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活着就是一件冒风险的事”^[1]。在吉登斯《失控的世界》中，每个道德主体都怀揣着内蕴的核心价值原则或最高价值，把风险理解为一种“内在的”“客观的”存在，认为坦利·特里夫畅想的“安全”在面临威胁、遭遇危险、突遇灾难、卷入战争时是无聊而可笑的。在前风险社会，“命运”“天意”等在早期航海员意念中的价值禀赋早已被他们穿越新世界旅途中形成的风险意识所替代，前者被上帝所桎梏，后者蕴藏着机遇与危险。当人类推开现代社会的大门，当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把人的安全复归风险社会的视野后，道德风险伴随着凡·普里特威茨的灾难悖论与威尔德韦斯的风险文化广泛影响着世界的解构与建构。风险、危机、灾难摆脱了自生性特质，在多种文化交流频繁、交融加深、交锋不断的境遇中肆意僭越生活的价值及其本身，使得道德风险呈现“平均化分布”，进而导致道德缄默与伦理缺位。如何对道德风险从现实关注提升至理论自觉，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诠释和表达伦理冲突与道德困境，需厘清文化相对主义、伦理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对其的波及，厘正犬儒心态、冷漠心态、怨恨心态对其的僭越，用伦理的视野解释道德风险现象、矫正道德风险行为。本文认为，道德风险作为社会风险的家族成员之一，是因现代社会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的由于社会道德失范而引起的各类潜在危险。

1 道德风险的逻辑困境 1.1 文化相对主义对道德风险的虚化

十八世纪初，当法国人以启蒙的名义强推文化霸权、美化民族侵略，以“先进的世界文化”贬低“落后”的民族人文主义精神时，文化相对主义以文化的本土性、地区性、多样性为基础，作为一种理论批判工具耀然问世，构建了一个对抗文化帝国主义和中心主义的体系，与文化民族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为世界“祛魅”的强大武器。但从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视域探寻根源，文化相对主义是从文化多元论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极端的哲学思潮，它在强调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同时，却摈弃了同一性与一般性，最终沦为对“他者”文化排斥、诋毁的理论依据，陷入无法自洽的理论悖论，虚化了道德风险引发的道德虚空与道德奴化。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虽克服了文化的中心论和绝对论，却导致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博厄斯在其《原始人的心智》中对“白人种族优越论”进行了批驳，强调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仅仅是受时间、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人种与文化之间没有密切联系”^[2]。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中创造了“一个关于民族差异的整个理论”^[3]，认为民族幸福的形式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实体，人类不能用统一的标尺去衡量“最神圣”的容器。但是当文化相对主义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可比较性与不可通约性无限扩大化、极端化后，只会导致“虚无主义的深谷”“崇高性的消解”“生存意义的丧失”。当客观的人的实践性及实存性被无限的相对主义消解，一切的生产创造及思维创新都将陷入狭隘的境地。当原始文化和现代文化都打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借口自居，文化的融合性、创造性、交流性则失去实存的意义，导致客观的基本道德价值被地域性的文化抵抗，进而陷入价值虚无主义深渊。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各种文化价值的逻辑平等性，却对道德实践中的“不平等”现象三缄其口。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认为，一种文化中被当作异常或者病态的行为在另一种特定文化体系中却被看成是正当的或有特定价值的，其推崇多种文化方式、文化态度、文化结构的价值，强调各种文化形态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但在现实世界的道德实践中，由文化价值的逻辑平等性衍生出来的道德的逻辑平等性否定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行为与道德理念，反而成为文化独裁者进行道德掠夺的工具。文化相对主义在批判文化优劣论、文化高低论的同时，也将人类在文化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公认”的道德标准全盘否定，虚化了道德风险的边界，从而将道德文明推至风险的火山口。

1.2 伦理相对主义对道德风险的回避

“正如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美学规范一样，也不存在任何绝对的道德准则，一切都与时代、民族及其独有的理想标准相关”^[4]。伦理相对主义不仅是人类认识方式的新路径，更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新实践，其强调不同的社会可以有也应该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念，认为每个社会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对其道德行为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向作用。作为一种重要而显著的致思倾向，伦理相对主义有着实存的合理性。从实践论而言，虽然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总是社会生产及再生产的核心与发展大势，但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呈现出的阶段性、多维性和易变性则伴随其中。从道德活动的主体而言，客观的人在道德发展和道德成长阶段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异性，人类生活实践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特质造就了伦理相对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伦理相对主义虽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平等与多元化发展，促进了道德宽容与道德自由，但是其回避了由于道德语言分裂而带来的道德风险，终将在道德实践中陷入无法自圆的逻辑悖论。一方面，人们道德共识上的真空不等于接受相对主义的结论。“当你面对另一类人群的时候，对非客观性的意识并不会关闭你的伦理反应”^[5]。理论结构与生活态度在实存的纷繁世界总不会一致到来，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代表实践主体就认同伦理相对主义对其思维方式的前提预设。人们道德共识上的真空除了非共契的选择外，还会存在价值辩护的选择，真空不代表相对，而有更高层面上同一的可能。严格的相对主义立场都不会是双方的终极选项，共契的机遇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在对“人”的关注中承载着自由、民主、文明的视野总会成为拯救价值共契的有效因素。另一方面，伦理相对主义其实蕴含着足以自我解构的悖论。伦理相对主义强调地方性观念系统的独立性与神圣性，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道德文化圈则陷入无法循环、无法接洽的困境；如果不承认的话，那么地方性观念系统则有交流与圆融的可能，而在融合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化与观念则从逻辑上颠覆了伦理相对主义宣扬的否定普遍性，反而论证了道德的普遍正当性。而且，对于伦理相对主义者而言，其推崇的仅仅是“你的”文化标准相对化，而“我的”文化标准则是理解一切的终极标准，其间蕴含的不仅仅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糟粕，更是伦理相对主义者对于普遍主义的推崇。伦理相对主义回避了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极易引起原则冲突与道德冲突，并且在社会实践中流于诡辩，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荒谬境地。

1.3 价值相对主义对道德风险的分裂

价值相对主义发源于启蒙理性后本源的绝对观念与后设的理性上帝之间的抗争。在拯救与颠覆的现代命运下，价值相对主义使得绝对不再占据历史据点，从而开辟出一条社会发展由思辨走向实践的道路。但是其将价值的相对性搬上神坛，拒斥任何普遍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其对任何价值观怀有的宽容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根本的颠倒，一种对普遍伦理的排斥，一种对追寻本原性存在的遗弃。无论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中世纪的神学家，还是我国古代哲学家，都将对于世界本原的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内部的“乐观的紧张”，与其说是对知识的探寻，不如更应该看作为对追求理想与命运的寄托。上帝和理性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上叠架出来的又一个生活世界与生活之终点^[6]，其终极价值虽然虚幻，但是却担负起社会总体价值规范的角色。当克尔凯郭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安慰乃一派胡言”^[7]时，当形而上学走向终结时，当无善与善的缺失感愈演愈烈时，价值相对主义只会带着对虚无的恐惧造就更多形态的道德本然与道德实然的分裂，最终导致道德风险的波浪式、原子式传播。一方面，价值相对主义造成了市场经济的物化。在社会大分工的逻辑体系下，人的主体性的生成使得物变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媒介，而物的本质则是劳动衍生出来的价值替代品，劳动价值论仍是主导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当一切价值皆以自身理论自败为前提来进行自我标识与自我调校，当“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成为判定优美灵魂的自欺形态，则会带来市场经济以及人与人之间“整体的每一个形象的消灭”^[8]。物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作为市场经济蕴含的超越性的重要特征，来源于物遵循的自然秩序与道德法则，若市场经济走向物化，则为嫁接在感性欲望之上的道德欺诈现象和人性特殊弱点的肆虐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价值相对主义导致了个体与社会的分野。个体与社会从来也不可能是独立与背离的，一种强力的、永恒轮回中的、使人更伟大的人的改变总是在于善恶彼岸的价值，而一种弱化的、非善的、使人更狡诈的人的改变总是伴随着社会的虚伪性以及对虚伪的托辞和欺骗的鼓吹。当个体都把社会利益裹挟入自己的特殊利益之中，并且达成“社会不可能指望达成道德上的共识”^[9]321的共识时，当个人不再把社会发展的共相之善作为实现自我可能的价值追求时，价值相对主义则会打着道德的旗号钳制人的本质属性，使得伪善与伪智成为自然世界的基础，进而导致善之本体的丢失以及个人与社会的断裂，最终使得道德风险借助原初的确证性大行其道。

2 道德风险的心态危机 2.1 犬儒心态对道德信任的侵蚀

精致的哲学和有序的规范从古希腊开始即成为一种公认的绝对伦理而占据社会实践和道德生活的制高点，但是在安提西妮的经验世界中，返于自然才是构建超感性世界最完满的善，姿态的生活而非辩证的生活方是点燃永恒的神圣之火的火种，“自然的‘紊乱’高于文化的‘秩序’”^[10]。古典的犬儒主义内蕴着脱离低俗道德欲望的道德自由，其造就的自我“新神”超越了桎梏着人之为人的“城邦的神”。而在社会转型期中中国一体化价值构建的失效与现代性的匮乏却使得这种“逆流而行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11]无奈地沦陷于冲突、决断、辩难的境地，使得由抽象个人价值抉择的宏大叙事“有两种公正相对立地”^[12]，反而让价值的怀疑与漠视充满了正当性，让理念的目的性衍生出来的道德信任走向悲剧命运。一方面，犬儒心态裹挟着认识论的怀疑心态作为其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伦理学的文化源头或逻辑预设在于“善的缺失”感受与道德经验，感性的游戏与理性的游戏之间的胶着，反映的则是一种直接感知的本体论思维和主体性的反思思维的碰撞，否定或扬弃、赞成或接受作为伦理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并存的二重存在，构成了人类道德语言与逻辑语言正当性的存在方式。当犬儒主义标榜背叛崇高的价值时，其本意则是想通过元叙事的终极语汇使得“无所信”“无所求”的生活态度成为终极道德现实，认为自己比追寻客观善的哲学家更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当猜测、摸索、推断、迷惘成为生活的恰当方式，最后则会落入“无生活”的软弱幻想，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终会沦为一种无福的道德现实。另一方面，犬儒心态裹挟着功利、庸常、卑微的欲望化生活状态，从此作为其自觉的生存抉择。对于犬儒主义者而言，一个预设的欲望世界仍是被欲求的，有恶的自我的向善禀赋指向一个理想的欲望世界，在其讥讽和嘲笑的姿态和外表后面，戴着的却是“不相信一切”的假面，想用一种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形式竭力掩饰自身对实利的倾心和权力的献媚，其彰显出来的自我的真诚状态或本质透露出的分裂、混乱、自我嘲讽的形象仅仅是装腔作势的社会的牺牲品，而为了保住戴上的“假具”，则被自负与虚伪的追求与欲望所淹没。犬儒心态消解着人的社会性本质，蚕食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割裂着公共对话的空间，摧毁了道德信任存在的家园情怀与善良意志。当道德信任由行善之因沦为行善之恶，当社会充满了伪饰与伪善，道德风险则会裹挟着伪信大行其道。

2.2 冷漠心态对道德情感的萎缩

“旁观者，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13]。在人类多重文化冲突与融合、各种道德价值观念碰撞与激荡的图景之际，无人能逃避休戚与共的责任。当尤纳斯积极倡导忧患启迪法以激发爱的冲动时，道德情感将普遍化意义的生命状态由虚拟在场的存在转为身体在场的交往。但是冷漠却使得任何历史性的光环都被无情格式化，造成因信息焦虑、信息忧郁而带来的人的身份的异化与错位，进而沦为仅会追求目标集合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的人。在经济人假说和道德人假说的对峙模型视域下，无论谁作为自然世界中人的存在形态，对道德人的追求总是一切演绎与推演的终极导向。冷漠心态摈弃了儒家爱类的鲜明特征，无视为仁由己的灵魂在于以德性引导规则的律令，是对道德源头的败坏。这种“冷漠”不仅仅掩盖了真实意图，也是对纯粹实践理性能力的败坏，是一种道貌岸然的伪善，阻断了人成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地位和尊严，萎缩了作为道德行为强大动力的道德情感，沦为道德风险产生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漠心态是恶行的构成性要素，并且与恶可以互相转换。人性本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判断，而是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区别于动物的特异性，道德不仅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更有其存在的生理基础。人天生便具备的“动物性的同情”^[14]为恶的无限衍生设置了本真性的律法，而其中孕育出来的道德情感则是道德理性所预设的道德本然。而冷漠心态以一种“纯然的伪善”^[15]通过道德推卸达至有意识道德冷漠和彻底的道德麻木，陷入法利赛式的伪善。由冷漠心态衍生出的分裂的语言使得道德语言与道德判断走向分裂，让真、善、美陷入是非双重的颠倒或倒置的境地。特定情境下的道德冷漠或因非理性因素而获得善的话语标识，但这种将善的本然形态认信为遮蔽的表象存在，恰恰使冷漠与恶之间的转化增添了伪善的色彩。另一方面，冷漠心态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从整体上否定了人的道德性。探究道德意识的来源，“内心的、社会的、超越的道德意识”^[16]作为道德意识本真的三维存在方式，其最初的发端来自于内心的道德意识，只有存在这种自然德性，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律的实体和意志的质料才能展示出道德的世界与伦常的世界的道德图景，才能为社会性道德和超越性道德提供道德地基。而当冷漠关闭了关心的冲动，则中断了“人最为可贵的品质”^[17]，使得人异于禽兽的“那一点点品质”^[18]荡然无存，个人与他人在这种悬置、删除了道德情感的遮蔽世界中皆沦为了对方的地狱。冷漠心态因其自我欺骗的本质特征，在萎缩道德情感的同时，由道德风险带来的因道德善恶因果关系的断裂造成的社会分裂也在所难免。

2.3 怨恨心态对道德感恩的弱化

怨恨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心理体验和行为反应倾向，是结构不公与弱势无能的产物，虽然其中蕴含了对逃避性欺骗以及易消亡的世界的批判，但是伴随着羡慕、嫉妒、不容忍的堆积以及怨恨爆发路径的堵塞，咬牙隐忍的怨恨集聚起的充满否定性、歪曲性的道德行为与道德冲动，是对善意行动的道德机制的否定，是扭曲了价值来源之后的道德体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否定性道德经验。道德感恩利用内心的纯善机制与求善欲望克服道德自然状态的恶的侵袭，使伦常礼俗世界主观意识的操作模式增添行动理性，让人从遮蔽了的良知中逃脱出来，显示出一种真实的善恶谱系。它所宣战的就是负面情绪以及其所带来的伪善观念，试图将奴化人们心灵与人格的枷锁打破。但是怨恨心态及其家族体系却剥离了道德感恩的源头形态，造成对伦理同一性基础的抛弃，进而集聚了道德风险形成的基本要素。一方面，怨恨心态使得本真之善的价值结构变得扭曲。本真之善是人类在追求自然与精神的征程中自觉的精神的展开，其隔离地域、民族、国家等后生要素，而将向善、理性、感恩、幸福等因素作为人类价值结构的本然状态。而怨恨心态造成了价值诋毁和伪造，让德福一致的价值回报僭越为邀恩与索福，其背后暴露的是行为者明知自己没有获得欲望的存在形态而仍然要诋毁这一事实的现实。怨恨者怀着自欺的心态而伪造为自由意识的象征，其实质是用其荒诞的在场来掩饰只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表白，进而造成生命最大的自我欺骗。而极端的怨恨情愫则会实施铤而走险的报复，全盘否定本真之善的价值结构，剥离道德感恩与道德恩情，最终走向自我泯灭。另一方面，怨恨心态使得德性平等的精神沦为虚无。人类的德性是与道德的自然状态相联系的，其中蕴含的哲学构造模式则为平等、公平的行动逻辑，每位个体都可以通过自己道德精神与道德行为的复归与优化而成为更善的人。怨恨心态将财富与权力作为德性高低的衡量物，在民族和家庭两大伦理实体之中，打碎令自我惊恐不已的自我镜像，利用“罪行的意义”^[19]获得镜像的虚幻，对“他人”“他物”流露出排斥与嫉妒的心理。并且怨恨心态“对具有更高价值的人实行断头术”^[20]，幽默地彰显出其心态的自利性与狭隘性，其道德意向表露出来的善意仅仅创造了一个为我的世界存在，而将德性平等精神推入无底深渊。怨恨心态消解了道德感恩的存在逻辑与本真状态，使得对于善的追求的感恩沦为价值上的目的论与行动上的沉思，进而导致道德风险急剧累积。

3 道德风险的伦理矫正 3.1 重塑道德理性

道德理性直面道德、思考道德、追求道德，使得道德主体从“有言”到“有思”、从“有力”到“有为”。道德理性是真实世界里存在感受的写照，通过对道德的建构来创造一个“为真、为善、为美”的世界存在。在传统一元论的思想理念下，善恶与形而上学的存在与虚无、彼岸与世界、生命与死亡等是在二元对立下存在的，而摈弃此类一元论的精神力量则成为回归道德世界的一个必然归宿。在缺乏理性的客观行为中，无论是人性的自然倾向，还是自由意志使然，再或是意识的前反思结构，都刻意要打破人类为自己悬设的一个有目的的道德世界的己然存在，而最终仅会阻断善意道德行为的行动与逻辑路径。道德理性不仅使得道德主体在面对道德两难时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做出合乎理性的道德选择，防止奴隶道德创造出的充满伪善的背后世界模糊道德良知与道德智慧，而且其对理性道德的建构发挥支配性作用，使得由理性道德建立的世界观规避怨恨、冷漠、犬儒等社会心态，开辟出一种理性的道德世界，为真正的创新性道德而不是辅修性道德规划图景，以理性之光消除由道德风险带来的黑暗与沉寂。

重塑道德理性需实现三个维度的突破。首先，培育追求公共存在的公共理性。“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21]，个人自我性与为他性的统一、真实的自由与本然的生存从来不是在一座孤岛实现的，原子式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只会使得人无法从自固与自满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每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2]。在这种共同体中，具体的、历史的道德行动要求人们追求“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23]的公共理性，使得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行为蕴含公共性与共在性，而这种共享的、在理性上共同认可的价值会有效塑造持久性的道德理性，最大限度规避由分裂与自私的道德意向带来的道德风险。其次，培育追求协商共识的交往理性。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一致意见的盲目追寻否定了客观世界中诸种需要调和、统一的二元性因素的存在，而强制的统一则会造成道德的整体目的与人类主体的具体目的的裂隙。罗尔斯倡导的重叠共识则是协商共识的优化形式，其以尊重的方式克服了由斗争方式导致的道德风险，使得良善的道德行为能在道德共识的基础上维持着和延续着它的存在。最后，培育追求“理性—行动”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的重塑不仅要矫正“我知道什么”，更应该将“我要做什么”付诸道德行动。道德理性从来都不是虚幻的、干枯的理性，“活的善”源于道德行动，同时道德行动的认知直接决定了道德存在的方式。实践理性将道德搁置置于人的存身世界中去化解，将道德风险中不断踊跃的恶的侵扰向善而行、用善而化。

3.2 凝聚道德共识

“当代道德话语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它如此多地被用于表达分歧”^[9]7。追溯道德哲学崎岖而艰辛的寻根之路，启蒙学者带着理性的光辉与逻辑的智慧推翻了宗教伦理的绝对命令，将真正的人置于道德哲学的至善世界。但是，随着“无福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感受，传统形而上学的理念论与宗教的彼岸信仰共同维系了一个无恶的道德世界，而人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却忽视了生活的虚假外围对艰辛建立起来的蕴含伦理同一性基础的道德世界的破坏与瓦解。而在求善或是抑恶的徘徊与彷徨中，受驱逐和诅咒的恶与风险重新被召回世界。道德多元论者对共同体价值合法性与伦理性的质疑，使得多元价值的“诸神之战”摧毁了人类应该葆有的一个不被世俗社会、有恶世界所异化的人类纯净的心灵，反形而上学打着“实践的技艺”登上历史舞台，颠倒了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共识之间的边界，使得实践主体的实践能力被遮蔽、道德行为被分裂、道德意志被摧毁、道德认知被曲解。道德共识作为对基本制度道德合理性、道德权威的认肯，表征着人的本性的统一性、价值的普世性、感受的同一性，可以有力规避虚伪的差异性下进行着美好生活、明日幸福的真切欺骗，防止道德争执与道德虚空演化的道德风险。

凝聚道德共识需实现三个维度的突破。首先，推进社会转型时期的智识启蒙。处于异质性和分化性强烈的现代社会的道德个体，社会生活领域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转向。在此二元关系背景之下的道德个体，极易造成道德角色现实行为的欺瞒、无责任的服从、无反思的平庸、无底线的叛逆等道德风险行为。智识启蒙将责任、尊重、平等、爱等人类道德的终极意义通过自我意识的直向运动而形成普遍意志的法，进而用理性将遮盖真实生命景象的帷幕掀开，以对世界真实的追求塑造道德良心与道德坚守。其次，培育文化自觉进程中的公共说理。文化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内生的逻辑进程，对文化的自觉不仅来源于宏大的民族叙事，而且也离不开表达的意义与思考的意义。话语霸权下的文化自觉不仅会造成内在化统一模式的不稳定，而且“会有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发生影响”^[24]。公共说理不仅可以使得不同的文化主体得以实现思想的碰撞与逻辑的争辩，而且迎接道德新人的方式不应该是堵塞而是利用自然倾向的方式来辨别、接纳与排斥。道德共识的错位需要以公共说理的争辩机制与调和机制来实现正位。再次，优化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社会民主法治。道德共识的形成和夯实有赖于社会政治清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规避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与矛盾的面孔，使得人本性中具有的原初的向善的人格禀赋力量转化为善念、善意与善行。民主法治作为维护和谐社会有序生长的矛盾解决机制、活力激发机制、开放竞争机制，使得“成员认为自己有平等的社会地位”^[25]，促使个体主体性地参与道德共识的构建，促成善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追求。

3.3 构建道德共同体

“共同体是一种集体身份，它是一种对‘我们’是什么人的定义”^[26]。在滕尼斯阐述的共同体视域中，共同体是人们在本体之德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对道德关切的依赖，其不仅仅为地域上的群居，更是一种对圣洁意志的追求、对真挚感情的渴望、对善良灵魂的盼望，而建立在现代性、工业化特质基础之上的社会仅仅是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在滕尼斯构建的血缘、地缘、精神三维共同体的理论话语下，精神共同体作为其全部纯洁性的道德意念的核心，虽然蕴含着田园牧歌式的宗教味道，但其彰显出来的朴素的手足情深、邻里和睦和同仇敌忾却成为人们希冀的永恒的共同的善。共同体不代表对世界的享受与占有，“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27]。现代社会在经历了喧嚣与嘈杂的蹂躏之后，人们对罗森伯格描述的温馨圈子蕴含的自然的天性、和睦的情怀与默认一致充满期盼，而构建一种充满道德人格的平等性、道德信仰的共同性、道德价值的共识性、道德情感的依恋性、道德幸福的统一性等特质的道德共同体，成为现代社会摆脱“只有一种浮华的欺人的外表，没有道德的荣誉”^[28]的强烈诉求，成为治理道德风险、提升社会道德防控力的重要举措。

构建道德共同体需实现三个维度的突破。首先，构建以正义和谐为核心的社会共同体。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29]，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生存、生命的续保等低等动物的生存逻辑之上的，而是一种充满安全、快乐、信任、尊严等特质的由伦理实体与实存实体相互融洽的共同体。这种“好”的共同体的客观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不仅需要贯穿正义与和谐的价值精神，而且要将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构建充满正义和谐的社会的“希望成为推动行动的内在驱动力”^[30]。其次，锻造以自由人格与自我立法为核心的价值主体。多元价值观与虚无价值观的猛烈冲击对道德主体缺失价值意义体系与精神家园荒芜枯槁推波助澜。道德主体一方面要以自我意识作为伦理的意识，扬弃无知、无力的“非现实的阴影”的生存状态，建立起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自由人格，另一方面要以自我立法来避免依赖于自我主观性良心的道德行为陷于真诚与伪善的冲突之中，从而摈弃道德假象与道德欺骗对纯正内心的侵蚀。最后，保障以人民幸福为核心的现实关怀。道德共同体并不是虚无缥缈、悬置于社会生活之外的道德理论，而是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具体实施等层面展示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性措施，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中人民的现实需求，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起一个以人民幸福为核心的、充满德福一致、散发道德良心的社会意义系统与规范世界。道德共同体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既表现为对有序生活的满足，又彰显为对每一位个体善良意志的尊重与捍卫。

4 结语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31]。道德风险不会固执地停留于道德理论层面，其神秘主义、信仰拯救的伪装必定会以各种方式寻求社会表达，从而冲击社会的良序与人心的良善。无论费夫尔将现代社会描绘为非道德化社会或是后道德社会，道德风险秉持的人性之恶与制度之恶，不仅使得社会中恶的欺诈加速破坏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基础，而且精神世界的恶意解构会引起更多的道德沦丧与精神失落。规避风险社会中的道德风险、拯救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异乡人，不仅需要法律与制度的规约，更需要道德主体铲除内心的虚伪与彷徨，摆脱现代世界脱罪化的个体行动，复归道德生活中的光明伦理，在生活世界中彰显真、善、美的人性存在，构建一种足以抵制道德风险的“富者福存，法者尊存，德者善存，美者良存，信者敬存，思者慧存，合之则优存全存的生命境界”^[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