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此后，通过加强民生建设，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美好生活获得感就成为了党中央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重要抓手。获得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主观感受，而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概念。任何政治理念都是围绕历史创造主体展开的，获得感这个概念给予了一种视角，把外在的政治理念和内在的主体需要放到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结构中去研究。这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 国内的研究现状

2015年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前夕，央视新闻频道盘点“两会”热词，排在第一位的是获得感。近年来，获得感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毕竟提出时间较短，目前这个领域下的各个相关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它的上下级菜单的拓展也不够丰富，学界达成理论共识也还不多。“获得感”作为一个现象级学术新词到底有没有研究的价值，不禁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正如经济学界流行的一句话叫做“阳光之下无新事”，获得感不仅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反映时代特征的学术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获得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1.1 获得感提出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源

(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的角度，探索获得感提出的理论依据。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有：“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实践性，它的革命目标是实现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获得感的出发点是人民，这个概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思想”^[2]。学者们引经据典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立场、人民主体性和人类解放诉求等方面挖掘获得感提出的理论依据，力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上找到获得感的学术方位，确定其研究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在理论源头上的依据。

(2)立足唯物史观探析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产生的社会根源。曹现强和李烁认为，准确理解获得感内涵必须要联系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社会转型、建设共建共享经济模式的历史阶段，获得感与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外来的民生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3]。陈德彰的《热词新语翻译》(2016)中查阅获得感的词条，特别指出，获得感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统筹各项任务所释放的民生红利是获得感产生的历史前提^[4]。学者们把获得感放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考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全面深化改革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新挑战、民生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具体社会矛盾被看做是获得感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3)从应对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实现平稳过渡的角度说明人民获得感提出的现实需要和重大政治意义。吴云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步入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的艰难转轨中，新旧体制相互碰撞，社会阶层利益分化不均，容易导致社会心态失衡。而思想政治素养、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法治意识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主体意识还存在短板。个别事件极易发酵成为危害社会民众的重大事件，甚至演变成被不良分子和境外势力操纵、利用的对抗性事件^[5]。张建明等人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提升人民获得感，是国家的风险管理、风险规避的重要方面^[6]17。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学者有较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敏锐地看到获得感议题下隐藏的社会危机。

(4)从探索我国民生发展模式角度分析人民获得感的深刻含义。张建明等学者指出，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以西方福利模式的弊病为经验教训，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社会转型期发展需要的、适度普惠性民生发展模式。以保基本为主，不必做脱离实际的过高承诺。创新民生发展机制，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避免政府责任不到位和包揽过多的现象。只有实事求是的民生政策才能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6]18。这类观点以民生发展模式的调试入手来提高获得感，从政策分析的角度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获得感提升困境的客观原因。

1.2 获得感的内涵界定及价值定位

(1)强调获得感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性质。这类观点主要强调获得感是主体的主观感受，获得的目的物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性质，获得感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排序。在新时代，精神层面的获得感更为重要。张品认为，获得感是主观长久持续的满足感，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获得，也包括精神层面的获得，它强调在为我基础上切身利益客观实际的获得，要从自我价值和自我尊严得到满足的社会认知角度理解获得感^[2]。陈煜认为获得感包括物质的获得和精神的获得，有形的获得和无形的获得。它首先是要主体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人民群众有房住，收入增加，能接受优质教育，能看得起病，养老有保障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精神获得层面，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体验到人之为人的尊严，享受到公平正义的政治权利^[7]。

(2)在共享改革成果背景下把获得感理解为付出与收获相符合的程度。在主体期待与客观现实的对比和付出与收获的对比中把获得感理解为因共享改革成果而得到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的提升。徐斌认为获得感是实践的客观成果与主观的期待相符合，主体的需求得到满足。获得感，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却是要建立在客观内容的基石之上。就个人而言，主要指个体的劳动和付出，能够得到与期待相符合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就人民整体而言，就是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民生领域，能够惠及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1]。

(3)从国家共建共享政策的角度出发把获得感看作改革发展成就在民生变化上的体现。聂伟把获得感置于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理解，认为获得感的提升程度是在社会治理中评估改革发展成效的新工具。获得感是党和政府在民生治理政策语境下将社会资源与民生资源相对接的产物，体现了我国改革发展重心的进一步下移^[8]。洪向华认为获得感表示获取某种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现在获得感一词使用范围出现趋同趋势，多用在共享改革成果语境下人民群众的民生幸福感方面。有别于幸福感，获得感一方面更加强调一种客观上实实在在的得到，如果不讲客观利益的实际获得，只是抽象空洞地一味强调幸福，就容易让民生理念流于空泛。另一方面，获得感的提出，使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中得到的利好有了进行指标衡量的民生依据，而幸福这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容易量化，也难以衡量。所以，在当下的中国，获得感更加适合用作民生领域新工具^[9]。邵雅利与杨臻煌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群众，既是当下共享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检验改革成果的试金石，共享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增强人民获得感”^[10]。

(4)获得感的价值定位。第一，把获得感看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王浦劬与季程远认为，获得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颖(概念)工具，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对我国权威文本的原初语境进行解析可以得出，获得感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建设给人民带来的受益^[11]。第二，获得感是改革发展的目标、动力和评价标准。曹现强与李烁认为，获得感的提出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落脚点和突破口，解决了发展质量、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问题，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动力源^[3]。第三，获得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田旭明认为，获得感提出的价值在于体现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12]。聂伟认为，获得感是反映社会供给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8]。

1.3 当前提升人民获得感的重点难点及解决路径

(1)提升获得感难在中央政策贯通到基层最后一公里。唐钧认为，共享发展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近年来，坊间流传着用“被”来造词的现象，体现了负面社会情绪，如“被幸福”“被中产”“被中高收入”等，形象地说明了民生供给精准不足导致的民生心态不满^[13]。

(2)提升获得感难在复杂的民生诉求和变化的社会心态。李峰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相应也呈现了目标高阶、体验差异和需求结构多元的新特征。传统的总量平均的民生建设模式，不仅遭遇了民生心态悖论，也面临人民获得感持续提升难的困境^[14]。

(3)提升获得感难在利益固化格局不易突破。张建明等认为，在利益固化格局被打破之前可能会出现社会撕裂现象。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才能回应人民的利益需求，协调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使整个社会从机械稳定走向有机团结，而利益固化是最难打破的^[6]17。

(4)解决难点的路径。聂伟认为，提升人民获得感关键是在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提高社会供给的可持续性与精准性，满足多样化的国民需求，让人民全面、切实地享有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的成果。政府应当结合不同主体需求与供给客体系统的特点，有效引导不同供给客体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在供需关系的动态调整中构建渐进的共享发展机制，不断提升国民的积极体验，切实保障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李峰认为，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果共享和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也要及时修正传统民生建设模式精准不足和配给失衡的问题，预防过度福利化的社会心理和政策倾向，把人民获得感提升建立在高质量、稳增长的经济基石之上。同时，从生存、发展和权利等三方面来密织人民获得感的保障网络^[14]。曹现强与李烁认为，推动包容性发展、改善民生、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提高公民获得感的三个不同层面但又紧密相关的途径^[3]。何民捷强调以法治建设增强人民的获得感的重要性：现代法治追求公平正义，打破既得利益藩篱，涉险滩啃硬骨头，需要改革破题，用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继而又需要以法治方式把改革成果转化为规范，让改出来的措施更具权威，让人民群众获得的利益更加稳固。这样的法治现代化就可以给人民群众更多获得感^[15]。

1.4 研究获得感的方法

(1)基于习近平讲话文本的语义分析法。杨玉浩从表述者立场对习近平系列讲话文本进行语义分析，通过系列讲话在不同语境下获得感的运用条件分析之后得出使用获得感语境的三要素：“主体指向性属性”“客体具体性”和“方法可行率”，借用简单的公式阐述获得感上行表述的基本语素以及比较度量的基本条件，认为获得感和实现概率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16]。

(2)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获取当前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现实情况。此类研究比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文宏与刘志鹏观测我国人民获得感发展趋势与区域差距，细分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利用LSUS调研数据，对我国人民获得感进行时序比较分析^[17]。孙远太利用全国6省市“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是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的共同产物；客观社会地位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下层居民的获得感最低^[18]。谭旭运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智媒云图联合发布的民众获得感状况调查问卷(CASS-Intell Vision Sense of Gain Survey 2018)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18~35岁青年获得感的相关因素^[19]。

(3)比较研究法。王浦劬与季程远在与“相对剥夺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将获得感区分为空间维度的“横向获得感”与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并基于2004/2009/2014年全国公民价值观与1991/1996/2000国际社会公正项目调查数据，给出了“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的测量方案。研究显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民的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在10年之内都在稳步上升，并呈现“纵向获得感”大于“横向获得感”的稳定模式。在国家间比较，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与日本两国人民“横向获得感”的分布具有相似性，原因可能在于儒家文化圈的影响^[11]。

1.5 获得感其他方面的研究

(1)获得感与幸福感、安全感的关系。徐斌指出“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之间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一种满足感，产生于主观期待因客观条件的不断进步而得到实现，三者都可以做程度上的评价。它们的区别是：获得感较容易在个人付出与收获的公平性中得到满足，相对来说它的层次较低；安全感是建立在稳定、有保障的外部环境基础上的一种能够免于受到伤害的、稳定的主观感觉，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良好，也包括社会环境公平公正和谐，相对获得感来说，安全感处在更高一个层次，同时安全感也是一个指向未来的范畴，是人们对长久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良好生态环境保障的一种期待；在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基础上，幸福感处于最高层次，它来自于人们生活多方面需求的满足，是多向度生活评价的结果^[1]。

(2)获得感提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薛念文认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所做出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重要体现。党通过推进改革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进一步完善，以有力的措施推动有效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十九大报告同时提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也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回应，具有深刻而深远的意义^[20]。田旭明认为人民群众获得感是习近平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实践要求、共产党执政规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宗旨而提出的，其贯彻和落实必将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坚定人民的道路自信、促进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在实践中，要不断加强基础性民生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利益协调、分配和整合机制，增强制度法规对民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力量，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2]。

(3)关于青年获得感的研究。目前，对青年人“美好生活获得感”的研究大多是实证研究。如：谭旭运、张若玉、董洪杰、王俊秀的《青年人获得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8)；周海涛、张墨、罗炜的《我国民办高校学生获得感的调查与分析》(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6)；何小芹、曾韵熹、叶一舵的《贫困大学生相对获得感的现状调查分析》(载于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石庆新、傅安洲的《获得感、政治信任与政党认同的关系研究-基于湖北省6所部属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侯燕的《心理契约：大学青年教师职业获得感生成路向探论》(载于江苏高教，2017)；俞建辉的《推进共青团供给侧改革，让青年更有获得感》(载于中国共青团，2016)。这些研究都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到青年人获得感的某一个层面进行实证调查，但是略微显得碎片化，对青年人获得感整体特征的把握还需要学界集体努力，长期探索。然而，在青年研究领域从心理学、教育学、人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对青年的心理、青年的发展进行的研究对丰富获得感的理论有重要的价值。

2 国外的相关研究

获得感是基于我国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国情提出的，在国外没有完全相同的获得感的研究，意思相近的内容主要广泛分布在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其中，国外从福利社会的角度对政府福利政策进行分析的研究最为贴近获得感在我国提出的社会背景。

2.1 从福利社会的角度对政府福利政策进行分析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经过很长的发展历史，福利待遇达到了一定水平，基于获得感的语境，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获得感应该是很高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高福利带来了大量的“福利病”，不仅让这些国家政府不堪重负，也养成了国民对福利政策的高度依赖。不同党派的候选人为了赢得大选，不顾国家承受能力许诺丰厚的福利制度，让“福利病”雪上加霜。因此，西方对福利依赖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穷》中主张：削减福利开支，使福利待遇低于工作收入，认为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群众的贫穷、社会犯罪、福利依赖和家庭崩溃，并给正常工作的人增加了额外的税收负担；提倡在福利事务中，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应该是一个更公正的仲裁者；相对于福利来说，工作应是更可取的，这将会增加个人对自己生活应该负担的主体责任，减少家庭的崩溃，促使福利受助者转向寻求工作来解决实际困难^[21]。史乐山(Michael Sherraden)在其专著《资产与穷人》中提出通过个人长期的资产积累来推动个人、家庭、社区发展的解决策略，重点不再是传统的收入再分配，而是帮助公民实现独立与自给自足，拥有资产让人们有更多的安全感，更自信，家庭更稳定，人们更积极地参与工作，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责任感^[22]。保罗.利本(Paul H Liben)提出，政府救助是依赖和损害的根源，因此不应该给贫困人口直接提供物质救助，而应该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救助，比如教育、职业技能培训^[23]。

2.2 从人格心理学动机理论的角度研究获得感的内生动力

在心理学领域，与获得感相近的心理特质有安全感、压力感、信赖感、焦虑感、剥夺感等。生物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心理特质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来的，在复杂的生存发展环境中，它们对个体适应环境、应对挑战有一定功能。获得感来源于生存发展需要得到满足，是对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匮乏的缓解。心理动力领域的学者们对引起特定行为和心理的动机感兴趣。莫瑞最早提出动机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组织我们的知觉、引导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的事物。需要是一种紧张状态，需要得到满足，从而紧张得到释放，就能够产生满足感(近似于我们的获得感概念)。人会通过玩过山车和看恐怖电影来体验紧张被释放的感觉。莫瑞列出了人的基本需要，每一种需要涉及特定的期望和意图、特殊的感情和特定的行为倾向。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需要结构，这个结构中每一种需要和其他需要互相作用就形成了动力系统^[24]310。此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对人的动力系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关心人的自我实现动机。菲利普.津巴多认为，获得自我实现的过程受到阻碍会引发各种人格障碍，人的首要动机就是自我实现动机，它是真正获得人生价值的源泉^[24]328。

2.3 从时间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获得感的时间观因素

菲利普.津巴多认为，一个人的时间观影响其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觉知。也就是说，人对时间的认知影响到创造美好生活的行为和获得美好生活感受的能力。时间心理学揭示的关于时间知觉的知识对获得感的研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津巴多认为时间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人们用它做什么，它就是什么。时间观念影响人们的心理决策。人有3个时区：过去、现在、未来，有6种时间观念：积极过去时间观、消极过去时间观，享乐主义现在时间观、宿命主义现在时间观，未来时间观、超未来时间观。时间观念是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每个人的时间观结构都是这6种时间观的组合，不同组合影响个体对“最大利益”的认识。

理想的时间观念应该是一种平衡的时间观念，综合了比较多的积极过去时间观，适度的享乐主义现在时间观和比较多的积极未来时间观。三个时区的时间观结构在不同的情景和需要下，可以帮助个体选择积极健康的行为和勤勉认真的生活态度。这个理论从时间心理影响最大利益的视角，帮助我们看待获得感的内生动力^[25]。对于一个拥有享乐主义时间观的人，他的获得感是建立在短期利益得到即时满足基础上的，这种获得感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可以培养个体合理的时间观结构，以提高美好生活获得感。

2.4 从政治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影响获得感的社会因素

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在他们的《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一书中指出，生活就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超级市场，人们虽然对自己的生活有相当大的控制权，但不可避免，周围充斥的各种因素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因此很多时候，人们想要获得什么、对获得的东西是否满意，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环境、即时情景、宗教说服、政治宣传、广告轰炸的影响。这些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是如此懂得人性，他们对人群的需要投其所好，制造富有感染力的情景，利用从众压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原有态度，选择了他们的观点。此著作对社会影响的种类、说服的技巧、态度改变的心理机制以及对环境和他人施加影响的方式做了详细的论述^[26]。这给了我们一个从社会影响的视角来看待影响获得感的外部因素。

2.5 从伦理学的视域研究获得感的伦理内涵

伦理学视域看待获得感有两种角度。围绕利益的竞争来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伦理学的主题之一。“获得”的英文单词“gain”在朗文字典里的解释是“to obtain or achieve something you want or need”或者“to gradually get more and more of a quality, feeling etc, especially a useful or valuable one”。“Gain”做名词有利益的意思。因此，“获得”的行为、结果以及主观感受在词源本意上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资源是稀缺的，要获得资源，个体必然存在利他和利己的行为和动机，在伦理学的论域中，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但是集体主义认为，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在抽象层面上谈论人性都是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曲解^[27]。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利益在本初意义上是统一的，利己和利他对立的根源是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导致了人类统一利益的分裂以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严重对立。“……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的消失。”^[28]

另外一个角度是对物质欲望的看法。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崇尚物欲，但是在西方伦理文化中还是把节制欲望、抵制过度消费、倡导勤奋劳作看作是重要的品质，相比物质上的获得和占有，道德境界的提升更为重要。邓可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说到：“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29]20-28丹尼尔.贝尔认为：“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样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从朴素到奢侈，从禁欲到享乐。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30]艾伦.杜宁认为：“没有消费者的社会物质欲望减少、技术改变和人口的稳定就没有能力拯救地球。”^[31]

3 当前人民群众获得感研究的评价与反思 3.1 国内研究述评

获得感的提出，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体现，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既是执政根本立场又是发展战略。目前学界对获得感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社会现实根源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梳理，对获得感的基本内涵、价值定位、重大意义、研究方法、现存问题和解决手段等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制约获得感的客观条件方面，对人民主体性作用认识不够。目前大部分对获得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完善法治建设、提升生活品质、增加休闲时间、健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政策这些客观方面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获得感的一个面向，或者说只是获得感生成的外部起点。谈获得感，如果只是从政府责任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遮蔽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性，并且把党和国家置于独立于人民的一个特殊地位，而忽视了党代表人民利益、与人民一体的本质地位。这样，社会建设在力量整合和思想统一的层面就有可能发生分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有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在获得感的提升问题上，一方面人具有受动性，获得感的提升要以社会发展为物质基础，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具有的主动性、创造力和能动性才是人最本质的力量，人按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方式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地突破客观制约、实现自由王国的伟大历程。高扬人民主体性，不仅要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凸显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更要从尊重人民本质力量的角度，研究人的价值和尊严怎样在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具体实现。获得感本身是主体内在价值的体现，其内涵的人本向度是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所进行的深刻思考和终极关怀。目前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指出获得感的提出是高扬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表现，然而，怎么从价值引领和制度保障的层面关照人的精神需求、动员人民的内生力量，使新时代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中自觉发挥历史创造者的积极作用，这方面却没有更多的深入研究。

(2)对获得感产生的中间环节和获得感的个体差异性的研究不够。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解答人们在时代发展中产生的困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美好生活的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人们却感受不到美好，获得感无法转化为安全感和幸福感。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一种单向度客观理性上，理所当然地认为客观条件达到了某种美好生活的标准，主观方面自然而然就感受到愉悦和幸福了，客观条件就这样神秘地，或者说一厢情愿地通达主观，与主观体验直接达成统一。外在的客观事实是怎样在内心世界生成为美好生活获得感的？我们对其复杂的中间环节以及对个体的差异研究还不够，研究获得感必须同时关注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发展的不同步性以及复杂的互动关系，还要注意诸如社会结构、微观环境、媒体宣传、社会心态、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

全面深化改革所释放的民生红利和普惠性民生措施的建设是获得感研究的起点，但这只是主客体矛盾在当前历史时期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还要看到获得感议题背后所蕴含的其实是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人的发展问题。不仅需要从宏观方面把握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所蕴含的本质规律，也需要深入微观方面研究在社会交往中具体的人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应然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必然要挖掘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应对生活难题的不同样态，抽绎其背后的本质特征，从而深化对获得感生成规律的学理性把握。

(3)缺乏从教育关怀的角度研究“美好生活获得感”的提升路径。如上所述，美好生活获得感的提高存在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条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路径。没有主观世界的进步，客观条件发展再完善也不会带来完整意义上的“美好生活获得感”。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再完满的现代化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32]。可见，思想如果不进步，社会的进步只是假象。

主体素质的提高体现在获得感问题上，存在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第一，主体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能力；第二，主体感受美好生活的精神素养。对第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怎样挖掘人的内生动力上。对第二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涉主体对社会生活认识和评价基础上的意义世界的构建。有正确价值观才能构建健全的意义世界，而这对主体感受“美好生活”具有精神上的先决作用。

无论是提高主体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能力，还是涵养主体感受美好生活的精神素养，都离不开基于人本立场的教育关怀。以尊重人的价值、启发人性觉醒、助人拥有完善人格和健全身心为宗旨的教育来提高“美好生活获得感”是获得感研究的重要方面，具有巨大的挖掘价值。而目前的研究还不够专门化，涉及主观因素的讨论也大多和外部因素的探索掺杂在一起进行笼统和模糊的论述，缺乏对“获得感”在内部世界的具体生成机制，以及教育提升手段的专门探索。

(4)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现象层面，缺乏以哲学思维在本质维度进行的整体性把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对获得感的感性现实和理论意蕴的研究，是我们揭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微观层面具体实现规律的重要方面。然而，获得感作为一个由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向我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它自身的矛盾和特征必然有一个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展现的历史过程，而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学术概念，其理论体系也必然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还缺乏成熟的总体理论框架构建。

当前大量对获得感的实证研究探索了很多新的知识，但是从理论和实际结合角度看，很多实证研究还停留在感性认识和经验总结层面，略显碎片化，还需要进一步上升为理论。而大量的理论研究又把获得感的相关子问题归于哲学、政治学的领域进行抽象的逻辑思辨推演，从理论到理论探讨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人的终极关怀，但是在其中看不到具体和生动的、鲜活的人以及真实的事。离开现实，这些严密的逻辑推理只能提供一般性的假设。只有把实证和理论集合起来，把当今社会的材料和前人的研究进行充分对比分析，才能以更加立体的证据、厚重的事实、深刻的说服力把新时代“美好生活获得感”研究透。目前，对获得感本身的结构层次还需要进一步建立细致完整的学理认知。具体说，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拓展：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揭示获得感议题所内涵着的问题本质；把握获得感提升困境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特征；对获得感议题涉及的社会现实问题、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加以理论概括、总结和论证；以规范的理论表达方式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部分。

3.2 国外研究的借鉴意义及其与国内研究的对比

获得感虽然是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但在有关人与社会的问题上，西方同样面临着和中国类似的情况，因此在共性的层面上，中西方有很多相同的论域可以讨论。虽然西方没有完全相同意义上的获得感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下的很多具体的方面却可以在西方的不同研究中找到对比。

从普惠性民生措施建设这个获得感提出的原初背景看，国外对“福利依赖”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西方社会主流观点倾向于通过严格福利准入条件，创造就业机会，加强道德和精神救助等手段使人们增加社会责任，力求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实现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获得感。中国目前还属于一个福利发展中国家，福利发展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也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国的福利政策也有可能养“懒汉”，特别是在扶贫政策优厚的地区，一些贫困群众长期依赖“输血”，而“造血”积极性不高，甚至想方设法阻碍脱贫。因此，对贫困群体的精神扶贫和创业扶贫的研究在我国也成为热点。

国内国外的研究都认为获得感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占有，还有精神境界的提高。过度占有和欲望膨胀不仅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还会降低获得感的品质。获得感应该是一种积极价值取向，必须强调人的责任感和奉献意识，有劳才有得。目前国内的研究过于偏重政府对民生的投入，而对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的主体意识重视不够，这样的获得感建设模式不仅容易让政府出力不讨好，并且容易在共享经济建设中培养一批吃大锅饭的投机者。因此，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跟上改革的进程，不断培育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责任意识、使命精神。

另外，国外从心理学、政治学、传播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提出的观点，对我们深入研究“美好生活获得感”的产生机制、发展规律、社会影响因素、伦理性质等方面有很好的借鉴价值。但是，也要客观地看到来源于国外社会背景下的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有限性，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与西方理论的深度对话，是今后的研究取得理论进展、拓展中国话语的世界地位的重要方面，必须打开眼界，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

4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获得感的生成是建立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切实满足的基础上。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形成普惠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长效制度保障。然而，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进步使得人的需求、价值判断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获得感”的提升不是单纯依靠满足普惠性基本需要就能一劳永逸的，还要从政治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变迁和现代人的成长特点等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挖掘深层次规律。对获得感生成规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进行综合分析是建立理论框架的基础。当前对获得感含义的界定主要是强调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前提下的普惠性获得，这与我国“适度普惠”型的民生发展模式相适应。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获得感的内涵会更丰富，对获得感的探索也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获得感有可能向着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着物欲横流、精神堕落的方向发展。对获得感的研究应该向更精更深的层次进行，比如健康生活方式的获得、道德境界的获得、现代性公民素养的获得。总之，以安全感和幸福感为旨归的获得感在价值取向上必须排除物欲的膨胀和过度的占有，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精神世界的和谐。而实现这一切的主体力量只能是人民群众。为此，必须高扬人民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以人自身的力量革除不健康的欲望膨胀，以积极的获得感驱动实践向着自由王国迈进。只有这样，获得感这一学术概念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