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为（help-seeking behavior）在个体一生的适应性发展中必不可少，是指向他人寻求支持、信息、建议以解决问题、达成目标、获取资源的行为方式（Hofmann, Lei, & Grant, 2009），如购物咨询（Baker, Donthu, & Kumar 2016）、学业求助（伏干, 2017）、心理求助（郝志红, 梁宝勇, 2015）等。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情境和个体因素两方面考察其对求助行为的影响（Kim, Zhang, & Park, 2018; Komissarouk, Harpaz, & Nadler, 2017; 王大伟等, 2017），然而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求助行为存在不确定的风险（Treister-Goltzman & Peleg, 2018），如求助可能会给施助者自身带来风险等，因此有必要将求助行为视为一种风险决策行为来考察。基于此，本研究将在风险决策框架下考察情境紧急性和个体依恋类型对其求助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求助风险偏好。

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making）包含概率型和不定型两种类型。概率型决策是指已有信息齐全，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或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得出不同选项的风险概率的决策；不定型决策是指资料充分但情况不明确，个体依据主观经验权衡不同选项的主观期望值做出的决策（Kahneman, 2003）。在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中，理性决策的理论假设主要来源于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该理论提出了最大效用原理（maximum utility principle），认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个体的最终决策目的是获取结果的最大期望效用值，即决策者更多选择具有最大期望效用的选项（von Neuman & Morgenstern, 1944）。根据其理论假设，研究者们开发了多种风险决策的研究范式，如救人行动模拟风险任务（Matthews & Campbell, 2010）、仿真气球任务（balloon analog risk task, BART）（ 王欣等, 2017）等。这些研究范式的共性在于，高收益选项具有较高的变异，低收益选项具有较低的变异，个体需要权衡使得收益最大化。基于风险决策的理论，本研究以不定型决策为基础设置风险决策实验框架，以求助风险作为决策风险倾向的表征，具体表现为两个求助选项，一个选项风险较低但难以快速达成目标，另一个选项风险较大但可以快速达成目标，个体在这两种求助风险下选择自己的求助行为。

风险决策涉及个体的代价和收益，因此会受个体人格特质的影响。在考察个体风险偏好的规律时，决策者当下的心理安全感非常重要（陆静怡, 王越, 2016）。然而，目前对于心理安全感促使决策者更加偏向风险寻求（risk seeking）还是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的研究结果并不统一。有研究发现心理安全感高的个体更倾向风险寻求（Dollard & Bakker, 2010; Liang, Farh, & Farh, 2012;），也有研究表明低心理安全感的员工更可能做出冒险的风险寻求行为（Pearsall & Ellis, 2011）。上述矛盾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研究的风险领域不同引起的（陆静怡, 王越, 2016）。由此，本研究欲考察心理安全感在求助风险偏好中的作用。依恋类型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在行为表现上具备与心理安全感一致的影响效果，相比于不安全依恋个体，安全依恋个体有更高的心理安全感（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 & Nitzberg, 2005）。综上所述，已有文献证明心理安全感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且其风险偏好可能会随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变化。据此，参考前人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1：个体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其求助的风险偏好，安全依恋个体和不安全依恋个体可能存在不同的求助风险偏好选择。

除人格特质外，风险决策也受情境因素的影响。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自我（Islam, Claro, & Andrade, 2014; Nordbye & Teigen, 2014）、社会排斥（孙丽静, 徐梦思, 袁树歌, Ding, 杨东, 2017）、风险来源（祝婧媛, 何贵兵, 2016）等。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情况比较紧急，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这可能使个体的主观焦虑感和紧迫感上升，从而影响决策行为（Ordóñez & Benson III, 1997）。而依恋类型作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潜在地影响个体的焦虑感知（Blair, 2013），因此可能作用于情境与风险决策的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情境紧急性和个体依恋类型在求助风险偏好上存在交互作用，依恋类型可能会调节情境紧急性对求助风险偏好的选择。

综上，本研究试图在风险决策框架下探究情境紧急性和依恋类型对个体求助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依恋类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验采用求助风险作为风险表征，综合考察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求助意愿和求助风险偏好。

向332名在校大学生发放中文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将得分按照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两个维度由高到低排序，以正负一个标准差作为划分高低组的标准（杨青青, 胡娜, 陈旭, 牛娟, 翟晶, 2018; Chavis & Kisley, 2012），选取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得分都低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的40人（男13人, 女27人）为安全依恋组，两维度得分均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或其中任一维度的得分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的42人（男17人, 女25人）为不安全依恋组。所选取的被试年龄在18至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3岁（SD=2.33）；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中文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由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共计36个题项，包括回避依恋和焦虑依恋两个维度，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焦虑或回避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和0.78。

情境操纵材料：本研究以大学生乘坐私家车事件为蓝本，改编评定实验材料。实验创设情境为当事人假期结束乘坐火车返校，凌晨五点到达当地车站后拉杆箱提手忽然坏掉，手机又恰好没电关机，由于时间太早，地铁尚未通行。首先研究者选取不同的紧急情境，随机抽取在校学生对所选取情境材料的紧急程度进行7点评分，其中1=非常不紧急，7=非常紧急。根据所得结果选取评分最低选项作为一般情境（拉杆箱提手坏掉行走不方便, 需要向他人求助），评分最高选项作为紧急情境（返校需要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 迫切需要向他人求助）。其中一般情境的平均得分为1.98（SD=0.87），紧急情境的平均得分为4.27（SD=0.70），二者差异显著，t（28）=16.41, p<0.01,d=2.95。然后研究者选取高低风险的求助行为，随机抽取在校学生对所选取的求助方式风险程度进行7点评分，其中1=完全没有风险，7=有非常高的风险。根据结果选取评分最低的选项作为低风险的求助行为（向他人借手机打电话给室友来接自己），评分最高的选项作为高风险的求助行为（寻找顺路的私家车让其帮忙载你回学校）。其中低风险求助行为平均得分2.20（SD=0.61），高风险求助行为平均得分4.33（SD=0.93），二者间的差异显著，t（19）=18.32, p<0.01,d=2.78。

采用2（依恋类型: 安全型、不安全型）×2（情境分类：紧急情境、一般情境）×2（求助风险：高风险、低风险）的混合设计，其中依恋类型为被试间变量，情境分类和求助风险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求助意愿评分。

被试首先填写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根据量表得分被区分安全依恋组和不安全依恋组。然后在电脑上完成实验部分。电脑屏幕首先呈现实验情境：你假期结束乘坐火车返校，到达当地车站后拉杆箱提手忽然坏掉，手机又恰好没电关机，由于时间太早，地铁尚未通行。然后分别向被试呈现求助的一般情境和紧急情境，在不同情境下分别呈现不同的求助方式，请被试根据材料选择自己使用该种求助方式的意愿，采用7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4=很难判断，7=非常同意。被试反应均用键盘数字进行作答。其中两种情境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实验结束后，赠送被试礼物予以酬谢。

被试在不同情境下的求助意愿如表1所示。

表 1

表 1 不同依恋类型个体的求助意愿（M ± SD）

表 1 不同依恋类型个体的求助意愿（M ± SD） 分类条件 依恋类型 情境类型 求助风险 安全型 不安全型 紧急情境 高风险 3.45 ± 0.37 2.30 ± 0.26 低风险 3.67 ± 0.36 2.10 ± 0.36 一般情境 高风险 2.22 ± 0.36 2.04 ± 0.30 低风险 3.57 ± 0.41 2.23 ± 0 .39

为考察人口学变量对求助意愿的影响，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求助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t（80）=1.30, p=0.199。

接下来，对被试的求助意愿进行2（依恋类型: 安全型、不安全型）×2（情境分类：紧急情境、一般情境）×2（求助风险：高风险、低风险）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依恋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80）=687.69, p<0.001, η_p²=0.90，安全依恋组的求助意愿显著高于不安全依恋组；情境分类的主效应显著，F（1, 80）=79.33, p<0.001, η_p²=0.50，紧急情境下的求助意愿显著高于一般情境下的求助意愿；求助风险的主效应显著，F（1, 80）=126.59, p<0.001, η_p²=0.61，个体对低风险求助方式的选择意愿显著高于高风险求助方式。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1, 80）=21.70, p<0.001, η_p²=0.21。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对于安全依恋组，两种情境分类条件下个体的求助意愿均表现为对低风险求助方式选择显著高于高风险求助方式（ps<0.01）；而对于不安全依恋组，在一般情境下，个体对低风险求助方式的选择显著高于高风险求助方式（p<0.05）；但在紧急情境下，个体对高风险求助方式的选择显著高于低风险求助方式（p<0.01）。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个体的求助意愿受情境类型的影响，且该影响受个体依恋类型的调节，具体表现为安全依恋个体在两种情境下的求助意愿均倾向于风险规避，不安全依恋个体在一般情境下倾向于风险规避，而在紧急情境下则更倾向于风险寻求，如图1所示。

图 1(Figure 1)

注：* p<0.05，** p<0.01，***p<0.001，以下同。 图 1 安全依恋组（左）和不安全依恋组（右）在不同情境下的求助意愿

本研究尝试在风险决策框架下考察个体的求助意愿，结果发现，情境紧急性影响个体的求助意愿，且依恋类型在其中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提示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在其行为表现中起稳定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部分证实了假设1，发现安全依恋个体对低风险求助方式的选择意愿更高，即他们更倾向风险规避型求助，但不安全依恋个体对两种求助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也表明了安全依恋或心理安全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可能确实依赖于决策特征（陆静怡, 王越, 2016）。其次，本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其求助行为，相比于不安全依恋个体，依恋安全个体的求助意愿更高。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2，发现个体的依恋类型调节情境紧急性和求助意愿之间的关系：安全依恋个体在两种情境下都显著倾向风险规避，而不安全依恋个体在一般情境下倾向风险规避，在紧急情境下倾向风险寻求。以往关于人格特质和风险决策的研究都证实了人格因素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何桂华, 金志成, 2010）。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作为在风险决策框架下对求助行为的初步探讨，本研究证实了依恋类型在风险决策中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可以用风险敏感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 RST）来解释。根据风险敏感理论，当面临风险决策，若低风险但低收益的选项不能满足个体的需求时，个体就会倾向选择有一定机会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高风险选项，即便两种选项的平均期望值相同。这一法则在人类决策行为中同样有效（宋云嫱, 徐瑞珩, 邢采, 2017）。若当前状态和目标之间的距离相差过远时，个体的决策行为（潜在的目标达成方式）就会从风险规避向风险寻求转移（Mishra, 2014）。且这一行为受依恋类型的调节，即相比于安全依恋个体，不安全依恋个体更容易出现从风险规避到风险寻求的转变。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可能是在紧急情境中个体感受到强烈的焦虑感，因此自动寻求安全感，安全依恋个体能够迅速激活依恋表征，提升自我心理安全感，进而选择低风险的求助方式；不安全依恋个体的依恋表征激活较慢，主观焦虑感提升（李彩娜, 石鑫欣, 黄凤, 马婧, 2013），因此启动了补偿机制，通过选择高收益的冒险选项来迅速达成目标，以缓解内心焦虑感（郑晓莹, 彭泗清, 2014），从而由风险规避转向风险寻求。

总体来看，本研究发现不同依恋类型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求助风险偏好不同，说明人格特质在个体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也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如已有研究发现，求助者的面孔可信度会潜在影响施助者的助人行为，且这一行为受其依恋类型的调节，安全依恋能有效缓冲低面孔可信度带来助人行为下降的趋势（王秀娟, 王娜, 韩尚锋, 刘燊, 张林, 2018）。这一研究与本研究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均表明外在的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但个体内在的人格特质等因素会相对稳定地调控其表现，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关于依恋类型的理论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李彩娜等, 2013）。随着有关个体人格特质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人格特质在个体的适应性发展、行为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Oldfield, Humphrey, & Hebron, 2016; 王艳辉等, 2017），是个体行为表现的内在决定机制，因此在决策领域对于人格特质的考虑则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意义：在理论层面，将求助纳入风险决策的范畴，为求助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其研究领域；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醒人们在面临危机的情境下也要保持理性和客观，以降低非理性和冒险性求助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如下局限：首先，以风险决策为框架对求助进行初步的探究，本研究与以往相对成熟的风险决策研究尚存在不一致，如以求助风险作为潜在情境风险，相对其收益和代价不如以往风险决策相关研究的实验范式成熟，未来可思考其改进之处；其次，实验室模拟情境得出的结果与真实情境下的选择可能存在偏差，其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本研究获得如下主要结论：（1）个体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其求助的风险偏好选择，安全依恋和不安全依恋个体的求助风险偏好选择不同；（2）依恋类型调节情境紧急性对求助风险偏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