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9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实施了五年。五年来，中国政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和多个国家建立了双多边合作机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及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参与国共同发展之路，它以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宣言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让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中国的开放发展构建了深远的格局。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为沿线各国注入强劲发展动力、为国内发展创造新机遇的同时，随之而起的另一种挑战也必须加以关注，即：当前全球治理危机的困境会趁势加速波及国内，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如何从容应对这些挑战既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任务，也是确保“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实施而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五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我国在迎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带一路”建设格局下社会治理复杂化、矛盾突出化等难题。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为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整合民族认同和增进民族情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充分依靠中国与其他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打造能够使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平台。在建设过程中，我国边疆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关键支撑区域，必然面临许多新型不确定风险。这些风险如果未能及时发现，将会带来诸多危害。一方面，外部的不安定因素极有可能会影响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西部边疆地区与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毗邻，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在经受宗教极端势力的危害。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沿线各国间的贸易与交流持续增多，也给各种极端势力流入国内创造了机会。由于地理环境上相邻，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极易受到极端组织扩张的不良影响，一些文化层次低、对生活现状不满的边疆居民有可能会被极端组织散播的言论蛊惑和煽动，成为被其利用的工具。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影响着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也会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威胁。另一方面，极端暴恐势力极有可能企图在边疆寻求市场。2015年，全球范围遭受恐怖主义影响指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几乎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1]。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虽然遭受牵连的各国都有反恐行动，但是极端组织暴恐袭击的态势依旧强劲。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由于受自然环境恶劣的限制，发展相对落后，而“极端主义往往能够在贫穷人口中间找到市场。贫穷人口较之富裕人口往往更易被极端主义所动员，并且容易走向暴力” ^[2]。因此，必须坚决防止各类极端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散播不正当言论蛊惑民众，时刻警惕各类极端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扩张自己势力和影响范围的企图。最后，必须克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种摩擦。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边疆地区由于具备与周边邻国山水相依、交通相连的特点，在这些区域流动的资金、人力资源、信息和商品会日益增多。这种流动将逐渐打破边疆地区原有的封闭局面，让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新的交流与贸易据点。与此同时，边疆地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互动亦会日益频繁，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民族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内地同胞之间存在差异，如何在交融交流中避免矛盾摩擦，也是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有益发展环境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道路也越来越宽广。不可避免地，外部的一些不良因素也会乘势进入国内，对国内社会环境发出挑战，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尤其不可小觑。意识形态领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价值观念的输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直言：“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 ^[3]亨廷顿也曾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要“千方百计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的概念” ^[4]。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当重视本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与传播能力，如果我国忽视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放松对意识形态安全的警惕，则有可能让一些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凝聚力的思想搭乘“一带一路”倡议的便车“反流”国内，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挑战和偷袭，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击无力，甚至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争夺受众群体甚至意识形态阵地的交锋亦会日趋激烈，一些不良社会思潮同样会抓住可乘之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调速换档期，区域发展不平衡，这既是我国的现实国情，也是迈向共同富裕必须经历的阶段，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与发展，我国必然能够改变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局面，共同建成小康社会。但是，目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失衡却极容易被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进行歪曲报道。这些不实言论反流入国内之后，会对民众的价值观产生强烈冲击，某些负面言论甚至会误导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是社会治理的重点之一。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旨是世界各国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在这个新的合作模式中，不仅要夯实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及时揭露和批判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攻击、谩骂和诬陷，而且要明辨是非，以理性、宽容为原则，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合理的交流与碰撞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怎样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关系，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国内社会治理要关注的关键内容之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沿线各国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各国与我国的经贸、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往都会逐步加强。这种交流互动既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不可控风险，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达程度本就存在区域差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由于各区域存在地缘条件、资源禀赋等要素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所享受的政策红利、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有可能某些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从而与其他没有把握住发展机遇、或者是没有获得较好发展机会的区域之间呈现出新差距。物质文明发展程度的差距折射到民众心里，在一定程度上又会造成部分民众获得感低的现实困境，甚至会产生不满情绪，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给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与此同时，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也必将秉持开放发展的理念，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互通。这种开放发展的思路能够让世界各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降低对中国的误解。但开放流通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互联网蓬勃发展、多元文化并存、多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的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内任何细微的矛盾都有可能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网络舆论的相互影响与互动，有可能让矛盾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而一些负面的舆论通过网路等途径进行扩散传播，极有可能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们必须要深谋远虑，合理化解国内发展中的各类矛盾，既要传递中国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发展的决心，也要传递出中国的制度自信，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也开启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转换，改革开放的征程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难题，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有更全面的规划和更强大的引擎来为改革开放注入新活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方面能够为国内长期积压的产能找到出路和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对众多参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帮助这些国家更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技术革新能力，尽快摆脱闭塞落后，可以说是既顺应了我国生产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需要，同时也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为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开阔的国际环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发展开拓了新的机遇之窗，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譬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征用、拆迁之类的利益纠纷问题，城乡之间居民收入不平衡以及干群矛盾等问题，如果这些矛盾没有妥善解决，不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同时也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导致改革所取得的前期成果被负面因素抵消。“中国的社会差异在今天表现得更加明显，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原来的阶级结构已被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所取代” ^[5]。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矛盾为起点，力求通过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体制、机制，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构建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氛围，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属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但是其首要精神依然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追求的是各参与国之间构筑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体现的是国与国之间和平、交流、合作、共赢的理念。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指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势必会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大国产生利益冲突。对此，习近平在2014年访美期间特别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6]“一带一路”倡议把“亲诚惠容”作为与各国合作交流的基本方针，以真诚的态度与沿线各国进行交流与沟通，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在与各国的经贸合作中积极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目的是实现中国与各参与国的共赢。当前，社会治理创新也是秉持共建共享的理念。2015年5月，习近平在赴浙江考察时提出：“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做起，坚持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多一些雪中送炭，使各项工作都做到愿望和效果相统一。” ^[7]今天，社会治理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格局，倡导社会各主体充分发挥作用，在合作、协商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构筑出多元主体共商共建的治理格局。总之，社会治理创新所秉持的原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二者发展的理念都是共建共享。

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和谐发展，构筑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 ^[8]“一带一路”倡议把全人类共同参与、构筑人类未来共同的经济发展空间和世界人民共谋发展作为主要价值取向，展现了其独特的人类关怀。习近平多次谈到，“一带一路”建设必“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一带一路”倡议被中国公民和世界人民接受的过程，也是各参与国共谋发展、人民获得感不断增强的过程。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国际战略，而创新社会治理则是实现此目标的国内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这其实是对现实治理工作机制的反思过程。由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社会各方面利益矛盾亦会凸显，诸如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问题、城市化进程中拆迁补偿问题、少数党内腐败分子脱离人民群众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显示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社会矛盾增加、各类风险积累的治理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9]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因此，从价值取向上来看，社会治理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构筑人民更美好的生活。

“社会秩序是社会生活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稳定而协调的属性或状态” ^[10]。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它既具有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同时社会各主体之间又能够达到一种潜在的平衡，社会矛盾亦处于可预测的范围之内。“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既需要和谐的国际秩序，更需要稳定的国内秩序，同时，稳定的社会秩序亦是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需要，但是，要得到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仅仅依靠政府出力则难以达成有效目标，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其中。政府对社会治理大包大揽可能会导致多方面问题。一方面，治理工作难见成效。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做多面手并不能提升社会治理的实际效率，相反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等主体缺乏活力和积极性，在社会建设工作中处于被动地位，遇到问题时不愿主动承担责任，出现“等、靠、要”思维占上风等消极行为。结果有可能是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资源和物资成本来做社会治理工作，但是实际效果既不能让政府满意，又不能让群众满意。另一方面，政府无法在第一时间全面处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与风险。譬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可能会遭遇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人民群众是这些安全威胁的最直接接触者，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去防范和控制这些风险，难免会出现信息传播的延后性，以及危机处理的迟滞性。社会是一个群体性概念，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社会秩序安定与否，对于社会成员生活的影响亦是最直接最迅速的。因此，在“一带一路”推进进程中，对于边疆安全和社会风险控制，个体的人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每一位公民亦应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与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科学的治理机制应该是既有政府主导，也有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的格局。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首要任务是政府与人民都应更新理念，对于政府在治理行为中的权责边界和公民自身责任都重新加以界定。“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这是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1]。要塑造“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把政府管理管控转变为宏观主导和智能服务；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全新共识，即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等主体亦应该对社会治理尽一份力。在社会治理格局科学而有效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社会冲突或社会矛盾时，各治理主体能够适时启动应急预警，能够从微观层面对事态进行处理和控制，避免出现矛盾扩大化。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的形成有赖于科学的治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这要求政府适度留白，给市场以及社会组织、社会成员更多的发挥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的活力，促进各治理主体形成相互嵌入、紧密联系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构造安定的国内秩序和环境。

社会情绪不同于个体情绪的自我感受，它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在特定时期就特定社会事件所形成的一种共享性情绪体验。正面的社会情绪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负面的社会情绪如果未经疏导，在不断积蓄之后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结构调速换档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再加上互联网和自媒体迅猛发展，负面、消极的社会情绪如果没有加以疏导和控制，势必会以极低的成本、极快的速度迅速传播，短时期内就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巨大破坏性。“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获得众多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就是因为中国向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发展与繁荣稳定！愿意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信号，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与中国共谋发展。但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国内外舆论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其交互性和融合性愈来愈强。如果国内因负面的社会情绪导致环境动荡，这种消极的信息也必然会通过多种渠道在国际媒体间广泛传播，那么中国式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度就会被损耗，“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也会面临僵局。“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 ^[12]。要形成良好的、积极的社会情绪，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直面当前的社会矛盾。社会负面情绪的产生，追根究底还是在于有未能妥善处理的利益问题。因此，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促进社会成员形成温和、积极、正面的社会情绪的关键之所在。首先，应该注重调节利益分配结构。通过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收入的调节，真正意义上实现“既把蛋糕做大，同时又把蛋糕分好”的目标，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应该注重民生利益的维护与实现。逐步完善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因为关涉民众生存与更好发展权利的内容，既是全体公民关心的重点，同时也是容易引发矛盾和积累不满情绪的地方。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中，改变以往以GDP论英雄的评价标准，把民生建设作为干部考核的重点指标，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保障机制的建设，“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9]，把有可能形成社会负面情绪的矛盾化解于初始阶段。最后，要不断健全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格局。以法治手段打击各种非法获利者，维护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把法治精神寓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对于滥用职权、获取非法利益的党员干部坚决打击；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来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法分子予以严惩；对于利用互联网便捷性、交互性、隐匿性、互动性等特征，通过网络途径散播谣言、虚假信息不当牟利的人员坚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只有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协调，社会不良情绪才能被有效疏导，社会稳定的秩序才能形成，才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执政宗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实现了国家从羸弱走向富强，也使人民生活从贫穷走进小康。可以说，中国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因快速发展而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以及因不同收入水平所形成的利益分配差距，会让有些社会成员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从而对社会制度产生怀疑，甚至进一步形成愤懑、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任其肆意蔓延，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更会对国家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必须不断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一方面是因为当前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规划之一，这个发展规划要取得成效，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也需要具有共同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人民，此发展背景要求我们必须同心勠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一国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必然也会对该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带来冲击，在这种冲击中保持国家战略定力和社会的安定团结，需要国家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社会凝聚力的核心是公众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目标和行为的认可度”。要提升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的认可程度，首先，必须注重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我们党作为一个有8 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 ^[13]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与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其收获的自然是群众赞誉的口碑。但是，部分干部贪污腐败在人民心中所形成的恶劣形象，不仅会影响党的公信力，还会对社会制度认可度、共识度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如果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那么党和国家就极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无论执政党付出多大的努力，人民的疑虑都难以消失。与此同时，社会的不合作甚至是对抗行为也有可能增多，从而对社会秩序的安定团结造成强烈冲击。其次，应该加强舆论引领与传播，注重共同价值观念的引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以及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的高度认可都需要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约翰·奈斯比特曾形容：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态的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解释又太少。亨廷顿也曾经指出：“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 ^[14]这个政府及其政党制度为中国人民提供的最主要的公益性产品就是国家安定团结、社会井然有序，而政治秩序的稳定在诸多国家依然是稀缺资源。另外，彰显我国社会制度优势的舆论影响力就目前来看还稍显不足。在信息技术时代，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等传播媒介，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进行多方位的宣传，这对于提升国人对于中国所取得成就的自豪感，提升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程度、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应注重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部分国民也产生了价值观的迷失。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人民幸福感的获得是仰仗于不断增加的物质财富还是精神层面的内容？面对道德滑坡的社会现象应该做出何种反思？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回答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不断认清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的过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引领，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有利于帮助人们理性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矛盾与问题，当社会问题发生时，降低国内外错误舆论信息对国民心理的误导与掌控，促进国民对社会制度以及国家发展前景的共识度。

总之，只有通过一系列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成员对社会制度的认可程度，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才能得到保障，国家的发展规划与战略布局才能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在更有利的环境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