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网络欺负指个人或者团体通过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室或社交网站等电子手段实施的欺负行为（Kowalski & Limber, 2013）。网络欺负是传统欺负的延伸，但又以其信息传播的高速度、目标的易获得性、影响的持久性、欺负者的匿名性有别于传统欺负行为（Smith, 2015）。网络欺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被描述为一种不断上升的“流行病”，据报道，国内外的网络欺负流行率从5–10%到50%不等（Cénat, Blais, Hébert, Lavoie, & Guerrier, 2015; Li, 2010; Mishna, Khoury-Kassabri, Gadalla, & Daciuk, 2012; Smith et al., 2008; Zhou et al., 2013），网络受欺负比率从27%～40%不等（Athanasiades, Baldry, Kamariotis, Kostouli, & Psalti, 2016; Olenik-shemesh, Heiman, & Eden, 2017）。这些研究都反映网络欺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与未卷入网络欺负事件的青少年相比，网络受欺负者的生活质量更差，并且有更高的抑郁、焦虑以及风险行为和自杀倾向（González-Cabrera et al., 2018; Kowalski, Giumetti, Schroeder, & Lattanner, 2014; Vaillancourt, Faris, & Mishna, 2017）；网络欺负者有更高的压力、更弱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Duarte, Pittman, Thorsen, Cunningham, & Ranney, 2018）。鉴于网络欺负的流行率之高、影响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在现阶段研究探讨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对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戴维斯的病态互联网使用模型（Davis, 2001）指出网络偏差行为的产生机制是：在个体的精神病理学因素（如抑郁、焦虑、孤独）和情境因素（如亲子关系、同伴支持、班级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个体会产生非适应性认知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网络偏差行为。依据该模型，情境因素中的亲子关系等因素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另一方面，亲子关系也会通过影响青少年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孤独感等精神病理学因素来间接地影响网络欺负行为。因此本文拟在此模型下探讨亲子关系、孤独感与网络欺负之间的关系。

1.1 亲子关系与网络欺负的关系

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对个体发展起关键作用之一的是家庭。家庭是个体面对的第一个人际交往环境，其中，亲子关系是影响个体发展和适应的重要变量（田菲菲, 田录梅, 2014；吴旻, 刘争光, 梁丽婵, 2016; Buist et al., 2017）。以往对亲子关系与传统欺负关系的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能负向预测初中生受欺负的可能性，亲子冲突与欺负行为和受欺负行为呈正相关（Boniel-Nissim & Sasson, 2018; 邓林园, 王凌霄, 徐洁, 黎坚, 2018）。随着网络使用成为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由现实世界延伸到了网络世界。研究表明，亲子关系融洽的个体网络素养更高（陈晨, 2017）。良好的亲子依恋对网络成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陈武, 李董平, 鲍振宙, 闫昱文, 周宗奎, 2015; 邓林园, 方晓义, 阎静, 2013; 张锦涛等, 2011）。父母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专制型和放纵型教养方式对网络受欺负有正向预测作用，父母拒绝和父母过度保护都会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 （何丹, 范翠英, 牛更枫, 连帅磊, 陈武, 2016; Charalampous et al., 2018; Makri-Botsari & Karagianni, 2014）。亲子疏离可以预测孩子的网络欺负（Baumrind, Larzelere, & Owen, 2010）。

但是综合以往研究文献发现，亲子关系大都被理解为是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影响。但实际上，在青少年时期亲子关系应作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既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密感，也是子女对亲子关系的感知，更是家庭民主沟通氛围的集中体现。因此，本研究将从亲子沟通的亲密感以及民主氛围等积极方面来定义亲子关系，这更能体现亲子关系中互动性质。本文认为，良好的亲子关系能负向预测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原因如下：一方面，良好的亲子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能相互有效地协商上网时间，避免了青少年长时间停留在网络世界中，减少了青少年实施网络欺负和遭受网络欺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亲子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培养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使青少年在网络中遭遇挑衅时也能用良好的心态去解释和应对，既不去做伤害他人的行为，也能抵御网络受欺负带来的不良后果（陈秀珠, 赖伟平, 麻海芳, 陈俊, 单彦彤, 2017）。基于以往的文献，提出假设1：良好亲子关系既对初中生网络受欺负有负向预测作用，也对初中生网络欺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1.2 孤独感与网络欺负的关系

根据戴维斯病态互联网使用模型，缺乏社会支持以及孤独感高的个体容易产生一般性的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而病理性网络使用会加剧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产生诸如“不上网就没有人关心我”的想法，从而加重个体对互联网的依赖。可见，对线下社会关系数量和质量的感知会影响个体在线参与的意愿或在线社会互动的形式，特别是在孤独感达到顶峰的青春期（Brewer & Kerslake, 2015）。孤独感被定义为个体经常在亲密关系或社交关系中因不被接纳而体验到一种沮丧、消极的感受（Perlman & Peplau, 1981）。Hawkley和Cacioppo（2010）的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下的个体中至少有80%的人感到孤独。孤独感与青少年网络行为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孤独感会使青少年更多地参加网络社交活动（Nowland, Necka, & Cacioppo, 2018; Valkenburg & Peter, 2011）。Sharifpoor, Khademi和Mohammadzadeh（2017）的研究同样发现高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

目前对孤独感与网络欺负关系的研究比较少，有研究者报告网络受欺负会导致孤独感的增加（Brewer & Kerslake, 2015; Şahin, 2012; Varghese & Pistole, 2017）；却很少有研究将孤独感作为一个预测变量去探讨它对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孤独者友谊较少，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少的被同龄人接受，社会评价也较低，他们往往通过网络来获得社会支持。在网络世界中青少年真实自我表露水平会提高，而一旦在网络世界遭受拒绝或感知到被人否定，孤独的青少年可能出于恐惧和保护自己的愿望而实施网络欺负，遭到他人反击时会使自己陷入到“互骂战”中，既是网络欺负者，又是一名网络受欺负者（Stickley, Koyanagi, Koposov, Schwab-Stone, & Ruchkin, 2014）。据此提出假设2：孤独感既对网络受欺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也对网络欺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1.3 孤独感在亲子关系与网络欺负之间的中介作用

虽然以往的研究发现了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负向关系，然而亲子关系如何引发了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其中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据戴维斯的病理性网络使用模型，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既受个体易患因素（如孤独感）的影响，也受外在情境因素（如亲子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以往有关孤独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积极亲子关系与孤独感呈负相关（王明忠, 周宗奎, 2015; 张林, 赵凯莉, 刘燊, 詹文琦, 2017）；另一方面，个体孤独感往往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密切相关，如辍学、酗酒、抽烟、吸毒、性风险行为、攻击行为等（McKay, Konowalczyk, Andretta, & Cole, 2017; Schinka, van Dulmen, Mata, Bossarte, & Swahn, 2013）。研究者在探讨青少年孤独感这一变量时，往往将孤独感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进行考察，如孙丽君等人（2017）研究发现，孤独感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孤独感这一中介变量对青少年现实环境中问题行为的影响，但是较少研究孤独感对网络环境中问题行为的影响，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孤独感与网络欺负、受欺负之间的关系仍不确定，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亲子关系不好的青少年长期受到父母的排斥、漠视、恐吓和拒绝，与父母建立的是不安全的关系，这种不良关系会内化为个体人际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Riggs , 2010）。在网络世界中他们会认为别人是威胁的，不值得信任的，特别是在网络世界中社会线索减少的情况下，他们遇到问题时容易采用消极的认知和归因方式，容易出现更多的偏差行为（Schinka et al., 2013）；同时，亲子关系不良会加强个体的孤独感，导致青少年通过上网来回避或隐藏这种孤独感，增加了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的可能性。所以，基于孤独感在青春期的普遍性以及孤独感与亲子关系、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密切关系，本研究认为亲子关系一方面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网络欺负、受欺负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影响孤独感，再间接影响到青少年网络欺负、受欺负行为。因此，提出假设3：孤独感在亲子关系与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中起到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调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广西省南宁市两所初中学校，共发放问卷1021份，回收问卷986份，删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843份，问卷回收率96.6%，有效率85.5%。初一有425人，初二为418人；男生为462人，女生为381人；独生子女293人，非独生子女55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自编的亲子关系量表。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根据本研究的亲子关系定义，并参考陈艳鹤（2012）编制的中学生亲子关系量表的相关因子，拟定包含亲子亲密感和家庭民主沟通两因子的21个项目的问卷。在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后，对项目表述进行了文字方面的修改。项目评分采用从“没有发生、偶尔、有时、经常发生、总是” 5点记分。编制时，采用方便取样从广西南宁市两所中学首先选取458人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中初一学生207人，初二学生209人；男生229人，女生187人；另外再从中另选取495人做验证性分析样本，其中初一学生有215人，初二学生有212人；男生为232人，女生为195人。

其次，进行问卷测量学指标分析。第一，在探索性样本中做了项目分析，根据总分进行高低排序，选取高分组（27%）和低分组（27%），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两组在每个项目上是否都达到显著性差异，剔除没有差异的项目。第二，在上述基础上做探索性因素分析，该数据的Bartlett值为4801.93，KMO=0.95，p<0.001，适合做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斜交分析法，根据特征值大于1.0和陡坡图特征得到2个因子，其贡献率分别为31.16%和28.78%；最后再结合项目载荷小于0.40标准，删掉2个项目，组成了18个项目的问卷。第三，采用Amos1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较为理想（χ²/df=3.60, RMSEA=0.08, GFI=0.88, AGFI=0.85, NFI=0.91, CFI=0.93）。形成最终问卷：①亲子亲密感，共8个项目；②家庭民主沟通氛围，共10个项目。同时，对问卷做了Cronbach’s α系数检验：亲子亲密感0.91，家庭民主沟通环境0.92，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以上数据表明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

2.2.2 孤独感量表（UCLA）

采用Russell（1996）等人编制的UCLA孤独感量表第三版，共20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从“从不”到“一直”，依次计分1～4分，其中1、5、6、9、10、15、16、19、20为反向计分，最后量表得分越高，孤独感越强烈。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3 网络欺负量表（CBI）

网络欺负量表（Cyberbullying Inventory）由Erdur-Baker和Kavsut（2007）编制，国内学者Zhou等（2013）修订的网络欺负量表（CBI）。包括 36 个项目，网络受欺负和网络欺负 2个分量表。所有项目均采用1～4四点计分（“1”=从未遇到，“4”=5次以上），得分越高的被试在网络中欺负和受欺负的频率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网络受欺负和网络欺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88和0.93，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研究过程以及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1.0和Amos17.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由主试进行团体匿名测试。测试前给被试阅读指导语，并说明注意事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7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被提出，并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12.68%，小于Podsakoff等（2003）提出的40%的判断标准。其次单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结果较差（χ²/df=39.63, RFI=0.25, GFI=0.36, CFI=0.32, AGFI=0.24, NFI=0.31, RMSEA=0.21）。因此，两种检验方法均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亲子关系与网络欺负行为、网络受欺负行为、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呈显著正相关。

3.3 各预测变量的直接效应分析

以亲子关系、孤独感及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为预测变量，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2结果表明，亲子关系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行为；亲子关系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孤独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

3.4 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人（2004）建议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孤独感的中介作用。由表3可以看出，亲子关系得分对网络受欺负得分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C显著），亲子关系得分对孤独感得分也有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a显著）；当孤独感得分进入回归方程后，亲子关系得分对网络受欺负得分的影响依然显著（回归系数C’显著），但亲子关系得分对网络受欺负得分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少，因此孤独感在亲子关系对网络受欺负上的中介效应成立，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同理，由表3可以看出，亲子关系得分对网络欺负得分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C显著），亲子关系得分对孤独感得分也有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a显著）；当孤独感得分进入回归方程后，亲子关系得分对网络欺负得分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C’不显著），孤独感对网络欺负得分的影响显著，因此孤独感在亲子关系对网络欺负上的中介效应成立，且为完全中介效应。

最后，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孤独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在原有数据（n=843）的基础上，通过抽取2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的置信区间，在控制了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的条件下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亲子关系对网络受欺负的影响关系中，孤独感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7（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1, –0.026]，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同样，孤独感在亲子关系与网络欺负之间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4（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9, –0.002]，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 4.1 亲子关系对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既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负，也显著负向预测网络受欺负，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根据戴维斯病态互联网使用模型，亲子关系作为情境因素，能直接对个体网络使用行为产生影响。这是因为：第一，家庭环境中的日常互动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孩子通过观察家庭成员的这些互动，学会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人采取攻击还是帮助的态度，家庭中亲子间的亲密感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平等协商的相处方式，父母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并对其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孩子无形中学会了对他人的尊重和移情，能使他们处理不同的情感并采取更适当的行为去解决问题，即使在缺乏社会线索、无法正确判断对方的语气、态度反应以及情绪状态的网络交流中，依旧能懂得换位思考，减少成为欺负者的可能性（金童林, 陆桂芝, 张璐, 金祥忠, 王晓雨, 2017; Charalampous et al., 2018; Elsaesser, Russell, Ohannessian, & Patton, 2017）。第二，民主平等的家庭交流环境，使青少年在受到网络欺负时往往会通过向父母透露欺负事件寻求帮助而不是害怕父母责骂，这能帮助青少年得到父母及时的安慰和指导，缓解受到的伤害，这是他们更少受到网络欺负负面影响的保护因素（Charalampous et al., 2018）。第三，积极的沟通环境中子女更容易接纳父母的意见，遵守网络使用的约定，减少了在网络世界的停留时间，极大地避免了青少年实施网络欺负和遭受网络欺负的风险。第四，最重要的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如乐观和韧性）的发展，高水平的积极心理品质能让青少年对当前和未来充满积极信念以及面对困难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尤其面对虚拟交流中不确定的情况时，会对这些信息进行非敌意性的认知加工，减少在网络中欺负他人的可能性（陈秀珠等, 2017）。

4.2 孤独感对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孤独感既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受欺负，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2。以往研究大多将孤独感作为网络欺负事件的负面结果（Brewer & Kerslake, 2015; Şahin, 2012; Varghese & Pistole, 2017），而很少将孤独感作为个体的易感素质去探讨它对网络欺负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孤独感作为预测变量，对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根据双自我意识理论，在网络人际关系中，个体公我意识降低，私我意识提高，而私我意识的提高与自我表露水平密切相关，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网络沟通环境中，个体更倾向于表达真实的感受或观点，但研究发现，个体在社交网站的真实自我表达往往并未获得其渴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可（徐欢欢, 孙晓军, 周宗奎, 牛更枫, 连帅磊, 2017）。这意味着孤独感高的青少年在互联网上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诉说或得不到他人认同的自我特质或观点时，并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而在私我意识增高和匿名性的网络环境下，个体更可能将外在事件看作是针对自己的，更容易感到自己受到了他人的轻视和冷漠，孤独者往往会出于恐惧和保护自己的心理，会作为欺负者先发制人发送攻击性言论。但这往往导致对方的反击，使自己陷入“互骂战”中，使自己成为一名网络欺负受害者。

4.3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了孤独感在亲子关系影响初中生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的不同作用模式：即在亲子关系影响网络欺负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亲子关系影响网络受欺负的关系中，孤独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这验证本研究的假设3。这表明，亲子关系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网络受欺负，还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孤独感间接地影响到网络受欺负；而亲子关系仅仅是通过影响初中生的孤独感进而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欺负。根据戴维斯病态互联网使用模型，亲子亲密感弱的个体有着高孤独感的特点，加之网络便利性、匿名性、逃避性的特点，互联网能作为孤独者逃避现实生活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也带来许多隐患：一方面，他们可以在网络上不用顾虑地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容易成为网络欺负者；另一方面，他们经常通过使用网络来排解或回避孤独，容易对网络形成依赖，增加他们受网络欺负的风险（Davis, 2001）。

4.4 本研究的局限和干预意义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虽然揭示了初中生亲子关系与孤独感、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间的关系，但并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其他研究范式，如纵向研究、实验法等，来探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的因果关系。（2）欺负行为的参与者除了欺负者、受欺负者，还有旁观者，网络世界中存在大量潜在的旁观者，旁观者的态度会影响网络欺负者和网络受欺负者，所以未来对网络欺负的研究可以关注旁观者的作用（Brody & Vangelisti, 2016）。

虽然本研究具有以上局限，但相关结果仍然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干预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在以后的青少年网络欺负干预研究中应该重视亲子关系的作用。一方面，给孩子的成长提供安全温暖的环境，鼓励孩子遇到困难和情绪问题时及时向父母倾诉；另一方面，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心理品质，帮助孩子建立高水平的心理资本，让青少年自身拥有抵御风险的能量。其次，在改善亲子关系时应该注意兼顾改善青少年的孤独感，引导子女正确认识青春期身体和认知的飞速成长的现象，帮助孩子完善自我概念，尊重子女个性化和自主性的需要，通过给予青春期孩子更多的家庭支持让孩子减轻孤独感。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到以下结论：（1）良好的亲子关系能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以及孤独感；（2）初中生孤独感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与网络受欺负；（3）孤独感在亲子关系影响初中生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的作用模式不同：即在亲子关系影响网络欺负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亲子关系影响网络受欺负的关系中，孤独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