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能诗好诗，10岁即能“操管斗雄豪”；32岁时，沈德潜以王鸣盛诗居首，刊《七子诗选》行于世，诗集得日人大学头默真迦激赏赠诗，“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 ^[1]。退居苏州后的30余年，王氏对诗歌依然酷爱有加，自言“所深好者惟诗”。王鸣盛诗歌“如霁日初出，晴云满空” ^[2]，“博雅安翔，敛才就范，不染牛鬼蛇神之习” ^[3]。王鸣盛一生诗风有较明显变化，好友钱大昕在《西沚先生墓志铭》中指出：“早岁论诗，溯源汉、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变化，出入香山、东坡，晚年独爱李义山，谓少陵以后一人。” ^[4]565符葆森的《国朝正雅集》引《怀旧集》云：光禄（指王鸣盛）诗“在七子之列，规模唐人，句斟字酌。中年旁涉两宋。晚岁务为绵密，时近西昆，风格又一变矣” ^[5]。好友王昶、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亦有类似看法。

总体而言，论者普遍认为王鸣盛前期宗唐，中年诗涉两宋，晚年复归唐音。王鸣盛诗歌创作具体情况如何，其诗风变化都与哪些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其创作的，值得分析探讨。

1 类于唐诗但不以宗唐为圭臬的前期诗歌

乾隆十八年（1753），王鸣盛启程入都以前的诗歌，可以算作其前期诗歌。因嘉定文风很盛，兼受其父影响，王鸣盛好诗、能诗。王鸣盛诗歌创作前期，盛行于苏州的“格调说”对其创作亦有一定影响。

王鸣盛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前辈颇多文士、学人。其父王尔达中岁以后，专意教子，以为科举之学不可以传后，文章为不朽盛事，故教子以诗古文。可以说，王鸣盛毕生喜好诗歌，与其父王尔达的教育和影响不无关系。

王鸣盛及其父王尔达喜好诗文，与当时嘉定地区文风亦有关系。王鸣盛31岁（1753）入京前长期居于嘉定。嘉定明末有文人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四人能诗善画，合称为“嘉定四先生”。崇祯年间，陈子龙、夏完淳皆为著名诗人。至清，“菊隐、朴村、松坪、南华诸老，或湛深经术，或树帜词坛，邑虽僻小，其名犹著于海内” ^[6]。嘉定地区极盛的文风，亦是促成早期王鸣盛好诗的因素之一。

1.1 沈德潜对王鸣盛诗歌的影响

王鸣盛前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诗坛领袖沈德潜的影响。长洲人沈德潜在67岁中进士之前，就已经编选了《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说诗晬语》等著作，先后成立了“城南诗社”和“北郭诗社”，其宗唐思想与“格调说”已经在江南有了相当影响。沈氏曾于《七子诗选》序中言其与“同社诸君子，中立不回，相与廓清摧陷，阅50年，而远近作者，皆知复古” ^[4]526。乾隆四年（1739），沈德潜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对其极尽恩宠，称其“江南老名士”。其诗坛影响力更是空前扩大，“以诗受特达之知，天下翕然宗之，所选唐、明诗别裁，家有其书，一时后生求序诗文者几乎踏破铁限，其一时坛坫之盛，差与渔洋颉颃” ^[7]。钱泳在《履园谭诗·总论》中也写道：“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 ^[8]绪论8。钱泳意指沈德潜与袁枚是乾隆中叶诗坛的领袖人物，然而，乾隆初期，沈德潜中进士极受恩宠之际，他在诗坛的地位无疑要远胜20余岁的袁枚。由此推之，曾在苏州紫阳书院学习数年的王鸣盛，也自会受沈氏诗学观点较大影响。

王鸣盛在诗歌创作方面受沈德潜更直接的影响，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沈德潜退居苏州后。此年，沈德潜归里后，王鸣盛赠沈氏五言百韵诗一首，沈氏称赞此诗：“排比错张，才情繁富，而一归于有典也则。”此年秋，沈德潜为王鸣盛诗集《曲台丛稿》撰序，赞扬王鸣盛诗作“意不在诗而发而为诗，宜其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 ^[4]520。乾隆十五年，沈德潜为紫阳书院山长。乾隆十八年，沈德潜以王鸣盛诗居首，选吴泰来、王昶、钱大昕等人诗为《七子诗选》刊行于世，并为之作序。

诗坛领袖沈德潜高度重视诗道，认为“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而所谓其言有物也”。作为沈氏高足的王鸣盛，亦重视诗教，他曾在《历朝名媛诗词序》中阐明了自己重视教化的观点：“是故《关雎》之什，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此物此志也。” ^[4]466纵观王氏一生诗歌创作，无论是表达自己的不遇，还是针砭现实，都言之有物，思想纯正，可以用之乡人邦国，与沈德潜诗道观可谓一致。

在具体诗歌效法范式方面，王鸣盛前期创作的诗歌也多与沈氏观点相合。汉、魏诗歌，在沈德潜那里得到推崇。沈氏在《古诗源》序中写道：“予之成是编也，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乎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 ^[9]汉代诗歌主要包括两汉乐府诗和东汉文人诗。这两部分诗的产生，都与社会现实有密切联系，都可以称为有助于诗教之诗。汉乐府多有感而发，非无病呻吟之作，表现的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人们对于生死的态度。激发汉乐府诗人创作激情的是生活中的具体事情。部分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情感。如描述战争惨烈的诗篇《战城南》中的一些句子：“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又如《上耶》中关于爱情的誓言：“上耶！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或悲愤、或决绝的情感，在这些诗中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惊心动魄。汉乐府语言往往朴质雄浑，直抒胸臆，绝少造作。王鸣盛早年一些诗，在抒发情感时，也较为激烈、直露。后来，在沈德潜的指引下，王鸣盛抒发情感，逐渐含蓄、委婉，类似于《诗经》中的“雅”诗以及东汉文人诗。

沈氏推崇的汉诗，《古诗十九首》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主要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其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因此能够长期引起读者广泛共鸣。王鸣盛早年，因为求学及谋生等原因，数年漂泊在外，且才子情深，所以其前期诗歌有不少写羁旅情怀的诗，如仿乐府诗《读曲歌》《那呵滩》。两诗分别写道：“有酒嚼复酒，怀人山上山。菖蒲空作花，黄葛何当还”“棹舟那呵滩，移舟日已暮。遥闻舟子歌，尽是怀乡句”。两诗有感而发，语言平易、质朴，感情真挚，有汉乐府风味，只是感情的表达没有汉乐府那么激烈。

沈氏论诗提倡“于魏晋猎其华”，推崇唐诗而贬抑宋诗。沈氏推崇曹操、曹植、左思等人诗歌。以曹操为首的建安诗人，诗歌慷慨悲凉，既强烈感受到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又不乏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把建立不朽功业作为人生追求。因此，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曹操、曹植等人对社会现实都比较关注，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在感情浓烈、慷慨豪迈之外，语言也华美丰富、精彩传神。入晋之后，左思诗歌继承了建安风骨，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后来的盛唐诗，在关注现实方面与建安诗歌相类，但因时代环境差异较大，故慷慨悲凉之气少了很多，但却多了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的浪漫气质。比较而言，建安诗歌的诗教作用更大，后者更侧重抒发一己之情怀。

王鸣盛前期不少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与唐诗相仿，多写一己际遇和抱负，但慷慨悲凉则如建安诗歌。其哀叹时光如飞、时不我与的诗句如：“昨日健少，今成老翁。长绳系日，晼晚莫从。壮盛智慧，殊不再逢。俯仰天地，悲来填胸。”（《矫志篇》）诗中，健少一日而成老翁的夸张，让人感到惊心动魄，欲以长绳系日，却又无从入手，王鸣盛对时光飞逝的忧惧尽现诗中。言其不遇而忧伤不可排遣的诗句则如：“中宵拔剑起，忧怀浩漫漫。丈夫自有志，穷贱奚足患。我忧无可解，亦复无其端。启户独傍徨，揽衣忽长叹。仰视河汉明，众星罗高天。蟋蟀似知秋，凄凄鸣草间。沉思永今夕，怅望谁与言。”（《咏怀三首》其一）一个拔剑起舞于繁星之下的孤独志士形象跃然而出，凄凄鸣于草间的蟋蟀似乎也在为诗人而悲叹，其叫声也似乎响在读者耳畔。

王鸣盛前期的一些诗篇，既表现了其高远志向，也反映了其困顿不遇时的愤慨、寂寞。在《杂诗十首》其八中，他认可“匣中三尺铁，誓报知己仇。袖之出门去，结客在冀州”的侠客。在《矫志篇》中，他愤然写道：“骅骝捕鼠，乃不如狸。凤凰司晨，乃不如鸡。秋兰虽芬，鲍肆间之。明珠在泥，皎皎何为。”全诗多用比拟和对比手法，并不直接点破现实，现实的污浊却跃然纸上！王鸣盛这些言之有物、慷慨悲凉、含蓄深沉的诗歌与沈氏论诗主张较为吻合，与沈氏影响有关，也与其崇实黜虚的学者品性、较为困顿的生活状况大有关系。

1.2 对沈氏宗唐及其诗歌缺少性情的突破

沈德潜近体推崇盛唐，在这一点上，王鸣盛与其师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王鸣盛为人真率、自信。乾隆十六年（1751），王鸣盛旅居武昌，楚中名士问王：“诗当学唐耶？学宋耶?”王曰：“皆不足学。”“学我而已。” ^[4]523此言既反映了当时鄂地诗坛唐宋兼宗的实际情况，也可看出王鸣盛的非凡自信。

沈德潜“格调说”对诗人独特个性、情感重视不够，为论者所诟。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云：“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10]3王鸣盛前期诗歌，则在重视性情方面明显突破了“格调说”局限。为了更加酣畅淋漓地表达情感，也为了更好地展示其过人才华，王鸣盛写了较多的古体诗或者排律。他用这些诗进行交往，在叙事抒情写景的同时亦展示才华。这些诗包括：《范上舍塞北省亲图》《荆南发舟溯江抵夷陵即事述怀寄琴德来殷一百韵》《雨泊江岸登天门绝顶》《同沈归愚先生翁朗夫周钦莱顾禄百朱吉人沙斗初朱适庭吴企晋赵升之苏显之曹来殷家琴德集城南听松轩听张昆南弹琴》《同琴德来殷过沧浪亭》《寄赵文学晴川》《晚过芙蓉湖同琴德来殷作》《冬日为秦味经侍郎题消夏图》《穆斋水部至京喜赋长歌即送之吴门》等。

王鸣盛这些诗，注意炼句，喜欢选用色彩鲜明、音节响亮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来渲染场景、刻画人物，“如霁日初出，晴云满空”。在《荆南发舟溯江抵夷陵即事述怀寄琴德来殷一百韵》中，诗人先概写自己几年来的辛苦、漂泊：“万里身为客，三年迹屡移。风尘看老大，湖海足艰危”，再以行迹为线索，写了一路所经之地，以及自己的所见、所思，其中多有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追忆和感慨，如诗句：“尚想英雄辈，都非豚犬儿。孙刘纷列戍，逊抗各登陴。复汉情徒切，吞吴计竟隳。吕蒙营在否，步阐迹留斯。折镞沉荒垒，遗墟蔓碧苔。”因为“往日殊堪惜，回风愈可悲”，所以诗人在对相聚时光进行了温馨回忆后，准备拂衣而归。此五言排律长达200句，计1 000字，规模宏大，以赋体写景、叙事，条理清楚，写景形象逼真，景中含情。

1.3 对厉鹗“宋诗派”诗风的摈弃

王鸣盛诗歌创作前期，以厉鹗为代表的“宋诗派”在东南诗坛亦颇有影响。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杭州人，其诗多游览名山大川之作，以取法宋人为主。厉鹗总持东南诗坛风雅的“具体活动时间大致集中在乾隆七年（1742）至厉鹗下世的乾隆十七年（1752）。这10来年是厉鹗人生的巅峰期，也是最能凸显他诗坛地位的历史阶段” ^[11]。

厉鹗熟精两宋典实，多用宋典，其山水诗结构上精心密虑，意境空灵，在浙江一带影响深远，其后辈洪亮吉曾云：“近来浙派入人深，樊榭家家欲铸金。”但在苏州，由于沈德潜的努力，宗唐之风主导当地诗坛。青年时期的王鸣盛，曾在苏州紫阳书院学习数载，受宗唐之风影响就不足为奇。另外，厉鹗较多诗歌有“好用替代字”“气局本小，又意取尖新”之弊。这些特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作者较为内敛的心性，以及对于技巧形式的痴迷和偏爱。王鸣盛自负不羁，把较多精力放在了经史研究上，诗歌创作更多是吟咏性情，无心在诗艺技巧方面与人一较高下。

综上所述，王鸣盛前期诗歌，因自身遭际较为坎坷，又受“格调派”影响，诗多言之有物、语言自然流畅、抒情真挚深沉。这些方面都类于唐诗，但王氏诗歌并不以宗唐为圭臬，当是因其已注意到一些宗唐诗人有空架子而无真性情之弊端。此期虽然以厉鹗为首的宋诗派在诗坛有相当影响，但未引起王鸣盛太多关注。

2 旁涉两宋但能修正宗宋之弊的中期诗歌

乾隆十八年（1753）九月，王鸣盛启程入都。居京10年，总体说来，此期进取精神较强，诗歌和当时政治、现实联系较多，而致仕离京后，不仅诗歌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内容多以自我生活的小圈子为中心。故在此把王鸣盛居京十年的诗放在其中期诗里观照，归里后的诗作为后期诗处理。王鸣盛居京期间，与众多学者文人多有交往，受当时诗坛盛行的宋诗派作家影响，诗歌创作“旁涉两宋”。

2.1 宗宋端倪：《练祁杂咏》的创作

乾隆十九年（1754）春，王鸣盛居京作《练祁杂咏》60首。此组诗明显有宋诗重学之特点。诗前小序云：“偶怀故乡景物，捃摭旧闻，作绝句60章。其中援引，多邑志所未载，后之采风者或有取焉。”据此可知：组诗既是王鸣盛思乡之情的流露，也有补方志不足之意。随着清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方志的编纂与研究已经开始被清王朝重视，至乾隆八年（1743），李卫等监修的《畿辅通志》、鄂尔泰监修的《贵州通志》等16种志书都已纂好，342卷的《大清一统志》也初步完成。组诗的产生，既与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学术的重视有关，也无疑是王鸣盛受到了前辈诗人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的影响。

王鸣盛此组诗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成就也较高，为世人展现了绚丽多姿的江南风光和世俗生活，诗人的博学、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隐逸情怀在诗里都有所体现。此组诗，诗后注释极多，几乎每首诗都有注。如第一首云：“三江烟水接溟濛，最好东吴更向东。荷叶菱丝秋瑟瑟，放船恰趁鲤鱼风。”此诗后就有注释：“王新城《送侯大年归嘉定》诗：‘送客三江去，东吴更向东。潮添瓜蔓水，秋老鲤鱼风’”。诗后注释，无疑是借名人之口对自己观点给予支持，对物产丰饶、充满生机的故乡进行热烈赞美。另外，也有些注释是对诗中词语进行解释，如“玉人云鬓堆鸦处，斜插朱松龄一枝”两句后对“朱松龄”的解释：“明邑人朱松龄以竹刻笔筒，香筒、酒杯、簪钗等物。今女子首饰有名朱松龄者。”此解释既衬托了女子容颜之美，又表达了对故乡竹刻名家朱松龄的钦敬。《练祁杂咏》组诗后繁多的注释，深化了诗歌内涵，保存了嘉定风俗、特产、乡邦先贤的珍贵资料，可以看作王鸣盛诗风由唐风向“以学为诗”的宋风转变的一个端倪。

2.2 钱载、蒋士铨等宗宋诗人的影响

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33岁的王鸣盛会试中式。在其后殿试中，王鸣盛又以一甲第二名的成绩及第，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公卿争以礼致之。居京期间，王鸣盛的才华被更多人欣赏，他与钱载、蒋士铨、赵翼等诗人，都有交往，“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诗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钱载、蒋士铨等人的影响。

钱载（1708—1793），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作诗以韩愈、黄庭坚、杨万里等宋人为师法对象，“力求以生涩取胜”“在古体诗中力求章法、句法之奇，在近体诗中力求对法、字法之新” ^[12]。钱载诗歌在当时影响较大，在其家乡，有许多诗人的创作风气与之相近，大抵以生硬为宗，形成了一个秀水派，盟主是钱载，主要成员有祝维诰、王又曾、万光泰等人。王鸣盛基本摈弃了钱载诗歌追求生硬奇崛的美学追求，但对钱载“有时又故意追求俚拙，以俚语俗谚入诗”的做法持肯定态度。此期王鸣盛诗歌中时有俚俗之言，如“雨过满塍泥滑溻，爬沙无数小蛤蟆”“何时打破同床梦，费尽工夫踏铁鞋”“枯木未逢春，贫女终不嫁”“是山皆须贾，无钱空看山”。

王鸣盛与蒋士铨的交往，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蒋士铨成为京官之后。蒋士铨“早年作诗好阔大语，奇险语，殆鉴于归愚诗派之流失，力矫平易，遂得才名” ^[13]140。蒋氏“以古人之大言奇喻入诗，实当时风气” ^[13]140。王鸣盛曾为蒋土铨题诗八首，在其七诗后有王鸣盛注云：“年来不多著诗，然著书亦空言也。诗亦可以见道，岂小技耶！意欲料理所业粗有端绪，仍从心余学诗。”从诗后小注可看出王鸣盛对前人“诗言志”的继承，认为写诗非小技，也很重要。由此题注也可看出王昶所说的“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之语，所言非虚。“好风碧云夜月明，如有佳语大河横。舍筏登崖君已远，羚羊挂角人空惊。”这首诗则赞扬蒋诗兴象玲珑，不可凑泊。而“羚羊挂角”又可看出王鸣盛此期虽偏好宋诗，但依旧对透彻玲珑、难以把握意趣的唐诗的高度推崇。还有一首诗表明了两人诗风宗尚的差异，其诗写道：“尔学涪翁大是佳，瓣香我独奉诚斋。何时打破同床梦，费尽工夫踏铁鞋。”涪翁即黄庭坚，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而诚斋（杨万里）的诗多描写自然景物，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王鸣盛不愿受束缚的性格，与诚斋为诗的自然活泼更易形成一致。

除钱、蒋之外，王鸣盛与宋诗派诗人王又曾也情谊颇深。王又曾，秀水派诗人，“作诗专仿宋人，信手拈来，自多生趣” ^[8]473。王又曾其诗“削肤廓而见性情，汰尘腐而存警策” ^[8]473。王鸣盛在重视性情方面与王又曾相同，入都后不久即与其相交。王又曾科考时曾入三甲，性善饮，谈笑风生，神情潇洒，“以律例向非素习，且病，遂乞假归” ^[14]，后偃蹇而没。王又曾不喜官场约束，王鸣盛亦是如此。王鸣盛曾为王又曾的《龙湫宴坐图》题诗。在《题谷原五兄龙湫宴坐图》里，王鸣盛运用了通感、想象、夸张等表现手法，给原作有限的画面补充了丰富内容，显示了高超诗技。王又曾作诗重视创新，“力求捐弃尘埃，毋一语相袭取”，天真烂漫，自见性情，与宋人杨万里为诗有一致之处，影响了王鸣盛诗歌题材、语言的转变，使之与唐诗拉开了距离。

2.3 王鸣盛诗歌宗宋的体现

居京10年，王鸣盛部分诗歌确有宗宋倾向。题材上向琐碎的生活方面靠拢，如《蝇》《蛛网》《蝉琴》《故妓》《菜》《井》等，语言上也有一些尖锐、直露，甚至写丑之语，如“驴有令仆才，鬼善揶揄人”，“雨过满塍泥滑溻，爬沙无数小蛤蟆”等。咏物小诗《井》，虽亦是关注生活琐事，但富含哲理，表现了诗人对高洁品质的追求。其诗写道：“出山仍自洁，能止不生波。行帐资淘米，浑时因汲多。”井水洁净、“能止不生波”的品质不因所处之地而改变，之所以有时会浑浊，是因为人们汲取太多，超出其承受能力。此类诗确可看作是王鸣盛学习宋诗的结果。

对宋诗风格的偏好，也反映在那些针砭时弊较为直露、语言通俗的诗篇中，如《赠郑慎人》《题唐八绣遗像》等。在这些诗中，诗人较为尖锐地批判了英俊沉下僚的不公平社会。郑慎人，字王臣，福建莆田人，工诗，曾屡困于场屋。王鸣盛在《赠郑慎人》诗中对当时的世态炎凉和社会不公有所谴责：“王城虽堪隐，失职谁同群？驴有令仆才，鬼善揶揄人。”令仆是朝廷显赫的官职，愚蠢的驴子竟然都被俗人认作有令仆之才，讽刺真可谓大胆、辛辣。悼念友人唐八绣的诗，也隐隐流露出王鸣盛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唐八绣为常熟人，书画俱佳，为诗“语皆独造，务为卓诡”，其人“品性傥荡，无羁检，仗气振奇，不乐居城市，多从缁衲黄冠往还，荔墙杉屋、荒墟废村、寂历无人之境，辄流连旬月。久之厌去，迁转无定处，闲遇博场酒肆，亦或阑入浮白，呼垆拍袒，狂叫以为笑乐。屡试于有司，卒不遇” ^[15]1311，王鸣盛在《题唐八绣遗像》写有如下句子：“枯木未逢春，贫女终不嫁。冰霜故相欺，膏沐向谁借？偶于穷饿中，歌吟出嗥嗄。秃笔虽成冢，敝衣才掩胯。万言一杯水，卖赋乏高价。时遭路鬼笑，苦受醉尉骂。唐衢本善哭，之子殆其亚。”王鸣盛抒发感慨的诗篇还有《南湖草堂图为袁蕙镶赋》等。《南湖草堂图为袁蕙镶赋》中有句云：“商山芝有主，武陵桃不闲。是山皆须贾，无钱空看山。一锥不得卓，有贫何处安？即欲逃空虚，沆瀣不可餐。”这些诗句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社会金钱至上的弊端。在《蛛网》中，诗人通过生动描绘蜘蛛“巧营墙角张来密，暗傍檐牙结得深”的阴险狠毒，表达了对那些时时算计他人的卑鄙之徒的痛恨，以及“长竿急为除罗织”除之后快的愿望。对凭借卑劣手段窃据高位者，王鸣盛尖刻地讽刺他们就像“才离粪壤集林颠，便奏繁声混七弦”的蝉那样不可一世，全然不知还有螳螂在后蓄势待发。此类诗歌，虽然亦时时用典，但多有通俗之语，情感表达较为激愤、直接。

王鸣盛中期诗里，有一些诗多有自注，与乾嘉时期翁方纲等人创作的展示学问的诗歌形式一致，由此亦可看出当时诗坛风尚及王鸣盛宗宋端倪。如《送相国海宁陈公予告归里次留别韵六首》中，有三首分别在诗后和诗中加注；《十月十一日奉随驾之命二十五日……二十四首》中，有十首诗后有注。但总体而言，王鸣盛更多诗歌是借注增情，而非炫其博学。王鸣盛此类诗包括《追念嗣韦痛不能已复成绝句十六首》《哭尤生十首》等诗。在《追念嗣韦痛不能已复成绝句十六首》中，注释“儿生于戊辰七月十七，卒于乙亥十月十五。计八年中……至儿卒之日，团圞满一载耳” ^[16]158，是感叹因名利生计所迫，与子八年仅相聚一载却阴阳两隔的悲痛辛酸，“辛未冬，于夷陵峡口闻猿。同行戴纶长云，此失子猿声也” ^[16]159之注，是以昔日猿声衬托今日己之悲苦。《哭尤生十首》有注云：“十二月中旬，阅生文；正月廿一日，生逝矣”“生临终云：‘我许多事尚未作一件’” ^[16]159。对往事的准确追忆，凸显了二人情谊之深，以及王鸣盛对友人英年早逝的不甘和痛心。此类注释在诗中还有不少，但因王氏无意卖弄才学，纯为亲情驱动，故注释使用较为成功：“在表现人物形象，丰富诗作情感的方面做到极致，让读者在身临其境的同时，亦产生共鸣之情感” ^[17]。

居京时，王鸣盛除了直接学杨万里诗法外，也对宋代其他一些诗人的诗作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如他《题廖楚崖吟稿六首》其五云：“清奇幽隽杨廷秀，确苦深严刘克庄。不薄今人还爱古，笑他张口说三唐。”其六则说：“烂熟文章我厌看，论诗先要就高寒。集成带得江湖气，便觉风流异粗官。”此期，他对宋末江湖诗派中“清奇幽隽”“确苦深严”的诗风颇为欣赏。《冬夜读梅圣俞诗》写于光禄寺卿任上，表现了诗人此期的审美趣味。王鸣盛在诗中表达了对那些语言平俗、含意浅薄的诗歌的厌恶。他欣赏梅圣俞那些风格“瘦硬兼酸涩”、意味隽永的诗，用空崖幽兰、乍棘口徐出甘汁的谏果、不受絷的生驹、偃蹇而立的老蛟去形容梅诗特点，并认为梅诗上承郊、岛，下启黄、陈。

当然，王鸣盛在京虽曾跟钱载、蒋土铨等人学诗，但并非亦步亦趋，而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对钱、蒋等人力求章法句法之奇、奇崛瘦硬的特点，王鸣盛虽欣赏但并未取法，王氏更注重在题材和语言的俗、新方面效法钱、蒋。值得注意的是，王鸣盛此期诗歌虽有向俗倾向，但对一些语言太过鄙俗乏味的诗歌，亦持贬斥态度。他在乾隆二十五年所写的《青柯馆集序》中曾指出：那些稍能抒写胸臆的诗歌，“又往往俚鄙朴塞，辞不足以称其情，打油钉铰，去大方日远矣”“俚鄙朴塞者，虽粗有生意，如社中之栎，其大蔽牛，而终于不才” ^[16]306。此与王鸣盛不囿于成见、多有创新的治史思想，如出一辙。

3 承新革弊中维护诗歌重情含蓄特质的后期诗歌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的王鸣盛因仕途挫折，加上自身性格真率、孤傲等因素，丁母忧归里后，即不再复出。43岁时，移家苏州，寓幽兰巷。归里后，王鸣盛淡了为宦之情，不与当权者来往，把精力更多放在了经史研究和著述上，诗作较少。另外，王鸣盛也用相当精力去奖掖诗坛后辈，“一篇一句之工，奖赏不去口，或评选其佳者，刊而行之” ^[4]565。其刊选之书，包括《练川十二家诗》 12卷、《槎溪四子诗选》《江左十子诗钞》《江浙十二家诗》。

3.1 对翁方纲等以“考据并议论”为诗的自觉抵制

王鸣盛后期诗歌与中期相比，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就是中期诗歌里较多的诗注在此期诗中几乎没有了。这应该是王鸣盛对翁方纲等以考据为诗者做法的自觉修订。翁方纲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抵广东学政任，至乾隆辛卯（1771），凡三任八年，培养了大批文士，又“好宏奖士类，一篇之美，称道不去口” ^[18]974，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翁方纲喜好吟诵，“随地有诗，随时有诗，所见法书、名画、吉金、乐石亦皆有诗，以考据并议论”为诗，“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贯彻洋溢于其诗” ^[18]973。这种以诗歌为研学之载体的做法，违背了诗歌注重抒情的文体特性，遭到了袁枚批评：“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 ^[10]65–66洪亮吉亦厌翁诗缺少性情。王鸣盛对翁氏诗作亦不甚满意。在《月满楼诗集序》里王氏云：“夫诗至今日，言人人殊，……或谓宜翻空而经奇，或谓宜征实而持正，划为鸿沟而二者遂交病焉” ^[19]。“征实而持正”者，当是指翁方纲等人。

3.2 典故运用较多与诗坛重学风尚

王鸣盛注意到了翁方纲等人诗多学术的弊端，自觉进行抵制，但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诗坛普遍注重学术的风气对王鸣盛还是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诗歌典故运用较多这一方面（但僻典很少）。其中，部分咏怀类密置典故，被人评为“晚岁务为绵密，时近西昆”。

如《春日园居杂咏八首》其六写道：“九奏钧天梦易伪，玉绳金掌路如何。蓬莱落笔曾三赋，《同谷》伤怀有七歌。世上人多翻著袜，古来事半错开河。抱关碌碌都非计，幽薮销声亦一科。” ^[4]300首联感叹人生如梦，前路迷茫。“九奏钧天”典出《史记》、“玉绳金掌”中的“玉绳”典出张衡《西京赋》；“金掌”，本指承露盘，在此指月，出自《史记·封禅书》。“汉武帝造铜人仙掌承露盘，以承云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长生。”颔联以杜甫自况。“蓬莱三赋”，化用杜甫《莫相疑行》诗句“忆献三赋蓬莱宫”，“同谷七歌”，亦与杜诗有关，杜甫曾于安史之乱期间写《同谷七歌》组诗，描写一家人惨不忍睹的遭遇。颈联“翻著袜”，用诗僧寒山无题诗中典故。“错开河”，用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典故。尾联中的“抱关碌碌”，典出《汉纪·宣帝纪一》。全诗几乎句句用典。

《春日园居杂咏八首》其一前四句“漫成小筑类墙东，饭粝焚枯不送穷。畏热吴牛愁见月，倦飞宋鹢怯迎风” ^[4]299也多用典故。首联“墙东”典出《后汉书·逸民传·逢萌》，东汉王君公隐居，倚墙东侩牛为生，后以“墙东”泛指隐居之地。“饭粝”暗用《论语》“饭疏食”之意，“焚枯”典出应璩《百一诗》句“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指田家清苦生活。颈联连用两个典故表明自己已无进取之心。“畏热”句，典出《世说新语》满奋答晋武帝语“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句。“宋鹢怯风”典出《左传·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句。

《茸城寓塔射园赠主人张梦喈》写道：“浮屠斜照辟疆园，水竹周遮别一村。二顷香粳连北郭，万签缥轴富西昆。倚楼久擅惊人句，投辖频开劝客尊。玄圃丹丘随地是，心期重喜对床论。” ^[4]270诗中“投辖”典出自《汉书·陈遵传》：“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此处指张梦喈留客之诚意。尾联用庾信《步虚词》中诗句：“丹丘乘翠凤，玄圃驭斑麟。”最后一句借北宋诗僧重喜喻友人。重喜能书，善诗偈。王鸣盛此诗用典极密，与西昆类似。

总之，王鸣盛后期部分诗歌用典较多，但用典一般比较自然、贴切，较少用僻典。诗意基本上不算晦涩，句意和诗旨也较易把握。这些诗虽然典故较多，也注重声律和谐、对仗工整，但辞藻不够华丽，又与西昆有别。由这些典故形成的意象不够朦胧、伤感，故与“语极艳，意极哀”的李义山诗也不类。

另外，诗坛重视学术的思想在王鸣盛诗歌创作中的主要体现，除了七律诗中用典较多外，也反映在他创作了一组歌咏古人的七言绝句。此组绝句共42首，人物以诗人、文人最多，另外还有经学大儒董仲舒、郑玄、朱熹以及十多位女性。这些女性，除了曾以饭食接济过韩信的漂母外，其余都是与诗人、文人关系密切的女性。这些诗的产生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更多与历史典籍有关。

3.3 对性灵派的扬弃

王鸣盛退居苏州的30余年，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诗人在诗坛如日中天。其时，袁枚、蒋士铨、赵翼是公认的诗坛大家，而袁枚在其中最负盛名，受到的非议也最多。贬之者云：“雍乾而后，袁随园负纵横之才，遭时隆平，诗学中衰，遂以率易浮薄之词簧鼓无识。刀笔之伦, 巾帼之秀，偶得一章一句，率为扬诩，侈焉以大雅归之, 而诗学扫地尽矣” ^[8]绪论6。此论虽明显贬袁，但“诗学扫地尽矣”也足可看出袁枚巨大的诗坛影响力。

王鸣盛和袁枚往来不多，但袁枚的一些诗学思想或对其有影响。如对诗境的看法，在《王琴德诗集序》中，王鸣盛引王昶之言道：“《诗》之为教，虽小，夫妇人一语称工，辄能传世。而论其极，则学士大夫穷老尽气，剪刻规无，而往往不逮。……文章之能事，惟诗境为最阔” ^[15]1304。而袁枚也有类似话语：“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书，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 ^[10]36。二论者皆指出了博学与佳诗之间未必有直接联系的事实。

对男女之情的看法，袁、王二人同中有异。袁枚认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王鸣盛也重视男女之情，但他更认可的是其政教作用。在《历朝名媛诗词序》中，他写道：“性情之际，男女妃匹之地，此人道之所由始，而伦纪之至切者也，风化基焉，政治出焉，礼乐肇焉。是以古之圣人重之，《诗》《书》所载，于兹特详” ^[4]465。王鸣盛认为诗歌对此类情感的记载，最终目的应该是“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这种重视政教作用的观点，与袁枚有明显差别。

王鸣盛此期所写的诗序里，也有一些反俚鄙之言。其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所写的《松花庵诗集序》中，明确表示出对猥俗之诗的不满：“予于诗无专功，而四方士谬使序其诗者众矣，诗或凡猥带俗调，虽勉应之，未必惬鄙怀也。” ^[4]454从王鸣盛对“俚俗”的否定之语，也可侧面看出袁枚等人重视抒发真情、语言浅俗的诗风在此期的盛行。

3.4 坚守诗歌传统特质

乾隆中后期，因《四库全书》的编选及训诂考订朴学的盛行，以往诗坛的风格、流派几乎都被效仿、被变革，诗坛已无绝对权威：“自乾隆以来，凡能于诗者，不得不自辟町畦，各尊坛玷。是故秦权汉尺以为质古，山经水注以为博雅，犛靬碣陀以为诡逸，街弹春相以为真率，博徒淫舍以为纵丽，然后推为不蹈袭，不规摹，是故言诗于今日，难矣哉。” ^[20]在众多流派中，性灵派人数众多，影响大，以学术入诗的诗人也较多。在此状况下，王鸣盛史学家的理性使其并没有随波逐流。王鸣盛后期诗歌重学但不以诗为学术载体，重情但反对以俚鄙之言抒情，既关注诗坛新风，又摈弃其弊端，维护着古典诗歌一些传统特质。

4 结语

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王鸣盛一生好诗，且取得一定成就，在当时诗坛有一定影响。其前期诗歌类唐，重情辞声律之美，以超凡之才运自然之笔，“无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中期部分诗有重视日常生活琐事、语言尚浅俗之宋诗特点，但无宋诗之重议论、重诗法积习，情感亦如前期真挚、强烈；后期诗歌抒情含蓄，更加重视语言典雅之美。虽然王鸣盛一生把太多精力用于学术研究，诗歌成就不够显著，但他在保持诗歌语言的含蓄蕴藉、重视抒情等特质方面，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与当时众多学者兼诗人的做法大体一致：既接受时代进步思想，又坚守诗歌传统特质。学者纪昀之诗就是既“抒写性灵”，又保持了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直而不伉，婉而不佻……酝酿深厚，未尝规抚前人，罔不与古相合。”好汲引后进，一时名儒才士多招致其幕的学者毕沅，经史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著有《续资治通鉴》等著作。其诗歌既自运性灵，不拘一格，又不违大雅之旨。因翁方纲诗太多考据学内容，而讽其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的学者洪亮吉，于经传训诂、地理沿革靡不精研，诗歌各体皆美，亦重视诗歌抒情特质，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著有《廿二史札记》的史学家赵翼，被誉为性灵派三大家之一，虽部分诗有议论过多之弊，但其诗歌总体上还是重视真实性情的抒发，不少诗亦具有“百怪奔集，奇姿雄丽，不可逼视”之诗境美。王鸣盛与当时众多学人一起，在积极响应诗坛新变化的同时，对其中一些过激因素，自觉进行了抵制，共同开创了乾嘉诗坛风格多样的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