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于公元9年称帝建立新朝，这场新汉之间的朝代更替不但未经流血战争，而且是在和平禅让的情况下顺利实现的，王莽在向权力核心靠拢之时，始终扮演着“身不由己”的角色，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登上帝位。而新汉政权和平嬗代和王莽的“不得已”与汉末社会的舆论思潮及王莽对利己舆论的引导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末社会舆论中涌现出的易姓改命思潮奠定了王莽代汉的舆论基础。王莽因“折节恭谦”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而“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的行为，使其在朝野内外获得了良好口碑，出现了“颂声交作莽其贤” ^[1]的景象，更是赢得了各阶层对他的支持，拥戴王莽的舆论甚嚣尘上。“符命瑞应”等舆论的制造，昭示着王莽代汉天命所归，并成功论证了代汉的合法性。学术界对王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发表论文专著已数百篇（部），对王莽代汉给予了较多关注，从以正统观念为主的全盘否定发展为逐步肯定其具有的一些积极方面，从王莽以阴谋伪饰手段“篡汉”的论断逐渐变为关注到他善于运用舆论宣传造势取得高位。研究者对于王莽运用舆论手段实现“禅汉”的研究虽有论及，但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文章拟从舆论的视角对王莽代汉进行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易姓改命思潮：王莽代汉的舆论基础

西汉末期，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破产流亡，阶级矛盾尖锐，统治危机严重，昔日无比辉煌的汉王朝，此时已摇摇欲坠、行将崩溃。为探索政治出路，使垂危的汉王朝重获生机延长国祚，社会舆论中涌现出了一股“易姓改命”和“再受命”的社会思潮。

“更命”思潮早已蕴涵于西汉的治国理论之中。汉武帝时期，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创建了新儒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认为皇权源于天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2]，“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3]85；受命之君虽然是天命所归，但是当其为政无德时，上天就会降灾异以告诫君主，“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 ^[3]187，“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 ^[4]，当“为政而不行”、政治形势不理想之时，“必变而更化之” ^[5]2505，实行必要的更化、更张方能施政成功，延长国祚。董仲舒还认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5]2519，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道变”是正常的，肯定了更命的合理性。其理论体系中实际深蕴更命的意义，“易姓改命”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然时值西汉国运昌盛，汉武帝以追求“永命”和实现国家“大一统”为目标，而董仲舒所论的前提是“为汉制法”，符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所以其理论体系中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更命”思想被统治者刻意回避了。

汉昭帝、汉宣帝时期，有人提出汉运将终，应当易姓改命、改朝换代。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昌邑之地“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苑中亦有断枯之柳“自立生”，并有虫吃树叶而形成的“公孙病已立”之字^[6]3153。符节令眭弘根据《春秋》推演“大石自立”“僵柳复起”是“匹夫为天子”之象，认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皇帝应当选择天下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6]3154。禅位更命之说触怒了统治者，眭弘因“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而被杀。汉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针对皇帝“用刑法”“信任宦官”之时弊，引《韩氏易传》之语，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7]表达了“更命”的思想，被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终以自杀而告终。昭帝、宣帝之时，西汉王朝还处于相对兴盛期，统治者奋力追求权力永恒、王朝永命，易姓改命之说者认为汉运将终、应当改朝换代之说与之背道而驰，显然不合时宜，提出者也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西汉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易姓改命之说逐渐为更多的统治阶层所接受。汉元帝时，侍臣翼奉因自然灾害严重而极言直谏，认为“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建议元帝“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 ^[6]3177，以使汉祚“延长而无穷”。汉成帝时，大臣谷永提出：“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8]3467他认为君主必须行德政，顺天承命，爱护百姓，劝谏汉成帝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否则当上天不再“谴告”之时，将会“更命有德”，另立有德行的人做皇帝，因为“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8]3468。谷永所言明确指出易姓改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统治者如“终不改寐”，天命将另有所属。刘向亦提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 ^[9]。齐人甘忠可伪造的《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亦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6]3192认为天子应当再受天命。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甘忠可被抓入狱，后来病死狱中。汉哀帝即位后，西汉的危机愈加严重，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多次向哀帝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 ^[6]3192，此时疾病缠身、内外交困的哀帝接受了夏贺良的建议，决定“改元易号”，使“汉国再获受之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封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稳定刘汉政权。哀帝还曾表示禅位于幸臣董贤的想法，言：“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10]3738因遭到臣僚的反对而作罢。

“易姓改命”与“再受命”之说逐渐发展成为西汉后期时人普遍接受的社会思潮，但这种思潮并不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改朝换代，而是为了巩固刘氏政权的统治，儒生们将自然界发生的异常现象与政治联系起来，试图以“易姓改命”之说刺激、劝谏君主要施德行仁，以延长西汉王朝的国祚。因此，提出汉运将终、改朝换代的人均招致杀身之祸，即使是君主自己提出禅位外人，也被大臣严词制止，“天下……当传子孙于无穷” ^[10]3738，天子不应以“统业”为儿戏。为了摆脱统治危机，避免真正的改朝换代，统治者接受了“再受命”之说，即君主重新接受上天的任命，通过更改年号等方式实现天子“与天下自新”，获得帝国的新生。“再受命”之说为处于危机之中、急于寻找出路的统治集团指出了药方，显然比改朝换代更容易为统治阶层所接受，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当然不能使垂危的汉王朝获得新生。同时，“再受命”之说是利用天象五行等学说与君权神授观念编造而成的，自身具有缺陷，它既可为刘汉政权服务，挽救王朝危机延长统治，也可以被企图代汉自立的人利用，以其为手段实现改朝换代。所以，西汉末期流行于社会的更命思潮也为王莽和平嬗代奠定了舆论基础。

2 颂声并作：王莽代汉的舆论引导

王莽在由“孤贫”的外戚底层向权力核心靠拢之时，善于制造和引导舆论，“欲令名誉过前人”。他时刻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克己不倦” ^[11]4041，因“折节恭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行为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博得了社会各阶层对他的称赞，赢得了声誉与民心，朝野内外“颂声并作” ^[12]，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

折节恭俭，声名鹊起。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其叔伯兄弟们均以外戚身份相继封侯为将，王家势力显赫，然而王莽因父早死“不及等比”，所以能够折节恭俭，衣着朴素，“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勤身博学，师从名儒沛郡人陈参，郊游饱学英俊之士。王莽对母亲及寡嫂孝顺至极，收养孤兄之子，视如己出，并常常“奉羊酒”去慰问侄子的老师和同学，引得儒生围观，长老感叹，获得人们的称赞。王莽对伯父、叔父恭顺备至。汉成帝阳朔时，王莽伯父、大将军王凤生病，莽亲自负责照顾生病的伯父，相当周到，“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11]4039，王凤甚为感动，在临死前将王莽托付于元后王政君与汉成帝，王莽从此步入仕途。从政后，王莽更加恭谦，赢得了宗亲和士人的拥戴，得到叔父成都侯王商的赏识与举荐，商“愿分户邑以封莽”。当时的知名人士，如长乐少府戴宗、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人“咸为莽言”，汉成帝“由是贤莽” ^[11]4039，王莽的仕途一路畅通，加官封爵，由黄门郎升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官职，被封为新都侯等爵位。王莽职位越尊贵，处世越恭谦，“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疏散家财，赈济宾客，赡养儒生名士，家无所余，广泛结交将相权臣及名士大夫，朝野上下一片赞叹之声。这与成帝时期贵族官僚及其子弟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胡作非为的现实写照形成鲜明对比，使其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 ^[11]4040，王莽声名鹊起并逐渐超过自己的叔伯们，史言“虚誉隆洽，倾其诸父”。

克己不倦，朝野称赞。王莽非常重视外界舆论对自己的评价，为使自己的声誉超过前人，他常常克制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举止。王莽儿子结婚之日，宾客满堂，婚宴中，他数次离席，言称伺候生病的母亲服药，此举使王莽的孝名远播，“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 ^[11]4045。王莽曾偷偷买了一名侍婢，事情为家中兄弟知晓，为避免大家私下议论自己，他连忙解释说：“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 ^[11]4040，于是立即将侍婢送给了朱将军，不仅制止了议论，而且赢得了关心他人的美名。王莽“匿情求名”可见一斑。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被提拔为大司马，继王凤、王商、王音、王根而辅政，成为百官之首，“拔出同列”，地位仅次于皇帝。为提升自己的名誉声望，他“克己不倦”，广泛网罗饱学才能之士，“聘诸贤良以为掾吏”，将皇帝赏赐的钱财“悉以享士”，自己则越来越节俭。王莽母亲生病之时，朝廷官员纷纷遣夫人前往探视，王莽妻子穿着短衣布裙迎接宾客，“衣不曳地，布蔽膝”，朴素节俭至极，以致达官贵夫人们将其错认为仆人，在得知其真实身份后都大吃一惊，通过贵夫人之口，王莽与家人的俭朴形象与优良品德迅速传播开来。

谦恭示众，颂声并作。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哀帝刘欣继承皇位，王莽与得势的哀帝祖母傅氏、母亲丁氏冲突不断，矛盾激化，王莽失势被逐出朝廷，回到封国南阳新都。谪居期间，王莽的声望并未因失势受到影响，反而通过他与众不同的行为举止名声大增。王莽来到封国，就主动结交地方官员与名士。南阳太守选儒学名士孔休做新都相，孔休早就听说过王莽的声名事迹，主动拜见，王莽对他礼遇有加，并赠送名贵玉具宝剑给孔休，“欲以为好”，休不肯接受，王莽说“诚见君面有癍，美玉可以灭癍，欲献其瑑耳” ^[11]4043，最终王莽将玉剑鼻椎碎包好送给孔休。王莽对地方官员和士人尽礼敬重与之结交，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与称赞。王莽严格管束家人，他的次子杀死了一名奴仆，王莽不但严厉责备其子，还令次子自杀服罪。按照当时律法衡量，贵族豪门杀死奴婢根本不需要赔命，此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使王莽赢得了教子严厉、爱惜奴婢的声名。王莽谦恭的行为举止使自己在朝野的声望愈来愈高，颂声并作，为他奔走效力的也越来越多。王莽被遣就国一事，朝野内外上书为其讼冤的人“以百数” ^[11]4043，这为王莽重返京师制造了舆论。朝廷官员为王莽鼓吹的人也很多。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蚀，贤良周护、宋崇等人趁对策之机，在哀帝面前“深颂莽功德”，舆论重压之下，哀帝召王莽回朝，不久哀帝去世，王莽重掌军政大权。王莽的支持者不断上书为其歌功颂德，奏请封赏，上书为王莽加宰衡的民众有八千多人，加“九命之锡”的人数有九百余人，各郡国颂王莽功德的歌谣竟达“三万言”。每有进封之事，王莽则流涕叩头“因固谦让”，一表谦恭，二“示不得已”。王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官爵，推掉赏赐，并将钱财分与贫族。朝中一些官员因王莽不受田、钱一事而奏请巡行以“报告天下”，宣扬王莽的美德。“推让”之举使王莽上获皇族百官的依赖，下取黎民百姓之信任。汉平帝时，吏民就王莽不接受新野田之事上书者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大，权位也越来越高。而美名与权力的获得，得益于王莽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

3 符命瑞应：王莽代汉的舆论制造

王莽的“激发之行”成功地引导了舆论，各地吏民纷纷上书颂扬其功德。“颂声并作”下的王莽为实现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目标，充分利用汉末社会的“更命”思潮，通过符命瑞应制造舆论，证明汉祚已尽，自己当为天子。符命、瑞应是将自然界不常见的现象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以召示天意，预言吉凶，如董仲舒所言：“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5]2500历代统治者大多利用符命制造舆论，为自己的权力寻找根据，朝代更迭之际尤甚。王莽为登上天子之位，借符命瑞应大肆制造舆论，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与支持。

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就曾令益州官吏让塞外蛮夷“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 ^[13]，朝中百官认为远夷献祥瑞是王莽的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以其有定国安汉家之功，应赐号“安汉公”，“上应古制，下顺天心”。王莽再三辞让，“不得已”接受安汉公的封号。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前辉光谢嚣转报武功长孟通在疏通水井时挖到一块白石丹书之符，上写“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令群臣报告元后，元后虽然认为这种符命荒诞不经、欺骗天下，不可施行，但在太保王舜等人的力劝之下，元后下诏令王莽“如周公故事”居摄践祚。王莽利用符命获“摄皇帝”之称，代行皇帝之权，一切礼仪“皆如天子之制” ^[11]4080，王莽已成为汉朝的实际掌权者。王莽自此信奉符命，为其代汉制造理论依据。

居摄三年（公元8年），各地不断上奏符命之事。车骑将军千人扈云上报巴郡的石牛，大保属臧鸿奏扶风雍石，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齐郡的新井，云：

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11]4093

十一月壬子，巴郡石牛、扶风雍石文字被运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王舜等前往观看，符命再现，“得铜符帛图于石前”，其上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11]4095。王莽将符瑞之事上奏元后，并认为未央宫出现的铜符是“大将居摄改元之文”，并据儒家经文推演自己向元后奏事时当称“假皇帝”，而不用“摄”字，将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王莽的奏请得到批准，于是改年号为初始元年。王莽借符命制造舆论，假上天之意，为自己当真皇帝做好过渡。

而梓潼人哀章所献的铜匮之符则帮助王莽顺利完成了代汉。哀章求于长安，见王莽居位摄政且迷信符瑞之事，于是制作两检铜匮送给刘邦庙的仆射，一张为“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张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11]4095，“某”指汉高祖刘邦，文书言王莽当为真天子，元后应尊天命将传帝位给王莽。王莽借机来到高庙朝拜陈放铜匮的神坛，又戴上皇冠拜见元后，说明符瑞情况，登上未央宫前殿，即真天子之位，改国号为新，顺利实现新汉政权的和平嬗递。

总之，王莽在由大司马之位向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逼进的过程中，借符命瑞应不断制造代汉的舆论：因塞外蛮夷献白雉而比肩周公相成王，“千载同符”，获封安汉公；其后“天符仍臻……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 ^[11]4074，王莽又加九命之锡；孟通浚井的白石丹书，王莽居摄皇帝；齐郡的新井、巴郡石牛、未央宫铜符帛图的出现，王莽称“假皇帝”；铜匮符使王莽登上了皇帝之位。王莽向最高统治权力迈进的每一步均以符命瑞应为基石，而符命瑞应又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符命瑞应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王莽通过符命假借天意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天意不可违，因此，王莽始终将自己扮演成“不得已”而承天受命的角色。他在即位诏书中说，“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11]4095符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具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强调天命的绝对权威，王莽登上帝位后立即颁行《符命》42篇于天下，其中符命25篇言井石金匮之类的事，福应12篇讲雌鸡化雄之事，另有德祥五事，说“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 ^{[11]4112–4113}以此论证自己“承皇天上帝威命”。他曾“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称“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11]4100，并“哀叹良久”，以示其对汉朝小皇帝的“深厚情感”与“无可奈何”。

4 结语

总而言之，王莽从贵戚低层登上皇帝宝座，得益于西汉后期的改姓易命思潮所奠定的舆论基础；而其与众不同的行为举止引发时人关注、引导了舆论，赢得朝廷内外颂声并作，为其博得较高社会声望，获得各阶层的认同与支持；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王莽代汉是顺天应人之举。可以说，王莽和平代汉离不开舆论引导与制造，而舆论又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也为后世皇位和平“禅让”提供了一定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