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厌恶情绪是人类基本情绪之一，指由令人不愉悦、反感的事物诱发的情绪。厌恶情绪通过防止不合适物体摄入，抵制可能引发的疾病来保护人类安全（Olatunji, Forsyth, & Cherian, 2007）。研究表明，个体对厌恶刺激引起的厌恶体验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即厌恶敏感性（Cisler & Olatunji, 2008; Mataix-Cols et al., 2008）存在个体差异（Kam & Estes, 2016），且厌恶敏感性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人格特质（Campanella et al., 2012）。过去10年里，研究者一致认为厌恶敏感性与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相关（Olatunji, Lohr, Smits, Sawchuk, & Patten, 2009），某些特定恐惧症和与传染相关的强迫症患者均存在厌恶神经环路（Lawrence et al., 2007），高厌恶敏感性可能是导致某些精神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Davey, MacDonald, & Brierley, 2008; Taboas, Ojserkis, & McKay, 2015）。所以准确理解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面对厌恶情境时的不同反应，对治疗与厌恶相关的精神疾病有重要意义。

对厌恶敏感性的研究通常采用自我评估法（Rohrmann, Schienle, Hodapp, & Netter, 2004）。研究发现高厌恶敏感性个体自我评估的厌恶情绪多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Kelley, Crowell, Tang, Harmon-Jones, & Schmeichel, 2015; Stark, Schienle et al., 2005）。近年研究者开始关注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的神经机制差异，如使用fMRI技术研究普通被试厌恶敏感性得分与他们观看引发厌恶的图片或视频时大脑相关活动的关系。Schienle，Schäfer，Stark，Walter和Vaitl（2005）通过扫描63名女性被试在被动观看国际情绪图片系统中厌恶和中性图片时大脑的活动，结果发现在控制状态焦虑之后，厌恶得分与双侧杏仁核的血氧水平（BOLD）呈中度正相关。Stark，Walter，Schienle和Vaitl（2005）通过扫描15名被试（其中11名女性）在被动观看由有蟑螂画面的视频引发厌恶情绪时的大脑活动，发现厌恶得分高低与眶额叶皮层、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呈正相关。Calder等（2007）给12名正常被试（其中7名女性）呈现引发厌恶的食物图片，结果发现个体厌恶敏感性的高低与腹侧前脑岛、腹侧苍白球、中央前后回活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当面对厌恶刺激时，个体厌恶敏感性越高，越难下调自己的情绪反应，而低厌恶敏感性个体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更容易成功调节情绪。Klucken等人（2012）采用皮肤电和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相对于低厌恶敏感性组，高厌恶敏感性组左右脑岛之间活动显著增强，且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对身体状态高度敏感，而且厌恶敏感性得分与左侧前额叶皮层（vmPFC）的激活呈负相关，高厌恶敏感性的人调节情绪的能力相对较弱。

使用脑成像技术考察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相关脑区差异，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结果。但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研究中采用的厌恶刺激类型有限（Mataix-Cols et al., 2008），如一个研究中仅呈现某一类厌恶刺激。第二，以往研究没有对性别进行控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女性整体上在厌恶敏感性量表上的得分高于男性（Olatunji & Sawchuk, 2005），而且对厌恶刺激的神经反应，男女也有所不同（Caseras et al., 2007）。第三，研究中采用的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都是在实验前或后在正式被试内评定的，样本数少且代表性不够。

所以本研究拟采用时间分辨率高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考察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对不同情绪加工的神经机制差异。与前人研究相比，本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选用国际情绪图片库中能够诱发厌恶情绪的图片，种类不仅包括大多数人类厌恶的物体（如蟑螂），而且考虑到厌恶最基本的形式是与我们肉体相关的事物，所以图片还包括食品类（如被污染过的食物与饮料）、排出物（如粘液、呕吐物、痰、口水、汗液、血液与粪便等相关的图片）等。第二，本研究将平衡高低厌恶敏感组被试的性别。第三，对高低厌恶敏感性被试进行严格选择，即通过中文厌恶感量表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高厌恶敏感性和低厌恶敏感性个体作为正式被试。

先前的研究认为，晚期正成分LPP反映注意资源的增加、知觉过程的异化和动机相关的刺激加工，对刺激的情绪强度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是研究情绪时间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标（Foti & Hajcak, 2008）。根据以往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假设相对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对诱发厌恶情绪的图片有更多和更强的注意。同时，以往对焦虑的研究表明，高焦虑个体与低焦虑个体注意的差别不仅在于对危险的注意程度不一样，而且对中性刺激的注意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即高焦虑个体对中性刺激也表现出高注意（Lissek et al., 2009）。作为与焦虑特质较相关的厌恶敏感性特质（Olatunji, Armstrong & Elwood, 2017; Woody & Tolin, 2002），本研究假设高厌恶敏感性个体不仅对高厌恶图片有较多注意，对中性情绪图片也表现出较多注意。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谭永红、丛中和鲁晓华（2007）在Haidt等人的基础上编制的中文厌恶感量表，该量表包括排泄物、性、动物、魔幻思维、死亡、卫生六个因子，每个因子5道题目，共30题。使用Likert 4点量表评分，“1”表示“一点也不厌恶”，“2”表示“轻度厌恶”，“3”表示“中度厌恶”，“4”表示“非常厌恶”，反向评分条目则记分为4，3，2，1。其中2，3，5，7，8，10六个题目为反向评分题，反向评分条目记分为5–原始分。量表得分在30～120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厌恶敏感性越高。该量表与美国厌恶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875, 表明内容关联效度较好，重测信度为0.689，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广东某高校随机选取5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475份，回收率95%，剔除无效问卷42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33份，有效率为91.2%。其中男生225人，女生208人，年龄在17～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8岁±1.01岁。根据所有被试量表总分进行筛选，将厌恶敏感性得分前20%作为高厌恶敏感性组，得分后20%作为低厌恶敏感性组。经过筛选匹配，最后在高厌恶敏感性组选取17名学生，其中男生8名，量表得分为M=111.12，SD=2.40，男女被试量表得分无显著差异，t（13）=0.01, p=0.99；低厌恶敏感性组选取16名学生，其中男生8名，量表得分为M=69.31（SD=5.85），男女被试量表得分无显著差异，t（14）=0.46, p=0.65。将高低厌恶敏感性组量表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低厌恶敏感性被试量表得分差异显著，t（31）=27.16，p<0.001。被试均为右利手，无焦虑及抑郁症状，无躯体疾病及精神障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之前被试均签署实验知情同意书，实验完成后给予人民币50元作为实验报酬。

2.2 实验材料

选用曾庆和郑希付（2016）评定过的实验材料，共90张图片，图片大小为137×104 cm，像素为640×480。其中厌恶和中性图片各45 张。厌恶图片（2.31±0.41）和中性图片（5.22±0.60）在效价维度[t（19）=–29.72, p<0.001]上的差异显著，在唤醒度维度上（厌恶图片为6.15±1.29，中性图片为3.26±1.42）亦差异显著[t（19）=214.03, p<0.001]。

2.3 实验程序

把被试带入相对安静和昏暗的实验室。为了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首先进行9个试次的练习，然后进行正式实验。

刺激呈现在17英寸的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上。显示器分辨率为800×600像素，刷新率为100 Hz。被试与电脑显示器之间的距离约为100 cm。被试进入实验室后，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好。在正式实验之前，告知被试稍后在屏幕上会呈现一系列图片。被试的主要任务是认真看屏幕。

首先在屏幕中间呈现红色“+”注视点500 ms，提示被试开始注视屏幕，然后呈现600～1000 ms的黑色空屏。接着在屏幕中央呈现图片（厌恶或者中性图片），呈现时间为1000 ms，最后是500 ms的黑色空屏，并结束一个试次。实验采用E-prime进行编程，根据相关研究（金艳, 郑希付, 2015; 孙楠, 郑希付, 2014），共设置90个试次，其中厌恶、中性图片各45个试次，每个试次随机呈现。

2.4 脑电记录

采用Brain Product（BP）脑电记录与分析系统。按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64导电极帽记录EEG。由于有3个电极损坏，实际记录59个电极数据。脑电记录时各参考电极是左侧乳突，离线分析时通过对右侧乳突再参考，实现以右侧乳突和左侧乳突的平均值作为参考电极，前额中央接地；垂直眼电（VEOG）电极分别安放在左眼的上下1.5 cm处，水平眼电（HEOG）电极分别置于左右眼外眦，所有电极阻抗降到5 kΩ以下。采用的滤波宽带为0.01～100 Hz，脑电与眼电均采用500 Hz采样频率。离线分析的数字滤波为低通30 Hz（24 dB/octave），自动矫正眼动伪迹，波幅大于±100 μV的试次被视为伪迹剔除。所得ERP波形经0.1～30 Hz的无相数字滤波。对图片呈现的脑电活动进行叠加平均，每个被试获得两种脑电波，分别为观看厌恶图片、中性图片的脑波，脑电分析时程为1200 ms，基线为刺激呈现前的200 ms。按照高、低厌恶分组分别叠加出ERP。剔除叠加次数少于40次的数据，平均选取83个试次，删除的试次数为7.8%。

2.5 脑电数据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及本研究的目的，确定本研究ERP各成分的时间窗口，主要对N1（时间窗口为100～140 ms）、N2（时间窗口为220～280 ms）、LPP（时间窗口为400～600 ms）三种成分的平均波幅进行处理和分析。选取9个电极代表脑部的三个区域进行统计分析：额区（F3、FZ、F4）、额–中央区（FC3、FCZ、FC4）、中央区（C3、CZ、C4）。采用2（厌恶敏感性: 高、低）× 2（图片性质: 厌恶、中性）× 3（脑区位置: 额区、额–中央区、中央区）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p值进行Green-house-Geisser方法校正，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

3 结果

对观看不同性质图片诱发的N1波幅（如图1）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组别主效应边缘显著，F（1, 31）= 4.01，p=0.05，η²=0.12，其中高厌恶敏感性组诱发的N1波幅（–2.35 μV±0.60 μV）比低厌恶敏感性组的（–0.64 μV±0.61 μV）更负。脑区位置主效应显著，F（2, 62）=20.63，p<0.001；多重比较得出，额区的平均波幅（–1.92 μV±0.44 μV）显著强于额–中央区（–1.68 μV±0.45 μV）和中央区（–0.89 μV±0.42 μV），p<0.05；额–中央区的平均波幅显著强于中央区，p<0.001。图片性质主效应不显著，F（1, 31）=0.54，p=0.47。组别与脑区位置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1.22，p=0.30；图片性质和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31）=0.001，p=0.99；脑区位置和图片性质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 0.05，p=0.57。三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 0.13，p=0.28。

对观看不同图片性质诱发的N2波幅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出，组别主效应显著，F（1, 31）= 5.05，p=0.03，η²=0.14，其中高厌恶敏感性组诱发的N2波幅（–5.20 μV±1.05 μV）比低厌恶敏感性组的N2波幅（–1.91 μV±1.02 μV）更负。脑区位置的主效应显著，F（2, 62）=29.69，p<0.001。多重比较得出，额区的平均波幅（–4.41 μV±0.78 μV）显著强于额–中央区（–3.86 μV±0.81 μV）和中央区（–2.30 μV±0.80 μV），p<0.05；额–中央区的平均波幅显著强于中央区，p<0.001。图片性质主效应不显著，F（1, 31）= 0.32，p=0.58。组别与脑区位置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1.42，p=0.25。脑区位置和图片性质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 0.58，p=0.57。三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 1.47，p=0.24。

对观看不同图片性质诱发的LPP波幅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出，LPP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1）=1.91，p=0.18。脑区位置的主效应显著，F（2, 62）=87.56，p<0.001。多重比较得出，中央区的平均波幅（5.67 μV±0.78 μV）显著强于额–中央区（3.14 μV±0.77 μV）和额区（1.18 μV±0.80 μV），p<0.05，额–中央区的平均波幅显著强于中央区，p<0.001。图片性质主效应显著，F（1, 31）= 38.99，p<0.001，η²= 0.56，其中厌恶图片诱发的LPP波幅（4.91 μV±0.88 μV）比中性图片诱发的LPP波幅（1.74 μV±0.72 μV）更大。图片性质与组别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31）=3.80，p=0.06，η²=0.11。进一步简单效应发现，对于厌恶图片，组别之间无显著差异，t（31）=0.84，p=0.53；但对于中性图片，组别之间差异显著，t（31）=2.15，p=0.04。脑区位置和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 0.91，p=0.41，脑区位置和图片性质交互作用不显著，F（2, 62）= 0.03，p=0.97。脑区位置、图片性质、组别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 62）=3.22，p=0.05，η²= 0.09。进一步简单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厌恶个体，在三个脑区位置上，厌恶和中性图片诱发的LPP波幅都差异显著（p<0.01）；而低厌恶个体，仅在额–中央区和中央区，不同图片诱发的波幅差异显著（p<0.01）。在额区和额–中央区，对于中性图片，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诱发的波幅差异显著（p<0.05）。

4 讨论

本研究目的是考察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注意厌恶与中性刺激时的脑神经差异。结果发现，从早期阶段开始，高厌恶敏感性个体N1和N2成分的平均波幅均更大，说明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对所有刺激物，无论是中性的还是厌恶的，都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到了晚期阶段，在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上，由厌恶刺激诱发的LPP成分的平均波幅差异不显著，但对由中性刺激诱发的LPP成分的平均波幅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到了晚期波，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对厌恶刺激均表现出了相同的注意程度，但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对中性刺激也表现出较高的注意程度，且显著高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

N1成分一般出现在刺激呈现后的100 ms左右，在前额和中央会出现较大波幅（Ugland, Dyson, & Field, 2013）。N2波属中期波，一般出现在200 ms左右（Tabbert, Stark, Kirsch, & Vaitl, 2006）。本研究对N1和N2成分的分析均显示高厌恶敏感组的平均波幅高于低厌恶敏感组，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Woody & Tolin, 2002）。与情绪相关的研究发现，N1成分对刺激的物理属性非常敏感，是视觉皮层进行感知觉加工的指标，反映个体的早期视觉加工（Olofsson, Nordin, Sequeira, & Polich, 2008），同时N1和N2成分均反映注意资源的分配，是对刺激特性的选择性注意，为后期的刺激加工做出早期选择的辨别加工，也说明相对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在认知加工水平上对呈现刺激的早期注意更强且更多。

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在N1和N2成分上，均没有发现个体在注意厌恶与中性图片之间诱发的脑波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以往研究所选用的被试都是普通被试，他们对不同性质的图片都有较好的注意区分能力，而本研究选用的是厌恶敏感性特别强和特别弱的个体。从研究结果来看，可能是因为高厌恶敏感性个体不仅对厌恶图片有高的注意力，同时对中性图片一样有较高的注意，这就削弱了注意不同图片时诱发的脑波差异；同样，对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这类个体能够区分不同性质的图片，但是对厌恶图片的敏感度低于普通被试，注意度也较低，诱发的脑波也与中性图片无显著差异。

在晚期负成分LPP波上，不同厌恶敏感性个体注意厌恶与中性图片诱发的LPP平均波幅的差异显著，并且厌恶图片诱发的LPP成分波幅显著大于中性图片诱发的波幅，出现负性偏向效应，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Forscher, Zheng, Ke, Folstein, & Li, 2016; Luo, Feng, He, Wang, & Luo, 2010）。而且，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之间的差异仍然集中在中性图片诱发的脑成分上，高厌恶敏感性个体注意中性图片诱发的脑成分波显著高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在情绪研究中，LPP成分是代表分析与评价过程的指标。评价过程需要占用大量心理资源，因此得到充分分析评价的刺激将引起较大的LPP波幅（Hajcak & Nieuwenhuis, 2006）。当前结果表示高厌恶敏感性个体不仅对负性情绪刺激给予注意，对中性情绪刺激也给予较多的分析与评价，显著多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但个体在同一时间内分析与评价的总资源是有限并且固定的。这也可能是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之间的脑波差异在此阶段消失的原因。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在早期，相对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对所有刺激物均表现出更高的注意。（2）到了晚期，高低厌恶敏感性个体对厌恶刺激均表现出相同的注意度，但高厌恶敏感性个体对中性刺激的注意程度仍显著高于低厌恶敏感性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