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致使汶川、北川及其他县市受灾严重。大地震极具破坏力，对所有经历过此次灾难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震后儿童青少年心理创伤问题已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积极心理学逐渐兴起，创伤带来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创伤所带来的心理成长。但是，创伤后成长及其效果主要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如个体在能力、特质、精神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王成霞, 郭文斌, 2017）。因此，本研究主要考查汶川地震十年后，灾区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情况，以及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与心理韧性的关系。

1.1 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是指个体经受创伤性情境或事件后，获得一定的心理方面的正向改变（Tedeschi & Calhoun, 1995）。创伤性事件虽然会给人类带来应激症状，但是随时间的推移也会带来积极改变（张晨光, 陈秋燕, 程科, 伍新春, 林崇德, 2012）。换言之，人在遭受波折后，其身心功能不但能有效地应对变化和还原，而且还能有所提高（涂阳军, 郭永玉, 2010）。伍新春、周宵、林崇德和陈杰灵（2015）的研究发现，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G水平较高。

目前，研究者们已发现了大量影响PTG的因素，如，性别（Vishnevsky, Cann, Calhoun, Tedeschi, & Demakis, 2010; 杨凡, 林沐雨, 钱铭怡, 2010）、年龄（Hafstad, Kilmer, & Gil-Rivas, 2011）、沉思（Lindstrom, Cann, Calhoun, & Tedeschi, 2013）、心理韧性（Yu et al., 2014）、社会支持（谷艳霞, 王遐, 2016）。所有影响PTG的因素中，社会支持尤为重要（周宵, 伍新春, 王文超, 田雨馨, 2017）。社会支持能够在创伤性事件后缓解心理应激，促进心理成长，主要是个体从家人、亲戚、朋友、组织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罗利, 周天梅, 2015）。父母、配偶、朋友等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研究者将社会支持看作影响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靳宇倡, 刘东月, 李俊一, 2014）。个体能否发展积极的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和人格特质有关，且创伤后成长又与个体对创伤性事件的应对过程密切相关（Rajandram, Jenewein, McGrath, & Zwahlen, 2011）。罗利和周天梅（2015）认为，不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社会支持得分较高的学生都能够在创伤性事件后更好地应对，灾后也能更好地发展心理成长。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体验更多的创伤后成长，表明社会支持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应对创伤事件，寻求更多的积极意义（张金凤, 史占彪, 赵品良, 王力, 201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一：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

1.2 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创伤后成长

心理韧性（resilience）也叫心理弹性、复原力等，指在面临创伤、困境、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时，个体能很快恢复并保持健康心理的能力（吴拥军, 2015）。心理韧性具有普遍性，能在个体经历困难时发挥积极作用，为处境不利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提供力量。心理韧性高低决定主体对外界环境的动态调控和适应能力（White, Driver, & Warren, 2010），反映了个体面对困境时的适应能力（桑利杰, 陈光旭, 朱建军, 2016）。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儿童心理韧性的重要保护因素（Herrman et al., 2011），来自家庭和其他成员的社会支持是个体心理韧性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Pinkerton & Dolan, 2007）。具有较高水平心理韧性的个体更容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之后产生积极的改变。关于PTG与心理韧性关系的研究结论基本统一，表现为心理韧性与PTG具有显著正相关（吕少博等, 2017; 徐娜, 张凯丽, 2015），且心理韧性对PTG有重要的预测作用（李仁莉, 2013; 张月娟, 胡海波, 张刚, 王进礼, 2015）。张晓茹（2017）对芦山灾区中学生的心理韧性、社会支持、PTG及感恩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灾区中学生能够获得更多PTG；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均能正向预测PTG；社会支持能经心理韧性间接影响PTG。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社会支持能经心理韧性对创伤后成长产生影响。

张晓茹的研究没有探讨性别对中介效应的影响。然而，大量研究发现，性别是PTG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其三个维度均与心理韧性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姬彦红, 2013）。但是，有关男女生之间心理韧性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存在分歧，如，灾区男生、初中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显著低于女生、高中生（张晓茹, 2017），女性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得分略高于男性留守儿童，但差异不显著（刘慧, 2012）。本研究提出假设三：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上存在性别差异。

因此，本研究预测，虽然灾区学生处于不利情境中，但有利的社会支持可能通过学生个体的心理韧性对其心理成长和发展带来一定的正向影响。本研究选择在地震十周年进行，正好符合心理复原的时间效应（张晨光等, 2012）。虽然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能经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PTG（张晓茹, 2017）。但是，汶川地震已过去十年，社会支持对PTG的预测作用是否依旧明显，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是否依然存在，还不清楚。因此，本研究以灾区高中生为调查对象，对学生社会支持、PTG、心理韧性3个变量及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调查，期望为灾区青少年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提供实证支持。

2 方法 2.1 被试

在2018年1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北川中学高一、高二年级共1285名学生进行调查。删除非汶川地震灾区的学生问卷以及部分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97份。所有有效被试均来自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北川县、绵竹县、平武县、安县、茂县）、重灾区（梓潼县、盐亭县、三台县、涪城区、江油市等地），男生511人（51.3%），女生486人（48.7%）；被试年龄范围在15～21岁之间，平均年龄16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社会支持量表参照姜乾金（1999）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编制而成，考虑到研究对象为高中生，将“领导、同事”改为“老师、同学”，保留“亲戚”。量表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其他支持（老师、同学、亲戚）3个分量表组成，分量表各包含4道题。采用7级评分，从“1～7”表示“极不同意～极同意”。社会支持总分由3个分量表得分相加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本次测量总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9，各分量表为0.83～0.88。

2.2.2 创伤后成长量表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是由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制。熊朋迪等对此进行了修订，且量表信度和效度较好（熊朋迪, 杨乐, 祝卓宏, 2015）。量表共17题，包括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欣赏生活3个维度。量表采取6级评分，从“0=创伤后完全没有经历这种改变”过渡到“5=创伤后经历这种改变非常多”，分值越高表示创伤后成长越多。本次测量的总信度为0.88，各分量表信度在0.65～0.86。

2.2.3 心理韧性量表

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含2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0～4”表示“完全不是这样～几乎总是这样”。采用于肖楠和张建新（2007）的三因素分法，分为坚韧、乐观和力量3个因子。英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再测信度系数为0.87；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效标效度良好。本次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各分量表为0.61～0.90。三因素结构（坚韧、乐观、力量）较为合理。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在班主任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处理，包括信度检验、相关分析、差异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主要采取自我报告法搜集，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数据在收集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控制（周浩, 龙立荣, 2004），如采用匿名的测查方式，设置反向题和不同反应语句。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10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15.07%，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社会支持与PTG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与PTG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正相关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及PTG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并未发现有任何显著性差异（见表2）。

3.3 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刘红云和侯杰泰（2012）提出的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PTG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从图1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创伤后成长（c’=0.12, p<0.01），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a=0.42, p<0.001）间接影响创伤后成长（b=0.54, p<0.001），说明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PTG之间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分别为χ²=221.69，df=64，CMIN/DF=3.46，RMSEA=0.04，SRMR=0.03，CFI=0.96，TLI=0.93，AGFI=0.95，均达到了较好的拟合水平（Sharma, Mukherjee, Kumar, & Dillon, 2005）。

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自取样本量设定为5000。表3是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值，以及中介效应的95%显著性置信区间。从表3可以看到，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为0.23，占总体效应的65%，且95%的置信区间并不包含0，说明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具有可信度。

3.4 心理韧性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检验

本研究通过对多样本路径系数的考察，以检验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苏志强, 张大均, 邵景进, 2015）。在模型分析时，先设定模型系数跨性别相等，然后再设定模型系数跨性别变化，从而得到两组模型。然后分别对这两组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性别分组两个模型卡方值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χ²=6.9, △df=3, p>0.05），说明模型在不同性别之间没有差异，同时也表明模型稳定性较好。

对路径系数差异的临界比值（CR）进行计算，按照Arbuckle（2003）提出的方法，将估计值的差值除以差异标准误作为临界比值，若所得结果大于1.96，则表明路径系数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就不同性别而言，从社会支持到心理韧性的路径系数出现了显著差异（CR=2.47, p<0.05），即女生的路径系数（β=0.48）显著大于男生的路径系数（β=0.35），说明获得高社会支持度的女生比同类型男生更容易形成较好的心理韧性。

4 讨论

总体而言，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均与PTG呈显著正相关，且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正相关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徐娜, 张凯丽, 2015; 张晓茹, 2017）。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是心理韧性的两种重要保护性因素。其中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家庭及家庭外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来自家人、朋友、同伴等提供的支持（吕露露, 2017）。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预测效应显著，假设一得到了证实。即使汶川地震已过去十年，这一预测效应依旧存在。陈惠惠、刘巧兰和胡冰霜（2011）通过对340名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心理韧性。心理韧性不单直接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也影响个体采取何种方式应对突发事件。个体心理韧性越高，更能在遇到问题时采取恰当的应对方式，能更加主动地利用各种外界支持资源，更能积极有效地适应压力事件。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PTG之间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心理韧性对PTG发挥作用，假设二得到证实。张晓茹（201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支持能经心理韧性间接影响PTG。而本研究证实了这种中介作用能够在震后十年依旧显著。换言之，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心理韧性也越高，随之创伤后成长也越高。以女护士为样本的研究也表明，心理韧性在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个体对支持的体验程度和使用度有助于增强心理韧性水平，进而更能有效调节工作压力（苏茜, 郭蕾蕾, 2015）。汶川地震后，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能够通过个体自身具备的心理韧性这一积极品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灾难带来的影响，也为个体带来身心方面的成长。尽管有研究指出，性别是影响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伍新春, 王文超, 周宵, 陈秋燕, 林崇德, 2018; 杨凡等, 2010; 张晓茹, 2017）。本研究结果则显示男女生间的PTG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杨凡等的研究是在震后半年进行的，张晓茹的研究是在震后三年进行的，而本研究是在震后十年进行的，研究时间上的明显差异可能是导致结论差异的重要原因。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在男生和女生之间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假设三被否定。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是在震后重建十年进行，经过十年的心灵重建，男女生均得到了较好的创伤后成长。尽管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性别差异（也见刘慧, 2012），但是，获得高社会支持度的女生比同类型男生更容易形成较好的心理韧性。以往有研究发现，心理韧性水平表现为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张晓茹, 2017）。由于本次调研是在地震十年后进行的，而以往研究进行的时间距离灾难发生的时间较近，这可能导致性别差异在后天教育及灾后援助的帮助下有所减少。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臧运洪和杨静（2016）对民族地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结构及特征研究表明，女生在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频率显著低于女生（杨凡等, 2010）。相比于男生，女生更愿意诉说和倾听，这本身是应对压力的一种优势。面对相同的压力事件，由于女性社会心理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她们对冲击的敏感程度大于男生。一旦有社会支持资源，女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程度和利用倾向可能都比男生大，从而导致高社会支持度的女生比男生更易形成良好的心理韧性。

总之，本研究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汶川震后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支持对PTG的预测作用，验证了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PTG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以及这种中介效应的持久性。所得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既能直接对PTG产生影响，又能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发生作用。此结果对提高灾区个体的创伤后成长及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在提供社会支持的同时，如果能够提升灾区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就能促使灾区群体感受最大限度的灾后成长，最终实现心理健康成长。社会支持是外界资源，而心理韧性则是个体重要的内部品质。在平时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应有意识地重视对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如心理韧性）的培养，培养学生领悟外界支持（父母支持、老师援助、同学互助）的能力。

5 结论

（1）震后高中生的社会支持对其创伤后成长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力，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关系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震后高中生心理韧性的中介模型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女生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比同类别男生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