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早在20世纪初，有识之士就喊出了“少年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少年强，则国强”等口号。在五四运动期间，我国已经有了“教育救国”的思想。梁启超、鲁迅、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学家十分关注儿童精神食粮的生产，创造出诸多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儿童文学实绩。儿童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其受教育的方向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社会需要在他们智识初开的时候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

2016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的《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1]（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将全民阅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坚持少儿优先”是《规划》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保障和促进少年儿童阅读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环节。要推动少儿阅读的常态化，保障儿童均享有基本的阅读权益，享受课外“潜课程”所带来的教育和引导，公共图书馆无疑成为了实施、完善这项任务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儿童读物供给侧改革对于落实“全民阅读”规划、培养国家未来接班人和促进国家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发布数据，西南地区在2015—2017三年间年均GDP约为人民币79057.82亿元^[2]，位列同时间段全国六大地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中第四位。相较全国平均水平而言，西南地区仍处于欠发达的状态。因而，关怀欠发达地区儿童出版物供给体系是否完善，考察其公共服务体系中儿童出版物的供给现状便具有了必要性。同时，这对于我国顺利推行“全民阅读计划”，完善国家供给侧改革也具有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笔者以重庆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两个西南地区大型综合公共图书馆作为田野调查的切入点。其中，重庆图书馆是国家一级图书馆，馆藏460余万册图书，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前身是创建于1947年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五个国立图书馆之一；四川省图书馆是西南地区中成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是四川省总书库，截至2017年12月，其藏书量为500余万册，占地约5.2万平方米。两所图书馆均是西南地区的行业龙头，具备研究分析的标杆性与示范性。

笔者利用分层抽样与定距抽样的方法对两所图书馆儿童书籍进行样本采集。在重庆图书馆共获得样本数为228本（有效样本225本，无效的重复样本3本），在四川省图书馆获得样本数为191本（有效样本187本，无效的重复样本4本），两所图书馆合计有效样本总量为412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样本图书从出版来源结构（作者国籍、出版商地区）、图书形态（字数、呈现形式、内容体裁、书籍种类、色调、版面色彩、是否含有互动元素）和内容文本表达（主人公类型、主人公性别、是否有年龄分级标识、是否有上架建议、是否含有明显宗教元素、是否含有明显传统文化元素、是否含有明显外来文化元素）合计16项指标进行编码与分析。最终形成了以儿童出版来源结构供给、图书形态供给、文本表达供给为主的研究框架，以期对西南地区的儿童出版物供给侧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检视。

2 西南地区公共图书馆中儿童出版物供给侧现状 2.1 出版来源结构供给侧分析 2.1.1 中文作者与中文图书成为供给侧主体，多元化、多语言出版体系未建立

通过对作者国籍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作者出版的图书占整体样本的51%，其次是美国作者（13.3%）和英国作者（9%）。除此之外，法国（5.8%）、德国（3.9%）、澳大利亚（3.2%）、意大利（2.4%）、日本（2.4%）、韩国（1.5%）和加拿大（1.2%）作者也占有一定的份额。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作者的儿童图书（如圣马力诺、瑞典、比利时、俄罗斯、西班牙、印度、荷兰、波兰、加拿大、以色列、冰岛、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芬兰、丹麦和匈牙利等）也在我国儿童出版物市场有过市场经验，但所占比例均小于1%。由此可见，现有儿童出版来源结构以中文作者出版的图书为供给主流，海外作者出版的作品多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来自于非英语世界的作者较少。因此，现有出版物在帮助儿童透过书籍接触更多元、广阔世界的功能层面还有欠缺。

同样，根据语言类型划分，样本中有93.9%的书籍为中文图书；2.9%为中英双语书籍，英语难易程度较适合中国儿童；0.5%为纯英文图书，且均为国外原版图书，其阅读难度较大。在其余图书中，0.5%为中藏混合类，1.7%为中日混合类，还有0.5%的书籍为纯图画书籍，没有文字。综上，西南地区的儿童出版物作为“潜课程”在儿童语言培养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引导儿童适应全球多语言环境的阅读过程中，现有儿童出版物还未形成体系和规模。

2.1.2 本土文化关怀弱化，西部地区出版社缺乏话语权

从现有图书出版社（含进口版权图书）所在地分布来看，来自于华北地区出版社的出版物占总数比例为43%，拔得头筹。其次为华东地区出版社（23.1%）、东北地区出版社（10.2%）、中南地区出版社（13.6%）、西南地区出版社（5.8%）、西北地区出版社（1.9%）和港澳台地区出版社（1.9%），另外还有0.5%的书籍为原版进口型。可见，西南地区出版社在本地公共图书馆内容供给中占比靠后，数量较少，对于引导儿童关注区域发展与传承本土文化还有提升空间。

另外，版次和印次反映着图书在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是考察图书是否具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就儿童出版物的再版次数和印刷次数进行考察，发现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r=0.11，P < 0.05），但版次（M=1.06，SD=0.314）和印次（M=2.25，SD=4.88）的均值并不高。整体数据显示，优秀的经典读物数量还不足，内容叫好又叫座的儿童出版物普遍缺乏。其中，我国港澳台地区（M=8.25，SD=12.7）和华东地区（M=3.49，SD=8.087）发行图书印次高于整体平均情况。西南地区出版社发行图书印次低于平均水平（M=2.0，SD=4.243），西北地区出版社重印次数则显著低于平均水平（t=−9，p < 0.01）。可见，在当下儿童图书供给侧中，各区域出版社影响力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出版社更强势，西部地区出版社的市场话语权较弱。

2.2 图书形态供给侧分析 2.2.1 出版物类型格局有待平衡，艺术类、语言类书籍相对稀缺

依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以图书内容属性为标准对少儿图书种类的划分，在本次抽样调查中，以卡通漫画类为主的少儿图书占总数的38.8%，其次少儿文学类占32.8%、少儿科普百科类占14.8%。其余的包括：游戏益智类（2.9%）、低幼启蒙类（5.3%）、少儿艺术类（3.4%）、少儿国学经典类（1.2%）、少儿英语（0.6%）、幼儿园教材（0.2%）、青少年心理自助（0%）和卡片挂图类（0%）。可见，西南地区儿童出版物以卡通漫画类与少儿文学类占主流，儿童图书种类还亟待丰富，特别是有助于儿童全面发展的益智类、艺术类、语言类的书籍还亟待增加供给。

2.2.2 书籍题材和文章体裁多样性不足，缺乏对儿童的多样引导

通过对儿童出版物题材进行分类归纳，发现书籍题材以故事为主，占比第一，其中童话故事和非虚构类故事各占35.9%和34.5%；书籍题材占比第二的是科普类书籍，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百科（硬科普类型，占5.8%）；另一类是科学文艺（软科普类型，占11.9%）。其次还有诗歌、游戏、少儿影视、散文及其他书籍题材，分别占3.9%、3.4%、2.7%、0.7%和0.5%。在文章体裁分类方面，现有儿童出版物体裁以记叙文（70.4%）、说明文（17.7%）为主，其他文章体裁则占比较少。可见，书籍在题材的选择和体裁的呈现上均缺乏多样性，家长和儿童在选择和阅读出版物的过程中，很难突破现有图书形态供给的桎梏，无法根据兴趣爱好选择更多样化的书籍。

2.2.3 出版物IP打造尚处起步阶段，无法形成民族共同记忆

对现有由儿童出版物衍生开发出来的少儿影视类IP作品进行考察，发现目前市面上少儿影视类作品主要以国外进口图书演变而成，如《芝麻街》（美国）、《小猪佩奇》（英国）、《樱桃小丸子》（日本）、《瑞奇宝宝》（俄罗斯）等。此类书籍的IP主角多来自于其他国家，作品多反映别国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和教育观念，与我国的关联性较低，无法在儿童阶段形成独有的民族认知。由于中国本土IP衍生书籍数量不多，导致在塑造儿童民族共同记忆方面缺乏话语权，甚至出现失语状态。

2.2.4 与读者的互动薄弱，配套数字资源还未普及

研究还发现，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儿童出版物均缺少互动维度。样本中近85%的书籍没有任何互动元素；8.3%的书籍设计了较为传统的文字互动，即通过文字提示引导阅读者进行思考或行动；4.4%的书籍含有伴随性互动印刷物，即在书页上附加一些能够让读者进行手工实践的纸质物件；最后有2.4%的书籍设置了二维码进行数字互动，即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电子版图书或故事音频等附属产品。尽管二维码的数字互动方式契合当今时代的技术趋势，但根据现场观察与询问结果，二维码数字互动几乎无人问津，说明西南地区的儿童受众对新媒体出版技术的关注和接受还有待引导和强化。

2.3 文本内容供给侧分析 2.3.1 分类标识性信息模糊，缺乏明确的分级推荐制度

调查发现，儿童出版物通常面临着“读选分离”的情况（家长选，儿童读），其是否给家长提供足够的判断信息也是本研究重要的考察要素。样本显示，带有年龄分级标识的书籍仅占6.1%，带有上架建议的书籍也仅占48.3%。另外，上架建议的分类标准尚未有一个规范的体系，各类表述随意性强。就童话故事的标识而言，就有“儿童故事类”和“儿童文学类”两种标样同时存在；就科普类书籍而言，也分“少儿科普”的详细标样和“少儿区”的简单标样。可见，出版社对于书籍的分类还未形成标准化和体系化的共识，模糊混乱的书籍分类标识反而会增加家长挑选书籍的难度。另外，研究团队在图书馆进行数据采集期间，曾数次被家长误认为是管理书籍的专业人员，希望团队成员能替他们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儿童读物。可见，由于家长群体的文化程度有差别，家长们亟待来自公共服务体系的权威推荐，以帮助其根据不同年龄层、兴趣爱好、学习侧重来选择不同的儿童出版物。

2.3.2 以男性为主的性别观念有待改变，中国作者性别教育理念有待更新

文本内容作为图书质量核心要素决定着该书能不能引起小读者们的兴趣。儿童读物中所暗含的引导性内容对幼儿自我意识构建非常重要，具有性别平等观的图画绘本可以帮助儿童打破孩子在成人世界中接受到的性别意识固化。样本显示，仅包含男性主人公的书籍占34%，仅包含女性主人公的书籍占15.3%，17.5%的书籍主人公既有男也有女，还有12.4%的书籍主人公性别难以确定（主人公不为人且性别特征不明显），20.8%无主人公（为游戏书等类型），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书籍占据较大比重。相较于他国作者较为偏向无性别或性别模糊的写作风格，中国儿童文学作者仍然受到传统性别思维的限制，在书中传达的性别观多为传统“规范性性别观”，即“男孩就要有男孩样”，而对于新时代“尊重个体选择，打破性别桎梏”的性别观念传达较少^[3]。出版社可多加关注国内外具有平等性别意识引导的儿童读物，调节此方面内容供给的平衡，引导儿童读者完成性别意识、性别认知上的心理构建。

2.3.3 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供给不足，文化自觉意识有待强化

在文化元素方面，明显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书籍占15%，明显含外来文化元素的书籍占23.1%。此外，本研究以作者国籍信息为准对样本库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在现有图书内容中，传统文化元素占比较外来文化元素稍显弱势，图书内容供给结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度还不够。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出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创作还不够，且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如果不能使中国文化在我们的后代中生根发芽，这可能使我们的下一代缺乏对于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4]。图书馆要实现继承传统文化的目的，不能仅从“书籍是否为进口”的比例结构进行控制，还要对儿童出版物的内容进行深入辨识，重视传统文化在书籍供给结构中的质量问题。另外，明显含有宗教元素的书籍仅为2.2%，其中佛教元素占0.7%，基督教元素占1.5%，中国本土道教元素并未出现在样本图书中。

2.3.4 出版物主人公类型过于集中，儿童同理心培养还需加强

在主人公类型方面，统计分析有“人”“动物”“物品”“植物”和“奇幻生物”“无主人公”共7种，其中以“人”为主人公的书籍占比最大，为48.3%，接近样本总数的一半。总体看来，主人公类型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热爱和其他物种的同理心（非人类主人公的拟人化处理会让孩子对于生活中的相关物也产生感情）。同时，研究还发现以游戏书、硬科普为代表的“无主人公”类型的书籍印次（M=1.51，SD=1.69）低于平均整体样本印次，跟总体样本呈现显著差异（t=−3.479，p < 0.01）。究其原因，是由于“无主人公”类型书籍材质元素多元、形态变化较大、附加值高，是出版社重要的创收来源。因此在出版策略上出版社并未采用再版或者重印等方案，而是直接进行新书的策划发行。

3 西南地区公共图书馆中儿童出版物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3.1 提升儿童图书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培养现代公民 3.1.1 培养国际化与本土化联结的出版视野，增强出版业国际竞争力

随着我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展现出强大的文化自信，在儿童出版物领域，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碰撞已不可避免。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儿童出版物产业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如何让中国的儿童出版物具有国际视野，从而提升中国儿童的国际化竞争力。这样的竞争力不仅仅限于语言教育的国际化，还有艺术、创意和思想等方面的国际化。另外，关注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和表征策略也非常重要，其直接关系到儿童对国家的情感态度。这就需要大量与本土文化联结的优秀儿童出版物的引导，从接近性和归属感层面给予儿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联结无疑是助推中国儿童出版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体两翼。

3.1.2 孵化本土文化IP，培养儿童的民族共同记忆

随着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出版物进入中国市场，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文化IP产品。比如，迪士尼系列童话故事丛书生产了大量栩栩如生的乐园IP形象；《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风靡，直接造就了《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和电影周边产品在中国的畅销。值得注意的是，前者传递的是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后者传递的是英国社会文化多元包容、敢于反抗权威的价值观。反观中国社会，优秀的儿童出版物数量并不少，但是能够达到文化IP开发程度的出版物却凤毛麟角，这成为塑造儿童民族与时代共同记忆的缺憾。只有真正建立和开发优秀的文化IP，才能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精髓传承和保留，这需要从事儿童出版事业的作家、编辑、出版社和发行商的共同努力。

3.1.3 以公民教育为目标，努力培养现代公民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开始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对公民教育的要求更为具体。对儿童教育而言，除了课堂教育中所使用的教材，最重要的公民教育培养途径则来自于对课外儿童出版物的阅读和学习。要促进儿童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生态环境和和平发展等理念上的学习认知，就涉及相应出版物的制作与发行。香港亚洲出版社曾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过基于“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儿童出版物《飞碟征空》，其坚持以科学教育为本位的出版方针，与虚构型、架空型的儿童出版物形成了市场定位区隔，塑造了儿童现代的科学观和宇宙观。这也为后继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在符合时代发展大势的出版选题上做更为精深的剖析和调研，还需要以贴合不同年龄层儿童的表达形式和编辑方针来完成这方面教育的内容，努力培养现代公民。

3.2 构建图书标识引导体系，实现数字化技术的互动融合 3.2.1 细化儿童图书年龄分级标识，为家长选书提供一盏明灯

目前标有年龄分级的儿童出版物在抽样中仅为6.1%。显然，这不仅仅是西南地区的问题，整个中国出版业对于儿童出版物年龄分级的研究和实践都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又势在必行的任务。《规划》中明确要求要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儿童的阶梯式阅读体系，好的年龄分级体系对于儿童的培养，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儿童出版物也有义务加强对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目前，世界上童书分级制度在欧美国家最为成熟（如美国“A−Z分级法”和“莱克赛尔分级系统”），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也较早开展图书分类活动。除此之外，我国广东省整合政府、传媒出版业以及教育界的力量在分级阅读实践上亦有所建树^[5]。西南地区出版社以及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可积极吸取先进经验，关注和参与优秀出版物推荐工程，甄选优质儿童出版物，做出推荐标识，引导儿童阅读更多的优质图书资源。同时，将他国经验和他地经验进行中国化和本地化实践，更可与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出版业共享数据，深化交流，提高效率，共同研究，为建立适合于中国儿童的年龄分级体系做出贡献。

3.2.2 借力新兴技术，为儿童提供多感官阅读体验

当儿童阅读时，引导儿童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多种感官去体验，既能让儿童更直观地感受到书中所传达的内容，又能增强儿童实践的主动性，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6]。传统时代的儿童出版物没有技术支撑，只能把视觉设计作为独特卖点（USP）。在技术不断迭代的当下，有声技术、多点触屏技术、气味书、AR、VR和3D打印等新兴技术层出不穷。这些技术创新大大地丰富了儿童的感官体验，能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调动各种感官“沉浸”到阅读活动中。根据调研数据发现，西南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出版物仅包含视觉类（占95.6%）和触觉类（占4.4%）两种，而以新技术制作的儿童出版物鲜有涉及。因此，图书馆可逐渐引进一些有声读物、气味书以及AR/VR读物供来访的小读者进行体验，特别是当下如火如荼的AR系列图书，其多模态、游戏化和情感化相结合的强交互特性对于儿童全面发展具有良好效用^[7]。西南地区属于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本地儿童对新兴技术的接触也相对较少，此举可帮助儿童与未来数字技术接轨，平衡新技术扩散过程中与发达地区的技术与信息鸿沟。

3.2.3 制作优质新媒体内容，打造线上数字图书馆

如今的儿童是“数字化生存”中的原住民，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各式各类的传播媒介。手机和电脑这两种与互联网紧密联系的终端已成为新媒体中的翘楚，其内容丰富，互动性强，具备超文本的阅读特征。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体系的重要供给方，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实体儿童出版物上，也要注重数字出版和数字资源库建设，打造数字图书馆。西南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不乏电子儿童出版物资源，但可点击量较少，内容陈旧，宣传效果亦不佳，受到读者重视的程度有限。而且馆内的电子阅览室仅提供普通网络服务和一些通用型数据库，专门针对儿童的特色数字图书馆资源亟待建设。除此之外，数字图书馆更可以结合当下大火的大数据技术，采集分析线上儿童出版物被阅情况，开展更为个性化的图书推荐服务并为进一步优化图书供给侧结构积累参考材料^[8]。总之，电子信息时代的新浪潮正在改变各行各业的格局，图书馆作为儿童出版物的重要供给方也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方向。

3.3 塑造良好阅读场景，提升读者兴趣 3.3.1 积极拓展与书本关联的文化活动，帮助下一代继承文化血脉

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灵魂，文化的继承代表着一个族群的延续。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程度毋庸置疑，当代儿童在以“网络原住民”的身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各式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继承难如旧时。儿童读物供给方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措施，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传统文化的种子。西南地区儿童图书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区域文化的涉入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重视相关内容的供给。同时，图书馆可在儿童阅览室中举办关联的文化主题活动，如传统文化绘本推荐会、本地传统故事会以及亲子文化共享会等，帮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打造知名儿童阅览室，加深来访者的印象，提高图书馆的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读者前来，用更优质的图书馆服务推动全民阅读计划的进程。

3.3.2 加强儿童阅读空间“乐园化”分区建设，注重对儿童阅读的内容引导

笔者所调查的两所图书馆均有单独的儿童阅览室，书架桌椅呈分散低矮状、色彩较为缤纷，具备设施材质多元化，以及去棱角化等特点。除了传统的桌椅阅读区外，图书馆还设置了木质阶梯式阅读区，功能多样化的空间规划增强了小读者们的自由度，可以使其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儿童阅览室“乐园化”发展趋势对于此次我国全民阅读战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乐园化”空间对于儿童有足够的阅读心理暗示，有助于加强儿童阅读沉浸度；其次，一个氛围轻松且带有“和自己孩子一起阅读理所当然”意义的群体心理环境也促进了家长与自己的孩子进行共同阅读；最后，这样的场景氛围会引发心理传染，没有亲子阅读意识的家长在来到阅读室后也会产生和孩子共同阅读的行为，同时也会加强孩子与其他人互动，帮助孩子走出一个人空想孤独的状态，加强其与社会的联系^[9]。图书馆可响应《规划》“引领亲子阅读风尚”的要求，在儿童阅读室内加强对“亲子阅读”重要性的宣传，让儿童阅览室变成一个亲子共同阅读行为习惯的孵化基地。另外，重庆图书馆还提供了现场故事会服务，每到下午3点，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阅读室内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增强了图书馆服务的互动性。可见，西南地区图书馆儿童阅览区正向着“乐园化”空间发展做出尝试。多元化空间结构设计和互动式故事会均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的“亲和力”转向，也顺应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以儿童自身为中心的儿童本位趋势^[10]。但是，这样的公共阅读空间仅限于图书馆是不够的，还应该出现在学校、社区、商业体等适宜儿童阅读的更多场景中。

4 结语

全球化浪潮不断向前推进，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儿童出版物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努力开拓自身视野，实时关注世界前沿研究成果和创新的行业运营模式。当前，需要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视野关怀西南地区儿童出版物供给侧结构改革，用符合前瞻趋势的新技术、新模式、新内容建设适应新时代的儿童出版物，优化当下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供给侧结构，循序渐进、推陈出新，做到新旧动能之间的顺利转换。当然，此番儿童出版物供给侧优化改革并非朝夕之功，特别是对于西南地区这种国民经济仍欠发达的区域而言，其中诸多问题还需要政府、图书馆、出版界与教育界等业者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