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Vol. 16 Issue (5): 67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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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成长问卷在地震灾区教师中的修订
陈秋燕, 张晨光, 程科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在5·12汶川地震极重灾区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安县、彭州市等地的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抽取2个样本,使用翻译后的PTGI和IES-R(事件影响量表)进行施测,分别对样本一(N=560)和样本二(N=528)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修订后3因子模型(珍惜欣赏、个人力量、精神成长)的拟合指数优于5因子模型;总体问卷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PTGI修订版问卷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PTSD得分呈正相关。因此,创伤后成长问卷修订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自然灾害后成人群体开展创伤后成长研究。
关键词创伤后成长问卷    汶川地震    教师    信度    效度    
1 问题提出

近期自然灾害频发,灾后心理重建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国内的创伤心理研究不断深化。与此同时,研究者对灾后心理反应的关注点也由原来“消极取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转向了“积极取向”的创伤后成长(PTG),即“同重要的生活危机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改变’”(Tedeschi & Calhoun, 1996)。在众多用以测量该现象的工具(Park, Cohen, & Murch, 1996; McMillen & Fisher, 1998; Antoni et al., 2001)中,由Tedeschi与Calhoun所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到目前为止使用最为频繁,在各类研究、人群中使用范围最为广泛(Cann et al., 2010)。

Tedeschi与Calhoun(1996)对604名过去5年内经历过创伤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开展研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伤后成长的五因子模型,即与他人的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欣赏生活及精神成长。此后,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们对不同的创伤样本人群施测PTGI及其翻译修订版本,以此验证创伤后成长的心理结构。其中,有的研究支持Tedeschi与Calhoun最初提出的五因子模型(Linley, Andrews, & Joseph, 2007; Taku, Cann, Calhoun, & Tedeschi., 2008; Lee, Luxton, Reger, & Gahm, 2010; Palmer, Graca, & Occhietti, 2012),但也有研究结果支持四因子模型(Taku et al., 2007)、三因子模型(Powell, Rosner, Butollo, Tedeschi, & Calhoun, 2003; Anderson & Lopez-Baez, 2008; Rodríguezrey, Alonsotapia, Kassamadams & Garridohernansaiz, 2016)、单因子模型(Joseph, Linley, & Harris, 2004; Costa-Requena & Gil Moncayo, 2007)以及双因子模型(Thege, Kovács, & Balog, 2014)。我国香港学者Ho,Chan和Ho(2004)首次将PTGI翻译为繁体中文,并将其应用于癌症患者后发现了PTG的二阶二因子模型(人际关系、个人内心),为中国创伤后成长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2009年以来,国内创伤后成长的文献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赵月元, 张爱华, 2015; 董丽华, 陶莹, 沈麒云, 祁雯雯, 李丽萍, 2016),且广泛涉及到疾病创伤患者(曾秋霞, 何海燕, 徐春美, 刘蕾, 曾登芬, 2018; 于文静, 张爱华, 夏琛, 刘华雪, 2018)、自然灾害幸存者(吕少博等, 2018)、车祸(任艳晶, 郝占寅, 陈艳红, 2017)、患者家属/照顾者(王来宾, 2018)、救灾官兵(张月娟, 胡海波, 张刚, 王进礼, 2015)、贫困大学生(周海明, 时勘, 李志勇, 马丙云, 2014)、服刑人员(王良益, 2018)等各类群体。创伤后成长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研究者在PTG测量工具(尤其是PTGI)修订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目前国内对PTGI的修订研究主要在疾病创伤、军队系统以及自然灾害三个领域具体开展。其中,疾病创伤领域的研究者们以多发伤(耿亚琴, 许勤, 刘惠贤, 许湘丽, 2011)、乳腺癌(董璐, 胡雁, 徐国会, 黄嘉玲, 2013)等患者为研究对象验证了Tedeschi与Calhoun(1996)提出的五因子模型;陈珑,唐棠,彭李,缪毅和李敏(2012)在对肿瘤患者的研究中提取了PTG的三个因子(人际关系、欣赏生活、自我认可)。军队系统中的研究者们在军校学员(张月娟等, 2013)和海军陆战队员(于永菊等, 2016)中探索到PTG的四因子(与他人的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欣赏生活)和三因子(个人力量、人际关系和接纳现状)模型。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学者们在地震初中生(人际关系、新可能性、个人力量: 高隽等, 2010)、地震灾民(个人改变、人际改变和具体改变: 陈悦等, 2012)以及汶川县中小学生(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的改变:安媛媛, 伍新春, 刘春晖, 林崇德, 2013)中对PTGI进行修订,同样得到了PTG的三因子模型,但是具体的创伤后成长因子在不同研究中存在一定差异。

由于是在PTGI的基础上开展量化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针对自然灾害幸存者(如, 地震)的创伤后成长研究结果既保留了Tedeschi与Calhoun(1996)五因子模型的成分,又呈现出具自身特点的因子成分。不难看出,在研究者们所发现的三因子中总有两个因子涉及自我(或个人)和人际的改变,这恰好与Ho等(2004)的二因子模型相对应,Levine,Laufer,Hamama-Raz,Stein和Solomon(2008)在其研究中将其命名为“个人成长”和“人际成长”。然而相对于五因子模型中的“新的可能性”与“欣赏生活”,“精神成长”在所有研究中均未体现为一个独立的因子。显然这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正如Marsella和Christopher(2004)所指出的——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幸存者即使面对同样的灾难,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应对方式。同时,也有学者将国内研究中“精神成长”维度无法独立体现归因于被试的年龄因素(高隽等, 2010)。然而国内自然灾害后PTGI的修订研究多以儿童青少年为被试,陈悦等(2012)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成年灾民,但由于其受灾程度低(被试系一般灾区方便取样)、文化水平低(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被试占37%)等原因无法理解问卷条目所表达的含义,并不能为年龄因素提供有效的研究证据。因此,需要在自然灾害后选取有一定受灾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成年被试对PTG的因子结构进行考察,才能为“精神成长”问题的澄清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

考虑到我国地震灾害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一般灾民由于文化水平低不便利用现有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而教师恰恰是一个相对方便集中取样且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成年群体。选取地震极重灾区教师群体作为被试开展PTGI的修订研究,既可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自然灾害后成人创伤后成长的因子结构,进而对“精神成长”因子的文化特异性进行分析;又可以为自然灾害后成人创伤后成长的测量提供科学、有效、精准的工具,推动国内自然灾害后的创伤后成长研究由儿童青少年向成人过渡。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集中抽样的方法,于2009年12月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10个县(市)中选取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安县、彭州市等地的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施测,回收有效问卷1088份(安县278名, 北川216名, 汶川198名, 绵竹234名, 彭州129名, 缺失33名)。将样本随机分配为两部分,其中样本一包含560人,用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二包含528人,用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进一步的信度、效度检验。

参与调查的被试年龄集中在20~50岁(约占89%),其中男性458名,女性617名,其余13名未填答;834人为汉族,163人为羌族,39人为藏族,23人为彝族,9人为其他民族,其余20人未填答;861人已婚,157人未婚,40人离异,因地震丧偶13人,其余17人未填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施测所选取的教师群体受教育程度较好,其中本科及以上531人(49%),大专436人(40%),高中79人(7.3%),高中以下仅有14人(1%),其余28人(3%)为未填答。此外,本研究被试在地震发生时均生活在极重灾区,其中379人(35%)有过被困经历,属于遭受地震灾害创伤程度较高的群体。

2.2 测量工具 2.2.1 创伤后成长问卷

采用的是该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Tedeschi & Calhoun, 1996)。国外版本原有21个项目,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汶川地震后受灾群体的心理现状,通过对相关群众的访谈增加1个项目“更加理解冥冥之中有某种不可控的力量存在”,形成22个项目的问卷,共包含5个维度:与他人的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欣赏生活和精神成长。问卷采用6点记分,0代表“没有变化”,5代表“变化非常大”,被试得分越高则表示其具有越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2.2.2 创伤后应激障碍问卷

作为消极心理反应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作为积极心理反应的创伤后成长(PTG)既相互独立,又往往共同存在于创伤后的人群之中(Tedeschi & Calhoun, 2004)。针对二者关系的元分析也表明,PTSD与PTG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Shakespeare-Finch & Lurie-Beck, 2014; 汪璐璐, 刘安诺, 李惠萍, 宫娟, 2016)。此外,PTSD研究在创伤心理领域的发展较为成熟,拥有可操作性较强、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因此,PTSD符合校标选择的有效性、独立性、可操作性以及较高信效度等条件(毕重增, 2016),本研究参照高隽等(2010)的做法采用PTSD研究领域广为熟知的事件影响量表(IES-R)作为校标问卷。该量表经由Horowitz等最初编制和Weiss等人根据DSM-IV诊断标准的修订后,形成正式问卷。量表共22个项目,包括回避、过度警觉、侵入等3个与PTSD症状对应的维度,项目采用Likert式5点评分法(0~4),分数越高,说明事件对个体造成的创伤性应激影响越严重。国内学者郭素然等(郭素然, 辛自强, 耿柳娜, 2007)对该问卷的中文版进行过修订,其信效度指标均符合测量学的要求。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及其分量表(回避、过度警觉、侵入)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96、0.92、0.85、0.91。

2.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7.0和AMOS 4.0软件对回收数据进行项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在总样本中对PTGI原问卷的22个项目进行项目分析,发现项目均具有较高的鉴别力,题总相关较高(0.61~0.86),未删去项目,直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样本一(N=560)中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按照邱皓政、林碧芳(2009)的建议采用主轴分析得到3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模型KMO=0.96,p<0.001。考虑到过往研究(Tedeschi & Calhoun, 1996)指出PTG因子间存在较高相关,其相关系数在0.62~0.83之间,因此使用直接Oblimi旋转,发现项目8(遇到问题的时候, 知道自己能够处理)、项目6(在遇到麻烦的时候, 我可以求助别人)、项目7(感觉和别人更加亲近)以及项目22(更加理解冥冥之中有某种不可控的力量存在)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绝对值之差小于0.20。将上述项目删除之后,再做主轴因子分析,获得3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模型KMO=0.95,p<0.001。再做Oblimi旋转后发现项目21(我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到了新的道路)、项目19(我培养了新的兴趣)和项目14(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机会)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绝对值之差小于0.20。将其删除后继续做主轴因子分析,获得3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模型KMO=0.94,p<0.001,能解释总方差的69.20%。再进行直接Oblimi旋转后,剩余的项目重新聚合到3个维度下。其中维度一包括9个项目,项目涉及到对当下生活的珍惜以及对他人的欣赏,将其命名为“珍惜欣赏”;维度二包括4个项目,项目涉及到个人生命价值与力量方面新的发现与体验,将其命名为“个人力量”;维度三包括2个项目,项目均来自于原问卷“精神成长”维度,将其命名为“精神成长”。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3因子结构及其标准化载荷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样本二(N=528)中使用Amos 4.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前面探索所得的三因素模型进行交叉验证,所得到的模型如下图所示,其模型拟合指数见表2,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图 1 创伤后成长三因素模型拟合图

为比较修订问卷模型与原问卷的五因子模型,在样本二中再次使用五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其模型拟合指数见下表。如表2所示,在本研究的样本二中三因子模型的拟合优于五因子模型。

表 2 三因子与五因子结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3.3 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样本二中考察修订版PTGI的信度,结果显示问卷总体信度α为0.95,珍惜欣赏、个人力量、精神成长3个分问卷的信度α分别为0.96, 0.78, 0.87。

3.4 校标关联效度分析

为分析PTGI的校标关联效度,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在整体样本中考察PTG与PTSD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PTG与PTSD二者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方面均存在显著性的正相关。

表 3 创伤后成长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关系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在灾后18个月的时间点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中小学教师开展PTGI中文版的修订工作,结果发现该修订问卷包括15个项目,由三个维度(珍惜欣赏、个人力量、精神成长)构成,其信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在对自然灾害后创伤后成长的探索方面,本研究虽然也得到了三因子模型,其具体因子表现却与其他学者(高隽等, 2010; 陈悦等, 2012; 安媛媛等, 2013)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珍惜欣赏”和“精神成长”两个因子上面。

首先,在前人研究中出现的“人际成长”因子(在不同研究中的名称不同, 如人际关系、人际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等等)并未体现在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到的模型中,取而代之的是“珍惜欣赏”因子。在一篇旨在澄清创伤后成长概念的论文中,Calhoun与Tedeschi(2004)曾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伴随(创伤)出现的任何‘积极’事情都可以被界定为‘成长’”,并呼吁相关研究“应当聚焦于……那种经由个体与高挑战性生活创伤的‘抗争’而带来的积极改变,对于某些人来讲甚至是根深蒂固的个人改变”。某种意义上讲,短时间内某些方面的人际改善不能称之为“成长”,也许这些方面的人际改变并非当事人主观努力的结果,比如震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队会让受灾群众大受感动,“感觉和别人更加亲近”,那种被无条件关怀的感受会在短时间内改善其人际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救援队的撤离,很多人也许又会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换句话说,创伤后成长可以表现为人际关系的改善,但其实质却是能够带来表面改善的内在态度——对人际关系更为珍惜。

王文超、伍新春和周宵(2018)对地震后创伤后成长的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后发现,地震发生1年后PTG水平最高,且在很长时间内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本研究即选取震后1年半的时间点进行PTGI的施测,能够对相对稳定的创伤后成长表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PTGI中直接描述人际关系状态的项目,诸如“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可以求助别人”、“感觉和别人更加亲近”等均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时被删除,而诸如“重视自己的人际关系”、“能够理解别人的痛苦”等强调能力和态度的项目则被保留在第一因子(珍惜欣赏)。很有意思的是,诸如“在活着的时候,我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好,不留下遗憾”、“珍惜每一天”等等表达对生活欣赏的项目也被保留在第一因子。不难发现,虽然归入一个因子的项目指向两个不同的领域(人际、生活),它们却在表征一个核心的内容——对外在的珍惜与欣赏,而恰恰是这种珍惜欣赏的态度改变带来人际与生活两个方面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珍惜欣赏”因子在舟曲泥石流后针对成年幸存者的质性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吴恺君, 张雨青, 青于兰, 陈正根, 刘寅, 2013)。

本研究的另一贡献是,“精神成长”作为一个独立因子被保留下来。“精神成长”因子没能在其他研究中体现出来,是由于“陈述或条目本身的深层含义难以被研究被试所理解”或者“对该条目的翻译”问题(陈悦等, 2012; 张月娟等, 2013)。安媛媛、李秋伊和伍新春(2015)对地震后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进行质性探索,发现“欣赏生活”与“精神成长”两个因子并未在其研究中得到体现,并将其归因为“青少年群体自身的经验阅历及思维水平所限,他们的生死观尚未形成,人生智慧的深刻程度不及成年人,创伤与灾难前也较少会思考生命意义”。本研究的施测对象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89%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经常思考理论知识、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年教师群体,巨大创伤事件(如地震)的冲击肯定会让其联想到命运,或者其他不能人为控制的事情,引发他们对“生死”、“命运”的思考。“精神成长”因子在本研究中得以独立呈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年龄因素(Levine et al., 2008; 高隽等, 2010; 安媛媛等, 2015)对于创伤后成长表现的影响——相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成年人由于其心智成熟在创伤后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方面的成长。

然而文化因素对“精神成长”的影响仍然存在,Linley和Joseph(2004)对PTG研究的元分析就发现“并没有固定的因子结构适合所有文化下创伤后成长的表达”,这一点在更为开放性的质性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吴恺君等(2013)通过对舟曲泥石流幸存者的研究发现,除了与PTGI共同的因子(如人际关系改善、积极的自我感知等)以外,中西文化在对“精神”的理解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安媛媛等(2015)对汶川地震后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质性研究所发现的“品德”和“责任感”等社会伦理方面的成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也属于对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类属于“利他”的范畴。此外,利他行为、公益心等东方文化中的“精神成长”同样在烧伤患者(翟建霞, 蒋红, 吴菁, 刘晓虹, 2011)、经皮冠脉支架置入术患者(赵萍, 赵春燕, 邵磊, 谢立琴, 黄可鑫, 2015)、意外创伤截止患者(黄昭颖等, 2018)等的研究中得到验证。这提示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伤后成长也存在精神性方面的表现,这需要研究者选取更为广泛的被试继续对自然灾害后的创伤后成长做更为开放的探索,以期为开发更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PTG测量工具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

在本研究中,创伤后成长(PTG)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GI)总分及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既为PTGI的修订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校标关联信度,也向我们展示了PTG与PTSD在自然灾害创伤后18个月时的关系情况。学界对于PTG与PTSD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研究者们发现二者有可能呈现正相关(高隽等, 2010)、负相关(陈杰灵, 伍新春, 曾盼盼, 周宵, 熊国钰, 2014)或者无相关(李松蔚等, 2010),其结果的差异取决于研究人群、创伤类型以及创伤时间等因素(孙香萍, 崔婧, 邓光辉, 祝卓宏, 2013)。汪璐璐等(2016)对PTSD和PTG关系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二者相关程度随时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其中18~24个月的正相关程度最高。伍新春、周宵、王文超和田雨馨(2018)整合Tedeschi和Calhoun(2006)Zoellner和Maercker(2006)的观点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解释:一方面PTG可能在创伤后的短时间内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对创伤后的消极结果起缓解作用,表现为与PTSD负相关;另一方面PTSD作为创伤后的消极结果,也可能会在创伤后的长时间历程中促进个体的成长和发展,表现为与PTG正相关。本研究施测PTGI的时间为震后18个月,属于创伤后的长时间历程的时间点,所以被试在PTSD和PTG的总分及各维度方面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实,PTG作为一种与创伤“抗争”后所体验到的积极心理结果,需要个体的认知对创伤事件进行加工才能实现(Joseph & Linley, 2005)。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是短时间的,其所带来的影响却会持续很长时间。自然灾害后创伤后成长的发生轨迹同样是个复杂的历程,这就需要开展更多的过程研究去了解PTG这个概念。虽然伍新春等(伍新春, 周宵, 陈杰灵, 曾旻, 田雨馨, 2016)、周宵等(周宵, 伍新春, 王文超, 田雨馨, 2017)对汶川震后青少年和雅安震后小学生开展了针对PTG的追踪研究,但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多数仍采用较简易的横断面研究设计,尤其是成人PTG研究方面。本研究所修订的针对成人的PTGI中文版,必将可以推动成人创伤后成长研究领域的追踪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吸取国内前期研究在创伤事件、被试选择以及项目翻译方面的经验,选取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中小学教师作为被试,控制创伤源的同质性和单一性,精心编译对文化背景比较敏感的项目,最终形成了PTGI中文修订版。该问卷包括15个条目,分为珍惜欣赏、个人力量和精神成长三个维度,其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应用于自然灾害后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成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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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Among Teachers in Wen-chuan Earthquake
CHEN Qiu-yan, ZHANG Chen-guang, CHENG K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revis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in teachers in the worst-hit area of wen-chuan Earthquake. " PTGI” together with " IES-R” were administrated among 2 samples of teachers in 5 Worst-hit cities. Sample 1 (N=560) was used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whereas Sample 2 (N=528) was used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factor model of PTGI (cherishing and appreciation, personal strength, spiritual growth) fit the data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5-factor model; all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reached the criterions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PTGI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TSD. In consequenc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is reliable and valid to be a potentially good instrument to measure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adults experiencing natural disasters.
Key words: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earthquake    teachers    reliability    val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