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三明学院图书馆, 福建 三明 363000
b. Library,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China
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如何另辟新途,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以更好更快地助推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对此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如不少学者对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进行了多维解析[1-7],但目前还未见一种动力机制是指向“新市民”群体的。本研究所讲的“新市民”不是学界惯指的进城农民工或进城失地农民,而是特指那些进城工作且拥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其中:县城为最低级别城市,文凭为普通大中专院校颁发的文凭)。当前,农民新市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因为已有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失地农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外来农民工”在城市“不融入”,“农转非”人员在城市“半融入”,在城市社区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和心理融入等方面水平均不高, 陷入了强城市融入意愿与弱城市融入能力的困境[8-14]。可见,称呼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失地农民为新市民还不准确。基于此,笔者将“新市民”界定为那些进城工作且拥有大中专(院校)文凭的农家子弟。因为他们有文凭,城市融入度高,已很好地实现了市民化必需的身份“变态”和素质“变性”过程,是真正的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第一故乡在农村,第二故乡在城市”的新市民具有像胶水一样的特性,可将城乡粘连在一起。新市民具有的城乡粘合性主要表现为城乡情感粘合、城乡生活粘合、城乡工作粘合。在三大粘性作用下,新市民通过反哺农业、反哺农村、反哺农民,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城乡间有序流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作为城乡“粘合剂”和“催化剂”的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可概括为:“两头粘合、三个反哺、四个带动、一体催化” [15]。
基于这一情况,笔者将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别对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诸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当中寻找出统计学上显著的因素变量。
1 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 1.1 理论框架及变量说明从新市民角度来看,影响其“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因素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内因主要是“个体特征”,外因主要是“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变量说明如表 1所示。“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主要受三类潜在变量的影响:(1)政策环境变量。选取“国家重视是起因”和“若非国家号召” 2个指标来刻画。(2)社会环境变量。选取“为农家服务”“帮扶已开始行动”“有类似机构”“村干联系度”“乡镇干部联系度”“食品安全形势”“土特产质量”“土特产偏好”“当前房价”“同样光荣” 10个指标来刻画。(3)个体特征变量。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地点”“工作城市级别”“到老家距离”“单位行政级别”“单位涉农程度”“技术职称”“最高学历”“行政职务级别”“政治面貌”“小家庭经济状况”13个指标来刻画。各指标的具体含义、代码及其赋值情况详见表 1。
对因变量“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及“四个带动催化促进”进行赋值时,是在“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加权得分”及“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加权得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兼顾了各变量的加权得分分布情况。具体赋值情况是:“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加权得分”大于3.2赋值为1,小于等于3.2赋值为0;“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加权得分”大于3.2赋值为1,小于等于3.2赋值为0。这样,因变量就全部转换成了0,1变量,符合logit分析的需要。
1.2 模型构建根据前述的理论分析可知,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可能有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及个体特征变量,故可设定如下函数形式:
$ \begin{array}{l} FB = {C_0} + {\beta _1}Z{C_1} + {\beta _2}Z{C_2} + {\gamma _1}S{H_1} + {\gamma _2}S{H_2} + \\ \cdots \cdots + {\gamma _{10}}S{H_{10}} + {\eta _1}G{T_1} + {\eta _2}G{T_2} + \cdots + {\eta _{13}}G{T_{13}} \end{array} $ | (1) |
$ \begin{array}{l} DD = {C_0} + {\beta _1}Z{C_1} + {\beta _2}Z{C_2} + {\gamma _1}S{H_1} + {\gamma _2}S{H_2} + \\ \cdots + {\gamma _{10}}S{H_{10}} + {\eta _1}G{T_1} + {\eta _2}G{T_2} + \cdots \cdots + {\eta _{13}}G{T_{13}} \end{array} $ | (2) |
在公式(1)、公式(2)中,FB代表“三个反哺催化促进”,DD代表“四个带动催化促进”。C0为常数项,β1、β2、γ1、γ2 ……、γ10、η1、η2、……、η13为待定系数,ZC1、ZC2为相应的政策环境变量指标(表 1),SH1、SH2、……、SH10为相应的社会环境变量指标,GT1、GT2、……、GT13为相应的个体特征变量指标。
1.3 研究方法“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通过重新赋值后,已经变为0,1离散解释变量。离散被解释变量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包括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由于probit模型需要对多元正态分布的整体进行评价,所以应用受到限制。而logit模型的样本不需要服从正态分布,具有了较其他模型更广泛的适用性,该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不要求样本数据呈正态分布。故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为:
$ \begin{array}{*{20}{c}} {{P_i} = F\left[ {\alpha + \sum\limits_{j = 1}^m {\left( {{\beta _{ji}}Z{C_j} + {\gamma _{ji}}S{H_j} + {\eta _{ji}}G{T_j}} \right)} } \right] = }\\ {1/\left\{ {1 + \exp \left[ { - \left( {\alpha + \sum\limits_{j = 1}^m {\left( {{\beta _j}Z{C_j} + {\gamma _j}S{H_j} + {\eta _j}G{T_j}} \right)} } \right)} \right]} \right\}} \end{array} $ | (3) |
根据公式(3)整理得到:
$ L n \frac{P_{i}}{1-P_{i}}=\alpha+\sum\limits_{j=1}^{m}\left(\beta_{j i} Z C_{j}+\gamma_{j i} S H_{j}+\eta_{j i} G T_{j}\right) $ | (4) |
Pi表示第i个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比较大的概率,Xji表示第j个影响第i个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指标因子。
2 实证分析 2.1 “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影响因素分析笔者分别运用Enter、Forward wald和Backward wald三种回归方法,按照(1)式对“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做Logit二元回归。在三种回归结果中,比较选择出统计学上最理想的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该表是Forward Wald方法回归的结果,模型全部通过了统计学上的检验,拟合良好,可以用来分析。从表 2可见,显著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的因素主要是政策环境变量中的“国家重视是起因(ZC1)”,社会环境变量中的“帮扶已开始行动(SH2)”“乡镇干部联系度(SH5)”“同样光荣(SH10)”指标,以及个体特征变量中的“技术职称(GT9)”指标,这5个指标在统计学上均显著。下面,笔者对这5个显著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
“国家重视是起因”的全部含义是“国家重视三农,是您愿意支持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国家重视是起因”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国家重视是起因(ZC1)”在表 2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重视是起因(ZC1)”在5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228.2%,影响力度很大。这说明国家涉农政策严重影响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即十分显著地影响着新市民反哺农业、反哺农村、反哺农民的意愿。也就是说,政策导向是根本,没有国家的高度重视,普通国民甚至连农村出身的新市民都很难做到“三个反哺”,这表明“制度弥合”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重要。
2.1.2 “帮扶已开始行动”正向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帮扶已开始行动”的全部含义是“您单位对农村的帮扶行动已经开始”。研究表明,“帮扶已开始行动”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帮扶已开始行动(SH2)”在表 2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帮扶已开始行动(SH2)”在5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215.0%,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帮扶已开始行动”指标显著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的意愿,即单位帮扶对新市民的带动力量强大。这可能是新市民的从众心理导致的,也可能是单位帮扶对新市民具有“牵引”效应。
2.1.3 “乡镇干部联系度”正向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乡镇干部联系度”的赋值情况是“不联系=1,偶尔联系=2,联系较多=3”。研究表明,“乡镇干部联系度”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乡镇干部联系度(SH5)”在表 2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乡镇干部联系度(SH5)”在3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371.1%,影响幅度非常可观。这说明,需求方的主动联系出击,对新市民“三农”反哺意愿具有非常大的诱导力。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响叮当”,“乡镇干部联系度”可以促进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有效对接,使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表现得更加突出。
2.1.4 “同样光荣”正向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同样光荣”的全部含义是“涉农工作,同样光荣”。研究表明,“同样光荣(SH10)”认知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同样光荣(SH10)”在表 2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样光荣(SH10)”认知在5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748.0%,即增加7倍多,幅度相当惊人。可以这样认为,新市民在心理上认同“涉农工作,同样光荣”,表明“跳出农门”的新市民心理上完全接纳“三农”,而不是对“三农”有抵触或排斥情绪。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会促使新市民在反哺农业、反哺农村、反哺农民方面有更多作为,即“同样光荣”认知会显著正向影响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意愿与力度。
2.1.5 “技术职称”正向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技术职称”即新市民取得的最高专业技术职称,其赋值情况是“初级及以下(含无职称)=1,中级=2,高级=3”。研究表明,“技术职称”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技术职称(GT9)”在表 2中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职称(GT9)”在3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140.7%。“技术职称”之所以显著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是因为新市民技术职称越高,年龄越大,其反哺“三农”意愿不仅越强,且其反哺意志可能更坚定;此外,新市民技术职称越高,其反哺能力也会越强。
2.2 “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影响因素分析随后,笔者又分别运用Enter、Forward wald和Backward wald三种回归方法,按照式(2)对“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做Logit二元回归。在三种回归结果中,比较选择出统计学上最理想的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该表是Forward Wald方法回归的结果,模型全部通过了统计学上的检验,拟合良好,可以用来分析。
从表 3可见,显著影响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因素主要是政策环境变量中的“国家重视是起因(ZC1)”“若非国家号召(ZC2)”指标,社会环境变量中的“为农家服务(SH1)”“乡镇干部联系度(SH5)”指标,以及个体特征变量中的“性别(G T1)”“工作城市级别(GT5)”指标,这6个指标在统计学上均显著。下面笔者对这些显著影响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
2.2.1 “国家重视是起因”正向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国家重视是起因”的全部含义是“国家重视‘三农’,是您愿意支持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国家重视是起因”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国家重视是起因(ZC1)”在表 3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重视是起因(ZC1)”在5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96.5%。解释的逻辑与前述相似,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对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制度弥合,这种制度弥合会带来国民的“情感弥合”。只是新市民的“情感弥合”来得更快更深,毕竟新市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具有先天的城乡“情感粘性”。在“情感弥合”的基础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市民直接或间接发挥着“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社会作用。
2.2.2 “若非国家号召”正向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若非国家号召”的全部含义是“没有国家号召,以城带乡很难推行”。研究表明,“若非国家号召”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若非国家号召(ZC2)”在表 3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非国家号召(ZC2)”在5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166.8%,影响力较大。国家号召全社会投入“以城带乡”工作,营造了一个良好的“重农”“尊农”“支农”的氛围,使新市民可以毫无顾忌地投身反哺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事业当中,并表现出较强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
2.2.3 “为农家服务”正向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为农家服务”的全部含义是“您的单位为农家提供服务”。研究表明,“为农家服务”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为农家服务(SH1)”在表 3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农家服务(SH1)”在5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116.4%。这个比较好理解,若所在单位为农家提供服务,新市民在工作中接触“三农”方面的人和物就多,则工作情境会常常提醒新市民“不要忘本”,从而触动和带动新市民在“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方面有所作为。
2.2.4 “乡镇干部联系度”正向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乡镇干部联系度”的赋值情况是“不联系=1,偶尔联系=2,联系较多=3”。研究表明,“乡镇干部联系度”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乡镇干部联系度(SH5)”在表 3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乡镇干部联系度(SH5)”在3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363.6%,幅度相当可观。如何理解?“乡镇干部联系度”是从新农村建设需求方的角度来影响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作用,这比单纯地依靠新市民供给方的自觉行为来得更有力度。供需对接,有求必应,使得“乡镇干部联系度”正向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与力度。
2.2.5 “性别”正向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性别”的赋值情况是“女=0,男=1”。研究表明,“性别”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性别(GT1)”在表 3中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男性新市民与女性新市民相比,其“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发生比要强201.0%,即男性新市民在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城乡流动方面比女性新市民有更大的优势。这个结论比较好理解,因为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交圈子一般更大,社交频率更高,所以导致男性新市民比女性新市民在“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方面有更明显的优势。
2.2.6 “工作城市级别”正向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工作城市级别”的赋值情况是“县城或县级市=1,地级市=2,省城或直辖市=3”。研究表明,“工作城市级别”显著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工作城市级别(GT5)”在表 3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正,符合预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作城市级别(GT5)”在3分量表中每提高1个档次,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增强的发生比将增加137.3%。这个比较好理解,一方面,新市民工作城市级别越高,其社会能级越高,社会能量可能越大;另一方面,新市民工作城市级别越高,其乡愁愈深。两者叠加起来,可能就导致了“工作城市级别”正向影响着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意愿和力度。
3 结语logit分析表明,显著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指标因素有5个,按发生比率增幅(或影响力)由大到小进行排列,其顺序是(括号内数字为相应的发生比率增加值):“同样光荣(748.0%)”“乡镇干部联系度(371.1%)”“国家重视是起因(228.2%)”“帮扶已开始行动(215.0%)”“技术职称(140.7%)”。上述5个指标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的意愿和力度。
logit分析表明,显著影响“四个带动催化促进”指标因素有6个,按发生比率增幅(或影响力)由大到小进行排列,其顺序是(括号内数字为相应的发生比率增加值):“乡镇干部联系度(363.6%)”“性别(201.0%)”“若非国家号召(166.8%)”“工作城市级别(137.3%)”“为农家服务(116.4%)”“国家重视是起因(96.5%)”。上述6个指标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意愿和力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同影响“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和“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因子是“乡镇干部联系度”和“国家重视是起因”。由此可见,国家重视“三农”,家乡乡镇干部主动加强与新市民的联系度,会促进新市民反哺催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1] |
石忆邵, 何书金. 城乡一体化探论[J]. 城市规划, 1997(5): 36-38. DOI:10.3321/j.issn:1002-1329.1997.05.008 |
[2] |
孙中和. 中国城市化基本内涵与动力机制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1(11): 38-43. DOI:10.3969/j.issn.1000-176X.2001.11.010 |
[3] |
张登国. 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动力体系研究[J]. 乡镇经济, 2009(11): 91-94. |
[4] |
张竟竟. 城乡关联发展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J]. 广东农业科学, 2011(14): 222-225. DOI:10.3969/j.issn.1004-874X.2011.14.076 |
[5] |
兰奎, 郑华.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互动机制论析——基于合作治理的研究视角[J].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3(6): 33-35. DOI:10.3969/j.issn.1009-9042.2013.06.012 |
[6] |
陈晓莉, 吴海燕. 创新城乡融合机制:乡村振兴的理念与路径[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12): 54-60. |
[7] |
武小龙, 谭清美.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8-26. |
[8] |
林晓珊. 城市农民工如何从心理上融入城市[J]. 中国国情国力, 2004(11): 52-54. DOI:10.3969/j.issn.1004-2008.2004.11.018 |
[9] |
关信平, 刘建娥. 我国农民工社区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09(3): 1-7. |
[10] |
李强.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J]. 河北学刊, 2011(5): 106-114. DOI:10.3969/j.issn.1003-7071.2011.05.021 |
[11] |
何军.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1): 52-59. |
[12] |
何绍辉. 双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调查与思考[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5): 64-69. |
[13] |
刘建娥. 企业农民工与社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56-63. DOI:10.3969/j.issn.1671-7511.2014.03.007 |
[14] |
马红梅, 陈典.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内生资本视角[J]. 改革, 2018(12): 123-130. |
[15] |
朱振亚, 张小青, 曾光. 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 2012(3): 4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