版本)。它们受业界广泛关注,极易成为里程碑式的文献,其爆发的启动时间通常较短,不同版本间接续其强度。二是概念创新。如坎达(Edward R. Canda)与弗曼(Leola Dyrud Furman)的灵性研究、多米内利(Lena Dominelli)的绿色社会工作、萨利贝(Dennis Saleebey)的优势视角、杰曼与吉特曼的生活模式。三是方法论及工具设计。一类是作为方法论基础的质性研究,如帕吉特(Deborah K. Padgett)的《社会工作中的质性方法》、卡麦兹(Kathy Charmaz)的《建构扎根理论:关于定性分析的实践指引》;另一类是专业方法与工具,如吉布斯(Leonard E. Gibbs)关于证据为本的实践指南、布卢姆(Martin Bloom)等人关于实践的评估指南。四是应用性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理论与方法铺垫的基础上进一步应用与发展,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如古铁雷斯(Lorraine M. Gutierrez)首次运用增能视角对有色女性的研究。五是理论与实践的知识整理,其中理论经过了多轮综合,各种流派相对稳定。如佩恩从社会法令解释的角度,构建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基本轮廓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平卡斯与米纳汉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行动框架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型与方法》都属于经典教材。

4. 高中介中心性和突现性文献

既具有高中心度(结构性),又具有强突现性(时间性)的文献可通过Sigma值识别,此类文献通常具有联结不同聚类、阶段、主题的跃迁或跨界表现。表4显示,平卡斯与米纳汉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型与方法》具有最高的Sigma值,表明其同时满足高中心度与高突现性的指标。从历史地位来看,其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践框架,是在社会工作共同的价值与知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在时间上承前启后,在结构上丰富了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技巧维度。位于第2位的杰曼与吉特曼则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之上开启了生活模式研究路径,是对社会工作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在社会工作研究的结构上不可缺少,其高引用突现强度反映了对后续研究的支持作用。而里士满、巴特利特与桑德斯、戈德斯坦(Howard Goldstein)等人的成果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戈德斯坦的《社会工作实践:一个整合的视角》(1973年)引入整合视角,强调人与环境的统一。从聚类来看,有5篇文献处于聚类#1,3篇位于聚类#4,聚类#0、#7各有1篇。从文献发表时间来看,聚类#1、#4、#7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可以说20世纪60—80年代是社会工作研究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而聚类#0中的《门罗报告》是最近10年内的1篇文献。从内容来看,其照顾支持体系是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照顾、福利多元主义、组织协作、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社会工作实践的效力等议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其影响持续至今。

表 4 1956—2019年Sigma值排名前10位文献

(二) 时间轴可视化分析

引入时间轴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专业演进的态势。从时间轴视图(见图2)来看,图形呈现了19个最大的聚类(缺#18),从#0到#19,自上而下降序排列,聚类标签采用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io, LLR)算法,依据施引文献标题提取,其颜色对应聚类活跃的平均年份。具有红色内核的大型节点通常是被高度引用,或引用突现,或兼而有之,节点越大,共被引次数越多。最左端的大型节点是里士满的《社会诊断》一书,位于#1,从引用轨迹可以发现其直接关联着#0—3与#12—14,计7个聚类,能够明显地看出它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从图2中可以看出,不同聚类的持续时间并不一致。部分议题在推动社会工作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足迹,如#14医疗模式、#17行为—科学导向,而#0、#2、#11、#12、#19属于近几年正处于活跃期的聚类,除#0分类不够清晰外,#1与#9聚类标签相同外,其余聚类特征较为明显,涉及照顾环境(#2)、证据为本(#11)、质性研究(#12)与儿童福利(#19)等新兴主题,代表研究前沿。

图 2 1956—2019年西方社会工作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时间轴视图

每个聚类代表一个曾经发展过或正在发展的领域,其拱桥主体越靠近右侧意味着议题越新。由输出结果可知,19大聚类共涉及引文757篇,按每5年纳入前100篇分析,实际纳入分析的被引文献总数为1 166篇,覆盖率近65%。前10大聚类(见表5)中轮廓值最低为0.652(#1),最高为0.973(#11),聚类内部同质性较强。为精简分析,聚类被区分为活跃聚类与沉默聚类,仅选择部分重要聚类与信息描述。两者只是相对而言,前者意味着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代表研究的前沿,其被引文献构成研究的知识基础,而关键节点则是需要重点研究的文献。活跃聚类限定在最近10年仍具有引用突现现象的聚类,其他为沉默聚类,均发生在2000年前。

表 5 1956—2019年聚类规模排名前10位的基本信息

1. 活跃聚类

(1) 聚类#0——社会工作

#0是最大的聚类,包括了124篇文献,时间跨度从1972—2015年。聚类轮廓值为0.807,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聚类标签为社会工作,不够清晰,但也说明此聚类存在亟待分化的新议题。在其时间线上有大大小小的重要节点,部分节点重叠。如图3所示,自上而下为#0、#1、#2三个聚类;#0中自左向右五个较大的节点主题分别为李普斯基(Michael Lipsky)的街头官僚、舍恩的反思性实践,巴顿(Michael Quinn Patton)的定性研究与评估方法,[16]福克的批判社会工作,最右侧的最大节点为门罗的儿童保护评估报告。还夹杂着埃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Enderson)的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等小型节点。而#0中自左向右第2个节点有紫色外圈,意味着此文献的发表是社会工作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追踪文献来源可以发现该节点是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专业人士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一书,它推动了社会工作从技术逻辑主义向反思性实践转变。点击图谱后可以发现其与其他节点、聚类间的共被引轨迹(见图4)。

图 3 聚类#0、#1与#2的关键节点时间轴视图
图 4 聚类#0的关键节点共被引轨迹视图

(2) 聚类#2——照顾环境

#2拥有87个成员,时间跨度从1962—2013年,持续52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话题。其标签显示为照顾环境,即施引文献主要来自照顾主题,但软件的算法不一定能保证代表性,需要进一步追踪施引文献。检索施引文献标题可知,共有14篇文献含有照顾(care)单词,事实上社会照顾一直以来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传统内容,也是社会工作就业的主要领域;[17]引用规模前5位的施引文献(见表6)中,1、3、4号文献都来自国际学术季刊《社会中的家庭》(Families in Society),3、4号都应用优势视角改进服务。

表 6 聚类#2覆盖频次前5位的施引文献

被引文献代表的是研究基础,其半衰期(half life)越长,文献越经典。在被引文献中,共被引频次排在前6位的节点有5个涉及质性研究方法(见表7)。总体而言,社会工作研究偏重质性方法。最左侧节点是盖尔斯与施特劳斯关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紧挨有所重叠的较小节点的则是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最右侧的节点是帕吉特的《社会工作研究中的质性方法》一书。该聚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之前,在此期间仅1967年出版的扎根理论有很大影响,其他时段平淡无奇;1982—201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增长点,与两次重要的健康照顾改革相关: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削减照顾成本的运动,[18]二是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扩大覆盖面的改革,[19]提出了社会工作如何回应的议题,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也说明此期间重要成果较多;2013年之后又趋向平静。这些节点引用强度高,半衰期长,属于经典文献。谷歌学术显示,排在首位的扎根理论的经典著作被引高达11.5万余次,最低的是非方法论的著作,来自施佩希特与考特尼,也有1 000余次,其他均高于5万次。

表 7 聚类#2共被引频次前6位的被引文献

(3) 聚类#12——质性研究

#12共有34个成员,轮廓值为0.902,内部高度同质,时间跨度从1988—2017年,持续30年。其标签为质性研究,是构成聚类#2的知识基础,追踪文献可知更多是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及对方法论本身的思考。从施引文献来看,谢里丹(Michael J Sheridan)引用最多,覆盖到了其中的8篇。[20]图5位于中间的最大节点是CSWE的《教育政策与认证标准》2008年版,有红色内核,意味着具有高引用突现强度,共被引267次;最右侧的大型节点则是2015版,共被引142次;最左侧的较大节点为坎达与弗曼的灵性研究,共被引92次。因时间重叠,大型节点上通常覆盖有众多小型节点。从施引文献来看,研究的主题更多是关于灵性社会工作,还涉及优势视角、抗逆力、道德、教育等。从被引文献的共被引频次或引用突现强度来看,排在前5位的,除灵性研究外,均为来自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SWE)与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的标准;从被引文献的半衰期来看,最经典的文献是《定位边缘:交叉点、身份政治学和对有色妇女的施暴行为》[21],半衰期为27年,来自研究边缘化群体及身份政治的法学家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谷歌学术显示被引近1.7万次。对致力于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而言,其理论指导价值极为重要。

图 5 聚类#12的关键节点时间轴视图

(4) 聚类#11——证据为本实践

#11的成员有33个,其轮廓值高达0.973,内部高度同质,时间跨度从1994—2014年,持续21年(见表8)。追踪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可以发现均以证据为本为主题。其中施引文献引用覆盖范围最广的是莫拉哥(Pedro Morago)《社会工作服务中证据为本实践的传播与执行:一项英国调查》[22],共引用8篇,近25%(即8/33)。在被引文献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来自韦伯,他同时是《风险社会中的社会工作:社会与文化视角》一书的作者。将证据为本引入社会工作领域的甘布里尔(Eileen Gambrill)的开创性文章《证据为本实践:权威为本实践的新选择》共被引97次。从文献引用的半衰期来看,前者达到11年,超越了开创者的10年,共同成为经典文献。与甘布里尔相关的文献还有2篇,也突显其在循证社会工作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半衰期时间最长的文献是来自医学领域的萨基特(David L. Sackett)等人的《循证医学:是什么,不是什么》[23]的论文,共16年,引用突现强度也达到聚类内最高值20.97,谷歌学术显示被引1.6万余次。萨基特本人是循证医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其与同事合著的《循证医学:如何实践与传授EBM》(1997)一书是甘布里尔开创性文章的重要参考文献。

表 8 聚类#11共被引频次前6位的被引文献

2. 沉默聚类

(1) 聚类#1——社会工作研究

#1为第2大聚类,拥有98个成员,时间跨度从1917—1996年。轮廓值是最低的,但能满足聚类的基本要求,可以识别出2个重要节点,其活跃期到1996年已经结束。其对应社会工作的教育与实践两个维度,涉及社会工作研究的成果如何应用到教育与实践中,以及社会工作者是否需要成为研究者的议题,科学性是其关注的焦点。从图3可以看出,左侧的大型节点有紫色外圈,其关联的文献正是里士满的《社会诊断》,标志着专业社会工作的诞生,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史上完成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放大图形节点,在#8中也可发现弗莱克斯纳于1915年发表的《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文献节点。右侧的节点较小,但拥有红色内核,意味引用突显值高(见表3)。追踪文献可知,其为杰曼与吉特曼开创的生活模式研究,是社会工作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具有较高引用突现强度的小型节点,如最右侧的红色小型节点为布卢姆等人的《评估实践:专业人员问责指南》,虽共被引仅有34次,但短期内引用强度高,总体排名第24位。

(2) 其他聚类

#3标签为社会工作教育,拥有54个成员,时间跨度从1940—1993年,轮廓值为0.739,内部同质性一般。从施引文献来看,主题集中在社会工作教育,库钦(Herb Kutchins)与柯克(1988)[24]的《诊治产业:DSM III与临床社会工作》、威德卡−谢尔曼(Lynn Videka-Sherman)的《精神健康领域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元分析》[25]均引用了7篇文献;从被引文献来看,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是罗兹(Margaret L. Rhodes)与 波特(John Potter)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困境》[26]一书,但仅有38次,总体偏低,故节点引用突现强度显示不太明显。

#4标签为公共疾病,轮廓值为0.828,内部同质性较强。其最大的节点是平卡斯与米纳汉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型与方法》,其共被引107次,具有红色内核与紫色外圈,因而引用突现值高,是该聚类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共被引轨迹如图6所示,除关联前四大聚类,还关联聚类#14医学模型。

图 6 聚类#4的关键节点共被引轨迹视图

#5标签为生产力排名,轮廓值为0.815,内部同质性较强,追踪施引文献可以发现主要涉及专业排名的探讨。虽聚类规模比较大,但已经不再活跃。时间轴活跃期(紫红色实线段)的起点是1957年格林伍德(Ernest Greenwood)发表的《社会工作研究:十年重估》,[27]同年他还发表了《专业的属性》[28]一文。与此类似的是#8,其标签“社会工作专业化”也不再活跃,其起点正是弗莱克斯纳于1915年发表的《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但其对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影响由于数据库的限制无法测量;共被引次数最高的则是霍利斯(Florence Hollis)1972年出版的《个案工作:一个心理学治疗法》(第2版)。[29]从年度均值来看,#5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8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属于社会工作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可以说是已经完成的阶段。

#6标签为批判性议题,轮廓值为0.882,追踪文献可知,无论是施引文献还是被引文献,议题同质性都很强,持续活跃27年,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沉默期。从施引文献来看,沃达斯基(John S. Wodarski)的《社会工作教育中的批判性议题》[30]是引用覆盖范围最广的文献,达到11篇,其1979年就提出的缺少工具性方法论、实践效力、培训机会、人的理论、能力评估与通识课程的问题至今还未完全解决。从被引文献来看(见表9),共被引频次排在第1位的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其引用突现值也最高,达11.42,半衰期为27年,谷歌学术显示其被引高达8.1万余次;其次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其半衰期长达54年,影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谷歌学术显示其被引高达3.3万余次。

表 9 聚类#6共被引频次前6位的被引文献
四、讨论

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引文可视化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出研究的主要专业领域(研究前沿)有质性分析(#12)、证据为本实践(#11),较近的专业领域则有照顾环境(#2)、儿童福利劳动者流动(#19),而规模最大的社会工作研究领域(#0)则是仍在分化的聚类。从共被引频次看,各类机构颁布的标准是最高的,短时间内会被急遽引用。从结构性(中心度)看,早期里士满的《社会诊断》、汉密尔顿的《个案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确立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与个体治疗的目标取向,较近的舍恩的反思性实践则成为实践模式新的转折点。从时间性(引用突现强度)看,除去一系列标准,儿童为中心保护体系、主位或主题分析法、灵性社会工作、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批判性理论与实践、证据为本、绿色社会工作等都是当前值得关注的热点。从结构性与时间性共变效果(Sigma值)来看,早期平卡斯与米纳汉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型与方法》和杰曼与吉特曼的《社会工作实践的生活模式: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专业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近期的《门罗报告》则可能引导专业发展中儿童保护研究的新潮流。质性方法与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综合研究则构成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

从施耐德科学学科的演化观点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第1阶段同样开始于概念化,主要是回应了弗莱克斯纳的质疑,以里士满引入医学模式、倡导个体治疗、于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为起点,确立了社会工作成为科学学科所需具备的专业地位,同年还在题为“社会工作者的任务”的国际会议报告中确立了个案工作的心理学基础。[31]而作为社会工作分支学科的医务社会工作,早于1905年以在医疗服务中引入社会工作的形式出现,其理念则成为里士满“诊断模式”的思想来源。[32]第2阶段是研究方法与工具的发展,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如各种实践方法(个案、小组与社区社会工作)、统计方法(定量与质性研究)、介入模式与测量评估工具的兴起,遗憾的是主要采借自其他学科,缺少专业独特的方法论。以里士满于1922年出版的著作《何为个案社会工作:一个介绍性描述》、汉密尔顿于1937年发表的论文“个案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为代表,后者在解释概念的同时,宣告个案社会工作的心理−社会治疗学派诞生,[33]而1941年,阿卜迪卡(Herbert H. Aptekar)出版了同名著作。[34]哈古德(Margaret Jarman Hagood)则于1937年以《心理学对个案工作的贡献》为题分析了心理学对个案工作的贡献,如概念术语、原则指引以及技术工具。[35]直到1964年,霍利斯还将个案工作视为一个心理学治疗法。[36]第3阶段是基于前面两个阶段的应用创新,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个案工作的心理−社会治疗学派与功能学派。[37]罗宾逊(Virginia P. Robinson)在《个案工作中变化的心理学》(1930年)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个案工作所受的心理学影响。[31] 20世纪70年代后引入系统视角、生活模式、赋权/增能视角、优势视角、灵性社会工作、绿色社会工作等,应用创新成果丰富。第4阶段是对知识的整理,大致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以汉密尔顿的《个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1940年)、平卡斯与米纳汉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型与方法》(1973年)和佩恩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一个批判性介绍》(1991年)3本著作为代表。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工作已初步完成四个阶段的任务,作为一个科学学科已经基本确立,其历史与医学、心理学有密切的关联,发展的路径仍以科学为主导取向。但任务的完成并非简单的线性时间关系,可能提前,也可能滞后。因而这并非专业发展的终止,其演化始终是不断扬弃、分化与统一的过程。对应于社会工作研究者,可以发现当下从事阶段3、阶段4任务的更多,而从事更具创新性的阶段1、阶段2任务的学者已不多见,或许是理论与方法成熟的标志,但也可能是思维创新不足的表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图谱来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注意四条主要事项:一是标准制定与推广。标准化是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核心表征与必由路径,[38]也是里士满《社会诊断》一书撰写的出发点,[39]而标准化的背后则是科学主义、专业主义。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确立的《教育政策与认证标准》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知识为本向能力为本、经验及权威为本向证据为本的转变。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多项服务指南都是在民政部主导下完成的。二是理论创新与传承。西方社会工作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从分析结果看,除早期开拓性的研究外,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近期创新则以知识采借或跨界研究为特色,如证据为本、灵性社会工作与绿色社会工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或视角,并能获得传承与发展。中国学者的职业生涯更多徘徊在阶段3和阶段4上,关注的是热点前沿,擅长的是知识整理,缺少理论的创新、传承,更缺少体系化。未来我们需要承担知识整理、传承以及应用创新的研究者,但更需要具有理论与方法创新的研究者。三是范式的转型或跃迁。制度与文化不可能给予所有专业的发展以及专业发展的所有阶段以平等待遇,范式的转型或跃迁需要专业自身努力。西方社会工作徘徊在十字路口,[40]中国的社会工作也面临着多重抉择。未来是倡导统一性还是推动多样化,追随个体治疗还是参与社会变革,竞逐机构领办还是适应社会分工,坚持专业自治还是顺从管理主义,回归课堂教学还是注重实习教育,固守知识为基还是推行能力为本,执行技术规制还是强调反思生成,奉行权威为上还是遵循证据为本?面对大数据、学习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社会工作是否拥抱,又如何拥抱?面对这一系列过去的或新兴的议题,中国社会工作如何抉择,需要学界、实务界以及相关利益群体或组织的实践智慧。四是质性方法的教学与应用。社会工作研究是西方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质性研究方法构成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但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中,较为重视定量研究,质性研究被纳入培养计划的高校不是太多,导致学生在采集案史后缺乏质性分析的专业能力,难以成为研究者。

完成可视化分析后,严谨的程序还包括邀请专家进行评估,从而避免信息的缺失与时间的滞后,而比较简便的途径则是与专家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梳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重点文献及作者的历史足迹、关于个体治疗与社会变革、技术性实践与反思性实践取向间关系的缠绕能够在本文分析中呈现。若没有呈现,更多的原因是限于篇幅,如果调整初始条件,会发现更为丰富的细节。因此,文献计量技术的应用是可行的。相对于专家评述,知识图谱的分析是全景式的,除展示了里士满《社会诊断》一书的历史价值,还凸显出了舍恩倡导的反思性实践在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了研究的热点、前沿与知识基础等。不足的是,技术分析依赖于文献记录,无法给予那些做而不述,或述而不著的社会工作实践者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无法窥探网络关系背后的丰富故事,其评述只是为研究者提供参考的坐标,并不试图替代研究者对文本的解读。同时,科学网收录的主要是英美国家的期刊文献,所以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四个阶段只是总趋势。同一时间内,不同学者可能在执行不同的任务,不同时间内,不同学者可能在做同一工作,不能简单地看成线性关系。每个阶段,有起点,但没有终点。而任意一个点都可能成为单独进程的起点。将其视为确立科学学科需要完成的四项任务更容易理解。

② 西方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数据库文献语言以英语为主,因而主要覆盖的是英语文献,其中又以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献为多;但作者的国籍并无限制。

③ “社会工作”概念的发明者,学界通常将其归于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理论家帕顿(Simon N. Patten, 1852—1922)名下,但美国大学与睦邻运动引进与发展的关键人物罗伯特·伍兹(Robert Woods, 1865—1925)认为帕顿提出的是“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时间为1900年,而他本人于1893年就在论文中使用了“社会工作”(social work)一词。参见Abels, Paul. “And the Angels Sang”. Reflections: 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Helping, 1998, 4(2): 3-4.

④ 此做法提高了查准率,但牺牲了查全率。在硬件的内存与显存获得保证的前提下,可优先查全率,不相关的数据在可视化后可忽略分析,或通过设定参数裁剪。

⑤ 本文数据下载自香港中文大学科学网核心合集。其购买了SCI-EXPANDED (1961年至今)、SSCI (1956年至今)、A&HCI (1975)年至今、CPCI-S (1990年至今)、CPCI-SSH (1990年至今)、Book Citation Index–Science (BKCI-S) (2005年至今)、BKCI-SSH (2005年至今)、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2005年至今)。不同高校购买的时间段与数据库不一致,其结果会存在差异。

⑥ 共被引是指2篇文献(被引文献)同时被1篇文献(施引文献)引用,前者被引记录各计为1次,累加在被引文献节点,不能等同于被引记录。施引文献类型仅为论文,被引文献类型是多元的,论文与论著是最常见的。若涉及谷歌学术中的被引则是引用记录,而不是共被引记录。具体原理参照相关技术资料。

⑦ 模块度越接近1,表示群间差异越大,通常情况下选择默认;轮廓值越接近1,表示群内差异越小,此处指所有聚类轮廓值的平均数。若总体模块度Modularity Q低于0.6,可考虑修剪掉一些不重要或次级网络。一是群内(此处指每5年形成的一个文献群)修剪后生成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二是生成网络后再修剪(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也可同时进行。修剪网络可理解为提高群间(聚类之间)差异,凸显重要聚类;而提高轮廓(Sihlouette)值,可理解为缩小群内(聚类内部)差异。

⑧ 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建项目时,CiteSpace可以通过参数Look Back Years (−1: unlimited)的设置来滤掉跨度超过一定长度的引用。当该参数的值为−1时,所有跨度的引用都包括在内。如果图谱仅显示时间域内的被引文献,则需注意此参数设置。

⑨ 指网络中“实际关系数”除以“理论上的最大关系数”。

⑩ 若网络过大,节点数N>350,节点的中心度的计算需转为手动(Nodes- computer node centrality),否则无法出现紫色外圈。

⑪ 15号文献来源标识是“Code of Ethic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而非“Code of Ethic”。

⑫ 计算公式为sigma=(centrality+1)^burstness。m软件默认有TF*IDF、LLR、MI三种算法,可选择施引文献的标题(T)、关键词(K)与摘要(A)提取主题词。软件会提供主题词百分比的详细信息,所占篇幅过大,未提供。但从运行结果来看,选择标题(T),以LLR算法提取,聚类标签区分度最高。

参考文献
[1]
SHNEIDER A M. Four stages of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four types of scientist[J].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2009, 34(5): 217-223. DOI:10.1016/j.tibs.2009.02.002
[2]
李伟.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 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J]. 社会, 2018(4): 100-132.
[3]
HAYNES K S. The one hundred-year debate: Social reform versus individual treatment[J]. Social work, 1998, 43(6): 501-509. DOI:10.1093/sw/43.6.501
[4]
JENNISSEN T, LUNDY C.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 work: a history of the profession in English Canada, 1900–2000[J].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童敏. 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60-67. DOI:10.3969/j.issn.0438-0460.2009.05.008
[6]
彭华民. 中国社会工作学科: 百年论争、百年成长与自主性研究[J]. 社会科学, 2017(7): 66-73.
[7]
胡志刚, 陈超美, 刘则渊, 等. 从基于引文到基于引用——一种统计引文总被引次数的新方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21): 5-10. DOI:10.7536/j.issn.0252-3116.2013.21.001
[8]
陈悦, 刘则渊. 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 科学学研究, 2005(2): 149-154. DOI:10.3969/j.issn.1003-2053.2005.02.002
[9]
CHEN C M. Mapping scientific frontiers: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visualization[M]. Verlag & London: Springer, 2013: 324.
[10]
CHEN C M. Science mapp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7, 2(2): 1-40. DOI:10.1515/jdis-2017-0006
[11]
臧其胜. 福利治理研究的国际前沿: 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7): 67-76. DOI:10.3969/j.issn.1003-4145.2016.07.008
[12]
CHEN C M, HU Z G, LIU S B, et al. Emerging trend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tespace[J]. Expert opinion on biological therapy, 2012, 12(5): 593-608. DOI:10.1517/14712598.2012.674507
[13]
李杰, 陈超美.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 第2版.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7.
[14]
SPECHT H, COURTNE M E.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89.
[15]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UK. 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children-A guide to inter-agency working to safeguard and promote the welfare of children, 2013[EB/OL][2019-06-1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orking-together-to-safeguard-children--2.
[16]
PATTON M Q.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17]
RUBIN A, JOHNSON P J, DEWEAVER K L. Direct practice interests of MSW students: Changes from entry to gradu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1986, 22(2): 98-108. DOI:10.1080/10437797.1986.10671744
[18]
BERKMAN B. The emerging health care worl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education[J]. Social work, 1996, 41(5): 541-551.
[19]
CERMINARA K L. Hospice and heath care reform: Improving care at the end of life[J]. Widener law review, 2011, 17(2): 443-474.
[20]
SHERIDAN M J. Ethical issues in the use of prayer in social work: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J]. Families in society, 2010, 91(2): 112-120. DOI:10.1606/1044-3894.3980
[21]
CRENSHAW K.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 Stanford law review, 1990, 43(6): 1241-1299.
[22]
MORAGO P. Dissem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the social services: A UK survey[J].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2010, 7(5): 452-465. DOI:10.1080/15433714.2010.494973
[23]
SACKETT D L, WILLIAM M C, ROSENBERG J A, et al.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J]. BM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6, 312(7023): 71-72. DOI:10.1136/bmj.312.7023.71
[24]
KUTCHINS H, KIRK S A. The business of diagnosis: DSM-III and clinical social work[J]. Social work, 1988, 33(3): 215-220. DOI:10.1093/sw/33.3.215
[25]
VIDEKA-SHERMAN L.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mental health[J]. Social work, 1998, 33(4): 325-338.
[26]
RHODES M L, POTTE J. 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M].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27]
GREENWOOD E. Social work research: A decade of reappraisal[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57, 31(3): 311-320. DOI:10.1086/640281
[28]
GREENWOOD E.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J]. Social work, 1957, 2(3): 45-55.
[29]
FLORENCE H. Casework: a psychosocial therapy(2d)[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30]
WODARSKI J S. Critical issue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ocial work, 1979, 15(2): 5-13. DOI:10.1080/00220612.1979.10671560
[31]
ROBINSON V P. A changing psychology in social casework[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0.
[32]
RICHMOND M E. Social diagnos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17: 35.
[33]
HAMILTON G. Basic concepts in social case work[J]. The family, 1937, 18(5): 147-156. DOI:10.1177/104438943701800501
[34]
APTEKAR H H. Basic concepts in social case work[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1.
[35]
HAGOOD M J. Some contributions of psychology to social case work[J]. Social forces, 1937, 15(4): 512-519. DOI:10.2307/2571422
[36]
HOLLIS F. Casework: A psychosocial therapy[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37]
童敏. 功能理论的历史演变: 基本逻辑框架以及对社会工作的影响[C]. 北京: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1辑), 2014: 1-24.
[38]
臧其胜. 标准化: 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核心表征与必由路径[J]. 社会工作, 2014(2): 11-18.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4.02.002
[39]
REISCH M.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and social work method, 1890–1950[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8, 72(2): 161-181. DOI:10.1086/515748
[40]
LYMBERY M. Social work at the crossroad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1, 31(3): 369-384. DOI:10.1093/bjsw/31.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