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迁徙、流动等地理空间的位移模式伴随其历史文化的演变过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一种表征方式，美国族裔文学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文字鲜活生动、形象直接地呈现出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发展态势。美国族裔文学并不是美国主流文学的缩影、附属品，其中族裔小说因鲜明的特质在美国文学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美国族裔小说谱写着族裔历经异质性文化结构差与地理空间位移的契合性关联，而伴随该过程折射出的族裔身份建构问题尤为突出。笔者运用侨易学理论审视美国族裔小说，不但为研究小说提供了全新批评视角，更有助于解析文化作为长效之力在建构世界的有机联系、促进事物的相互生发中起到的“粘合剂”作用。

1 侨易学的原则与应用

侨易学^[1]1缘起于李石曾提撰的“侨学”及中华智慧的思想源泉《易经》。该理论集诸前贤之哲思，立名之“侨易”。“侨学”是“研究迁移、升高、进步的学问” ^[2]，目的在于发掘人类在迁徙过程中生发的复杂变化，使传统的移民现象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阐释。《易经》是华夏民族重要的文化典籍，涵盖了人文义理体系之“不建而构”的哲学宇宙观，有助于人类追寻文明的“源代码”、更好地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侨易学借助《易经》的智慧，关注地理位移、思想文化流动等“侨化”现象，把握事物在“变”与“不变”维度间的恒定之理。侨易学基本理念是因“侨”致“易”，不但涵盖“物质位移、精神漫游” ^[1]19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的形成，而且包括“社会结构间的重要概念的层次转换过程” ^[1]20。故此，侨易学为学界洞察“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 ^[1]18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诗性与历史的维度。鉴此，笔者运用侨易学中“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察变寻异” ^[1]32的基本方法动态地关注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此为基础阐释美国族裔作家通过文本形式彰显情感结构、书写移民国度里族裔身份建构的迁变性。

“精神世界的形成与感觉经验和动觉经验密不可分。” ^[3]美国族裔作家从异国侨入美国后，无论是华裔、非裔还是是犹太裔等，均受到侨入语境影响，加之其自身独有的地理侨易经验，构筑了其思想成型、身份建构的基石。他（她）们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凭借手中之笔、指间敲打的键盘塑造出文本空间，使创作从人物的内心活动到外部地域环境浑然融为整体世界，为族群提供了身份建构的蓝图、营造了更为广阔的精神家园。最终，美国族裔作家在侨入语境与侨出语境的双重作用之下，兼备了独特的敏感性和感受力，致力于将族群“常”存的礼仪习俗、文化资源、语言精髓在文字符码的“变”化排列组合下铸造成兼具律动和生机的美国族裔小说。

2 族裔顺默同化之“易变”

早期美国族裔作家因不同缘由侨入美国后，建构了有关侨入地的地理记忆，经历了异质文化结构的浸染，绘制出心理认知和文化印记的意境地图（mental maps）。在侨易过程中，身体严丝合缝般紧密关联着实践场域和生存情境。身体在空间处境的特性使其面对侨易语境的差异时，进行了调整侨出语境的惯习以适应侨入语境的“易变”。“惯习并不是可以简单归化为单纯的身体的生理反应或身体对所做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知识能力。” ^[4]经验和惯习的获得是身体与侨入语境的协调与融合，是身体图式（schéma corporel）的情境式的重组与更新。

2.1 单行道：公民身份的确立

美国族裔作家不约而同地面临侨入语境的美国主流文化的要求——接受“盎克鲁遵从论”“熔炉”等文化策略。从本质上来说，掌控主流社会话语权的盎克鲁民族也是从北欧、西欧等地侨入美洲的移民，但他们自诩已进入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且秉承异质文化间具有优劣之分的认知，因而弥散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强制各族裔文化绝对遵从、屈服于盎克鲁文化。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针对文化同化策略做过深刻的述评。“同化”（assimilation）一词源于生物学，其隐喻含义被运用于社会学和语义学领域。现代国家的文化同化意味着单一性、标准化、整齐化，并且对差异（difference）持有零容忍度，“对秩序和混乱间的差异做出界定，对恰当与不恰当加以甄别，也意味着以牺牲所有其他的模式为代价，来使一种模式合法化” ^[5]159。在美国，盎克鲁文化“精英”们强势垄断着国家的权力，他们如同程序员一样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精神信仰的源代码编写入被同化族群的生命程序中，并且迫使其符合规则、准确地遵守社会秩序。“同化是一条单行道：系统设定了进入的规则，设计了同化的程序并对适应的结果进行评估”，而且“对于新加入者而言，同化意味着转型；对于系统而言，它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再确认” ^[6]。各少数族裔接受文化同化的过程，也是实现公民身份的过程，更是改写祖籍文化源代码的过程。

2.2 语言障翳：重塑自我认同

早期族裔作家只有顺应侨入语境的文化认同，才能更好地安身立命、长久生存于这个新国家。譬如令犹太文学受全美广泛关注的犹太裔女作家玛丽·安亭（Mary Antin）就是其中一例。1894年她随母亲从俄国波罗特斯克（Plotzk）的犹太人栅栏区侨入美国波士顿南部的贫民聚居区^[7]。安亭在美国接受了义务教育，迅速掌握了英语这一把开启美国主流社会大门的钥匙，并镌刻出与其相契合的思维模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主流社会检验少数族裔文化同化改造的一种媒介，更是衡量其能否成为社会成员的标准。安亭择选了用英语语言营造出“美国梦”的浸润情境，书写了自我的“易变”之路。安亭发生“质变性侨易”有众多的关键点。初中时她在波士顿报刊上崭露头角，发表了英语诗作。在高中时，她把用意第绪语写给俄国亲戚的家书改成英语的日志体刊印发行，并因娴熟的语言技巧而受到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称赞。1910年，安亭重返波罗特斯克，这是一次典型的异则侨易现象。侨易学认为，从客居的异地返回到故乡的异则侨易过程中，侨易主体因重新感受到故乡的自然与人文，继而形成不同于以往的认知见地，对其抑或有更大的意义。在波罗特使克，安亭关于母国的记忆重新浮现，彻底奠定了其完成自传体小说的决心。“自传性作品本身为记忆模型提供了一个场地，这个模型将某些特定的内容与文本中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同时，个体的自传性作品会吸取一些存在于文化记忆中的设想，随后以这种方式从集体记忆中提取出个体记忆” ^[8]14。1912年，《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正式付梓发行。安亭在该自传体小说中再现了有关犹太族裔在侨出地、侨入地的生活经历，并通过对移民同化的宏大叙事，展现出他（她）们摒弃侨出地的文化记忆中譬如犹太传统禁止异族通婚、女性接受教育的传统文化习俗，皈依了侨入地例如“一旦我们存在，就要创造出自己的世界” ^[9]的美国精神的价值理念。其实，这也是早期族裔作家作为边缘群体在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而真实的写照：他（她）们极力地摆脱原有的族裔身份，慌忙地扮演着侨入语境抛来的新角色，努力适应主流社会的生存语境。他（她）们不可避免地遵循着非母语写作的规则，运用侨入地的语言更迭文本的书写方式、誊写民族的记忆，进而重塑作家的身份。因而，美国早期族裔文学“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语言、实践和想象又都产生于被视为一种结构和一种主从关系体系的历史中” ^[10]。早期族裔作家遵从着主流文学既定的模式，在作品中运用显性的同化叙事策略，反而从侧面传达了族裔之声、为其涌入主流社会视野起到障翳效果。“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且对文化的扩散发挥着某一方面的重要作用。” ^[11]50譬如玛丽·安亭在其后续作品《马琳卡的赎罪》《护身符》的叙事过程中，潜入不同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犹太文化之表意轨道，发挥着小说这一传播媒介的技术特性，运用文字的多重意义塑造出族裔文学作品特有的张力效应和语义网络，传达出“想要美国人了解” ^[12]少数族群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愿景。“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势必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11]63早期族裔作家在接受同化策略、逐渐驻足于美国社会的同时，他（她）们也通过族裔小说的新媒介形式传播了族裔文明，使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易变”，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这正是美国早期族裔作家的价值之所在。

3 族裔呐喊差异之“常”存

一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威尔逊“国际新秩序”的幻灭致使美国国内传统价值观受到重挫，社会内部出现“异邦恐惧”“红色恐惧”，并开展了“大搜捕行动”和防止“异邦人渗入”的种族大辩论，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美国政府于1924年通过《移民法》，实施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度。1929至1933年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引发了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等一系列社会萧条反应，导致整个社会的反犹、反华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情绪异常严重。美国社会认为这些表面上接受了主流文化同化的少数族裔“并不真的和我们一样”，并且坚信他们更多的只是外在呈现虚假的“白”而内部是永远无法被漂“白”。但是，对于少数族裔而言，美国主流社会“承诺给予归属感，但却送来了遗弃” ^[5]234。这种文化“普遍主义”的同质化思想没有顾及族裔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其实质是典型的文化霸权。

3.1 “我是谁”：族群身份的烙痕

差异饱含“不同”，但并不是“劣等”。在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传达的思想体系中，差异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也是意义的本源。德里达从文字学角度提出语言本身存在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在语言能指链中，一个文字符号被另一个文字符号所阐释、解读，而意义在符号的替换、滑动中，必然出现语义的遗失、增补，而真正留存下来只是一系列踪迹。差异（difference）是由踪迹构成，在延异（différance）运动中产生。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中析出了“差异哲学”一词。他提出的“差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即是差异”“存在在根本上是包罗万象、各不相同的· · · · · ·思想是对本体之多样性的一个认识，而不是向着统一的一个化简或还原” ^[13]408。德勒兹认为，“差异是肯定，而不是否定，因为否定以被否定的某种其他东西作为前提，因此它正好导致了· · · · · ·差异与同一的关系的确立” ^[13]413。德勒兹“试图把差异从同一性和否定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使差异变为自由的差异（freie Dif-ferenz），使之摆脱同一性、类似、类比和对立等等范畴” ^[14]。文化研究关注到解构主义的差异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文化领域，清晰地解析了社会问题。文化主义者认为“差异是一种实现平等权利的方式；差异因其所处的政治情境而具有政治特色；差异的载体是共同体结构” ^[15]。文化塑造着人类的内在特质，文化差异影响着不同族群、甚至是同一族群内不同个体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实践，人们在族群生活中形成了彼此扭结的、共同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的差异属性给予了族群独有的身份烙印，定义了“我是谁”，甚至成为“人之为其人的组成部分” ^[16]共同的文化记忆场域，深刻地影响着族群的惯习、认知和判断。

3.2 叙事动力：记忆的延续

面对美国主流社会漠视少数族群差异的“另类声音”，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族裔掀起了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族群差异的文化、政治运动像蒲公英的种子一般播撒到各族裔心灵的土壤，激起他（她）们对祖籍国文化的“寻根”意识。这一时期族裔作家已经对主流意识形态所渲染、推行的同质性思想文化产生质疑，他（她）们书写着族群因文化差异而漂泊、身处喧嚣却倍感流放之异化感。因而，保持自我对族群的认同感、实现文化空间的超越性是这些族裔作家创作的内在叙事动力和作品的“常”有主题。各族裔文化都具有一定的象征物，抑或是书籍、抑或是建筑等，它们在族裔思想根柢处所具有的深刻性、永恒性和独特性不会随时间的流逝、地理空间的置换而发生改变。少数族裔作家将灿烂而辉煌的族裔文化、思想以文字的形式存储于族群的记忆库中，时刻促动、警醒族群砥砺前行。

美国华裔作家、评论家赵健秀（Frank Chin）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将自身从体力劳动者到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经历运用于文学创作中，向美国强“势”的种族优越论者证明了少数族裔不是劣等种族，而是既具有阳刚之气、又饱含文化底蕴的美国人。赵健秀通过小说等多元“变”化的文学体裁，果敢抒发了审思明辨、专精覃思之力，传达出中华文化的“常”有主题——身体中潜行的族裔精髓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点燃了族裔思想最绚烂的火炬。正所谓“变常相济，乃为世相”，“在‘变’与‘常’之间有‘为三’的空间可以构建，这就是‘势’” ^[1]200。“它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境或语境，还是具有能动性的运动之力量。” ^[1]201赵健秀在思想传递方式的“变”与作品秉承主题的“常”之间，所面临的“势”是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演变成一副隐形的“内部殖民”工具。然而，“变”“势”“常”三者具有流力性、互动性的关系。赵健秀反思到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强势影响下，许多美国华裔一直负担的虽在美国生却为“外国人”的身份认同包袱，并尖锐地指出“华裔在外来的祖籍国文化和本土的美国文化之间被边缘化的苦恼” ^[17]3。赵健秀运用辛辣而有力的文字抨击那些丑化华裔历史、擅改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分子，揭穿美国主流社会视华人为异族的奇特癖好。谭雅伦（Marlon K. Hom）曾评价赵健秀具有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先锋精神^[17]。

美国华裔关于祖籍国的文化记忆“负载着连续感、身份和个人生活的价值等所有的含义” ^[18]。某种特定的空间语境、或是某种象征物常常会激发一系列具体的记忆。赵健秀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传统的内涵体现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里……（它）造就了无需生活于中国本土却依然带有中国性的华裔美国人。所谓的中国性无关地理，也并非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一种伦理” ^[19]。正因为交际记忆的流动性，关于中国的记忆得到传递，以文字、图像等进行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展演使交际记忆跨越代际，经过客观外化物，转变成代代传承的文化记忆^①。因而，赵健秀一直践行独特的华裔文化观，主张华裔不仅要认识美国主流社会推崇的欧美神话故事，更要阅读、接受中华传统的故事典籍。为此，赵健秀怀揣还原历史以真相、提升美国华裔后代文化自信意识的责任感，重新出版了中国经典连环画集册。

^① 《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achtnis）一书将两种对过去的记录、两个没有中间的末端所对应的是两种本质上并不相同的记忆框架，分别称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社会性集体记忆在内容、形式、媒介、时间结构和承载者方面存在差异。详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3-51。

许多美国族裔作家都是以笔为戎的勇士，他（她）们在美国政治、文化领域始终不渝地捍卫本族裔文化，批评为迎合主流社会而漠视、嘲弄祖籍国文化的失骨失节的行径。有些美国族裔作家坚持用本族语言来创作文学作品，如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运用意第绪语传达祖籍国的民间故事，以反对主流社会的文化同化，保持“常”存而具有差异的民族性。“语言系统不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它本身也在塑造思想，规划和引导个人的心理活动。” ^[20]在主流语言的高压管控下，学习、掌握、使用本族语言有助于族裔形成与本族文化关联的思维，进而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强化族裔记忆。“人类对自身的存在和身份的感知是以记忆的延续为前提的，一旦丧失了记忆，或中断了记忆的连续性，身份就无法得到确认，自我就没了灵魂，存在就成了虚无。” ^[21]美国族裔作家在族裔小说中构造了如同建筑一般有形的世界，在其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该建筑中以空间记忆方法收藏的个体意识、集体意识，并见证该时期族裔作家在作品中为反对主流空间的同化与消音、提倡族群的整体存在感而摇旗呐喊的建构之道。

4 潜隐暗恐之新帝国主义“疯癫”

2001年，美国遭受“9 · 11”恐怖主义袭击。以此为背景，美国重新调整了对世界及国内族裔的认知观，同时限制新移民涌入的步伐，呈现出保守、消极、“不作为”的移民观。“9 · 11”事件后，西方世界纷纷发表宣言文章鼓吹新帝国主义思想，得到美国政界、学界的认可与支持，也奠定了美国国家政策的新基调。继冷战思维的“现实主义”及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之后，美国推行了直接应对恐怖主义的价值帝国主义。美国作为资本帝国，驻足于现实资本逻辑。资本以自身增殖的形式来表征其存在方式和价值指归。在现代理性系统领域，沾有资本之光的权力操控生活世界的生存结构，使其受到绝对支配，进行着流水线式的同一归化，并丧失文化再生产的能力。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其国家对外政策也影响着其国内各族裔，迫使各族群服从美国利益，同时在美国文化环境中服从“一体化”的文化模式。该模式的内在实质是“美国主义”，倡导实现美国国内文化的同质性，进而将其文化价值策略、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制度向世界范围推广，真正实现“新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意大利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结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在《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中提出国家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即政治社会职能和市民社会职能^{[22]7, 223}。其中，市民社会职能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囊括了与国家休戚相关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涵。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资产阶级一直认为自身是“不断运动的有机组织” ^[22]216，可以吸纳整个社会成员进入其主导的文化领域内，最终国家成为实施文化霸权的“教化者”。相比国家的政治社会职能的“硬实力”，市民社会职能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发挥着“软实力”、甚至是“巧实力”的作用，人民在国家的市民社会职能引导下，自主地认同统治阶层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进而国家获得文化领导权。

4.1 现实的棱镜：美国梦魇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极力推行国家的市民社会职能，通过学校教育、宗教信仰、传播机构等媒介方式，将新时期下精心编纂的价值观以官方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灌输，操纵包括各族裔在内的被统治阶层，并成为大众恪守不渝的道德准则，从而让美国政府获得民众团结协作、一致对外的“反恐”向心力和对其文化领导权的认可。在国家安全策略和国内政治语境的新形势下，美国族裔群体的影响力被削弱，面对必须抹除祖籍国文化记忆、表达“忠诚”的选择。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美国具有一种典型的种族中心（ethnocentric）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①。在此背景下，美国“后‘9 · 11’文学”（Post-9/11 Literature）中的一批作家，如意大利裔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爱尔兰裔作家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等，纷纷有名篇佳作刻画了“后‘9 · 11’时代”族裔生活的群生像。这些族裔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体裁，记录历史影像，传承文化记忆，映衬民族心理。

^① 乔姆斯基对“9 · 11”后美国政府的政治政策发起猛烈的抨击。该段选自《诺姆·乔姆斯基的政治思想》第5章（Alison Edgle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Noam Chomsk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125-150）。

例如，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 Neill）作为一名爱尔兰裔作家，他运用巧妙的语言、睿智的思想，将“9 · 11”事件引发的层层思考按照地理迁移的进程潜隐地铺设于作品内，呈现出新语境下族裔作家的关注维度。这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奥尼尔幼时随父母前往非洲和亚洲，足迹遍布于莫桑比克、南非、伊朗等地——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多曾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渗透、侵害。然而，连续性的地域位移经验给予了奥尼尔认识世界的契机，触发其思想的孕育、观念的成型。成年后，奥尼尔10年的律师职业道德操守使其明确了正理和规则的意识，也为其勾勒出“人与势、个体与宏观”应建构“相对和谐、平衡乃至融通”的图景^[1]176。他把所有的思绪实施于其副业——小说的创作中。1998年，奥尼尔从英国伦敦移居于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在两个国家、两所城市的新旧文化场内，他经历了层级差异的交错、关联影响，实现了“双边侨易”。这次美国纽约之行对奥尼尔来说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侨易过程，也是导致其思想本质性变化的决定因素。奥尼尔结合蕴含社会场域、人文底蕴、文化地理的侨易经验，运用族裔作家独具匠心的慧眼来洞察美国社会，寻求族群身份建构之道。2008年，奥尼尔完成了其“作为美国小说家的第一部小说” ^[23]《地之国》（Netherland）。他在作品中彰显出族裔构建自我意识与地理空间实践之间的动态关联，并且坚信“随着人类侨移频繁发生，在后民族文化（post-national culture）盛行的今天，人类以国家为界的身份定位已趋于模糊化，而更多地以现居地或侨居地作为身份的标识。这种地理空间定位身份的转变更有助于理解现代人类生存的复杂性” ^[24]。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仍狭隘地排斥侨入者的异族身份，推行种族中心主义，奥尼尔将其淋漓尽致地呈现于作品中——新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少数族裔不仅“他者”的身份未变，更为残酷的是其抱以幻想的“美国梦”也彻底被碾为灰烬。奥尼尔借人物之口，抒发出在美国社会移民身份的烙痕注定是一种“孤独的‘白’” ^[25]。这也正是新时代语境下美国族裔作家的心声，他们书写着“后‘9 · 11’时代”族群尴尬地游弋于侨出地文化与侨入地文化之间，身临“美囧”境地。唐·德里罗曾在评论文章《一个充满废墟的未来》（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中坦言，作家应当承担文学伦理的责任，并在《坠落的人》（Falling man）中形象地描绘了“成千上万的人仍被梦魇困扰……窒息的梦、无助的梦” ^[26]。菲利普·罗斯在“或然历史”小说《反美阴谋》（Plot Against America）中拟构了美国林德伯格政府在二战期间反犹的纳粹历史，进而反观现实——“9 · 11”事件后布什政府将国内反恐势力扩散甚至波及全球，点燃了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火焰。罗斯在作品的导读中写到，“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使美国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的学龄儿童所接触的是一段被政府篡改过的历史，把恐惧、灾难美化成了史诗” ^[27]。美国少数族裔按照“美国梦”的标准不断地“激励”自我、努力“上进”，希冀纵身一跃、“易变”为合格的“美国人”，但在现实棱镜的照射下，“美国梦”竟成为“美国梦魇”。

4.2 “非家”之感：区间身份

新时期下，美国族裔作家运用文学话语真实再现了历史语境、政治语境，而美国族裔文学则呈现出文化“侨易”下的否定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侨易学认为，侨易主体在地理空间侨移过程中经历异质文化结构差的洗礼，其思想意识所发生的“易变”既可能有提升、积极的一面，也可能是扭曲、异化的一幕，尤其是在侨入语境的消极作用下。美国少数族裔跨越地域的界限，积极践行主流社会推行的文化认同，但却难以逾越主流意识形态开凿的文化鸿沟，无法驱除“易变”后心底的隐性之殇。美国族裔文学中时有刻画族群身在貌似熟悉的异地之“家”而心中却时常伴随陌生化的“非家”之感，本以为忘却“侨入者”的异族身份却又被现实时刻提醒，最终这种被压抑的记忆时常复现（repetition-compulsion）并以多种面孔交织缠绕的形式“在场”（presence）。族群在位移美国后出现的以上种种“易变”现象，可以归类为否定美学标志之一的“暗恐”（uncanny）特征。弗洛伊德在《暗恐》中提出恐惧、焦虑等消极、否定情绪真正补充、丰富了传统美学。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中明确提及“艺术务必利用丑的东西，借以痛斥这个世界” ^[28]。现实是冷酷而丑陋的，而美学作为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应该具有辩证、审视的角度。美国族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独具先锋进步的意义，体现在其运用暗恐这一否定美学概念巧妙地衬托出被主流意识形态隐藏而长期奉行狭隘的种族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同质社会观（social homogeneity）。“暗恐是一种潜藏的恐惧情绪，与良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有着根源性的关联。” ^[29]515当族群开始踏入美国的“文明”社会时，主流意识形态奉行的“文明”价值观控制着族裔个体的反抗欲望，潜入其血液、骨髓，并“在其内心预留一个监视他的机构，就像沦陷的城市里驻扎着一个警卫部队” ^[29]84，使“压抑”（repression）内化为其人格发展的既定要素。随着各族裔在美国侨易时间增长、侨易效应显著，暗恐“易变”成“无意识”式的恐惧，并且一旦出现过，便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理痕迹，潜化为身份的组成部分。弗洛伊德认为，身份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同化而不断地形塑而成。而自我或主体之身份的建构是“依每个社会中权势的分配而定，它不仅是不自然、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被硬造出来的” ^[30]。在美国，以盎克鲁白种人为代表的权势阶层^①的强势压抑塑造出少数族裔“区间身份”（between identities）。该种身份在斗争、反复、协商、矛盾、差异中被阐释、被强制生产而出。“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演现性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意识的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 ^[31]。因此，身份认同的边缘化和不确定性导致族裔对于一系列身份母题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回答是模糊、含混的；甚至随着侨易时间的延续，族裔似乎失去了自我言说的能力，成为文化区间人。

^①将“非我”的个人或群体视为他人（the other）、外人或陌生人（stranger）；“我们”把他人视为外部客观的同时，无意识中将自己的排外倾向视为理所当然。详见童明.暗恐[J]，外国文学，2011（4）：115。

总之，少数族裔身份的“易变”是由美国主流社会对“非白人”“异族”的猎奇心理和排斥行为造成的，实际上是“他们”对差异的“种种暗恐的复现” ^[32]。“他们”自恋地扮演种族强者、文化救世主的角色，有目的地将少数族裔想象成为“他者”。这其实不仅是因为“他们”夜郎自大，“更是一种对‘自己’内在‘异质’因素的可怕的无知” ^[32]，何况掌控主流社会话语权的多数族裔最初也是从异地侨入美洲的“外族人”。但是，处于“新帝国主义”时期的美国主流社会阶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愈演愈烈，“他们”疯狂地垄断意识形态领域，刻意隐藏、规避自我的“异域性”，强化其与“他者”的差异，且通过“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呈现出“理性的疯癫” ^[33]。“他们”对于一切脱离中心控制、发出异质之音的冲突性行径冠以“疯癫”的名号，而这看似理性的统治实则才是真正的疯癫。

5 结语

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具有割舍不断的天然联系：地理环境促进文化的生成，承载各族群的历史记忆；而历史、文化浸染着族群的情感需求，更延伸性地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地理、空间塑造出各族群独特的地方感，见证族群身份版图的形成与发展，镌刻族群历史文化生活的地域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然而，各异国族群从侨入、生存于美国的那刻起，一直经历着侨入语境之政治、经济、文化的规约，其族裔特性深受“一致性之帝国”的扼杀^[34]，最终美国内部的少数族裔与多数族裔之间形成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图景。

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由美国少数族裔文化与主流社会文化的碰撞、融合而引发的族裔身份建构问题一直是各族裔内心呼喊的最强音，也是美国族裔小说“常”有主题。声音是一种波，而媒介则是波在传导时必需的一种物质。美国族裔作家历经时间之流、空间之网的侨易过程，通过小说的媒介形式，将族裔之声传达而出，使创作成为需要观察、倾听、记忆的生理惯性，实现了与主流社会形成对话的效果。无论族裔滞留于美国主流文化覆盖的中心地带多长时间，那充满族裔特性的社区之家永远都是其价值观沉淀、容身独处的“常”恋之地。美国族裔作家将族群在地理实践的身体操演过程中获得的社会认知和空间技能绘制成美国族裔文学地图，成为美国族裔精神文化的物质储存方式。

在美国社会，尽管主流文化具有风行草靡般的抑制性、排他性和同化性，但少数族裔文化也具有不可小觑的流动性、杂糅性和异质性。侨易学认为，“越是复杂的系统，其系统平行的发展方式也越有多样的可能，经历的过程也有越多曲折” ^[1]216。阴阳平衡、和谐共处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但当平衡趋向消失时，就不应挽救原有的平衡，而是促进新平衡的出现^[35]。在文化“侨易”过程中，历史形态、社会环境、生存方式的差异势必触发异质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但是同时也迸发出新的因子，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交融与更新，即使是代表中国“中坚思想”的主流文化也依据语境、场域顺变引行。借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1]5，鉴之于美国的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的关系问题，可以理解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不同文化之间在相离相和的矛盾中存在着，并且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完善其身，最终才能在文化“侨易”的多边博弈中实现“共赢”。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36]，即是先“存异”，再“美异”，最后处于“大同”之境。因此，美国社会应珍视文化差异、多样并存的现实，承认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发展和繁荣作为公共资产的族裔文化精髓，并且赋予族裔文化的传播者更多的文化权利、话语空间，最终为族裔构建合理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