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萧统《文选》是否单独列难体为一类，学界有过讨论，游志诚先生提出《文选》39类之说，认为卷四十四“檄”下还有“难”类，选文仅《难蜀父老》一篇^[1]。傅刚先生赞成游说，并提供了版本、目录依据，又对难体在汉魏六朝史书、总集中的著录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文选》难体单独列类具有充分依据^[2]。然而，刘勰《文心雕龙》将《难蜀父老》归入“移”类，吴讷《文章辨体》将《难蜀父老》归入“问对”类，说法不一。难体文能否自成一类，其文体特征如何？难体文生存于怎样的文化土壤之中，文化土壤的变化又如何导致了难体文的生成、发展、衰落与转型？《韩非子》中有四篇《难》和一篇《难势》，是现存难体文中时代最早者^[3]。但是《文选》“难”类舍《韩非子》而录《难蜀父老》，其原因何在？笔者拟对上述三题尝试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1 从《难蜀父老》看难体文的文体定位 1.1 《难蜀父老》的文体结构与檄、移不同

《文心雕龙檄移》云：“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辩，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 ^[4]379刘勰将《难蜀父老》与刘歆、陆机之作同列，认为均具有移风易俗、令往民随的功效，这一概括立足于文章功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移体文的文体结构特征，《文心雕龙》只言“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认为檄、移二体“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仅存在“逆党用檄，顺命资移”的功用差异，而文体的结构大体相同。也就是说，单从文章的语言结构形式来看，檄、移是一致的。

关于檄体文的文体结构，《文心雕龙》言：“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 ^[4]378说明这种文体形式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是表明我方立场之正确，二是指出对方立场之错误。至于行文中大量运用的天时、人事、强弱、权势、蓍龟、鞶鉴之例证，均是为充分证明两个基本论点服务的。《文心雕龙·檄移》中所举的檄体文，如张仪《檄楚文》、陈琳《檄豫州文》、钟会《檄蜀文》等，均符合这一结构形式。又因檄、移“体义大同”的缘故，这一结构形式也适用于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等移体文。

《移书让太常博士》以作者口吻行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明将《左氏春秋》等典籍列於学官的正确性，从六艺正统说到书缺简脱，再到孔壁古文经的发现，因此，立古文博士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二是指出诸儒博士抱残守缺的错误，“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 ^[5]612。两个层次一正一反，一对一错，正符合檄、移文体的结构特征。

用上述结构特征来反观《难蜀父老》一文，却并不相符。《难蜀父老》以“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和“使者”双方的言论为中心，两部分言论构成全文的主体。如果说檄、移文体结构上的两层次是以作者口吻对正确与错误的说理性分析的话，那么《难蜀父老》则是用两种不同的口吻分别阐述观点，产生对比效果。檄、移文体结构上只有一个叙述者，即作者本身，而《难蜀父老》结构上则包括两个叙述者：“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和“使者”。作者的单一叙述视角与主人公的双重叙述视角不同，因此形成了文体结构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难蜀父老》显然与檄体、移体不同。

1.2 《难蜀父老》的文体结构与对问、问对不同

《文章辨体》设问对一体，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文选》所录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 ^[6]49吴讷将《难蜀父老》与宋玉《对楚王问》同列。《文心雕龙·杂文》有对问一体，云：“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 ^[4]254《文章辨体》之“问对”与《文心雕龙》之“对问”，均以宋玉《对楚王问》为初始之作，两者所言文体名称虽有差异，文体结构当相同。

关于对问体、问对体的“立本之大要”，《文心雕龙》言：“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於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4]255表明这种文体的核心是在“身挫”或“时屯”的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志”“道”“情”。在《对楚王问》一文中，核心是“宋玉对曰”所领起的一大段在遭遇谗毁后的自我辩解性的文字，而起首的“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一句，则仅仅起到引出话题的作用。由此看来，对问体、问对体在文体结构上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简短的“问”，引出话题；二是富于情感的“对”，以申己志。

吴讷将《难蜀父老》与《对楚王问》同列于问对体之下，但反观《难蜀父老》一文，与对问体、问对体的两个基本特征并不一致。首先，《难蜀父老》第一部分是“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之观点的直接陈述，而不是有疑之“问”。其次，这段陈述共包括23句135字，说理充分，相比于《对楚王问》的寥寥两句，不可谓短。第三，《难蜀父老》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观点的反驳，是就事论事，而不是自我情志的抒发，说其有理有据尚可，说其以申己志则不属实。由此可见，《难蜀父老》之文体结构与对问体、问对体不同。

1.3 难体文的文体特征

《难蜀父老》一文既不属于檄、移，也不属于对问、问对，那么，是不是如游志诚、傅刚等学者考证的《文选》难体一样，“难”可以独立成体呢？《文选》难体名下的选文仅录《难蜀父老》一篇，无所参照，不能归纳难体文的基本特征。但是，《韩非子》中载有四篇《难》和一篇《难势》，同样以“难”命篇，文体特征当有一定联系。对比《韩非子·难势》与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文章分为并列的几部分，几部分之间结构平行。《难势》分为并列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慎到关于“势”的观点，这是战国法家的核心思想之一。第二部分驳斥单纯以“势”为治的观点，认为“势”必须在有“贤者”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作用。第三部分反驳第二部分的观点，认为“贤者”不可多得，等待不能解决问题，只要“势”足够强大，“中手”即可成功，不一定必须等待“贤者”。三个部分结构平行，围绕“势”与“贤”展开探讨。《难蜀父老》结构同样如此，全文分为并列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蜀中父老反对通西南夷的观点，认为这是“弊所恃以事无用”。第二部分驳斥第一部分的观点，认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虽然当下辛苦，但“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两个部分结构平行，围绕是否通西南夷展开讨论。

第二，文章中包含两个叙述者，两者交替论述，观点截然相反。《难势》的两个叙述者：一是坚持势治思想的法家后学，二是坚持“必待贤而治”的“客”。两者交替论述，凸显了“势”与“贤”的矛盾。《难蜀父老》的两个叙述者：一是认为通西南夷“无用”的“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二是相信“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极具政治眼光的“使者”。两者交替阐明观点，表现了在是否通西南夷这一事件上的巨大分歧。

第三，文章以最后叙述者的观点战胜对方观点为结束。《难势》最后部分以法家后学的口吻行文，对“客”的驳论逐条进行反驳，进一步证明了慎到学派势治理论的正确性。《难蜀父老》最后部分以“使者”口吻行文，对蜀中父老的言论进行反驳，有理有据地论证了通西南夷一事的重要意义，使得蜀中父老心服口服，最终“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

由此可见，难体文具有独立的文体特征：整体结构上，分为并列的几部分，几部分之间结构平行；叙述视角上，包含两个叙述者，两者交替论述，观点截然相反；结尾形式上，以最后叙述者的观点战胜对方观点为结束。上述独立的文体结构特征决定了难体文当自成一类，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可混淆。萧统《文选》认识到了难体文独特的文体特征，单独设立难体为一类，当是。

2 从《难蜀父老》看难体文的文化土壤与生命轨迹

任何文体的生存，都植根于它所处时代的文化土壤之上。难体文的生命轨迹与战国秦汉间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难蜀父老》一文的写作正反映了难体文生存的文化土壤。

2.1 《难蜀父老》写作的文化土壤

《难蜀父老》一文的出现，是基于汉武帝时期关于西南夷的两次政治辩难，参与辩难者包括唐蒙、公孙弘、司马相如、朱买臣等人。

第一次辩难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起因是唐蒙为了开发夜郎、犍为，“发巴蜀卒治道”，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和长老的不满，此事上达朝廷，引发众臣对开发西南夷问题的讨论。公孙弘的观点是开发西南夷无用，这是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 ^[7]3629《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亦载：“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 ^[7]3574唐蒙的观点是赞成开发西南夷，他在请示汉武帝通夜郎的上书中就表明了这一观点，云：“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 ^[7]3628司马相如的观点是不仅赞同开发南夷夜郎、犍为，而且认为西夷邛、筰亦可置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言：“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 ^[7]3628这是基于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对蜀地周边的西夷、南夷之环境比较熟悉。

汉武帝权衡之下，采纳唐蒙、司马相如的建议，封司马相如为郎中将，派往蜀地。司马相如入蜀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发布《喻巴蜀檄》，一面谴责唐蒙“发军兴制”并非“陛下之意”，以安抚民心。另一面责怪吏民“奉币役至南夷”居然要“亡逃”，为天下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巴蜀吏民的惊恐。第二件事是“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蒲。” ^[5]625对冉、駹、筰、邛等西夷之地进行了开发，最终“置一都蔚，十馀县，属蜀” ^[7]3628。然而，南夷之事尚未使巴蜀吏民完全放下顾虑，西夷之事又大量征发兵卒，巴蜀人心不稳，多有怨言。西南夷问题再度引起重视，引发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辩难活动。

第二次辩难发生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是对第一次辩难的深化，更是在整个边疆问题中探讨西南夷问题，关系到朔方、苍海、西南夷三方战略的权衡利弊。公孙弘的观点是朔方、苍海、西南夷均为无用之地，都应罢之。但在朱买臣等人据理辩难之下，公孙弘作出妥协，“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 ^[7]3574。朱买臣的观点是朔方不可罢，对西南夷、苍海未发表意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於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 ^[7]3574朱买臣认为设置朔方郡意义重要，大谈朔方之便，向公孙弘发难。公孙弘无法反驳，以至于“发十策，弘不得一”。可见，朱买臣说理辩难具有充分的论据。公孙弘对朔方问题作出妥协，盖亦有此原因。司马相如的观点是坚持开发西南夷，对朔方、苍海未发表意见。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讽谏天子，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一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 ^[7]3694可见此文中“蜀父老”的言辞表面上是代表了巴蜀吏民的反对意见，实际上更代表了公孙弘等朝臣的反对意见，难“蜀父老”是表象，难公孙弘，讽谏汉武帝，争取在这场辩难中取得胜利，继续开发西南夷，这才是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的真实目的。

汉武帝权衡之下，采纳公孙弘向朱买臣作出的妥协意见，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7]3629《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 ^[8]围绕西南夷与边疆战略问题的辩难方告结束。

由上可见，《难蜀父老》的写作发生在汉武帝朝关于边疆战略的大讨论之时，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辩难活动促成了这篇难体文的完成。辩难活动是《难蜀父老》一文的写作环境，更是难体文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2.2 难体文的生命轨迹

难体文伴随辩难活动而生，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

第一，战国时代是难体文的发生期。难体文产生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之中，文化基因里便带有思想的分歧与激烈的辩难。综观《韩非子》中的《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等篇，无不带有儒法思想的分歧、学术观点的辩难。战国诸子关注天下治理、关心社会发展，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形成了难体文生存的文化土壤，促进了战国难体文的发生。

第二，汉初至武帝前期是难体文的发展期。经过秦代短暂的文化高压政策之后，汉初推行黄老之术，各诸侯国思想文化呈现繁荣之势，汉初士人承战国余绪，道家有之，儒家有之，法家有之，纵横家亦有之，不同思想之间的辩难时有发展。至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黄老之术风光不再，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有识之士汇聚朝堂，共谋国家发展，辩难之风一度盛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正是这一时期难体文的代表。

第三，汉武帝中后期是难体文的衰落与转型期。汉武帝中期以后积极推行大统一政策，元朔二年（前127年）采纳主父偃建议颁行推恩令，加强中央集权，元朔五年（前124年）立太学，置博士弟子五十人，为儒术治国奠定基础。《史记·儒林列传》云：“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7]3119思想文化体系的儒学倾向成为主流，辩难失去了意义，难体文从此衰落。

自那以后，知识分子通过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渐趋狭窄，于是转而关注个人价值，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形成一种新的辩难，即自我价值与主流意识之间的辩难，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是其代表。这种新型的辩难与传统难体文的生存土壤已经大有不同，在文体结构上也出现了变化，最典型的是将传统难体文中辩难双方观点的并列阐述变为“客”为辅、“主人”为主的不对称结构。在新型的辩难中，“客”只是一个摆设，他代表了世俗的观点，没有“客”的激将，也无碍“主人”观点的表达，传统难体文的对台戏变成了新型辩难的独角戏。因此，萧统《文选》单独设立“设论”一体来统辖《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等作，新型辩难遂以设论、设难等名称出现于文体之林，命名着眼点的“设”字便体现了它在文体结构上假设、虚设的意味，与双方并列辩难的难体文已大有不同。后世设论、设难之作代有继之，有学者统计，现存的两汉魏晋设难体文章就有23篇之多^[9]，俨然已经与传统难体文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了。

第四，衰落后的难体文也曾短暂复苏。在魏晋“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中，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向秀《难养生论》就是典型的难体文。在唐代“复古”与“时风”的矛盾中，韩愈的《进学解》也是难体文的隔世回响。难体文的生命有如自然界的菌类，当适宜生长的环境不再时，便选择休眠，在新的适宜环境出现时，又会猛然钻出土壤。

总之，难体文生于百家争鸣之世，衰于思想一统之时，在完成了它的生命轨迹的同时，又孕育了设论、设难等新的文体样式。衰落后的难体文在新的适宜环境中又会时而复苏。一盛一衰，皆系于文化之土壤。文体之发生与嬗变、衰落与转型、消亡与重生，盖如斯乎！

3 从《文选》选文标准看《难蜀父老》作为难体文典范的原因

《韩非子》中的四篇《难》与一篇《难势》，从时代上讲要远早于《难蜀父老》，是现有文献中最早的难体文。然而《文选》“难”类仅录《难蜀父老》一篇，不录《韩非子》之文。《文选》为何舍早而录晚，舍源头而录支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3.1 《文选》选文以篇为单位，舍章体而录篇体

《韩非子》中的四篇《难》，每篇分为若干章，每章一个主题，章与章之间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章是分析四篇《难》文体结构的基本单位，各章的结构形式符合难体文的特征。但是从篇上来看，篇仅是若干章的集合，并无文体意义。相比之下，《难蜀父老》独立成篇，篇内各段落之间联系紧密，结构完整，是以篇为单位的难体文结构。

《文选》选文是以篇为单位进行的，因此对于先秦时期的《左传》《老子》《论语》等作品均未收录，因为这些作品的材料组织或以年系文，或逐条说理，并无以主题划分的“篇”的概念。吴承学先生说：“篇章的出现是文体产生的基础。......命篇标志了篇的独立，反映了古人对篇的内容、结构等方面的认识，是文体认定与命体的前提。” ^[10]因此，按照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的选文标准，《韩非子》中的《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均不具备文体意义。这样一来，《文选》“难”类舍《韩非子》中的四篇《难》而录《难蜀父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2 《文选》选文以文辞为准绳，舍立意而录翰藻

如果说《韩非子》四篇《难》是章体的组织形态，那么《韩非子·难势》一篇独立成篇，具有明确的主题，《文选》“难”类为何不录？这应与《文选》“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有关。

萧统在其《文选·序》中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5]2虽未言及《韩非子》，但在先秦诸子作品中，以《庄子》的文学色彩最为浓厚，《荀子》中的《赋》与《成相》两篇亦有较强的文学性，《文选》中对《庄》《荀》尚未收录，自不必说文学色彩并不十分突出的《韩非子》了。

相比之下，《难蜀父老》在文学技法的运用上则相当娴熟，运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如：“略斯榆，举苞蒲”“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驰鹜乎兼容并包，勤思乎参天贰地”“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 ^[5]625–626等。又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如：“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 ^[5]626等。又有对比技法的运用，如“戾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 ^[2]626又有引《诗》的运用，如“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626又有语简言奇的警策句，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2]625。上述文学技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难蜀父老》的文学色彩，相比“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 ^[5]2的《韩非子》诸文，显然更符合《文选》“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

3.3 《文选》选文以政教为标尺，尊一统而重教化

《文选》具有政治教科书的性质，选文注重体现教化百姓。《韩非子》中的文章涉及的辩难，是势与贤的矛盾、法与儒的矛盾，尊法而抑儒的观点明显，这与《文选》坚持的儒家正统思想相左。而《难蜀父老》涉及的辩难，是中华大一统与地方割据之间的矛盾，司马相如作为西陲边地之人，在进入中央担当要职之后，能够运用大一统的观念来治理边地，是对中央政策、国家战略的深度认同。立足于这种精神之上，他创作的《难蜀父老》自然体现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也成为后世政治教化的典范。《文选》选文注重政治教化，《难蜀父老》自然要比《韩非子》中的文章更具有深远的教化意义。

综上，《文选》难体文舍《韩非子》而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而录晚、舍源头而录支流，而是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在这种选文标准之下，《文选》“难”类选录独立成篇、文辞华美、注重教化的《难蜀父老》一文，便顺理成章了。这样，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在难体文中的典范地位得以确立。

4 结语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难体文具有独立的文体特征：整体结构上，分为并列的几部分，各部分之间结构平行；叙述视角上，包含两个叙述者，两者交替论述，观点截然相反；结尾形式上，以最后叙述者的观点战胜对方观点为结束。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类文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