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它的诊断和治疗作为负性生活事件，使患者出现情感功能方面的紊乱，引起患者的焦虑和抑郁^[2]，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的预后。心理韧性是指个体面对逆境时能够适应和成功应对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随着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发生变化^[3]。目前有关心理韧性与焦虑、抑郁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人群^[4-5]，而针对乳腺癌患者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探讨了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现状及其与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促进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在沈阳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乳腺外科住院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初步诊断为乳腺癌并知晓病情；（2）年龄≥18周岁；（3）经说明研究目的后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非原发性乳腺癌患者；（2）有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3）既往有精神及意识障碍病史的患者；（4）书面及口头语言沟通障碍者。

1.2 测量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由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自行设计，包括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人口统计学资料包括年龄、体质量指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以及医疗保险情况。疾病相关资料包括疾病诊断时间、手术方式、手术时间、病理分期以及家族史。

1.2.2 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采用中文版CD-RISC心理韧性量表测量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6]，该量表包括坚韧、自强和乐观3个维度，共25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照0（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几乎总是）5级评分，总分0~100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1.2.3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

HADS主要应用于医院住院患者非精神病性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筛查^[7]。该量表为14个条目的自评量表，由2个分量表组成，7个条目评定焦虑，7个条目评定抑郁。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级评分（0~3分），HADS在快速筛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已经在国内外肿瘤患者广泛应用。

1.3 调查方法

在征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之后，问卷中除疾病相关资料由研究者查阅病历资料进行填写外，其他内容由调查对象现场自行填写。填写完毕后，研究者仔细检查问卷填写有无漏缺，并当场收回。本研究共发放224份问卷，回收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13份。

1.4 统计学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编号，原始资料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x±s、频数、率等进行描述性统计。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中的Kruskal-Wallis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本研究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乳腺癌患者的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全部为女性，年龄26~67岁，平均年龄为（47.30±7.87）岁。大部分研究对象（92.5%）处于已婚状态有配偶陪伴，16例（7.5%）研究对象因未婚、离异或丧偶状态没有配偶陪伴。近一半（45.07%）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仅有16.4%的研究对象有宗教信仰，其中信仰佛教者20例（9.4%），信仰基督教者13例（6.1%），信仰天主教者和伊斯兰教者分别各有1例（0.5%）。仅11.27%的研究对象的乳腺癌临床分期为Ⅲ期，没有研究对象出现乳腺癌转移或复发。仅17例（8%）研究对象接受了保乳手术。研究对象被调查时距离诊断的时间为6~483 d，中位数为77 d，四分位数间距为71.5 d。见表 1。

2.2 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

本研究213例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得分为（60.97±12.30）分，其中坚韧为（30.75±6.93）分，自强为（20.65±4.47）分，乐观为（9.58±2.17）分。将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得分与中国社区人群心理韧性得分^[6]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低于中国社区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5.255，P < 0.001）。见表 2。

2.3 不同人口学变量和疾病相关变量对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的影响

以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变量以及疾病分期、手术类型、病程等疾病相关资料为自变量，以心理韧性总分为因变量，进行两样本或多个样本之间的比较。对不同特征的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得分情况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除文化程度之外，其余变量均方差齐。对于方差不齐的变量采用Kruskal-Wallis H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和手术类型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年龄≤44岁的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明显高于年龄 > 44岁者（P < 0.05）；心理韧性水平随着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升高。保乳手术的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明显高于乳腺切除术者（P < 0.05）。见表 1。

2.4 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乳腺癌患者焦虑水平得分为（5.00±3.38）分，抑郁水平为（4.53±3.61）分。为进一步分析心理韧性与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考察心理韧性对焦虑、抑郁的预测力，分别以焦虑和抑郁为因变量，以心理韧性、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为自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心理韧性和年龄是焦虑的预测因子，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其焦虑程度越低，见表 3。心理韧性是抑郁的预测因子，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其抑郁程度越低，见表 4。

3 讨论

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与国内学者黄昆等^[8]（61.86±11.84）和吴苏^[9]（60.58±16.77）报道的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一致，但是低于中国社区人群^[6]的心理韧性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偏低。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是一种威胁生命的疾病，严重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平衡，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压力^[10]。乳腺癌患者术后切除乳房导致身体形象的改变，对女性而言是无法回避的应激源；同时乳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面临化疗和放疗的不良反应、沉重的经济负担、疾病的不确定感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等诸多压力，患者原有的身心平衡状态被打破，出现焦虑、抑郁等应激相关障碍^[11]，导致心理韧性水平降低^[12]。

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以及手术类型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有统计学差异。目前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对心理韧性影响的研究^[13-14]结果不一致。但是本研究中文化程度对患者心理韧性的影响与其他文献^[15]中报道的一致，文化水平高的个体心理韧性得分显著高于文化水平低的个体。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高的个体可以通过更多的途径（例如与医务人员和其他患者的沟通、网络搜索）获得疾病相关的信息，对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从而增加对疾病和治疗的控制感，促进心理韧性的提高。这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采取合适的措施，提供充足的疾病相关信息，同时在患者和临床医护人员之间以及患者和患者之间建立多种沟通途径，促进疾病信息的分享。

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心理韧性对焦虑和抑郁均有负向预测作用，乳腺癌患者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其焦虑和抑郁的程度越低。本研究与MIN等^[16]和SCHUMACHER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当面对癌症事件时，个体会灵活运用这些资源，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癌症，减少心理困扰，从而维持心理健康^[16]。因此，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医护人员应关注心理韧性水平低的患者，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心理韧性水平，促进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我国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心理韧性对焦虑和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临床医护人员可以从积极的视角看待患者，关注患者的心理韧性，从而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