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和服务具有重要的建设性和发展性功能，是认识并理解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2014年墨尔本国际社会工作联合大会提出“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①作为专业和学科，社会工作的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作为服务，社会工作的实务性特征则非常明显。社会工作是以专业服务为核心的科学助人活动，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并实现改变。

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这一定义本身就嵌含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元素，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论说——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而实践则是社会工作专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工作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是存在共识的。社会工作理论指导实践，可以推动实践的开展；而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也可以拓展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方向，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的当然构成。但是现实中更常见的是社会工作理论难以指导实践，是浮在实践表面的“一层油” ^{[ 1]} ，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走向与实践的分割和不匹配，^{[ 2]} 而社会工作实践中也呈现“去专业化” ^{[ 3]} 和“反理论”倾向 ^{[ 4]} 。社会工作只需要掌握一些知识、理论就够了，社会工作实务则被有意无意地抽离了。^{[ 5]} 其结果就是社会工作理论、技术与实践相脱离，^{[ 6]} 理论与实践分割运行明显，社会工作说起来重要，但实际上被边缘化，^{[ 7]} 在治理创新实践中存在“边际效应递减” ^{[ 8]} 。实际上，社会工作理论界与实务界缺少基本的共识和对话的语基，社会工作的学术话语权与实践权双重缺位，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公共议题，即社会工作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状态与互动情况。

由此，笔者在本文中以社会工作进入我国以来理论与实践的初始形态、发展演变、相互影响以及互构过程为蓝本，尝试建构一种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界说，继而明辨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所嵌涵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二、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的历程性检视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个议题由来已久，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即是理论与实践的张力。社会工作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性互动中发展生成的，而我们也通过对理论与实践张力的认识来理解社会工作的学科性和专业性。

萌芽于西方宗教慈善事业的社会工作，自产生以来就一直被质疑是否是一个专业。^{[ 9]} 在其初始的萌芽中，社会工作为自证其专业地位而转向对“外来理论”的借用，英美国家的社会工作因源自社会学，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对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的引界和借用，比如玛丽•里士满在《社会诊断》中对医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的借用。欧洲社会工作也因源自教育学，而表现出与教育学和哲学的极大关联。^{[ 10]}

实证主义范式特别强调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操作性、可测量性、可操控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致力于推进社会工作知识的客观化。^{[ 6]} 社会工作的理论在于预测和解释案主的行为，提供关于案主与社会环境关系的一般性论断，继而为干预活动提供结构和秩序。^{[ 11]}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其他专业和学科对实证主义范式的讨论和批评，加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对社会工作学科的影响，社会工作界逐渐以非实证知识点看待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实证主义范式下的社会工作研究脱离了社会工作的实务现实，社会工作者在日常实务里以及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知识被忽略了，由此主张社会工作要回到社工实务现象中去理解﹑探讨并发展实务理论。理论是实践中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关照下的实践，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生成过程。

由此，社会工作开始转向实践和日常生活，例如Roberta Imre曾引用哲学家Michael Polanyi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工作实务里一些不能言说的知识。^{[ 12]} 一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突出了“实践智慧”重要性，尝试打破社会科学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价值沟壑，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路径联通。比如Patricia L. Samson指出，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实践智慧，可以有效链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形成评判性的思维和想象力，而这也是提供有效社会工作实践的关键。^{[ 13]} 侯利文研究指出：“实践智慧本质上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与相互构成的过程，是一种经验驱动的实践和知识生产。从结果来看，通过实践智慧而产生的是一种关于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知识，并以在具体服务实践中的践行作为自身的目的，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知识的生产与建构。” ^{[ 8]} 这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界限的进一步消弭，其结果就是理论即实践、实践即理论，进一步解构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后现代以来，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多元范式竞争的新阶段。^{[ 14]} 但由于“理论研究脱嵌于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 ^{[ 15]} ，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与实务的分割运行各自为政，理论对实践的解释有限，实践对理论的贡献不足，^{[ 16]} 继而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 ^{[ 17]} 。而后实证主义则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对策，其认为在社会工作领域“实践者的反思”必须和“行动者的归来”紧密联系在一起，^{[ 18] 86}要“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社会工作实践和理论应该是一种结构化的合作对话关系，要积极建构反身性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 15]}

由此观之，社会工作初始发展阶段对相近学科理论的借用，在社会工作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过程遭遇了质疑，社会工作被批评为“缺乏理论”，甚至有“反理论”或“无视理论”的倾向，其知识框架、实践体系，^{[ 19]} 特别是理论建设亟待加强。正如何雪松所指出的，要加强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对话，经由两者的“联结、融合和建构” ^{[ 20]} ，以应对社会工作理论性之不足。特别是随着专业自主性以及专业地位的确立，社会工作要不断回应现实合法性的质疑，由此转向对“实践性”的关照。西方社会工作界开出的药方是经由证据为本的实践和干预研究来推动社会工作的科学化。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也开始经由“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 向“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social work) 转向，由此形成了社会工作理论的两大范畴，即“为社会工作的理论” (theory for social work) 和“社会工作的理论” (theory of social work)。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理论一直注重概括和提炼专业实践行动的过程模式和干预手段的工具库。^{[ 21]} 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是，社会工作的临床化、微观化以及治疗性特点明显，对宏观议题的关注和回应不够，以至于美国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学会提出了美国社会工作亟需面对的12个巨大挑战。^{[ 22]}

三、教育先行：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匹配

从西方经验来看，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先有实践、后有教育、再有理论”的内生发展历程，专业的发展因应了当时社会转型的需要，理论的建构则来自于实践的滋养、彼此的互构。而中国社会工作则经历了“教育先行、实践后发、理论阙如”的发展路径 ^{[ 10]} ，专业的发展悬空于现实实践，理论的建构对实践的吸纳明显不足，存在错位匹配。

第一，“教育先行”是专业发展的逻辑起点。王思斌认为，“教育先行”有两种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采取先培养专业人才的发展策略，它是超前于尚未改革的民政事业的；二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超前于”当时社会实践。^{[ 7]}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以引进西方为主，理论的西方化移植明显。此一阶段专业和理论的发展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经验介绍为主，实务研究空白。理论的目的只是培养与教育，而对现实经验的开发与需求推动不足。“教育先行”的惯性催生了现实中“被忽略的实践智慧”以及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滞后与启动困难。由教育先行而来的“知识移植”悬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对现实产生剥离背景、脱离实际的“解释”和“建构”，继而造成了后续社会工作现实合法性不足。专业教育的先行必然造成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困难，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迟滞又必然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实际上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总会有一个“情景”的问题，即专业需要在情景中是有效的，这即是对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价值回应，而有效的回应必然有助于本土化的实现，即专业化与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体”同步完成的。这也是由社会工作本质上的实践属性所决定的。在中国社会工作中，与 “教育先行”相伴而来的即是专业化与本土化的非同步性，存在一系列缺陷和不足。^②

从现实来看，社会现实并未同步匹配教育的发展，没有提供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土壤。实践属性，即社会工作要保持对实践的敏感性，社会工作要回应实践中的问题，社会工作要保持对现实实践的开放性。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要求，也是实现专业化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彼时教育发展超前于现实的需要，抑或是当前实践引领超越了传统社会工作的理论视域，本质上都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的非同步性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导致了现实中社会工作的落地与融入困难。

第二，专业发展中的“虚假分工”，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分割运行。理论与实践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理论研究聚焦于“教育先行”的想象，理论化学术化的定位导致其发展中的抽象性明显，与现实实践相脱节，变得固步自封和“自说自话”。实践推动则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重在现实成效，特别是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专业实用主义” ^{[ 23]} 的立场明显。现实实践的具体性、多样性虽实现了实践的无限丰富性，但同时也造成了碎片化和原子化的实践联动与抽象上的困难，使得蕴含宝贵专业价值的社会工作实践更多流于经验层面，从而最终造成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不利影响。正如布迪厄指出的，“当今社会理论的缺陷并非源于亚历山大所诊断的所谓未能实现‘预设一般性’和‘多向度性’，而源于一种科学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将社会学对象的建构过程的各个环节割裂、物化并分化成彼此分离的专业领域，并据此助长‘狂妄大胆却缺少严格精确性’的社会哲学和‘严格精确却想象力贫乏’的极端经验主义式的实证主义”，^{[ 24] 17}其本质上即是理论与社会的长期分割运行。社会工作就遵循着这一路径，“面对专业知识的等级模式，研究以一种体制化的方式从实践中分立出来，并通过对交换关系的仔细界定，与实践相联系。研究者进行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并由其中衍生出诊断与解决实践问题的技术；实践者则提供问题给研究者做研究，并检验其研究结果的效用。研究者的角色不仅区别于实践者，且通常比实践者更加优越，享有的高度尊容、权威和独占性 ^{[ 18] 25}”。

第三，“实践后发”与“教育先行”存在多重错位，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区隔叠加。以上两个维度主要讲的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初期“教育先行”对彼时实践的超越。而此部分主要指的是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社会工作现实实践的快速发展对理论生成的倒逼式推进。实际上，“实践后发”更多地扮演了实践引领的功能，理论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多重错位。其一，发展速度上的错位，即社会工作实践的快速发展与理论研究的累进困难之间的错位。社会工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和制度安排，在社会建设的推进中，实现了在多个领域的全方位纵深发展，精细化、多样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其结果就是实践的内容、边界以及形式等超出了已有理论所描述、解释和预测的视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探索，存在研究上的势差，继而造成现实中社会工作理论的有效性危机；其二，推进方向上的错位，即社会工作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动态性与社会工作教育中传统三大工作方法的固守、整合性不足以及对实践的吸纳不足之间存在匹配逻辑上的反差。特别是社会工作基础性理论(或者是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建构的迟滞，导致社会工作理论不能有效地将多样化的实践放置于一个整体性的理论视域中进行解读和比较，继而造成了对实务经验的抽象比较上的困难。

实际上，关系与分工更多地是“应然性”的，即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可以上升为理论。但是由于西方的理论在“指导”实践时存在错位与本土化难题，现实实践也缺少应有的通道上升为理论，两者的互动与相互建构不足。这源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属性——实践性的认知不足。理论研究中的实践智慧被忽略，实践推进中的反身性思考价值被忽视，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张力明显。近年来，理论与实践虽有少量的互动，但互动中的“区隔”已然十分明显。比如，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尝试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和互构，但成效有限，现实中多表现为专业教师对社会工作实务的“象征性参与”以及 “作为专家的参与”，而一些深度参与其中的互动则存在被实务逻辑或政府逻辑所吸纳的可能。^{[ 25]} 实务工作者对理论建构的有限参与，也因为话语系统以及理解认知上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对话、沟通困难，现实中的通道仍然十分有限。

四、单向度性：社会工作学术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除了上面讲的现实发展逻辑中的错位互动之外，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错位也表现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单向度性”。

大卫•豪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为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 和“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两类；蒂姆斯则认为社会工作理论可划分为“借用理论”(borrowed theory) 和“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实际上，上述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两分法中，前者与实践的距离相对较远，其认识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与实践保持距离继而获得对实践的抽象认知，并用于指导人们对同类实践的一般化理解；后者则主要是通过与实践的互动和转向实践，在反复的互动中建构理论自身。但它们都存在明显的关系论说中的“单向度性”，即虽然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解读有余，理论建构的主动性强，但其相对忽视了实践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滋养，对实践建构阙如。即社会工作的实践智慧被忽略、实践自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学科自觉不足。这与前述所说的中国社会工作的“教育先行”是存在直接关系的。

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逻辑先在，在发展理路、结构特征以及嵌入功能等多个方面都形构了社会工作所嵌涵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这具体就表现为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功能收缩和其“理论化”程度不够以及实践智慧的被忽略。

其一，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功能收缩。这具体指的是社会工作理论本身对实践的敏感、吸纳以及反思建构不足，并在这一过程中表征为对实践的指导、拓展以及引领能力的弱化，还有理论的建构性、开放性不足，以及理论对实践的吸纳能力和开放性的锁闭。社会工作的知识建构中的实践自觉意识严重不足，继而造成社会工作理论的“悬浮”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迟滞。

其二，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化”程度不够、实践智慧经常被忽略，具体表现为社会工作实践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不够，继而造成对其理论化程度的归纳、提炼不足，不同实践之间的对话与互动难以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推进，造成来自实践中的理论生成困难与滞后，社会工作知识生成存在“单向度”。其结果就是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化”程度阙如，实务的原子化、碎片化逐渐消解了整体上的专业性。

整体观之，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理论被赋予高度的自主性，实践则是被动的，处于被指导的地位。近来的研究对这一“错位”进行了纠偏，比如，有学者主张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 17]} 并认为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关系应该是一种“结构化的合作对话关系”。也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工作研究与知识生产中的方法论转向，强调实践建构的理论功能，^{[ 8]} 以实现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互促性发展”。实际上，实践的建构也应该成为理论生成的一个重要路径和通道。实践的丰富性以及通过实践智慧而展开的对理论的建构和组织，要放置在理论与实践的互构性关系实践中、在主体间性的视域中来进行认识和推动。这就要求我们转向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新视域——互构性生成。

五、现时趋向：从“单兵突进”转向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 ^③

在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形态、互构路径以及相互建构的核心、领域和方法等都是存在差异的。从现实实践来看，社会工作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上存在明显的转向，即由社会工作教育的“单兵突进”转向了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

在“教育先行”阶段，两者的关系较多地呈现为悬置实践的理论移植与引进以及理论对实践的脱节、漠视和悬浮。同时，实践对理论而言，也存在明显的不符、错位和滞后，不相匹配以及分割发展明显。但是，此一阶段理论发展(主要是专业教育)对实践的影响其实是存在滞后性的，即理论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与储备的形式实现了对以后实践发展的影响。

在“实践后发”阶段，两者的关系则多呈现为相互影响和嵌入。一方面是社会工作在“嵌入型发展”策略中实现了理论对现实的关照、理解和倡导，多以理念和方法植入为主。比如，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等开始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典型地体现在社区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和“本土化”过程中。再比如，越来越多的社区社会工作者通过参加社会工作培训，考取了社会工作师证书，甚至有一些社区工作者考取了非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逐渐成为掌握了一定理论与专业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中开始呈现专业社会工作者与本土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融合之势。虽然这一“融合”过程伴随着两者的张力，但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则是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发展起来以后对专业社会工作产生压力。现实实践的发展也不断对社会工作理论提出了新的需求和发展空间，多以挑战和修正既有理论为主。随着社会建设以及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拓展也对既有的专业理论、模式和范式提出了合法性以及效用上的挑战，在实践的助推下理论也开始了修正、完善和发展。比如，社会工作教育中的传统“老三样”正在发生改变，一种整合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和实践框架正在实践的倒逼中浮现。但是，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影响和嵌入存在明显的“单向度性”和“嵌入悬浮”，即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大于实践对理论的贡献，理论的嵌入更多是理念的嵌入和形式嵌入，嵌入之后可能的“融合”和互构尚未有效呈现。

而在“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阶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转为互构性关系。理论通过不断降维实现了对实践的直接干预和指导，引领了实践的拓展和发生，成为“由理论的实践生产”。实践也借助于一系列研究方法和路径，比如参与式行动研究以及干预实践等进行了理论建构的尝试，结果就是一系列中观甚至是微观层面的理论模式、干预理论的生成，而这一过程本身即是由实践提炼、累积以及发展而来的，这是“实践智慧”的通道，实现了实践的理论建构与生成。即理论成为实践的引领，也通过指导与引领实现了实践的拓展和生产；实践也通过实务工作者的积极反思和建构，成为理论生产和发展的核心要素，由此理论与实践各自获得了明显的主体地位，开始进入彼此、建构彼此，实现着相互型塑和建构。

正如布迪厄所言，“被恰当理解的理论不应该与哺育理论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为理论持续指导和塑造的经验研究工作相互割裂”。^{[ 24] 33}社会工作专业化以及科学化的历程就是理论与实务不断互动，相互关照、相互影响和“拉扯”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经由“主客二元”转向了相互渗透和密切互动，走向了“主体间性”，社会工作实务的实践向度被恢复为知识的对象，而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方面也需要被看作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在彼此嵌入和生成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连接和互构生成。

六、互构性生成：再思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在现实发展逻辑中存在时序差，进而造成了错位匹配；而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度”建构，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错误认知，以及片段性的静态论述。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动态的、生成性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互动性生成”关系。王思斌提出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 “互促性发展”，具体指涉“具有能动性的双方(或多方)在相互接触和互动中增强自己的能力，进而实现各自发展的过程和现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王思斌只是从作为主体的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与社会服务实务群体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并提出，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服务实践的互促性发展是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与社会服务实务群体的能动的活动，其载体是现实的社会服务。而这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笔者认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作为分析对象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更多地要从“主客体并置”的角度，而非特定的“主体”角度来进行分析，即主体与客体是共性和共时的，是互为对方的。主客体并置使得社会工作研究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既主体又客体的往返互动和建构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都参与其中的知识生成过程，有助于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们通过相互间的合作性对话和反身性互动达成某种共识或知识的共通性，继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两者的 “互构性生成”。

由此，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互构性生成”关系。所谓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互构性生成”，是指具有“主体性”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在彼此互动、嵌入以及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相互建构和生产的动态过程，其理想的结果即是“互促性发展”。“互构性生成”的核心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在彼此互动、相互建构的过程，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行动干预等方法实现嵌入彼此、联通互构以及相互生成。从“生成”的角度来看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是一个更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其中“互构”与“生成”是两个重要的理解维度。

互构论视域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④这就意味着两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理论的对象是实践，是对实践的解读、指导和建构；同样，实践的对象也应该涵括理论，保持对理论的开放以及对实践智慧的重视，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建构与匹配。理论可以通过不断降维实现对实践的直接干预和指导，引领实践的拓展和发生，成为“由理论的实践生产”。实践也借助于一系列研究方法和路径，比如参与式行动研究以及干预实践等进行了理论建构的尝试，结果就是一系列中观甚至是微观层面的理论模式、干预理论的生成，实现实践的理论建构与生成。比如，专业社会工作进入社区的过程看，理论和实践的“主体间性”关系就意味着两者的相互建构与型塑。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要通过与社区场域以及场域中的不同主体的互动来发挥“增量改革”的功能，必然要对社区治理以及社区工作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建构。另一方面，社区治理的内涵的拓展以及成效的提升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比如干预研究、行动研究)实现对其自身以及已有理论的建构和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要高度重视专业实习的教育功能与研究功能，或许非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既是实践者，也是研究者)是实现理论与实践互促性发展以及互构性生成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过程角度看，理论与实践应该是一种“互构性”生成关系。实际上，互构性生成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暗含有理论与实践关系优化、实践智慧与实践自觉途径联通的法门。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互动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开展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反思，开展合作式对话和行动研究，研究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以及知识的生成都是开放的、一体的。其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处于动态循环、演化中，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互促性”发展关系。理论作为指导有利于实务的专业性提升，进而深化。深化的实践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理论拓展和丰富的新的元素和营养。这就是说实践成为了理论生成以及再生产的资源和中介，理论也成为了建构、解释实践以及指导实践的前置与中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具有了吉登斯意义上的“结构二重性”意涵。其二，理论要保持对实践的足够开放，实践要实现对理论的积极建构，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相互建构和生产。这一过程涵括两个动力过程，一方面理论要促进和指导实践的发展，对实践产生影响和建构；另一方面实践的丰富与多样化发展也要求理论的动态生成和不断发展，以实现对实践智慧的吸纳和开放，继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建构和互促性发展。其三，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形态、互构路径以及相互建构的核心、领域以及方法等都是存在差异的，而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动态演化过程就形成了一种“整全性”。由此，要在“互构性生成”的过程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的同步，这是社会工作内在发展与完善的必然要求。

当然，本文更多地也只是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种过程性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现实实践中实现“互促性发展”以及在“主体间性”的互动中推进“互构性生成”，而此尚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在开放、包容的互动中深耕。

注释

① 本资料来于FSW & IASS中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的有关论述。

② 王思斌在《从“教育先行”到理论与实践的“互促性发展”》一文中总结了先行的社会工作教育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

③ 徐永祥教授曾在多次大会发言中提出“从‘单兵突进’转向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这一命题。本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对他学术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④ 文中借用“主体间性”旨在表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能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一旦从“主客体”角度来研判，就容易解读为单向度的失衡关系，而此也是本文力图讨论和避免的。作为一种隐喻和借用，“主体间性”主要用来指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性”，是互相面向和相互建构中的生成关系，并非是讨论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