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范冰冰偷税漏税行为曝光后，明星超高收入问题再次被推上舆论的制高点，肆意践踏法律尊严、明星收入远远高于院士收入等问题再次被公众热议，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被公众在放大镜下无限放大。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明显提升，分配要体现这个变化趋势。如果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就谈不上创新驱动。”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指导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对解决我国当前收入不平等问题，特别是明星收入不合理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为此，笔者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以范冰冰事件为切入点，对明星高收入问题进行探析，找出其问题所在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以期对解决我国明星收入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明星收入构成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明星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独特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明星劳动力价值的交换需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另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明星劳动力的价格还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1.1 明星劳动力价值的构成

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最早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他认为：“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 ^[2]在批判和继承霍布斯劳动价值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人的劳动价值的构成，即维持劳动者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总和。明星作为有较大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劳动者，其劳动力价值的构成主要体现在维持明星劳动力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接受教育培训所耗费的价值三个方面。

1.1.1 维持明星劳动力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 ^[3]198对于劳动力来说，其最基础的是要保证个人生活的能力。如果个人已经存在，那么劳动力生产就相当于是参与劳动的个人的再生产或是劳动者自身的维持。明星的劳动力价值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明星劳动的过程中必然要花费一定量的体力和脑力，为了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明星需要获得补偿来补充已经消耗掉的体力和脑力，消耗越多则补偿就越多，并且补偿的生活资料的总价值需要满足明星在社会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星的劳动力价值也包括维持明星自身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1.1.2 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 ^[3]199无一例外，明星也会去世，为了保证影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劳动者的明星，在自身劳动力减弱甚至失去劳动力的时候就需要新的劳动力来补充并代替他。为了确保新的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明星除了满足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外，还需要额外的生活资料来延续后代以满足新劳动力的需要。只有这样，明星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才能在商品市场上延续下去。因此，满足明星维持自身和生产新的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活资料都属于明星劳动力的价值范畴。

1.1.3 接受教育培训所耗费的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为了改变平常人的本性，使他拥有特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必须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3]200对于明星这类劳动者来说，为了在同一群体中地位突出，能力出众，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教育和培训，获得他们这种劳动部门所需要的特殊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成为明星阶层中优质和专业化的劳动力。而根据明星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支出金额较大的教育培训费用。因此，明星的教育培训等费用也包含在明星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中。

1.2 明星劳动收入的供求情况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劳动力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状况影响而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马克思总是以供给和需求的自动均衡关系为前提，分析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范畴。通过考察供给，马克思指出：“供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 ^[4]对于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除了消费者之外，生产者对商品同样有需求。而在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今天，明星的收入应该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因其特殊的供求关系，其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高过其自身的价值。因此，明星这个劳动力的价格在以下方面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1.2.1 需求方面

马克思认为，需求即市场上存在着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社会需要就必然要求市场上存在一定量的商品。从需求方面来看，整个社会对明星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民大众对明星的需求的增加。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按照由高到低的层次排序，依次是：满足自身生理需求、满足自身安全需求、社会交往能力提升、获得尊重的需求以及实现自我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广大民众除了满足自身物质方面的需求外，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需求，其中就包括对影视明星的需求。范冰冰作为影视行业打造的超级明星，自然会受到社会大众的热捧，其需求量与一般影视演员相比，也就更为迫切和急需。另一方面，企业对明星需求的增加。马克思指出：“企业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生产组织和价值增值场所的统一。” ^[5]229−230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其最终的目的是价值增值，即获取利润的最大化。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把商品销售出去，而要更好、更快地销售出去自己企业的产品，就必然需要像范冰冰这种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明星作为代言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加剧，明星代言这种需求更加旺盛和迫切。

1.2.2 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面来看，明星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垄断性极高，供给量的严重不足直接决定了明星的劳动力价格高昂。第一，超一流明星的数量有限。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要想成为明星，除了付出别人所无法付出的努力外，还需要有超常人的天赋。另外，由于明星这个行业更多地是在吃青春饭，即使有些明星经过长期的努力成为影帝、影后，也会因为岁月的流逝或其它原因而淡出影坛。第二，明星养成的成本高昂。对于明星而言，除了和普通人一样要接受课内的正常教育外，还要接受各种课外培训，学习各种表演技能，这使他们不仅需要放弃与同龄者玩乐的时间，忍受常人所不能忍的训练之苦，而且还需要支付昂贵的培训费用，这些培训费用之高昂，足以使一般中产阶级家庭倾家荡产。第三，明星需要承担许多额外的风险。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被反复观察，稍不注意，一个负面新闻就会使其走下神坛。这使明星需要长时间保持高压状态，长时间接受流言碎语的冲击，这也是明星这个群体更容易得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另外，影视明星在拍摄作品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性，常常会遭遇各种事故，有些演员甚至会为此付出生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明星，特别是像范冰冰这种影后级的明星，因其培养过程中高额的教育培训费用，以及市场供求关系方面的严重失衡，导致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是应该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

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明星收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明星的收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高于一般劳动者。但从范冰冰事件来看，她的收入已经远远高于其应得的合理报酬，这是其偷税漏税事件迅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内在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民众对明星高收入不合理的一种情绪宣泄。那么，明星收入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2.1 明星收入中存在的问题

从供求关系来看，明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其价值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明星收入远远高于其价值则是极为不正常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不正常已经凸显，社会上流传的类似于“辛辛苦苦一整年，不如明星露个脸”这样的段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仔细分析，当前我国明星的收入构成主要存在四个问题。

第一，明星片酬占据影视作品的绝大部分成本。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明星的知名度判断已经不再是演技的好坏，而是流量的多少，即便是没有任何演技的明星，只要在同行中流量众多，就可以脱颖而出，赚取高额的酬劳。加上“影视行业内的不良竞争和互相抬价，各路明星和经纪人试探性报价，甚至使明星的片酬在影视作品所花费金额中占据到70%” ^[6]。由此，影视作品不再关注剧本创作和后期制作，转而重在选择流量多的明星。例如，范冰冰在电影《大轰炸》中仅仅是客串就可以拿到3 000万元片酬^[7]，这种低劳动高收益的明星收入最终会导致影视创作市场走向畸形。

第二，明星在资本市场的不合理投入。明星在自己当红的时候“拥抱资本”，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不合理投入破坏了市场秩序，违背了市场规则，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对于范冰冰来说，她的头衔已不仅仅是演员，还是投资者。据查，范冰冰利用自己的明星影响力投资企业运营，“在5家公司任法人代表，在4家公司任董事、执行董事或董事长之职，是7家公司的股东” ^[8]，如此极易产生经济泡沫化。

第三，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明星为了赚取高额广告费而给企业产品代言，夸大了产品的使用效果，以此来吸引民众的眼球，而产品的实际效果与宣传相差甚远，从而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比如范冰冰在2013年代言了瘦身产品绿瘦，因为范冰冰代言的关系，很多人花高价去购买这款产品，其中一些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款瘦身产品根本没有效果。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批号中根本无法找到这款产品，这就是典型的虚假代言。

第四，明星签订阴阳合同。为了钻国家税收政策的空子，尽可能地少缴纳税款，有的明星在与影视投资方签署劳动合同时，会签订两份金额完全不同的合同，一份用于向国家税务机关备案登记纳税，上面显示的金额数小；另一份是双方签订实际金额的合同，上面显示的金额数大。据调查，范冰冰通过阴阳合同的方式偷税漏税金额高达2.48亿元^[9]。

2.2 明星收入不合理的原因

深入分析明星收入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责任失范、市场需求畸形化、调节机制欠完善和有效监管缺失四个方面。

2.2.1 社会责任失范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和其他商品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着历史和道德因素^[3]199。由于明星在社会中地位的特殊性，同普通人相比，明星除了需要承担个人责任外，还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中最重要的是法律责任，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更加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然而据调查，明星知法犯法的案例却不计其数。

作为具有较大公益影响力的女演员，范冰冰长期热衷于公益事业，除了担任各类慈善大使之外，她还在2010年发起了针对西藏阿里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救治计划“爱里的心”。截止到2018年，该公益项目已经帮助救治了309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范冰冰也因“人美心善”的人格魅力而获得大众的一致称赞。然而自2018年5月群众举报范冰冰偷税漏税后，范冰冰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形象骤降。国家税务局针对群众举报的关于范冰冰“阴阳合同”的税务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范冰冰及其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少缴纳税款2.48亿元，其中偷税漏税金额达到1.34亿元。此外，范冰冰在拍摄电影《大轰炸》的过程中获得劳动报酬3 000万元，仅有1 000万元主动申报纳税，剩下的2 000万元以阴阳合同的方式逃税漏税，少缴纳的税款达730万元^[9]。如此大额的偷税漏税行为，表明了范冰冰作为公众人物对于国家税法的漠视，突出体现了她社会责任的失范。

2.2.2 市场需求畸形化

尼尔·波兹曼认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10]。在泛娱乐化的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在网络社会中发表言论更加开放、自由和随性。

一方面，明星是娱乐时代的产物，是网民粉丝理想自我的投射。明星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自己的思想与评价，以自己的价值观参与社会活动，由此形成一套受万千民众关注的价值观，而这常常会受到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的效仿和追随，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范冰冰作为影视明星，其一言一行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范冰冰从15岁开始就进入影视圈，一路努力拼搏才在影视行业站稳脚跟。走红后的她并不曾耍大牌，而是一直低调地做慈善，这样的她在公众心中留下了正能量的女神形象。由此，范冰冰的粉丝除了大力赞扬她的优良品德外，还会包容她的缺点和错误；而当她出现一些绯闻的时候，总会有粉丝及时出面为偶像洗白。由于粉丝对明星偶像的无限包容、无限支持的心理，使明星行业从内到外都缺乏自我约束。

另一方面，民众价值观扭曲，对传统真善美的判断标准出现混乱。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自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打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时空界限，多种文化和价值体系汇集在一起，文化日益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相应地产生了与多元文化相契合的多元价值观。马克思讲到：“在大家共有的太阳落山后，夜间的飞蛾就去寻找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 ^[5]137−138自媒体的兴起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普通人只要敢想就可以借助微博、论坛、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聚集人气成为“网络明星”。相比于依靠传统媒介出道成名，成为“网络明星”往往快捷迅速，再加上民众以自媒体平台上的娱乐新闻以及无聊的热点话题为关注和讨论的重点，因此，不择手段成为“网络明星”，以围观明星生活为乐趣成为社会的常态。

2.2.3 调节机制欠完善

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前进步伐，明星收入的不合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环境，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确实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市场具有逐利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道，“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和其他任何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 ^[11]。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明星所从事的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而这种上层建筑是由当前我国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所以，明星需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需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另一方面，明星依据个人才能获得的高额收入与其作出的社会贡献有严重偏差。可以看到的是，有些明星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已引发社会公众极大的不满，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中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甚至使公众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

2.2.4 有效监管缺失

“监督惩戒机制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其发展水平和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内部政治权利的群众基础以及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民主法制化的水平” ^[12]。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运用，我国监督惩戒机制有了一定的发展，对社会的稳定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深入剖析明星收入存在的问题后不难发现，由于监督惩戒机制不完善造成的有效监管缺失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明星收入的不合理，具体表现为：

首先，行政监管审查的局限性。从监管的程序和内容上看，我国行政监督仅仅局限于审批、核查、登记备案和监测几个方面，而“明星收入流动性大需要协调所得信息的宽域和属地管理，明星税收是应该按照户口所在地还是收入所在地进行征收，需要各个不同地区收入情报进行交换” ^[13]，这种复杂性给行政监管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其次，惩戒力度不足，违法成本过低。我国刑法第201条中规定：“纳税人通过欺骗和隐瞒的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甚至不申报税务的，如逃避缴税金额较大且占应缴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且占应缴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刑法中也明确指出，如果违法人是首次违反条例，而且积极补缴应该缴纳的税款、滞纳金且接受行政处罚，那么他的行为就极有可能不构成犯罪。因而，一些明星就会抱着侥幸心理钻法律的空子。

最后，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的大众传媒的导向存在偏差。一方面，在社会娱乐化的状态下，一些媒体不敢轻易与明星关系闹得很僵，甚至很多时候明星会借助娱乐节目修复自己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不仅是社会监督的主体，也是广告活动的主体，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产生媒体导向偏差进而抬高明星身份。

3 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解决明星不合理收入的思路

当前，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解决明星的不合理收入问题，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

3.1 遵循立法先行，坚持高标准守住法律底线

《韩非子》中讲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遵守法律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公众人物的透明纳税有利于树立人们对税制公平的信任。第一，成立影视行业专业化税收研究部门，积极探索合理税收政策。一般而言，明星可以通过出演一部电视剧获得收入，而收入水平的变化浮动受观众喜好影响，难以把控。另外，许多明星将自己的个人收入与明星所在工作室收入混在一起，这在客观上影响了税务部门对个人和企业所得的界定。因而，税务机关应积极和影视部门合作，从源头上解决明星征税难的问题。第二，加快明星个人收入备案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备案信息网络化。银行、税务机关和工商部门要联合出手，积极创建全方位的税收备案信息平台，消除明星隐藏收入的可能性。第三，加大明星偷税漏税的惩罚力度，对诚信纳税的明星群体给与相应的税收优惠。

3.2 完善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悬殊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同时也是生产力诸要素内部最为活跃和最具有创造力的要素。劳动过程是工人为了一定目的而投身活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能力包含智力和体力既相互产生作用又同时被支出和消耗” ^[5]217。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看，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贡献来确定，劳动创造价值，而价值又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中来，因而在社会劳动分配中要充分考虑知识、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分配过程中所占的比重。首先，提高按经营管理要素分配和按科学技术分配的比重。由于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生产要素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方面的创新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因而要按照投入质量以及所做贡献程度，以使用价值优先为基本原则，协调好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使投身于科学技术事业、经营管理事业的人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存在差异，从而更好地体现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其次，积极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落到实处。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要想获得高收入，既要通过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又要通过其他分配形式获得利润。为此，劳动者需要积极参与各类培训以提高自身劳动的质量，增加自身的劳动竞争能力，从而获得较高的劳动力价格。最后，将社会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措施。考虑到当前我国劳动者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扩大化的实际情况，需要通过国家税收和财政的调节来提升劳动力价值，协调明星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3.3 加强政府调控，防范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

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学说中阐明了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实体，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存在形式” ^[3]51。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明星的高额收入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因此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挥作用以应对市场的不足。第一，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政府应在完善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鼓励影视行业优化发展。一方面对精品节目、名牌栏目给予奖励和支持，刺激这类节目的供给；另一方面对节目质量好、文化精品多的电视台进行奖励，促进影视行业全面进步发展。第二，采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控。国家需要完善影视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业内机构和人员的从业地位以及传播活动的自由度进行界定，对行业适用于明星的税收政策进行细化制定。另外，在政策制定后要严格执行，对任何人都不网开一面，让明星群体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3.4 加强认同教育，发挥价值观的先导引领作用

习近平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14]当前的世界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并存，要指导广大社会公众正确认识社会，就必须夯实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价值观的发展方向。首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引领作用。因信仰、习惯、兴趣爱好等的不同，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虽然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追求，但是全社会也拥有各个阶级、群体和个人认同的共同理想。因此，为了使得明星的价值追求更加积极健康，需要用共同理想来武装明星的大脑，并指引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其次，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规范公众的道德评判标准。当前，受多元文化和价值的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呈现相对化和多样化，进而出现了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缺失的问题，因而需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来强化社会公众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意识。最后，强化媒体舆论的引导。新闻媒介是党和国家宣传部门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以加强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使正面舆论在互联网上占据主导地位。

3.5 发挥外部监督，推进影视明星行为规范化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社会舆论作为社会道德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具有引导作用，而且对公众人物的行为有良好的约束作用。对于公众人物作风的监督，仅靠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首先，社会监督是一种多数人的监督，这就决定了其比其他形式的监督更加公开透明。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希望获取自身的权利，他们希望借助社会监督实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有效统一，因而社会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星作风建设有很大的强化作用。最后，社会监督具有灵活性和及时性的特点。一方面，社会监督的主体可以自由决定自己选择何种方式进行监督，可以是监督主体自己提出，也可以向有关部分进行举报，还可以利用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各个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新闻媒介迅速掌握有效的监督信息，快速形成监督合力，最终保证对明星这类公众人物进行监督的及时高效，进而敦促其行为规范化。

4 结语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我国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以税收、社会保障等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经验。然而，因为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以及西方拜金主义思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收入不合理问题。这种收入不合理问题在某些行业和人员方面尤为突出，范冰冰事件正是这种问题的一个缩影。目前，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为收入分配领域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明星收入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