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翻译工作坊是一种类似翻译论坛的教学模式。根茨勒将翻译工作坊定义为“在类似翻译中心的论坛上，两个或两个以上译者聚集在一起从事翻译活动” ^[1]。近年来流行的翻译工作坊大部分以现代教育技术为辅助手段，以学生的小组合作为主要形式，以真实翻译项目为依托，通过提供大量高强度的训练，促使学生感悟、领会和把握翻译的真谛^[2]。

多年来，国内对于翻译工作坊的研究多集中在讨论其对于体验职业翻译模式、培养职业译者、提高翻译能力的重大意义上，包括“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协作性和互动性”“注重翻译材料的真实性和学生的实践性”^[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现课堂模拟职业翻译的过程” ^[4]，也有部分成果介绍了翻译精品课程建设经验^[5]，分析了出版翻译项目驱动与翻译工作坊结合的特色教学等成功案例^[6]。在肯定翻译工作坊相对于传统教学优势的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翻译工作坊模式的不足，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对理论教学重视不够”“实践项目缺乏系统性”“教师角色并未从讲授者变为引导者”等^[7]，鲜有提到翻译工作坊中审校环节的有效性，鉴此，笔者拟就该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究，并求教于专家。

1 翻译工作坊审校环节的内涵

对于翻译工作坊中审校环节的界定有多种表述。如“借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作小组汇报, 各小组间展开讨论, 把不同译文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对比，最终修改出一个较为理想的译文” ^[5]；“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翻译任务，并总结翻译过程中运用的翻译技巧和变通策略。然后拿出经过小组共同讨论和协商之后的最终译文”^[8]；“在云计算学习平台下以小组为单位对译文初稿进行协同修改，形成小组译文和课堂汇报PPT，难以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则交由教师研判”^[9]。总体来说，翻译工作坊模式下的审校环节是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而从初稿拟定到终稿形成的过程，其主要形式为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与小组成员合作，对译文进行讨论修改。

审校是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的关键环节，它侧重考查学生译者对译文整体和细节的把握能力。没有高质量的审校，学生盲目的翻译实践越多，不但无法提高翻译水平，反而会助长坏习惯的滋生^[10]。因此，审校环节译者发现关键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对在知网中以“翻译工作坊”为关键词检索出的218篇相关论文进行研读，发现大部分论文都有类似对审校环节过程的介绍，但审校过程关注的细节和达成的效果究竟如何，鲜有专门研究。

2 翻译工作坊审校环节有效性研究

基于当前的情况，笔者通过以下实验探讨翻译工作坊模式审校环节有效性的三个问题：学生译者是否为解决翻译难点的关键因素、审校环节关注的重点、译文改动量与译文质量变化，以期对翻译工作有所促进和帮助。

2.1 实验设计

笔者选取了30名英语专业学生参与本实验。受试者均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但尚无一人通过CATTI二级考试。这说明受试者虽然语言能力达标，但翻译能力尚未达到职业译者水平。

实验为期2个月，共8个星期。受试者被分为6组，以翻译工作坊为模式完成翻译任务，每个星期的任务包括将数个英语句群和短文翻译成中文。

2.2 审校过程

审校过程的形式以小组合作为主。学生在完成初稿后，将初稿各部分合并，进行小组讨论，拟定稿交由教师审阅评分；然后由教师点评，再次修改形成终稿。讨论内容参照CATTI笔译官方公布的评分标准，包括：译文是否准确、完整、流畅；是否体现原文风格；有无错译、漏译；译文逻辑是否清楚，有无语法错误；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此外，按照职业翻译实践要求，增加了术语统一性和针对客户的文本可读性审查。

2.3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撰写翻译日志、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三种方法，并对审校环节的讨论过程进行录音。审校阶段，学生以撰写翻译日志的形式将小组讨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心得体会详细记录下来，促进学生形成自我反思的能力；问卷调查为一套李克特量表，由一组涉及翻译审校过程重点、难点和关注点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包括“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级，反映学生在量表陈述中的不同状态；开放式访谈过程由学生自由发表感想，并回答相关问题；讨论过程进行全程录音，以记录学生在审校环节的各种表现。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2.4 研究结果

通过收集翻译日志、调查问卷和开放式访谈结果并进行分析，相关情况如下所示。

2.4.1 教师意见对解决翻译难点起关键作用

在审校阶段，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初稿协同修改，可谓集思广益，但是在解决翻译难点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教师意见。以下句为例：

At some point most of us realize that having a personal archival strategy is an inescapable aspect of modern life: one has to draw the line somewhere. What should the policy be toward children's drawings and report cards? Toward favorite but no longer usable articles of clothing?…People work out ad hoc answers to such questions usually erring, I suspect, on the side of overaccrual. My father who is an artist, still has all his art school sketchbooks…and he has some 10, 000 Polaroid photographs…^[11]72

在这段话中，划线部分是学生反映的翻译难点。学生的翻译日志这样记录：“overaccrual什么意思？有道词典查不到？”“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也没有这个词，只能靠上下文猜。”“我查了COCA(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在线语料库都没有匹配的句子。”“overaccrual到底是说办法多还是藏品多？”该句的学生译文也是多种多样：“对此人们想出各种临时的办法，但都错在藏品增长太快上面。” “对此人们想出各种临时的办法，但都错在办法太多上面。”“对此人们想出种种权宜之计，但我怀疑办法过滥，也不尽正确。”这些译文或表述不清、或出现了明显的误译。部分小组讨论后仍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最后，教师在点评时提醒学生，该句后面以“我的父亲”还保留着上艺术学校的速写本和上万张自己的照片为例，说明人们对待个人藏品的态度是从不嫌多。因此，结合后面的句子可理解到能基本传达原文信息的译文应是：“人们想出种种临时的办法，却往往错在希望藏品多多益善上面。”

这表明，在教学工作坊模式初期，学生花费了大量精力熟悉翻译软件、熟悉各种背景知识搜索渠道；在后期，学生在术语统一意识和平行文本查找等信息技术能力方面的确有较大提升，但在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细节方面，如个别字词的准确理解、逻辑重心偏移、措辞的语气和力度、语篇连贯等方面，学生时有难以把握之处。以语料库提供的平行文本为例，即使相同的句子，在不同语境和上下文中译法也有差别，语料库难以穷尽。对于某些需要依赖译者独立判断力而现代教育技术帮助有限的翻译难点，学生无法解决甚至无法意识到译文存在问题。此类问题最后大部分仍由教师指出，并提出修改意见。

实验后期收集的李克特量表也侧面支持了这一结论。在部分涉及译者自我能力界定的问题中，有超过2/3的学生对自己发现并解决翻译关键点和难点的能力表现出不自信。例如，在“我能在审校时发现自己译文的关键问题”的选项中，仅有4人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不到受试者人数的14%，而选择“不一定”的人数最多。

对30份李克特量表数据进行分析，在其中涉及译者自我能力界定的6个问题上（4~6题为反向问题）得到结果如表 2所示：

量表中大部分题均值在3分左右，说明学生译者更多倾向于对自身能力评价的不确定。标准差最小的是第2题(0.490~13)，答案高度集中在“不一定”这一选项，一方面与学生译者不断提升翻译能力的意识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译者感觉审校环节进步有限。

2.4.2 关注重点是术语统一及文本可读性

翻译日志、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表明，学生译者在审校环节对术语统一、文本流畅度和可读性最为敏感。研究发现，学生译者普遍具有良好的读者意识，注重读者体验，尽力避免翻译腔和外行话的出现。大部分学生译者表示，在审校阶段尤其是面对专业性较强的材料时，他们会着重检查术语，不确定的地方会再次寻找平行文本进行校对，在以求信息准确传达的同时，保证译文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在翻译一段土木工程背景的材料时，原文中出现的词语setting和curing，日常英语中的含义一般为“背景”和“治疗”。学生译者在审校阶段再次查阅网络在线词典和语料库，经小组讨论后形成的译文定稿为混凝土方面的术语“凝结”和“养护”。

当审校阶段完成后，教师对译文可读性进行评分。该项总分3分，采用整体印象法和分项分析评分法确定考点^[12]，考察受试者在词性转换、时态语态、长句与从句处理等重要翻译技巧上的熟练程度。译文可读性考点分布及前后期得分见表 3所示。从翻译技巧上看，后期学生译者在正反译、词性转换、时态语态处理等方面提高更为明显(P=0.001，P=0.002，P=0.007)。总体来说，翻译腔有所减少，译文语句较为圆润流畅、可读性较强。超过2/3的学生译者在后期的开放式访谈中表示，审校环节的小组讨论和反思能够让他们感觉到翻译技巧的运用明显较初期成熟，译文语言质量较前期有可见的进步。

2.4.3 语篇连贯和逻辑偏差获得的关注最少

虽然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告知学生，译文质量评判将参考CATTI官方公布的译文评分标准，将译文逻辑列为参数之一，但是翻译日志和问卷调查却出现了并不同步的结果。李克特量表收集的数据表明，学生的确有关注译文逻辑的意识，可是翻译日志却少见有关译文逻辑问题讨论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译文就没有逻辑问题，而是在交由教师点评之前，学生较少发现译文中的逻辑偏差，这说明学生关于译文逻辑的理论意识并不能完全贯穿在翻译实践当中。以下句为例：

I go back, for example, to read Plutarch. He reminds you that even in the golden days of Greece and Rome, from which so much that is splendid in our own civilization derives,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what we find so loathsome in life today: war, strife, corruption, treason, double-crossing, intolerance, tyranny, rabble-rousing^[13].

划线部分是一个长句。拆分法是译者在翻译长句时常用的翻译技巧，但属于易上手、难精通的典型：在降低译文表述难度、减少翻译腔的同时，增加了译文中出现重心偏移的风险。翻译此句时，部分学生出现了逻辑偏差，出现诸如“我们的辉煌文明起源于希腊和罗马；但即使在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也有大量的罪恶，这些罪恶时至今日我们仍深恶痛绝，那就是战争、冲突、腐败、动荡不安、暴君苛政、背信弃义。”“即使在当今文明辉煌起源的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也有无数罪恶：战争冲突、腐败背叛、暴政欺骗、不容异议。这些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让人憎恶”等不同译文。这些译文均使用符合汉语习惯的四字格，语句流畅优美，要点也都译了出来。但是从逻辑性上看，行文重点出现了偏离，而正确传达原文重点的译文应该将逻辑落脚点放在过去：“战争冲突、腐败动荡、暴君苛政、背信弃义并非当世之弊；即使在我们辉煌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这些弊端也不可避免”。研究发现，部分学生在审校环节经小组反复讨论后仍未发现这一问题。在审校环节经常会出现类似逻辑瑕疵一类错误的译文。正如叶子南先生所说，(有些翻译)意思不算大错，但就是思路和原文很不同^[14]。而部分学生译者囿于“中文语句优美就是翻译能力好”的观念，关注语言胜过逻辑，无法察觉其中的细微差异。

2.4.4 译文改动量和译文质量提高幅度均有下降，后期机械性倾向有加强趋势

实验前期，审校环节译文改动量较大，改动之处包括术语、行话、错译、漏译、语法、标点符号、连贯等方面。实验后期，学生译者已经熟悉翻译软件和校对流程，在小组讨论稿交与教师到定稿这一阶段，译文总体改动量有所减少，这说明审校阶段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句子层面的问题，小组已经能够自己解决。但影响译文整体连贯的关键点，尤其是在涉及段落起承转合、体现作者意图的微妙用词等译文整体把握方面，学生能力提高尚不明显。

通过对审校阶段小组活动的观察发现，后期学生译者依赖语料库和平行文本倾向性越来越强。难以确定意义的单词、词组、术语和句子在审校阶段都再次参考了语料库和平行文本，修改过程趋于程式化。图 1统计了学生译者以小组为单位完成8次翻译任务的平均译文改动量和译文质量。

在图 1中，译文改动量计算所有小组改动次数的均值，最少8次，最多18次，总体呈下降趋势。译文质量按8条评估标准评分(表 4)，每条标准3分，总分24分；所有小组均值最少14.57分，最多20.08分。译文改动量(次数)和译文质量(得分)前后期均有显著差异(P=0.027，P=0.014)。虽然译文质量呈上升趋势，但历次得分提高幅度分别为6.932%、9.628%、2.986%、1.421%、10.594%、-4.156%、6.187%，反映出学生译者的进步缺乏稳定性。译文质量评估各参数统计如表 4所示。

在表 4中，从差值排序可以看出，变化最大的3条分别是“术语统一”“针对客户的文本可读性好”和“译文语言流畅”；变化最小的3条分别是“译文逻辑清楚连贯，无逻辑偏差”“译文体现原文风格”和“无语法错误”；实验前期与后期没有显著性差异的4条分别是“译文准确、完整，无错译、漏译” “译文体现原文风格”“译文逻辑清楚连贯，无逻辑偏差”和“无语法错误”。这表明在审校阶段，学生译者在术语准确性、文本可读性和读者适应性等方面有所提高，但在译者核心能力——翻译策略和逻辑分析能力方面进步尚不明显。这或因为翻译技术给学生译者提供了改善译文的空间，但缜密的逻辑与思维能力密切相关，需要长期练习和总结方可达到专业水准，语料库和翻译软件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有限，这也是大部分学生译者在翻译中的瓶颈。以下句为例：

A Secret Service agent identified Kelly's two samples as Supernotes (counterfeit bills) by three minuscule imperfections. Even when the flaws were pointed out, Kelly says, “I frankly couldn't see the damn imperfections”.A former employee of the Secret Service's forensic division says that when a sample of the Supernote first arrived at the agency's laboratory in Washington, a top technical analyst “examine it the way he has every other counterfeit note in the world, and called it genuine”^[11]62.

此句比较典型的学生译文是：“一位特工辨认出凯利的两张纸币样品是假币，是因为有三处极微小的瑕疵。但凯利说，即便告诉他哪里有缺陷，‘老实讲，我也根本看不出哪里有毛病’。一位前特工处法证部雇员说，超级假币第一次送到华盛顿特工处实验室，一位高级技术分析员‘用尽所有检测假币的手段进行分析，认为它是真的’”。从整体上看，译文语言流畅，信息传达基本到位，但翻译该段落容易忽略的细微之处在划线部分的“and”。段落一直在以纯熟而直白的写作风格讨论假币如何几可乱真，而“and”将整段的惊讶、紧张之意推向最高点，因此这是整个段落语气的落脚点。但从学生译文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译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原文中“and”的含义，部分小组在审校阶段也没有检查出这一问题。最终划线部分经由教师提出修改建议，润色为：一位高级技术分析员“用尽所有检测假币的手段进行分析，竟然判断它是真的”。再如下句：

The awarding of Pritzker Prize suggested a trend in architecture from a phase of universally flashing icon buildings that took up so much oxygen to a phase of puzzling “ism” widely presented by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or deconstructionism in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urgency to address broader social problems like housing shortages or climate change generates a new phase of more human-centered type of design to serve greater social and humanitarian needs.

译文：普利茨克奖的颁奖结果表明在建筑领域，耗氧量巨大的浮华标志性建筑一度非常流行。到了21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种种主义盛行，让人迷惑不解。如今，人们迫切需要解决包括住房短缺或气候变化等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这催生了建筑领域全新的发展，要求设计以人为本，以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

大部分小组几经修改，得到以上译文。可以看出，译文单句流畅，拆分后信息都已全部译出。然而与原文相比，句子之间的连贯性仍有瑕疵。原文的基本结构是“from a phase of…to a phase of…(to)a new phase of…”，讲的是三个阶段；而译文的逻辑重心却在不断变换。保持原文连贯特征的译文应是“普利茨克奖的颁奖结果表明，建筑领域经历了耗氧量巨大的浮华标志性建筑阶段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让人迷惑的种种‘主义’盛行的阶段。如今，人们迫切需要解决包括住房短缺或气候变化等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这催生出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的全新阶段：即以人为本的阶段”。

译文的重心偏移和内在逻辑连贯性欠缺是大部分小组在审校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实验表明，在熟悉拆分法后，学生偏向于按照中文习惯将译文重新编排为语言难度较小的短句。然而，在必要时保留英语长句行文结构和内在连贯，将之译为可读的汉语长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考验译者逻辑思维和语言组织能力。

3 结语

通过对翻译日志、问卷调查、开放式访谈和翻译实践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翻译工作坊这一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译者翻译能力。参与翻译工作坊模式的学生译者在审校环节受益于现代教育技术和小组合作方式，在术语统一、语言流畅、译文完整性、文本可读性方面有较大进步，但在语法错误、译文逻辑连贯方面变化不大，且后者获得的关注最少。这是由于受试者语言已有一定基础，语法进步空间较小；而逻辑性需要译者长期的翻译实践与大量的锤炼和总结。实验后期，机械性倾向有加强的趋势，部分学生译者甚至曲解目的论和译者主体性理论，对不理解的翻译难点含混而过，不愿多动脑筋。这表明审校环节仍需注重培养学生译者的核心判断力，避免其流于表面或被技术边缘化。

当今世界翻译技术日新月异，翻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拓展。在翻译工作坊模式下，学生译者的职业素养得到提高，在信息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技术能力方面进步明显。但逻辑思维能力决定了译者能力能否向高阶转化，因此以思维能力为核心的译者能力仍然应该是翻译教学关注的核心问题^[15]。笔者考察了翻译工作坊模式下审校阶段的有效性，分析了学生译者在审校阶段关注的重点以及这一模式的优势和不足。但受限于样本数量、学生翻译水平和区域差异等因素，仍需不断改进实验设计。对于如何提高学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逻辑思维，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出更为完善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