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8年，“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成为农村改革的标志，“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夯实了制度性基础。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立，使农民和土地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这种关系让14亿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告别了长期农产品“短缺经济”的状态，我国粮食总产量从2012到2018年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到2017年减少了7.4亿人^[1]。

成绩斐然的农村改革使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针对决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来说，最突出的短板仍然是“三农”问题。为此，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全局视角关注城乡差别问题，从战略高度来推动乡村的全面发展，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素^[2]。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1月2日和9月26日，先后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再次指出要“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 ^[3]。特别是在人才振兴方面，强调“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3]。

1 乡村乡土人才振兴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落后问题一直是制约农村发展、农民富裕和农业现代化的一块短板。为此，党和政府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给予了高度重视，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开始，到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都重点聚焦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党的十八大后，党和政府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位，而全面小康又以“农村的小康”“农民的小康”为基础。习近平更是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占人口最大多数，如果没有农村的小康，农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全面小康无从谈起” ^[4]。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2]。2018年1月和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抓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目标，扎实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农业农村重点改革和农民增收等工作，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5]。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快速改变，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尤其是近10年来的脱贫成果特别显著，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的17.2%下降到2018年的1.7%（表 1）。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看，农村衰则国家衰、农村兴则国家兴。决定农村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于是否拥有一大批乡土人才，或者说，乡土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素。从我国农村乡土人才现状看，优秀的乡土人才缺失，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还比较薄弱，基层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人才匮乏、对人才吸引力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 ^[6]。针对这一情况，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提出“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完善人才培养吸引流动和激励保障机制，搭建干事创业平台，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健全人才帮扶协作机制，留住用好本土人才，完善住房、就医、社保、子女入学等保障服务政策，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7]。总之，乡土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乡土人才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力量。

2 四川乡村人才的现状

四川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物产丰富，生态环境多样，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四川乡村发展却一直受制于村庄数量多、区域较分散、土地资源结构不合理（大部分区域为山地和丘陵）、自然环境复杂等因素的影响，使城乡发展不同步、不均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农业生产和经营一直难以采用大规模的现代化方式。从农业生产方式看，依然多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要生产形式，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参与较少；从生产技术使用上看，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进行种植和经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难以被村民接受和有效使用。加之目前四川农村人口流失严重、优秀乡土人才严重缺乏等，使四川的“三农”问题与全国相比问题更为严重，乡土人才振兴的压力更大，其现状呈现出的特征更明显。

2.1 农村“空心化”“空巢化”现象严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呈现“空心化” ^①的特点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大量年轻人进入城市务工后，给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他们通过在城市务工获得了较多的经济收入，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了家人的生活质量，为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长期留守在家中的村民，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都无法应对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社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形成了大部分农村地区严重的“空心化”“空巢化”现象。特别是针对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来说，由于大量年轻村民的外出，不仅造成了土地荒芜、劳动力不足、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无法有效进行，而且还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从2007—2018年间的数据看，四川省农村人口比重由2007年64.40%下降至2018年47.70%，城镇人口比重则由2007年35.60%上升至2018年52.30%（表 2）。

^①农村人口结构“空心化”表现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大量地从农村流入城市，导致留在农村的人口总数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形成户籍在农村人在城市的现象。

农村人口数量的快速减少，城镇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虽然加速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但是由于流入城市的村民多为青壮年劳动者，从而形成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不足，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无法进行，影响了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程。

2.2 农业生产经营者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目前，我国教育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水平的行列，无论是教育经费的投入还是国民受教育的年限、学生毛入学率，都比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一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从1985年的226.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3 148亿元和2017年的34 204亿元，而且从2012年起，连续多年保持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以上。二是我国学生入学率变化明显，小学生净入学率从1978年的94%上升到2018年的99.95%；初中学生的毛入学率从1978年66.40%上升到2018年的100.90%（注：根据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计算方法，由于分子12~14岁在校生中包含非学龄段学生，毛入学率可能会超过100%）；高中学生的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33.60%上升到2018年的88.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0%上升到2018年的48.10%。特别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使农村孩子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教育（图 1）。

然而，尽管我国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大批劳动者在整体受教育的程度上还是普遍较低。从全国来看，2016年接受初中教育的农业经营者占比为48.4%。其中：东部地区为52.5%、中部地区为52.6%、东北地区为55%，但是西部地区只有39.9%；接受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占比为7.1%，东部地区全国最高为8.5%，西部地区全国最低为5.4%，具体数据如表 3所示。

四川省作为西部区域的人口大省，农业生产和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形势更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容易形成代际传递，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对子女的教育也比较重视，会让孩子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父母文化程度不高者对子女受教育的要求也不高，孩子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形成多数农业劳动者认为“农业生产只需要体力好就行，有没有文化不是特别重要”的教育观念。尤其是在川西高原地区，高海拔及陡峭的地势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又导致优秀教育人才的严重缺失。再加之宗教信仰的差异、语言沟通产生的障碍，形成了长期制约该地区人才培养与乡村建设的困境。

2.3 农业劳动者和乡土人才流失严重

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大量流失，这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此状态下，社会各产业的从业人员在就业结构上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不断变化：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从2009到2018年逐年递减，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在2009到2018年间逐渐递增，但增速较缓；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近10年来整体上升趋势明显，且从2012年开始上升速度开始加快，整个社会开始由传统农业逐步向制造业、服务业等转化（图 2）。

从四川省三大产业从业者的人数变化上看，第一产业在近10年间减少了391.83万人，第三产业则增加了330.2万人。特别是人员的流动趋势是由传统农业逐步向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转移（表 4）。

四川是农村劳动力向外输出大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19年，农村大量优秀乡土人才的流失，不仅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经营销售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还导致了农村地区人才队伍的建设陷入“培养—提高—流失—紧缺—再培养—再流失—加剧紧缺”的恶性循环模式之中^[8]。

3 四川乡土人才流失的社会因素

在当今信息传播快捷、国民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时代，人才流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果从加快城市化进程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如果从农村社会的发展看，这带来的后果是乡土人才的大量外流。回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四川农村乡土人才流失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因素。

3.1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户籍制度尚未完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处于比较自由的流动状态，特别是农民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迁移到城市生活。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工商业在城市进一步发展，需要大批从业者，首次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现象。但是，这一现象及人口流动的趋势持续时间并不长，农民向城市迁移的通道很快被堵住。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9]。该条例不允许农民自由迁移到城市成为城镇居民，从而开始形成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壁垒由此建立，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利。1978年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乡镇企业的大量发展，农民向城市流动又成为改革开放之必需。特别是四川区域位置特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人口数量多，为此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3.2 快速城市化导致乡土人才大量外流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速，我国城镇化率2000年上升为27.6%，2018年时达到52.3%（图 3）。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才的流动轨迹，大量乡土人才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基本趋势。究其缘由，一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选择，相较于农村难以人尽其才的发展困境，广阔的城市空间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更多更大地有所作为，其才华得到更充分的施展。二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让那些优秀人才有了更高的经济收入，不仅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好的改善，也为家人提高生活质量增强了经济基础，相较于农村创业风险成本的巨大，城市为各类优秀人才的创业提供了更优质的平台。三是城市化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公共资源，无论是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还是孩子接受教育与家人就业，城市发展的行业优势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被接纳，同时还可以在城市里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服务。

3.3 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乡土人才大量外流

改革开放30多年，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城乡收入差距还是不容小觑。对比近6年四川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具体数据如表 5所示，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明显差距。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 227元，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380元高出13 847元。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216元，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331元高出19 885元。

在表 6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比，2002年为33.75%，2018年为32.34%，其占比不是增长而下降。虽然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有了较大幅度上升（2002年为711.4元，2018年为4 311元），但是他们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因此，乡土人才在农村经济发展增速较低的情况下，逃离农村流向城市也成为一种正常且必然的现象。

4 四川乡土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10]。为此，国内一些省市大胆尝试，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土人才振兴计划，先后形成了全国著名的浙江“湖州模式”、湖北“咸宁模式”和重庆“永川模式”。

浙江省湖州市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也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个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地级市。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湖州通过“一院一网一联盟”建设，大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率先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湖州模式”。其人才培育特色：一是成立全国首家农民学院，开展“学历+技能+创业+文明素养”教育教学，实现农民学历“中职+大专本科+研究生”梯度推进，培育了一批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设置乡村人才引才专项，大力引进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带团队的农业创业创新领军人才。三是与浙江大学合作建立湖州市现代农业十大主导产业联盟，创新“1（利用1个高校院所专家团队）+1（配备1个本地农技专家团队）+N（联结N个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运行模式，既为乡村引进了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又促进了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发展。

2018年8月，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重点建设产业发展、农村专业、乡土文化、乡村治理4支乡村人才队伍，力争到2020年实现乡村人才数量倍增、能力提升、效能凸显，形成乡村人才振兴的“咸宁模式”，其主要特色：一是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重点建设产业发展、农村专业、乡土文化、乡村治理四支乡村人才队伍。二是各部门分工协作，从发现、引进、培育、流动、留用、发展等方面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全方位保障。三是全面落实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三乡”工程，创新“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村（社区）干部培养选聘千人计划”“回乡创业计划”“大学生下乡”“人才创新创业超市”等工程。

2015年7月，有着73.65万农业人口的重庆市永川区正式启动“民间乡土人才领跑带富计划”，重点培养、鼓励、扶持民间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引导和发挥他们在扶贫带富上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我国乡土人才振兴的“永川模式”。其特色在于：一是启动“民间乡土人才领跑带富计划”，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对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实施乡土人才激励政策。二是在不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管理型农民、农技服务型农民的同时，组建由农业专家、大学教授、企业工程师等构成的专家团队，为乡土人才解决农业生产经营难题。三是根据“草根群体、民间力量”的定位，凝聚了1 000余名一批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在家”型、“离土”型、“外来”型乡贤队伍。从当前四川乡土人才流失的现状及成因分析中可以发现，多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四川乡土人才的大量流失。因此，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四川乡土人才振兴，必须借助多元主体整合来完成。乡村振兴迫切需要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并愿意服务乡村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真正掌握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必须真正了解乡情并愿意服务于乡村振兴。笔者认为，需运用“培育、回引、诚邀”并举的措施，来培养建立实施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土化人才队伍。

4.1 着力培育本乡本土的“土”人才

人才要素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因而培养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特别指出：“要留住用好本土人才，培育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激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积极性主动性，把留住和用好本土人才作为破解当地人才匮乏的根本任务。” ^[7]艰苦边远地区的乡土人才振兴，其最有效的方式是培育并真正留住本土人才。为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民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人，他们的根在农村、他们的家在农村，他们是农业生产的自然责任人，因而对农村最具真情实感。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对新时期的农业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了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 ^[9]。大多数农民虽然热爱农业生产，不愿远离家乡，却又受制于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对农业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了解等因素的限制，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产品品质不佳、农产品市场销售不畅等。为此，应完善培育职业农民的教育体系，探索系统性地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充分依托专业职业技术学院、各级社会组织等平台，加强对农民的农业专业技术教育。

二是着力培育农民经销农产品技能。在传统“小农户”生产模式下，大多数农民都是只会埋头苦干搞生产，不知道如何进行市场营销，这导致了一些品质特别优良、地方特色明显的农产品，不能快速地进入市场，只能堆积于家中或者自己消费，或者成为无价值的产品。因此，可利用政府主导、农民参与、企业配合的方式，努力培养农民懂经营、善经营的销售技巧，让其了解现代市场营销的基本规律，同时为广大农民的优良产品和特色产品提供营销保障，让那些“优质产品”“特产”体现出真正的价值。

三是着力培养乡村致富带头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一方面要“通过发挥农村带头人‘领头羊’和‘领头雁’的作用，调动农民群众内生动力，带动引领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奔向全面小康，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11]。同时，通过这些带头人发展新兴农业或者创办企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还可以为一些缺少劳动技能的村民，提供额外创收的机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以“创业带动就业”方式，为创业者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创业培训，培育致富带头人，制定针对不同创业人员的培训计划。比如，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民创业，要培育他们注重管理方式、营销方式、市场运作的技能，提高其市场预测、风险抵御能力；对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经营者，除了要培训其现代农业生产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培养其规避经营风险的防患能力。对创业者所需资金，可通过健全和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措施，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创业资金支持。

4.2 利用故土情怀和归根意识回引在外新乡贤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从而为乡土人才振兴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贤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乡村走出去、现已退休的党政干部和教师、劳动模范，他们不少人很有热情和担当，经济基础较为稳固、社会关系较为广泛，成为现实或潜在的乡贤；另一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他们在改革开放中进入城市，其中一些人看到乡村发展的机会而回乡创业，他们是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的乡贤；此外，为人正直公道、有公共服务精神、受人尊重的村民，以及其他具备一定资质的社会志愿者，也可以成为现代乡贤群体中的一部分” ^[12]。四川各级政府在大力培育并留住本乡本土的“土”人才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故土情怀和归根意识，吸引新乡贤们“落叶归根”，打好“乡思牌”，为他们回乡服务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构建在外乡贤与家乡畅通交流的平台，让他们了解家乡的发展状况。从目前的现状看，长期在外创业成功的乡贤，对家乡的山水充满感情，对家乡经济落后的面貌心怀牵挂，但是又对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地方政策的优惠力度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各级政府要搭建在外乡贤与家乡畅通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充分了解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深知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增强其家乡归属感，打好“乡愁牌”。二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让他们感觉到回到家乡后可以有所作为，打好“乡情牌”。目前，虽然四川省内大多数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都成立了招商引资的服务团队，为前来投资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政策帮助和关系协调服务，但是，对在外创业的乡贤们来说，最重要是用乡音、乡情、乡思的魅力，吸引他们回乡创业，帮助他们化解“乡愁”、解除“乡忧”。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为乡贤回乡创造温馨的环境，提供周到的服务，努力促使其回归乡村，为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人才基础。

4.3 创建优质环境诚邀外来各类良才

除了完善培育本土人才、回引在外乡贤的相关措施外，更要“筑巢引凤”，通过全方位培育优良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来招揽非本土本乡的社会精英，加入到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活动中去。在创业政策方面，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为外来的社会精英提供政策的保驾护航；在经济发展方面，加强金融政策扶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让外来创业者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农村社会保险改革力度，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外来优秀人才也能享受到地方政府提供的优质保障服务。

此外，还要加强城乡之间的民生资源共享。无论是乡土人才培育，还是回引和招引外来贤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要解决好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要让他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安心服务农村。城乡差距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因此，地方政府要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农民群众能享受和城镇一样的公共服务。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乡村学校常态化，适当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增强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完善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水平。

总之，乡土人才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四川乡土人才队伍建设要充分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在根本上要抓住机制创新，机制顺则人才聚；在关键点上要抓好建强队伍，人才兴则乡村兴；在最核心的手段上要优化环境保障，环境好则事业旺。四川乡土人才振兴路径的选择，除了借鉴其他地域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外，更应创新适合自己特色的人才振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