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全球,旅游业已经成为持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评价和衡量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对于制定该区域旅游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旅游化水平则成为观测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切入点。
旅游化的研究经历了概念提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过程。1983年,加拿大学者杨(Young)在研究马耳他传统渔村的旅游业时首次提出“旅游化”这一概念,并提出了景观变化的概念模型[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Myriam[2-3]、萨拉扎(Salazar N)[4]、森(Seng) [5]等部分学者对旅游化在文化景观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研究。2006年,国内学者朱竑[6]等首次在研究中使用“旅游化”一词。此后,国内学者对旅游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影响[7]、要素转移[8]、产业结构[9]等方面。旅游化水平测度研究标志着旅游化的研究开始从定性走向定量[10]。旅游化定量的研究起源于国外,2007年,Myriam Jansen-Verbeke提出了旅游化特征因子的问题[11]。Seongseop Kim通过构建投入—产出定量模型,详细分析了外汇收入、就业、居民收入等社会指标及经济指标受韩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12]。Chun-Fu Chen通过神经网络和经验模态分解的模型来预测旅游需求的影响[13]。中国学者在2000年前后开始了对旅游化的定量研究,李瑶亭[14]、沈国俊[15]、王新越[16-17]、史彦雍[18]、栾海燕[19]、张广海[20]等对旅游化与城市化、文化景观、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围绕旅游发展对某一领域的影响进行的,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旅游化的内涵,相继提出了旅游化水平的评测体系。
目前,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认识旅游化及旅游化水平的表征、测度可以发现,当前对旅游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没有全面系统地阐述旅游化的内涵。而旅游化内涵解释边界的不确定性与旅游化水平测度地域边界之间的不对应性是一个地区旅游化水平测度研究的难点[21]。笔者从旅游地域系统的角度,认为旅游化是把某一区域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系统规模不断扩大、旅游系统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的过程。旅游化的发展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发展的差异也进一步加剧了区域旅游化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旅游业快速发展阶段,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拟从地理学的角度建立旅游化水平测度的研究框架,基于旅游目的地系统构建旅游化水平评价体系,对四川省2015—2017年的旅游化水平进行时空分析。目前,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各州市在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上呈现不同的区域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存在差异,进而这种差异会影响区域旅游化水平的发展。研究四川省旅游化水平时空差异,分析各州市旅游发展水平及差异,对实现四川省旅游资源整合、全域旅游规划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四川省旅游化水平测度体系的建立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西有青藏高原相扼,东有三峡险峰重叠,北有巴山秦岭屏障,南有云贵高原拱卫,数亿年的地质运动造就了瑰丽险峻的巴蜀风光。四川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以来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2017年,四川省旅游总收入8 923.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24.13%,位列全国第5,接待国内外游客6.73亿人次,位列全国第4。
1.1 指标体系构建基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角度和相关的旅游化研究,遵循科学性、简明性、可行性、系统性及可获取性等原则,本研究建立由3个子系统层、6个要素层、11个指标构成的综合旅游化水平评价体系。子系统层包括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市场驱动3个一级指标(表 1)。
旅游资源禀赋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包括景区规模和旅游服务设施两个要素层。旅游景区规模大小用区域景区的数量、等级、类型来表示,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其选取的指标包括A级景区数量和4A、5A级景区数量。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业发展的支撑,也是衡量旅游服务质量与环境的重要因素,指标采用“住”“行”两个方面,对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的指标包括星级酒店数量、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民用机场数。其中,交通运输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便捷度水平高的交通设施能解决游客出行时遇到的“梗阻”问题。旅游市场驱动是其演进动力,能直观反映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水平,体现旅游市场需求状况,本研究从旅游出行能力、旅游市场需求、旅游经济贡献率三个方面选取指标。
1.2 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2018年四川省统计年鉴、2016—2018年四川年鉴、2016—2018年四川旅游年鉴、2015—2017年四川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以及各州市旅游局官网。
1.3 旅游化水平指数的计算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在综合评价中,一般认为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研究涉及的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1。旅游化水平指数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1) 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量纲或指标测度量级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
$ \mathop X\nolimits_{ij} =\dfrac{{\mathop x\nolimits_{ij} - \min \left( {\mathop x\nolimits_j } \right)}}{{\max \left( {\mathop x\nolimits_j } \right) - \min \left( {\mathop x\nolimits_j } \right)}} $ | (1) |
其中(i=1,2,…,n,j=1, 2,…,m)
(2) 将各指标规范化,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州市在此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 \mathop P\nolimits_{ij} = \dfrac{{\mathop C\nolimits_{ij} }}{{\sum\limits_{i = 1}^n {\mathop C\nolimits_{ij} } }} $ | (2) |
式中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 \mathop e\nolimits_j = - k\sum\limits_{i = 1}^n {\mathop P\nolimits_{ij} } \ln \mathop P\nolimits_{ij} $ | (3) |
式中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度:
$ \mathop d\nolimits_j = 1 - \mathop e\nolimits_j $ | (4) |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 \mathop w\nolimits_j = \dfrac{{\mathop d\nolimits_j }}{{\sum\limits_{j = 1}^m {\mathop d\nolimits_j } }} $ | (5) |
(6) 计算旅游化水平指数:
$ \mathop F\nolimits_i = \sum\limits_{j = 1}^m {\mathop w\nolimits_j } \mathop X\nolimits_{ij} \times 100 $ | (6) |
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出2015—2017年四川省21个州市旅游化水平指数及其排名,如表 2所示。
图 1根据表 2绘制,反映了2015—2017年期间四川省各州市旅游化水平指数。从图 1可以看出,2015年四川省21个州市旅游化水平呈现了较大差异,旅游化水平指数排名第一的是成都市,为85.284 4;其次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攀枝花市、绵阳市及乐山市;最低的为巴中市和内江市,分别是7.685 3和10.122 9。2016年,泸州、广元、乐山等城市旅游化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成都、自贡、攀枝花等城市的旅游化水平有所下降,而成都市的旅游化水平指数排名仍位居第一,资阳市的旅游化水平指数则为9.888 1,排名最后。2017年,除了达州市、资阳市和阿坝州3个城市旅游化水平有所下降,其余城市的旅游化水平指数皆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其中,成都市的旅游化水平指数仍居于首位,为83.982 5;最低的仍是资阳市,为9.720 3。
从总体趋势来看,2015—2017年期间,泸州市、德阳市、广元市等14个城市的旅游化水平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而资阳市和阿坝州的旅游化水平指数却一直下降;成都市的旅游化水平最为突出,且旅游化水平指数远远高于其他州市,其他的旅游化水平指数较为明显的州市为阿坝、乐山、绵阳、宜宾等地区,而巴中、雅安、内江等地旅游化水平指数较低。
2.2 四川省旅游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2.2.1 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特征从图 2可以看到,2015—2016年,雅安市、巴中市、泸州市旅游资源禀赋指数增长较快,旅游资源呈上升趋势,而绵阳市、遂宁市有所下降;2016—2017年,甘孜州、宜宾市,泸州市旅游资源禀赋指数一直稳步增长,但阿坝州及雅安市下降程度明显。总体上分析,2015—2017年期间,四川省各州市旅游资源禀赋指数缓慢提升,符合A级景区变化规律,空间上变化差异较小,且各地区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衡,成都市、广元市及四川北部地区旅游资源禀赋指数较高,东南部及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禀赋指数较低。
从图 3可以看到,2015—2016年,各地旅游基础设施指数变化较小,从空间变化形式看,达州市、攀枝花市旅游基础设施指数增长较明显,眉山市有所下降;2016—2017年,遂宁市、眉山市及内江市旅游基础设施指数较上一年增长明显。总体上看,2015—2017年期间,四川省各州市旅游基础设施指数变化缓慢,成都市旅游基础设施指数最高,其次为四川北部、西部及东南部地区,但其旅游基础设施指数区别不大;与成都相邻部分地区旅游基础设施指数较低,说明成都周边城市旅游基础设施较差。
从图 4可以看到,2015—2016年,乐山市旅游市场驱动指数从空间上看增长较为明显,而川东地区及川西地区变化较为缓慢,且内江市旅游市场驱动指数有所下降;2016—2017年,大部分地区都在稳步增长,其中绵阳市、宜宾市增长速度较快,但资阳市呈下降状态。总体上分析,2015—2017年期间,四川省各州市旅游市场驱动指数有所提高,但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成都市、乐山市旅游市场驱动指数较高,川东、川西及四川东南地区旅游市场驱动指数都较低,总体上空间分布相异较大,但时间上变化差异不大。
对四川省21个州市的旅游化水平进行时空分析后,通过ArcGIS软件绘制出2015—2017年四川省旅游化水平空间分布图(图 5)。从图中可以看到,2015年,四川省21个州市旅游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较大差异:旅游化水平指数最高的为成都市,其次是四川省北部地区,较低的则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川东北部地区。2017年,四川省21个州市旅游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在空间上依然存在区域差异:成都市的旅游化水平指数仍居首位,中部地区的较低。
从空间上看,2015—2017年四川省各州市旅游化水平呈不均衡发展。成都市、阿坝州、乐山市是四川省旅游发展的重心,带动了四川省旅游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成都市为中心、成都平原经济区由南向北发展的旅游发展路线。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省会,是中国中西部拥有世界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市场区位优越,旅游化水平一直居于首位。但成都平原经济区旅游化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较大差异,如与成都相邻的雅安、资阳等地区就位于四川省旅游化水平发展指数的末位。川东北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旅游化水平或高或低,参差不齐。在川西生态经济区中,阿坝州旅游化水平仅次于成都市,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及大熊猫栖息地等世界级旅游景区,连带四川东北部的绵阳市、广元市、南充市等旅游化水平指数较高州市连片发展。攀西经济区旅游化水平发展较稳定,其中,攀枝花市旅游化水平发展处于四川省的前列。总体上看,四川省旅游化水平呈现成都市及中北部地区高、东部地区低、中南部地区参差不齐的空间特征。
3 四川省旅游化水平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是顺应现代经济发展大势的结果,如今,旅游业已成为四川省的重要支柱产业,随着旅游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四川省21个州市旅游化水平发展指数产生了巨大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四川省各州市旅游发展状况,本研究从影响旅游化水平的11个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四川省旅游发展实际情况,发现造成四川省各州市旅游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为旅游资源禀赋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地方政策实施力度差异。
3.1 旅游资源禀赋的差异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影响各州市旅游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的规模大小、等级高低以及知名度都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也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该地区旅游景区的质量与数量。四川省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民族特色浓郁,拥有世界遗产5处、国家级5A级旅游景区11处、国家级名胜风景区16处,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笔者通过比较2015—2017年期间国家级4A级以上景区数量来分析四川各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结果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2015年,成都市4A级以上景区数量最多,其次是广元市和阿坝州,相应这三个城市旅游化水平指数也较高,而旅游化水平指数较低的南部及东部州市4A级景区数也相对较少。2016年,除成都市4A级以上景区数量有所下降外,其余城市的景区数量皆呈上升趋势,但增长的幅度较小,这也符合A级景区的发展规律。2017年,四川省各州市景区数量呈增长趋势,其中成都、泸州、广元、甘孜州增长幅度较大,且旅游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和四川省北部地区;而与成都相邻的自贡、资阳、内江等市旅游资源依旧匮乏,使其2017年旅游化水平指数也较低;攀枝花4A级以上景区数量虽少,但旅游化水平指数相对较高,说明旅游资源对攀枝花旅游发展影响较小。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与旅游化水平指数高低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资源禀赋优良的地区旅游化水平也相对较高,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旅游化水平也相对较低。
基础设施是社会和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包括交通、水电煤气、医疗卫生、文化等基础服务设施和交通服务设施。其中,交通服务设施尤为重要,因为交通是进入旅游目的地不可缺少的途径,也是连接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重要的旅游通道,便利的交通条件能直接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提高可达性。所以说,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旅游化水平指数的重要因素。由于交通运输网密度年度变化较小,笔者以2017年四川省各州市交通基础设施差异空间分布为例进行分析,详情如图 7所示。从公路网密度图上看,成都平原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公路设施条件较好,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公路设施条件较差;从铁路在空间上的分布可知,成都市铁路分布较集中,阿坝州和甘孜州未通铁路,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的发展;从机场分布来看,与成都市相邻的几个州市未建设机场,使其航空运输条件较落后,甘孜州、阿坝州和攀西经济区都各有2个机场,从而弥补了公路和铁路方面的约束。由此可以发现,交通条件优越的州市旅游化水平指数也相对较高,成都市作为综合性的交通枢纽城市,发达的交通设施推动了其旅游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景区建设与管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市场营销,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多,出行能力也逐渐增强,从而可以促进旅游消费,这也是一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标志。旅游收入是评价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则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笔者利用旅游总收入和人均GDP来反映四川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不同时间段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详情如图 8。在图中可以看到,2015年,成都市的旅游总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州市,而雅安、巴中、甘孜州等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说明其旅游化水平指数相对较低。2016年,资阳市的旅游总收入呈负增长,其旅游化水平指数也排名最后,而其余市州的旅游总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阿坝州、攀枝花市、广元市旅游收入较低,但旅游化水平指数较高,说明旅游收入对这些城市的旅游化水平发展影响很小。2017年,阿坝州的旅游总收入有所下降,其余各地的旅游总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成都市的旅游总收入依然居于全省首位,且增长速度较快,其余依次为乐山、宜宾、绵阳等市,这与旅游化水平指数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资阳市、甘孜州和达州市旅游总收入增长幅度较小,阿坝州虽然旅游总收入下降,但其旅游化水平指数较高,说明旅游收入对它的影响较小。
图 9反映了四川各州市的人均GDP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2017年,各州市的人均GDP一直呈上升趋势,攀枝花市和成都市的人均GDP位于全省前列,且增长幅度较大,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人均GDP则普遍偏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攀枝花市和成都市人均GDP较高,这与旅游化水平指数有很大的一致性;德阳市人均GDP虽高,但其旅游化水平指数却很低,这可能与德阳市旅游资源及基础设施还未跟上等因素有关;川东北地区和甘孜州人均GDP较低,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而导致旅游化水平指数较低。总体上看,成都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旅游化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有较大的相似性。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旅游业走过了从“接待事业型”到“经济产业型”再到“支撑产业型”的发展历程,目前,正在快步迈入大众旅游新时代。旅游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四川省始终保持专注发展、转型发展毅力,坚定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奋力推进“两个跨越”,全省经济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条件、完善旅游景区管理与服务的改善则为四川省旅游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也更加成熟,国家先后颁布了《旅游法》《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首次把旅游业发展五年规划列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在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旅游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此为基础,四川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的意见》《四川省旅游条例》等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地方法规和政策,把旅游业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
4 结语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是顺应现代经济发展大势的结果,区域旅游化水平的时空变化及差异研究为新时期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笔者从地理学角度出发,基于旅游目的地系统构建了旅游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GIS方法对2015—2017年期间四川省旅游化水平进行了较深入的时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趋势看,四川省整体旅游化水平在逐年提高,各州市旅游化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增减;从空间变化特征看,成都市旅游化水平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位居全省首位,而与成都相邻的雅安、眉山、资阳等城市旅游化水平较低,形成了中北部地区高、东部地区低、南部地区参差不齐的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还进一步发现,2015—2017年期间,四川省各州市旅游业在快速发展,不同地区受政策的影响而发展速度不同,使其旅游化水平指数也各有差异,而且旅游化水平发展与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策实施力度有着同质的区域特点造成了四川省旅游化水平差异。在当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各州市应结合当地政策及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示范引领、稳步推进”原则助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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