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延迟满足（delay gratification）是指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而主动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过程中展示出来的自制能力（Mischel, 1961; Mischel, Shoda, & Rodriguez, 1989）。Mischel等人对儿童延迟满足的发展作了一项追踪研究，结果表明：4、5岁时表现出较好延迟满足能力的儿童，在十余年后，其在学业成绩、社会能力、应对挫折和压力等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Mischel, 1961; Mischel, Shoda, & Peake, 1988）。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高延迟满足的个体在学业成绩、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低延迟满足的个体在社交能力、自我调节方面等表现较差（Zhang, Karabenick, Maruno, & Lauermann, 2011; 杨丽珠, 王江洋, 2007）。Duckworth等的研究也表明，延迟满足高的个体，其自控能力、执行能力也较强，更容易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成功（Duckworth & Kern, 2011）。作为儿童核心能力之一，延迟满足能力不仅可以预测儿童未来的身体健康和个人财富（Moffitt, 2011），也是儿童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保障，以及融入社会的基本能力。

自20世纪60年代，Mischel等率先进行了延迟满足的跨文化研究，比较了北美文化背景下的Trinidadian儿童与美国白人儿童的延迟选择偏好，并探讨了其与社会责任感、违法行为等变量之间的跨文化研究（Mischel, 1961）。从此，为了探明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机制，尤其是发展的共同性和特异性，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系列的延迟满足跨文化研究。Ji等研究发现，东亚国家儿童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其情感因素占主导，表现得更加冲动，而北美儿童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其认知起主导作用，表现的更加理智（Ji, Zhang, & Nisbett, 2004; Norenzayan, Smith, Kim, & Nisbett, 2002）。Imada等对日、美儿童延迟满足“维持”阶段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儿童更难抑制住礼物的诱惑，表现出更多偷看礼物的行为（Imada, Carlson, & Itakura, 2013）。杨丽珠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澳大利亚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儿童，不仅延迟等待的时间较长，而且延迟等待的策略也更多（杨丽珠, 王江洋, 刘文, Cuskelly, & Zhang, 2005）。

另外，语言作为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核心基础能力，它与儿童延迟满足、社会情感等有着密切的关系（Beck, Kumschick, Eid, & Klann-Delius, 2012; Milligan, Astington, & Dack, 2007）。Olson和Hoza（1993）研究表明，4～5岁语言能力发展较差儿童其延迟满足能力也表现较差。为了进一步证明语言对个体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Beran和Evans（2012）选取大猩猩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语言训练提高其延迟满足能力，结果表明，经过语言训练之后的大猩猩更多地选择延迟满足，且抑制控制等待时间也较长。Cuskelly和Stubbins（2007）研究也表明，语言表达较好的个体更多地选择延迟满足，且延迟等待时间也较长。由此可见，语言影响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

目前，国内外有关儿童延迟满足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或是同一种语言环境下的比较，至今还未见到有关大文化背景下亚文化之间的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而我国拥有56个独特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都在华夏文明的统合下，但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完整的独特文化：语言、生活历史策略、图腾崇拜、教育理念、价值观念等。这就为研究（大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亚文化之间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差异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延迟满足的跨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不同少数民族儿童延迟满足发展能力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一方面考察了不同语言环境下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考察语言在其中的作用，尝试探究其背后的原因，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也能为儿童延迟满足的训练提供了新理论指导，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为此，本研究选取了国内具有代表性云南丽江宁蒗的彝族、云南怒江州的白族、云南丽江的纳西族，4～6岁儿童作为被试，考察三个民族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水平与特点，并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有研究表明，人类在环境适应过程中会根据自身拥有资源的情况，而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生活历史策略（Liu, Feng, Suo, Lee, & Li, 2012）。从生活历史策略来看，在民主改革以前，彝族相对比较封闭，除了同一家族和姻亲之间有来往、沟通和交换外，与其他家族和民族之间较少来往。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导致外面的人较难融入，彝族人也较少走出，因此，彝族对外的传播也相对有限（刘正发, 2007）。白族是一个对外来文化包容性很强的民族，施立卓在《白族丛谈》一书中也谈到，“极少有一个民族像白族那样，能够包容多种文化”，善于容纳和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赵金元, 饶清翠, 凡丽, 2009）。纳西族对于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包容的态度，提倡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认为多元化环境可以有机会了解其他文化，学习新的知识，可以促进本文化的发展（井祥贵, 2011）。而不同的生活历史策略，对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彝族较“封闭的”历史生活策略，促使其在延迟满足任务中更多地关注眼前，更愿意选择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当下：即时满足”，而白族、纳西族“包容、开放性”历史生活策略，在延迟满足任务中更多选择“长远：延迟满足”（Liu et al., 2012）。

本研究选取了国内具有代表性三个民族4～6岁儿童作为被试，采用标准的延迟满足任务，系统考察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的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和“维持”阶段的发展水平与特点。对于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可以研究三个民族儿童在价值评估能力的发展及差异。对于“维持”阶段，则可以探测三个民族儿童在抑制控制能力的发展及特点，进而系统的跨文化比较并探测其背后可能的发展机制。

本研究根据Mischel等延迟满足的选择等待范式，结合前人研究和预实验结果，考虑到本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且被试年龄较小的情况，故设定等待时间标准为15分钟（Funder, Block, & Block, 1983; Mischel, Shoda, & Rodriguez, 1989; 杨丽珠等, 2005），儿童正式实验以秒（S）为单位进行记录。本研究从通过率、等待时间两个指标对儿童延迟满足“选择”和“维持”阶段进行了系统考察。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选取彝族（云南丽江宁蒗）、白族（云南怒江）、纳西族（云南丽江）三个民族，男生148人，女生124人，总人数272人，年龄在4～6岁。且所有儿童在进入幼儿园之前没有正式接触过汉语，入园后接受双语教学（本民族语言+汉语）。被试基本信息见表1。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3×3（民族×年龄）被试间设计，其中选取云南彝族、白族、纳西族，三个代表性民族，年龄为4、5、6岁三个年龄组，男、女生共272名幼儿参加实验。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将选择“立即满足”定义为0，选择“延迟满足”定义为1；在延迟满足“维持”阶段，因变量有两个指标：“通过率”和“等待时间”，“通过率”是指选择“延迟满足”且通过（即等待15分钟）的人数百分比，而“等待时间”是指儿童实际等待时间，以秒（S）为单位，最长为900秒。

2.3 实验材料

延迟满足。需要用到的材料包含以下几种：（1）徐福记酥糖若干（刺激物）、阿尔卑斯棒棒糖若干（刺激物）；（2）计时器、哨子；（3）幼儿园教室、桌子、椅子

语言。采用Gaddes和Crockett（1975）编制的词语流畅性范式，让儿童在一定时间（1分钟）内说出某种属性的词，例如：你知道的蔬菜有哪些？你知道的动物有哪些？你知道的颜色有哪些？儿童每回答正确一个得“1”分，三个属性得分相加为儿童词语流畅得分（Gaddes & Crockett, 1975; Klein, Milner, Zatorre, Meyer, & Evans, 1995）。

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幼儿园一个安静的教室内进行，由三名主试协助完成，一名是具备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专业主试（本身也是云南少数民族），两名由会当地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幼儿园老师（助手）。正式实验之前，主试和被试在老师的陪同下在一起做游戏以便儿童熟悉主试；然后主试给每个小朋友发一颗糖，发完糖之后主试称有事要离开，一会儿（15分钟）后回来，等老师回来还没有吃掉糖的小朋友，老师会再奖励她（她）一颗糖。在儿童理解实验程序和任务之后，开始正式实验。待延迟满足任务完成后由一名主试带儿童到另外间教室进行语言测试，先由本民族老师用本民族语言给儿童讲解实验规则，待儿童明白规则之后，进行正式实验并记录。

3 结果与分析 3.1 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发展特点

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选择”阶段发展特点初步分析显示：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中表现出一致的选择倾向，超过95.00%的儿童选择“延迟满足”，表现为更愿意选择“延迟满足”，而放弃“立即满足”，这体现了三个民族儿童在价值评估上具有相当的能力，即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超过95.00%的儿童选择延迟满足。

从图1 可知，三个民族儿童选择“延迟满足”人数分别为：彝、白、纳西族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95.80%；98.90%；96.40%。卡方检验结果表明，4～6岁彝族、白族、纳西族儿童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性，χ²（2）=1.57，p>0.05。

3.2 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维持”阶段发展特点

延迟满足“维持”阶段是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核心部分，本研究将从质、量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质的方面，考察了三个民族选择“延迟满足”且通过这一任务的人数比例；其次，从量的方面，考察了三个民族平均等待时间上特点和差异。

3.2.1 延迟满足通过率的分析

从图2可知，三个民族儿童在选择“延迟满足”的儿童中，白族有96.50%儿童通过任务，纳西族有93.80%通过任务，彝族有70.70%通过任务。以民族为自变量，通过率为因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民族间差异显著，χ²（2）=27.46，p<0.001，白、纳西族儿童的通过率显著高于彝族儿童。

3.2.2 延迟满足等待时间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各年龄阶段延迟满足维持阶段的发展水平与特点（如图3所示），以民族、年龄为自变量，等待时间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民族主效应显著，F（2, 246）=12.85，p<0.001，η_p²=0.18；年龄主效应显著，F（2, 246）=7.70，p<0.01，η_p²=0.14；民族与年龄交互作用显著，F（4, 246）=2.93，p<0.05，η_p²=0.14，由于民族与年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简单效应结果发现：

恒定年龄，在民族方向做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4岁年龄组，白、纳西族儿童等待时间显著长于彝族儿童（t=4.65, p<0.001;t=3.33, p<0.001），白族与纳西族儿童在延迟满足等待时间上没有差异（t=0.95, p>0.05）；5岁年龄组，白族儿童等待时间显著长于彝族儿童（t=3.19, p<0.01），白族与纳西族儿童在延迟满足的等待时间上没有差异（t=1.12, p=0.269），纳西族与彝族儿童没有显著差异（t=1.36, p>0.180）；6岁年龄组，彝、白、纳西族儿童在延迟满足的等待时间上均未有显著差异（ps>.05）。整体而言，4、5岁组，白、纳西族儿童在等待时间显著长于彝族儿童，6岁组，三个民族没有显著差异，都发展到较高水平。

恒定民族，在年龄方向做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白族儿童，4岁、5岁、6岁组儿童在延迟满足等待时间上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ps>0.05）；纳西族儿童，4岁、5岁、6岁组儿童在延迟满足等待时间上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ps>0.05）；彝族儿童，5岁年龄组儿童的延迟满足等待时间显著优于4岁年龄组儿童（t=1.94, p=0.570），6岁年龄组儿童显著优于5岁、4岁年龄组儿童（t=2.46, p<0.05;t=3.70, p<0.001）。总体而言，在本研究范式下，白族和纳西族儿童，4岁时其延迟满足能力已基本形成，5岁、6岁出现“天花板效应”，表明其发展已较为成熟；而彝族儿童，4岁延迟满足能力已有初步发展，5岁处在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高速期，6岁已基本具有延迟满足能力。

3.3 语言对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的影响

从图4可知，三个民族儿童的语言得分分别为，白族14.09分，纳西族10.60分，彝族6.20分。为了进一步探讨民族间语言发展的差异，以民族为自变量，语言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民族间主效应显著，F（2, 246）=34.13，p<0.001，η²=0.29。进一步LSD结果表明，三个民族语言得分由高到底分别为白族、纳西族、彝族，ps<0.001。另外，三个民族延迟满足与语言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50, p<0.01）。为了进一步考察语言发展对延迟满足能力的预测作用，将语言作为预测变量，延迟满足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R²=0.27，Beta=0.52，t=8.02，p<0.001，解释率高达27%。这就说明4～6岁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可以解释27%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变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语言对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影响，将语言作为协变量、民族和年龄为自变量，延迟满足等待时间为因变量进行斜方差分析。首先，进行斜方差条件检验，结果显示:民族与（语言）词语流畅性得分交互作用不显著，F（2, 246）=0.83，p>0.05，这就说明本研究数据符合斜方差分析的条件。将语言作为协变量，民族和年龄为自变量，等待时间为因变量进行斜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民族间主效应不显著，F（2, 246）=1.32，p>0.05；年龄间主效应不显著，F（2, 246）=0.64，p>0.05；民族与年龄交互作用不显著，F（4, 246）=0.84，p>0.05。这就说明，语言是影响4～6岁儿童彝、白、纳西族延迟满足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为自变量，语言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民族间主效应显著，F（2, 246）=34.13，p<0.001，η_p²=0.28。进一步LSD结果表明，三个民族语言得分由高到底分别为白族、纳西族、彝族，ps<0.001。综上所述，可以得出4～6岁彝、白、纳西族延迟满足能力发展差异可能是由于本身语言的差异导致的。

4 讨论 4.1 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特点

本研究考察了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特点，从延迟满足的选择和维持阶段对三个民族儿童延迟满足的发展进行分析，尤其是对延迟满足的维持阶段的分析。先前对于儿童延迟满足的研究大多只单一的分析选择或维持阶段，本研究将两个阶段结合起来，对先前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另外，之前有关儿童延迟满足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同一种语言或东西方语言背景下的比较，还鲜有研究对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亚文化环境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而本研究选彝、白、纳西族三个云南代表性民族可以更好的探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亚文化之间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丰富了儿童心理学跨文化的研究理论，另一方面，为儿童延迟满足的训练提供了新的思路。结果发现，三个民族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表现出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先前已有研究证明，4岁是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快速发展期，5岁儿童已基本具备延迟满足能力（Forstmeier, 2011;Bembenutty, 2009）。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三个民族的价值评估能力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这表明三个民族的价值评估能力是相当的，即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超过95.00%的儿童选择延迟满足；在延迟满足维持阶段，三个民族选择延迟满足的人数与实际完成任务人数百分比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整个任务的通过率上，而且还表现在等待时间上。其中，通过率和等待时间由高到低分别表现为：白族、纳西族、彝族。在本研究中，4～6岁白、纳西族儿童等待时间虽有上升趋势，但未达到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本研究的范式下（“设定时间为15分钟, 刺激物为即时满足1颗糖, 延迟满足2颗糖”），5、6岁组白、纳西族等待时间出现了“天花板效应”。

在本延迟满足研究范式下，彝族儿童，4岁延迟满足能力初步发展，5–6岁是其延迟满足能力的高速发展期，6岁基本具体延迟满足能力。本研究中，彝族儿童出现暂时性滞后于白族、纳西族儿童，这可能与其独特的文化有关（杨丽珠, 董光恒, 2005）。另外，4～6岁白、纳西族儿童等待时间虽有上升趋势，但未达到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本研究的范式下，5、6岁组白、纳西族等待时间出现了“天花板效应”。然而，延迟满足任务受到“即时与延迟刺激物的相对价值”和“等待时间设定”的影响，Shukla等做了一项相对刺激物（即时满足: 1个贴纸; 延迟满足: 2、3、4、5个贴纸）和绝对刺激物（即时满足: 1、2、3、4个贴纸; 延迟满足: 5个贴纸）两种呈现方式对3～4岁儿童延迟满足的影响，结果显示：3～4岁儿童在延迟满足选择和维持阶段都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3岁儿童更倾向于选择绝对刺激物，4岁儿童更倾向于选择相对刺激物，且两种刺激物条件下4岁儿童等待时间显著长于3岁儿童（Shukla, 2015）。杨丽珠等人（2003）以汉族3～5岁儿童为被试进行延迟满足测试：刺激物选取“小卡车、救火车”，呈现方式为小卡车、救火车和同时呈现三种条件，等待时间为2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呈现情况下的等待时间更长（杨丽珠, 徐丽敏, 王江洋, 2003）。从Shukla和杨丽珠等人的研究发现，刺激物的相对价值和等待时间设定确实会对儿童的选择和等待时间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将来可增加及时与延迟刺激物的相对价值，或延迟等待时间（例如20分钟）来进一步考察4～6岁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的发展。

4.2 影响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可能原因

先前的研究已表明，文化的差异在4～5岁就已经表现出来（Greenfield & Cocking, 2014; Kuwabara, 2011），本研究结果表明，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存在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延迟满足维持阶段。维持阶段，儿童延迟满足通过率和等待时间表现为，白族和纳西族儿童显著优于彝族儿童，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其语言、生活历史策略等有关。在本研究中，彝族、白族、纳西族均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戴庆厦, 刘菊黄, 傅爱兰, 1989），汉藏语类型学分亲属类型学和非亲属类型学，其中，亲属类型学里存在“共同基因”部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三个民族4～6岁幼儿在延迟满足选择阶段三个民族表现出相当的价值评估能力，即三个民族儿童超过95%的选择延迟满足。非亲属型类型学比较则是“就事论事”，具体的民族语言上又会存在差异，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在本研究中4～6岁幼儿在延迟满足维持阶段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戴庆厦, 朱艳华, 2011）。彝族语言在传承的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尤其在清浊音上疑问句式上，彝族语言与藏缅语有很大差异，另外，彝族语言还很注重肯定疑问和反疑问，掌握肯定疑问和反疑问是掌握彝族语言的关键。这就要求彝族儿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理解。从而大大地加大了学习的难度（戴庆夏, 朱艳华, 2010）。白族语言在传承的过程中保留了许多藏缅语的音节词根，在语法上也保留了藏缅语的语法特征，且与汉语有许多相似之处（王锋, 2005; 戴庆夏, 2010）。因此，相对而言，白族语言是更容易学习和掌握的。纳西族的东巴文主要以象形文字的形式进行传播，与汉字的结构有相似之处，而东巴文的这种独特的象形表意对与儿童的语言学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王娟, 张积家, 谢书书, 袁爱玲, 2011）。而语言是影响幼儿延迟满足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语言发展的不同步可能会造成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差异。在本研究中，白族语言和纳西族语言较彝族语言更容易掌握，因此，才会出现延迟满足得分暂时高于彝族儿童延迟满足得分。但6岁年龄组，三个民族延迟满足能力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民族语言都已发展到相当水平。

另外，白族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物产，从而导致其形成了“目光远大”的生活历史策略，因此，在本研究中，白族儿童更多地选择延迟满足，且等待时间也更长。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言，人只有当缺失性需要得到满足时才会去争取更高层次的需要（郭卜乐, 2005; 朱志强, 1989）。纳西族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丽江，有着丰富的地理资源，是一个对外来文化适应性强，自身控制能力极强的民族。同时，纳西族很注重孩子控制能力的培养，从小培养孩子为了更好的东西学会抑制当前的冲动（余海波, 2008）。因此，在本研究当中4～6白族、纳西族儿童在延迟满足能力得分暂时高于彝族4～5儿童，这与其民族文化的历史生活策略是分不开的。彝族是大山的民族，起源于“耗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经过长期的牧游迁徙到金沙江南北岸及滇中地区后，长期以来物质都很匮乏（金尚会, 2005）。彝族这种特有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活历史策略，而这种生活历史策略对其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教育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Griskeviciue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在相对贫穷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当下，而在相对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个体则更加关注未来。Liu和Feng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外显或内隐的“贫穷”启动都会导致个体更加倾向于即时满足；而在“匮乏环境”下选择立即满足（Liu et al., 2012）。Haushofer和Fehr（2014）一项关于贫穷条件下的风险决策研究表明，贫穷更容易使人回避风险选项，而选择安全的立即选项（Haushofer & Fehr, 2014）。在本研究中，彝族儿童在延迟满足维持阶段更难忍住糖的诱惑，从而出现4、5岁彝族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发展暂时滞后于白族和纳西族儿童。这可能与其长期匮乏环境中形成的生活历史策略、教育理念中更加注重“活在当下”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一方面考察了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从跨语言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语言环境儿童语言对其延迟满足能力发展的影响。这不仅丰富儿童早期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领域，还为促进儿童健康发展和教育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对我国儿童延迟满足跨文化研究本土化提供科学实践价值。

5 结论

在本研究中，采用标准延迟满足（设定为15分钟；刺激物：立即满足1颗糖，延迟满足2颗糖）范式和语言（词语流畅性），考察了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延迟满足发展特点，探讨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表现出相当的价值评估能力；（2）在延迟满足维持阶段，三个民族表现出显著的民族差异，等待时间由高到低为白族、纳西族、彝族；（3）4～6岁彝、白、纳西族儿童语言能够显著预测延迟满足的发展。研究表明，语言对于4～6岁儿童延迟满足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