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地震、滑坡、飓风、洪水、雪灾、热浪、干旱和荒漠化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这些考验着国家的灾害恢复力。此外，还有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等人为灾害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工业灾害。这些灾害事件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SDR)发布的《全球减少灾害评估报告(2015年)》显示，中国在1990年至2012年间损失了557 438 270个生命年，相当于人均损失162天；^[1]造成13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比如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直接导致了近7万人死亡和1 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3]这些灾害可以通过降低风险、制定适应战略和恢复重建行动计划以及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问题解决中来寻求合作解决策略。这些重要举措可以促进目标的实现，减少自然和人为灾害造成的损失，使众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到问题的解决当中。利益相关方包括各级政府、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专业人员，尤其是卫生、社会工作和工程专业人员以及当地居民和企业。在灾害缓解到重建和预防状态的过程中，绿色社会工作都发挥着很大作用。

发展本土特色和文化相关(locality and cultural specific)的灾害风险降低(DRR)和灾害风险管理(DRM)应对策略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挑战，需要企业和跨专业团队的共同合作。Dominelli认为，跨专业(transdisciplinary)团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共同问题而合作的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一个有效的跨专业团队还需要掌握科学的、原住民的/本土的/社区的专业知识，从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科学探究”，通过共同分析框架和文化处境分析来解决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4]

本文认为，绿色社会工作者在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跨专业合作团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将科学知识转译并传递给居民，同时将原住民的/ 当地的/社区的知识诠释并传递给科学家，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合作的生产活动中，协助共识方案的实施并评估结果。^[5]本文第一作者已经在云南省平寨、四川省映秀和雅安以及广东省从化开展了绿色社会工作实践及研究。本文将介绍绿色社会工作的原则和作者在中国的实践，重点介绍第一作者及其同事们在云南省平寨的绿色社会工作经验，说明绿色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的可能和重要性。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危机

(一) 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矛盾

中国目前正处在应对环境危机的十字路口，面临第二次转型，需要思考民众生活、社会发展、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同时也导致了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造成前所未料的环境和社会问题。2014年，有2.74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6]这给一个致力于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工业化使人民摆脱贫困的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市场经济催生了经济和社会矛盾，造成了环境危机、社会关系和农村生计紧张以及流动人口不稳定。中国第十二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发展。在政策文件中，政府强调要关注人民的需求，注重可持续发展，将保护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措施。尽管提出了这些崇高的愿望，但中国面临着要回应2.5亿农民工需求的挑战，他们是“准”城市人，拥有不完整的身份和自我认同，没有和城市人一样享受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健康幸福以及尊严。因此，解决“农民工”和“三农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焦点。^[7]

中国政府的第十二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出，通过超大城市的快速城市化来弥补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产生的鸿沟，Dominelli称其为“超级城市化”^[8]。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逐步将农村流动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和资本投资。这是以交换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为代价，使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从国家所有向农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转移。通过这个过程，农村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以完成工业化；同时，改善流动人口的弱势地位，使其成为被解放的城市公民。^[7]

当土地被金融资本迅速开发后，农民如何能过上满意的、有尊严的和自给自足的生活？经济商人将土地视为一种稀缺的自然商品对其定价，通过市场规则来提高其效用和价值，获取高额价格，并扩张到城市周边未开发地区，从而以降低成本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占用的土地被高密度开发，增加了污染，当今城市释放的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比重高达70%。^[9]疏解城市作为经济扩张主要驱动力的压力，可以促进社区主导、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向创新的方向发展。土地转让给企业家造成了征地农民的身份转换和空间的冲突，影响了农业社区维持生计的传统习俗和手段。尽管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转化是工业化过程的现象，但它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相反，通过土地来维持农民生计和基本保障的生产方式将会消失，农业人口在面对更大生计时会更加脆弱。^[10-11]

工业园区的扩张也完全改变了在地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民上楼对部分人而言是得到了益处，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石忆邵和杭太元研究发现，承包地被征后，只有3.9%的农民获得了就业安置；房屋被拆后，仅有1.8%的人获得了就业安置。我国46%的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处于下降状态，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新增贫困群体。^[12]这一过程使农民失地，失地意味着失去了工作保障和社会保障，也意味着失去了原乡的社会网络和传统社区的情感连接。^[11]

简而言之，这种工业化的模式是否由农村社区的需求来驱动？是否能满足农村社区的需求？工业和房地产资本联手圈占土地而不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协调发展，既不能解决三农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困境。同时，农村社会的进一步解体，可能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和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因此，当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于是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中特别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13]

(二) 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

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农业商业化和过度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以人为中心和环境友好的，而是优先追逐企业和资本的利润。当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为主要目标时，就会破坏本地社会经济的其他发展形式，不仅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矛盾，反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恶化，导致中国城市的环境危机，例如主要城市产生的空气污染及其对人们健康造成的危害。^[7]

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甚至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面临的至关重要的议题。这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最新的一份报告，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366座城市PM2.5浓度排名》指出，中国366座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为50.2微克/立方米，远远高于中国政府设定的35微克 /立方米的空气质量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10微克 /立方米的标准。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做出了许多但还不太充分的应对措施。^[14]

工业污染与生计之间存在联系，由于水污染而导致数千头死猪漂浮在黄埔江上这个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关系。这是源于一种已知的致癌化学物质苯的偶然泄露进入到黄浦江的一条支流而造成的，^[15]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超过一半的地表水受到污染，不能饮用，四分之一的水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于工业生产。中国的地下水并不安全，大约40%的农田依靠地下水灌溉，受灌溉的90%的农田被鉴定受到污染，约有60%的中国城市地下水被鉴定受到“严重污染”。^[15-16]受污染的水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也影响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沙漠化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中国近30%的面积是沙漠。根据Diamond的数据，中国的沙漠还在以每年超过67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增。目前，北方的戈壁沙漠每年以950平方英里(2 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张。由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过度放牧、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水土流失，中国90%的沙漠化都发生在西部地区。^[15，17]沙漠化已经延伸到距离北京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当风沙吹进城市和其他人群居住区后，其所造成的人群普遍出现的呼吸系统问题令人担忧。^[18]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但全国整体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0%。200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将中国列为世界上15个拥有最多“密生林”的国家之一，即原始森林、深山老林或自然再生林。^[19]总体而言，中国12%的土地面积或者超过1.11亿公顷的土地上都是密生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估计中国36%的密生林正面临着城市化、工业化和房地产开发的威胁。2011年，普利策中心指出，由于自然灾害和城市发展，四川西南部的森林地区已成为世界上十大最受威胁的森林之一。^[20]

栖息地的丧失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与森林砍伐和沙漠化密切相关的。为了获得农田、竹林、木材和燃料而砍伐掉大面积的森林，威胁着熊猫等动物的生存。中国物种灭绝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其国界。根据Wynne Parry的描述，中国市场是象牙、犀牛角、虎骨(作为药物)的主要来源。^[21]

上述环境危机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农村和城市人民的健康和生计。绿色社会工作者在帮助中国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方面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以确保中国的改革是可持续的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面我们将介绍绿色社会工作的理念，思考绿色社会工作者如何促进中国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二、绿色社会工作议题

(一) 绿色社会工作的出现

一直以来，社会工作对物理空间和自然环境都缺乏关注，认为环境和空间并非社会工作介入的领域。在社会工作的研究中，社会工作介入环境与空间方面的文献几乎是空白的。^[22]虽然一直以来社会工作具备生态系统视角，但传统上只是将人嵌入环境的生态系统观，重点是强调社会系统和家庭系统，往往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以及忽视全球物质资源的使用如何影响到人类的生活。^[23]超越生态系统的方法是一个新的专业议题。近年来，西方社会工作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看见环境议题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福祉跟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危机让人类很难独善其身。^[24-25]于是有学者开始提出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开始反思社会工作的伦理，提出传统社会工作应该摆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思维——那是一种人vs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思维，指出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跟“人本中心”的思维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自然/资源一切都是为人类服务，因此，导致人类罔顾自然界的生存，任意破坏自然。于是，这些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工作的伦理观(ethic)应该从“人本中心”转向“生态中心”、环境伦理，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26-27]

同样，Dominelli也指出社会工作缺乏对环境灾难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意识，面对灾难，社会工作专业没有做好介入社区不同层面的准备。于是，她提出绿色社会工作(green social work)的新视角，来应对21世纪环境危机的挑战。她对“绿色社会工作”有如此的定义。“绿色社会工作是这样一种实践，它的介入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提升人类的福祉，通过将人类和他们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整合在一个平等的框架内，使人们能够看到主流结构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绿色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能看到身份的政治及再分配的不平等，不再把环境作为被人类利用的工具。”^[5]25

绿色社会工作提出新的理论视角和方向，在看待环境、社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时有独特的社会正义角度。Dominelli批判主流发展观念，认为以牺牲人类和地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未能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绿色社会工作的重要内涵包括将环境议题纳入主流，使自然环境深嵌于生态视角和专业关注中；扩大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确保社会与环境正义在任何社会工作者参与的环境(广义)相关实践中被重视；强调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方法，使之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不至于“以消耗地球作为代价”；将灾害干预的元素加入到社会工作的知识、技能、能力建设和课程编制中。因此，绿色社会工作致力于对世界的整体看法；人类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分析；整合社会和环境正义；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人们和与其共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4-5]

Dominelli认为绿色社会工作是回应21世纪挑战的关键，这些挑战包括环境退化、空气污染、干旱、水患、地震、药物滥用等各种人为和自然灾难。她认为社会工作要整合伦理道德、社会正义实践以推动社会和环境正义，尤其是在灾害介入过程中。^[5]绿色社会工作认定社会工作的政治属性，它需要捍卫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群体的利益，维持城市家庭生计和农村生计相平衡。^[28]

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化和各地环境恶化将成本强加给被边缘化群体，世界各地贫民区的增长都是高度城市化的例子，反映出规划者和开发商未能提供可持续的、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2014年的报告显示，2013年有8.63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而1990年这一数字为6.5亿。进城务工人员被收入微薄的工作所吸引，但城市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很多人被迫生活在贫民区。在西方，伴随“零时工合同”的增长和服务行业人数的增加，工作贫困人口也快速增长，尽管他们每周工作70个小时，干多份工作，仍无法应付基本的生活开支。^[29]贫困民众的生活反映了冷漠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过度剥削，不断快速扩张的食品银行只能暂缓他们的生存压力。当贫穷家庭力求解决饥饿问题和经济贫困水平日益加大时，这将成为西方社会福利国家耻辱的标志和衰落的纪念碑。伴随全球越来越大规模和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卫生设施、电力供应、交通、住房、学校和卫生等将会超出城市地域空间所能承受的极限。^[30]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则会因为环境资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而导致社会混乱。

绿色社会工作者认为，我们需要寻求另类发展路径，除了环境友善外，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为最贫困的居民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提供收入合理的、体面的工作和可持续的生计。Schumpeter提出的“小而美丽”的发展模式提供给人们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发展机会，这种发展可以抑制不可持续发展，缓解高度拥挤和超级城市的发展。^[30-31]当不断增长的城市化被吹捧为人类的成就时，绿色社会工作者必须挑战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并通过合作参与的行动研究(PAR)，让居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为寻求可持续的替代方案提供证据。

绿色社会工作优先考虑整体实践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的关系，将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相结合时不可忽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以，绿色社会工作特别关注权力不平等下环境危机对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民众的影响。

(二) 权力关系与环境不正义

拥有权力象征着个人、团体和社区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并通过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过上美好的生活。边缘化意味着人们缺乏这样的权力，尤其是受性别、年龄、种族和残疾等因素的限制，影响着社会和环境正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加剧。^[32]当10亿人在过度消费食物时，有10亿人正在挨饿，另外有10亿人营养不良而食物价格却在上涨。10亿人的居住区缺乏洁净饮用水，26亿人缺乏卫生设施，16亿人缺乏电。每年有1 500万人因为无法承担医药费或无法获得治疗药物而丧生。^[32]这些严重的不平等是绿色社会工作对社会经济现状和资本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批判的基础。

权力的不对等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地区的环境危机，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垃圾材料，城市地区也不断向农村贫困地区倾倒有毒物质。Bullard提出了“环境种族主义”这个概念，就是要揭示有毒化学品的倾倒地和美国贫穷非裔美国人居住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33]在绿色社会工作者看来，贫困是一个结构性议题，贫困加剧了自然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当贫困地区无法获取资源，尤其是知识、技能、财政和物资资源时，将影响贫困地区的权力关系和恢复能力。^[34]

Dominelli和其同仁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刻转变我们如何看待地球上的生物和非生物的关系，同时重建包括不平等的全球和在地的社会结构，促进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35-36]利用有限的土地、空气、水、能源和矿物等自然资源去造福所有人，而非仅是少数超级大国或者特权阶层。绿色社会工作的目的是推动和促进贫困和边缘人群生活质量改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确保政策改变与社会转型，以满足当今及未来人类和地球的福祉。绿色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游说政客们改变决策的优先秩序，促进环境正义。^[4]

(三) 社会正义的实践

绿色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实践。社会正义实践是从整体上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涵盖多方面议题，包括有能力，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一份体面工资；灾后清理废墟；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再生产及消费形式，以求公平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保护因少数利益而被贪婪破坏的自然环境；确保个人和群体成长发展的健康环境；能接受他人照顾，也能确保成功给予他人照顾；利用教育提升人们的意识，降低对自然环境的索取；确保可持续发展，以保护子孙后代利益，平等享用地球资源。

从绿色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社会正义实践在减轻、预防和应对灾害时结合了环境与社会正义的视角。^[36-37]社会不正义将阻碍人们获得充分参与社区或社会生活的机会和资源。环境正义强调自然环境应得到尊重和照顾，在不过度消费而损害未来人民利益的条件下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环境保护是保持地球具备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人生活的能力，这与开发资源仅是为了满足少数富人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相冲突。全球化专注于利润最大化，也制造了环境不正义，当贫穷地区被倾倒有毒废物从而危害生命健康时，富人却生活在绿树、绿草和鲜花环绕的健康环境中。

为了应对环境危机，绿色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住房、创收、健康议题和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知识。为了加深对当地社区的认识，实践者可以阅读全球化、社会经济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宏观决策方面的文章。公司的投资、生产、复制、撤回到其他地点的决策、社区消费力以及当地社区的环境照顾力和恢复力都是值得绿色社会工作者研究的议题。

用Chatham-Stephens等人研究作为例子，他们分析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373个有毒废物地点，发现约有860万人暴露在铅、石棉、六价铬等危险物质含量超标的危险环境中。妇女和儿童是最易受侵害的群体。生产所产生的废物危害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育能力，但是生产出的产品却通常不是被当地消费。当地居民也因营养不良和易受疾病感染而导致健康状况更加恶化。^[38]这些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为绿色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关注的议题，要集中科学的力量清理有毒废物，找到满足人类需求的更可持续和可再生的方法，迫切关注如何对待地球的本土化知识。在加拿大，土著居民教导社区去充当地球的守护者而不是消费者，只使用绝对必要的资源来满足今天的需求，这样明天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

联合国在全球环境契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启动了一项计划，开始与商业公司合作，让他们自愿减少碳排放，并与当地社区合作，以改善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尽管这一自愿行动能否成功还未知，但是已有资金投入到可再生的能源和产品，例如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太阳能炊具取代了使用木材或粪堆燃烧的产品。因此，绿色技术可能颠覆未来市场。这些也是绿色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和推动的。

社会正义实践是复杂的，但对绿色社会工作者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如果他们能与当地居民及组织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与创新，社会正义实践的目标就可实现。

(四) 绿色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绿色社会工作者在保障社会和环境正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以下总结了社会工作者在公平和道德的原则下，在灾害之前、期间和灾后可以扮演的保护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角色。^[5]206-207

● 不伤害人类、地球上的植物、动物或自然环境；

● 通过促进实践者讨论减少温室的可能方案提升人们的意识，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替代模式，充当文化口译员，以促进根植于文化的跨学科、组织和社会的讨论；

● 为预防措施进行游说，如住房建设需要考虑到当地条件、传统和资源；促进绿色技术的政策变革，跨国界公平分享资源和应对人为导致的国内和国际天气变化；

● 动员社区减少碳排放，关心自然环境；

● 通过吸引社区科学专家和当地居民分享各自的知识，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 与当地居民、自然科学家、其他专业人士及决策者进行对话，并利用媒体促进当地、国内和国际的政策改变；

● 发展涵盖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灾害干预内容相关的课程，以建立个人和社区的恢复力。

所有人都有责任充当地球的守护者，确保发展时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承认人和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通过建立生态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反之，如果将满足人类自身需要建立在破坏地球平衡的基础上，人类也将危及自身的存在。绿色社会工作让所有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迎接这个挑战。

也许有学者会质疑产生于西方时空的绿色社会工作是否可以移植于中国使用，我们的回应是“可以作为参考”。现今全球皆面临同样的环境危机和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即使环境灾难是由其他国家制造的，也不可能免疫于环境危机带来的影响，全球气候暖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有责任捍卫环境正义。绿色社会工作的提出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其背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而提出社会工作新的使命和角色。回到中国的语境，虽然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起飞、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如上文所分析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也是中国政府极度关注的，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公开的发言中皆提出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2017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其中就清楚提出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守住绿水青山，还提出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9]是故，笔者认为，面对中国环境危机，要保住青山绿水，实现食物、资源和生态安全，需要反思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问题。除此，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在面对环境的议题时，也需要参考西方社会工作所提出的新理论和概念，开创中国社会工作新的局面，配合国家新的政策和战略。

以下，笔者将用实例来探讨绿色社会工作在快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环境危机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三、绿色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实践

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随之产生的环境危机，中国社会工作者该如何回应这个挑战？社会工作者如何与当地社区联系以推动更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如何影响国家政策重视环境变化的可持续性？绿色社会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去理解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之间的关系。它给社会工作行动者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其行动朝向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方向，反过来也促进人类的福祉。笔者通过利用第一作者在云南省村寨的农村发展项目，举例说明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行性以及如何提供一个不同的农村社会工作行动框架。

2001年，本文第一作者和他的同事进入云南一个壮族少数民族村寨，该村寨被政府划为贫困村，因为村民们的生活在当时还不能完全达到温饱水平。这个村子的许多家庭每年都有4到6个月面临食物短缺状况。面对村寨的状况，第一作者和团队启动了名为“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的灭贫模型——云南的个案研究”的行动研究。行动研究的基本路径是从问题的辨识和需求评估开始；然后根据在地社区的问题和需求，策划一系列回应计划；接着推动行动以及探讨推动改变的可行性；最后对行动的结果进行评估和反思，总结出指导下一步行动的实用性知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简单介绍各阶段行动的内容。

(一) 问题的辨识与实践议题的产生

在进入村寨的第一阶段(也是行动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团队就发现云南这个少数民族村寨与中国其他贫困农村有类似的状况。很多村民，尤其是生活在贫瘠山上的村民，不得不借高利贷买粮食，很多孩子也因为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当地政府采取了各种减贫策略，例如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蚕豆、土豆和生姜)，在冬季从事农业开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然而，经过走访农户和官员发现，这些扶贫手段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时反而让贫困加深。^[40]研究团队认为，当地的贫困和经济不可持续性跟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有密切关系。另外，农业商业化和中国不断向国际市场靠拢，也加重了农民的脆弱性，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经济困难。^[11,41-44]笔者认为，这样的主流农业发展有三个不可持续的方面：经济、环境和文化。

在经济方面，当农民转向生产大宗商品作物时，他们依赖市场获得高产种子、化肥和农药。当市场价格上涨时，农民的生产成本也大幅上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大资本的垄断、市场价格波动和中间商的剥夺导致了农业生产面临高昂的生产成本和低廉的市场价格，加剧了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在环境方面，农业现代化和商品化也造成了农村当今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环境危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甚至转基因种子，造成水和土地污染，威胁食品安全和人们健康。^[45-46]过多和不适当地使用化肥和杀虫剂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屡屡发生的农民中毒、杀死益虫和其他野生动植物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度灌溉导致土地盐碱化，一些原来肥沃的耕地不得不被放弃。在一些地区大量利用井灌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此外，农业商品化中另一个对环境造成威胁的是大量单一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像在当地，土豆的大规模单一作物的生产取代了原来的多样化生态，导致本地作物品种流失。越来越多的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威胁到了生物的多样性，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常常是分不开的。在农业发展全球化的年代，跨国种子公司向中国推销的新品种农作物不仅没有增加村民的收入，反而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污染了水源和土壤。这些基因改造的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适于旱地种植，绿色革命以来推广的品种存在要求肥水条件高、不适于旱地种植等问题。这些品种仅在灌溉条件好和降雨充沛的地区得以大面积推广，而在降雨稀少的地区则难以种植。中国许多本来水资源丰富的省份也闹旱灾，象云南在2008年前后就遭受了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

在文化方面，由于传统农耕文化消失，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失去了传统技能和信心。当地政府出于帮助农民创收减贫的目的，鼓励村民从种植水稻转变为种植姜，以期获取更好的市场价格。因此为了种植姜，原始森林被开垦，生态被破坏。然而市场波动难料，2004年姜的市场价格很好，每半公斤可卖到约2元，但是第二年市场上的姜供应过剩，姜的价格突然暴跌至每半公斤0.8元。价格急剧下降到农民无法回收生产成本的水平，更别说村民能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日常开支。许多村民，尤其是生活在贫瘠山区的村民，不得不借钱购买食物，并支付过高的借款利息。家庭经济损失也使他们担负不起孩子的学费，他们认为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技能变得没有价值。当他们丧失了从农业生产中维持生计的信心时，他们也失去了自尊和自我认同。^[11]一些老农民们伤心地说道：“我们壮族人很擅长种庄稼。我们从来没想到种了一辈子地之后，突然发现不知道怎么去种庄稼了。这些年不论我们怎么种，都没办法赚到钱。”^[44]

(二) 绿色社会工作的介入

经过对问题的辨识，虽然也发现村民生计的困境，但由于当时研究团队还没有绿色社会工作的视角，感觉生态和环境的议题并非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领域，于是研究团队只是推动一些简单的扶贫和文化能力提升的工作。譬如发现学童失学严重，我们就找到基金会捐款，资助村寨贫困家庭的儿童入学。我们在村里建立活动中心，然后发展不同的村民小组，其中妇女小组、青少年小组是最活跃的。我们当时开了夜校，让中年妇女晚上可以来学习，还让村里中学生放假时回来当夜校老师。我们还发展青少年文娱队，希望丰富村落的文化生活。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有孝布改革，与村民共同编写了村史。虽然这些扶贫工作和文化增能工作都很有价值，但是如果面对村民生计的困境和需求，驻村社会工作者们再视而不见，之前的文化项目似乎就推不动了，工作人员也开始失去了动力，每天躲在活动中心，不敢面对村民。

2005年，研究团队的思想也开始受到类似于绿色社会工作理念的影响(当时还没有学者正式提出绿色社会工作的概念)，尝试建立了一个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工作者、农业专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内的跨专业研究团队，试图通过推动社会经济实践来回应村民生计艰难的议题。因此，团队采用优势视角，重新评估社区的优势，盘点社区可利用的资产，发掘到种米、养土鸡和刺绣是可以发展的社区产业。于是，驻村社会工作者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鼓励当地村民组织合作小组回归有机农业，种植传统老品种的大米，并且生产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美工艺品。

研究团队分成两队工作，一组在城市，一组在农村。这样设计是因为我们开始启动城乡合作的模式。城市的工作主要是进入城市社区做消费者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团队与昆明的农药替代研究中心合作，让农业科学家到社区帮我们做农药危害的讲座，这样的讲座很受城市居民的欢迎。适逢中国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食物安全问题，当时媒体不断报出食物造假的消息，居民开始关注食物安全。团队利用社工学生暑期实习活动，把村民带到小区，跟昆明消费者见面，宣传村寨正在种植生态老品种大米，这些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我们进入小区与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合作，也为未来的城乡合作道路做铺垫。

农村方面，我们的生态种植尝试2007年初才开始，非常不容易。因为村民习惯了种杂交稻、用化肥农药，已经不相信生态种植老品种是可行的，所以当时只有三户愿意试种。这三户村民的生态大米在2007年10月底就收成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城乡合作及公平贸易，我们决定推动一次新米品尝会和议价会。这次活动放在昆明郊区一个渡假村，组织与我们合作的小区居民一次体验活动。村民把几种新米带到渡假村，让居民现场品尝。还记得那次的情形，新米煮出来的饭真的是香喷喷的，很有米的味道。我们让居民对每一种米都品尝，然后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当然很快就尝到生态大米的不一样，觉得很有米的香味。接着，我们又让村民和居民一起议价。村民首先介绍了整个大米种植的生产过程，说明米价格的构成部分。结果价订下来，最低价的红优都要六块多一斤。居民一听，相对市场价，觉得有点贵。我们又让村民解释为何是这个价。当然社会工作者也有从旁解释市场价剥削的成份，因为没有反映村民的劳动价值。经过一番讨论，居民接受村民的订价，原因是有几个中老年居民站出来说话，他们觉得这个价还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当过知青，到农村劳动过，知道农耕的辛劳。

种植小组的第一吨米终于碾出来了，由于之前的宣传工作到位，很多消费者很早就预定了米，所以米运到合作的小区后，一小时内就被销售完毕。第一次销售对于村民而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大家终于相信种老品种是有可能的，而且是能提升收入的。第一年的成绩对于我们而言也很重要，让我们相信城乡合作不是理想，是可能的。但是一吨米的实验也让我们意识到必须扩大生产，而这意味着要增加人数。要健康生活，消费者不可能只吃一个月的健康大米，而是需要一年12个月都有供应。由于第一次成功了，当再一次发动村民参与时，很快就有村民加入。但我们又不敢把脚步迈太大，怕消费者无法消化，于是只让多几户加入。果然第二年的大米销售出问题了。我们没有做好生产计划，由于产量增加，我们的城市工作没有做到位，大米就滞销。团队面对好大压力，如果大米销售不出去，将打击我们合作社的信心。我们想尽办法销大米，到处找朋友买。记得笔者每次都拉大米回香港，就算家里没吃完，也不断拉。但最后我们的米还是没有完全销售出去，为了不打击合作社的积极性，我们还是把村民的米全包下来了。

几年的实践，跌跌撞撞，中间有很多困难和挑战，大家还是坚持要做生态种植。2013年种植合作社正式成立，其规模越来越大，到了2015年我们扩大到五十几户，耕种面积也有了100亩。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大家似乎都很兴奋。记得有次在寨子路上跟合作社成员聊天，他兴奋地分析种植合作社未来的发展，认为如果每年有这么多的农户参加，要不了多少年村寨就可以变成全面的生态种植，生态村的理想就可以实现。当时大家还有一些积极的行动，希望能在中心旁边建一个碾坊，方便合作社碾米。因为每次要拉米到乡上，虽然不算很远，但也不甚方便，而且也还有成本问题。如果有了自己的碾坊，合作社卖米时才碾，这样也能保持米的新鲜。于是合作社决定用这些年累积的公共基金来购买碾米机。

尽管种植合作社中间也出现过一些问题，试过解散重组，但总算走出了一条路子。研究团队对这么多年的实践有了一些评估和反思。

(三) 实践成效与反思

行动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对实践成效的评估和反思。以上的合作经济实践促进了社区参与，加强了社区凝聚力，最终达到回应农村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目标。城乡链接的发展模式利用本地资源推动有机生产，在协助城市消费者过上健康生活的同时，也帮助村民提升了收入。在我们掌握的数据当中，大部分合作社成员的收入比加入之前提升了一倍。因为走公平贸易的道路，所以大米销售的价格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生计收入相对稳定。

除此以外，生态种植保护和重振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身份认同及对土壤和种子保护的意识。生态种植因为不用化肥和农药，所以面对更大的虫害风险。云南在2007年前后，每年都遭遇虫害，当年我们稻穗快成熟时，村寨整个盆地就来了稻飞虱。其他的农户都赶紧洒农药，唯独我们不能洒，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田里的虫死掉，而我们的田却无法阻挡虫子的破坏。把我们大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赶紧求救于云南农药替代中心，但他们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奏效的方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村里询问一些年长的村民，请教他们以前种老品种时是怎么防虫害的，结果得知以前都是用一些植物(像雷公藤等)配成的草药来杀虫。合作社成员赶紧试着配了药，洒到田里，可是洒下去之后，虫好像并不死。我们那时候心想，完了，第一年如果不成功，那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推生态种植了。但是，三天后奇迹发生了，我们田里的虫慢慢死掉，而其他村民的田，稻飞虱又再回去，而我们的田稻飞虱也没有回来，终于可以有不错的收成。这些实践过程让我们学到许多经验，特别是村民开始对传统智慧和农耕文化有了信心，也对环境生态有了更强的意识。在推动项目的过程，大家又有了生态村的想像。对于村民而言，大家希望种植合作社能逐步扩大，种植面积能逐步连片，因为生态种植的关系，这样有可能改善村里的环境，包括土地、水等。我们也希望村民能过上可持续的生活，不盲目消费和制造生活垃圾。这些都是社区发展强调的能力建设和意识提升的表现。

农村社会工作推动生态种植的确也保护在地环境。我们这么多年对土地和田间做过前后对照和观察，发现种生态大米的田地慢慢在恢复它的肥力，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田地长出了很多植物，田收割后可以看见田间有许多小花和小草，其中有一个四叶草更是田地肥力的表现，因为村民告诉我们，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长出四叶草。我们观察其他种杂交稻和使用化肥农药的农户田地发现，它们是寸草不生，而且地是板结的。而生态种植的地是软软的，有弹性。土地是有生命力的，田间的生物会告诉我们环境正在变化。

我们农村推动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也需要不断跟现有理论对话。2012年前后，西方学界出现了绿色社会工作的概念，让研究团队从绿色社会工作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么多年在云南农村的实践。绿色社会工作让我们明白了造成环境灾难的结构性因素及其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绿色社会工作也让社会工作实践者在寻求解放性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有了深刻的见解，从而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实用策略。“社会经济”被认为是一种与绿色社会工作可以整合的实践理论，因为它有清晰的理念和实用的行动框架。社会经济认为：“经济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服务于经济。”^[47]其强调社会正义、民主和集体主义。社会经济强调经济的活动需要考虑不同经济主体的福祉——生产者、消费者、当地社区居民，另外也必须考虑人类的文化或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作者而言，社会经济是绿色社会工作实践中一种完美的演绎。

然而，我们也发现推动绿色社会工作时遇到的瓶颈。虽然合作经济带来了村民收入的提升、环境的恢复和村民参与规模的扩大，但是，村民理念的转化却是最困难的。农村社会工作者每年忙于合作社生产和销售的事，疲于奔命，似乎已经无力去做意识转化的工作。结果，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城市消费者的关系就只有买卖，村民依赖我们卖米，我们依赖消费者买米。在村里，只有卖米分钱的时候村民才显得积极，平日开会有些成员都是缺席的。城市的消费者只关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对环境保护、社区支持农业的问题不太重视。如何建立村民和城市消费者的主体性？如何培育合作社？如何让新加入的会员认同我们的理念？如何统一大家的思想？如何培育合作社的民主参与精神？如何转化社工与合作社的关系？要回应以上问题，我们的行动还没有完结。

四、绿色社会工作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于1979年后恢复。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分别于1991年和1994年成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迅速。到21世纪初，超过200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2006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又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各地出台了多项措施，包括在各地建立社会工作试点计划、在不同试点城市建立社会工作岗位、引进社会工作者专业考试制度。2009年初，教育部批准了在中国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项目的提议，2018年中国有150所大学获批开设MSW。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当然是希望社会工作能够协助政府回应社会问题，协力推动社会发展。然而，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方面，许多高校的社会工作课程并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把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出现的核心问题，学生的训练未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比如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当今面对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尽管环境危机十分严重，但大多数社会工作的教育者、管理者和实践者都忽视了该问题，也没有意识到环境议题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性。我们对社会工作教育者、社会工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以及直接的实务工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 社会工作教育

过去几年，当我们演讲时，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经常提出类似的问题：“环境是社会工作干预的目标吗？”“环境议题是专业实践的一部分吗？”“绿色社会工作者是否在促进有机农业、农村合作社和公平贸易？”“这些活动该如何与主流社会工作实践相联系？”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中国现有的社会工作课程很少谈论环境议题。即使在农村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等课程中也缺乏绿色或生态的视角。解决这一差距需要能力建设、提升意识及教育程度。绿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中国各高校开展培训讲座。

绿色社会工作通过呼吁21世纪的新使命和愿景来重新定位社会工作职业。它向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相联系的新视角，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质问结构性的不平等，理解环境恶化对人类福祉和社区造成的影响。我们建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将绿色社会工作的新范式纳入正式课程，以跟上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化。这样的转变有助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和实践者做好应对中国灾害的准备。这将帮助他们获取一种环境正义感，在受灾或环境恶化的人群和社区中能发展出适合的、与地区特色及文化相关的干预措施。通过充分训练，他们可以获得合法性和地位，为政府解决环境相关问题提供建议。

(二) 政策倡导

当前的环境危机激发了民众的积极行动，引发了对破坏环境的质疑。2012年中国有5万多起环保投诉活动。^[48-49]正如Nakano和Yang所说：“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50]政府已经试图对民众的这些呼声做出保证。例如，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宣布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坚决向污染宣战”。同年5月，中国政府25年来首次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些举措反映出中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之间关系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51]

谁能给政府提供应对环境危机的好建议？环保非政府组织并不适合去做，因为政府似乎非常谨慎。^[52]在应对气候和环境灾害时，政府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管理策略，比如重点关注灾害预测，加强气候科学预测可减少不确定性，优先考虑专家知识，增强个体恢复力和适应力，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政策忽视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复杂性以及社区专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绿色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重新思考环境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并认识到变革应依赖政府、机构和社区的支持，他们应在相互尊重、合作生产及平等的框架下展开行动。绿色社会工作可以填补巨大的知识鸿沟，将社会/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引入宏观层面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并基于本土社区嵌入的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向政府提供具体建议。此外，绿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决策者更清楚地思考如何为所有人创造安全、可持续的自然环境，以及如何制定可持续和公平的政策解决方案，让人们感到受支持、公平正义和结果公平。

绿色社会工作可以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助力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53]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其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指导。^[54]

运用良好的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社会工作管理者有可能倡导政策改变。例如，我们与国内农村本土组织展开合作研究，不仅暴露了国内农业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的问题，而且还组织农民回归有机水稻生产，建立公平贸易市场和城市消费者网络，以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除了通过开展绿色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来开辟农村替代性发展道路之外，我们还在国内进行政策倡导。2015年，我们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保护中国传统种子的提案。

五、结束语

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更造成灾难的恶性循环，导致脆弱的现代生活。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转向社会，应逐渐从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环境友善的发展。不是任由资本自由驱使农村社会、商品化农田，然后剥夺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计，经济的发展应该考虑农村地区的实际，推动建立农村社会的根基。与市场经济相比，绿色社会工作者是促进一种以人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合作的、民主的以及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这个发展模式不是消耗取向而是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要照顾环境。

市场化导向发展的弊端是受资金的强烈控制，将人和土地商品化，破坏了社会和环境的关系。绿色社会工作倡导另一种发展模式，它在社会关系中嵌入经济，重视环境的保护。它是多元化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的、非垄断的，并且优先考虑社区和个人的发展需要。

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是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的一些具体例子。通过一个生态中心的框架促进人与其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从而保护环境和提升人类幸福，并致力于改善结构性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权力及资源分配，尤其关注到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的利益。这对中国在应对环境危机方面会有很多贡献。

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后，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和探索中，绿色社会工作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需要承担起应对环境问题的专业责任，理解环境恶化对人民和社区福祉的有害影响，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应该重新考虑如何将绿色社会工作纳入主流课程，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环境敏感性，并了解环境不公如何加剧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以及破坏人们生计的相关知识。

(感谢杜伦大学高级研究所和欧洲联盟支持作者在杜伦国际高级研究奖学金计划下的研究合作。同时也感谢利丰社会政策研究基金对古学斌在中国大陆开展社会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

注释

① 此文的英文版原刊登于英文期刊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中国社会工作期刊)，2018年获得该期刊年度最佳论文奖。作者在原版本的基础上作出改写，在此鸣谢左涛的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