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方言作为蕴含浓厚地域特色和文化色彩的语言变体，不仅在口语中极具活力，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受青睐。从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各式人物的方言到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莫言的《檀香刑》，方言在国内外文学作品中始终保持着热度，也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但翻译方言文学却被普遍认为是一大挑战。虽然国内外已有对方言翻译的研究，但当前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标准语及标准语文学作品展开的，方言的翻译研究处于边缘地位^[1]；且从数量和关注度来看，有关方言翻译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英语方言文学的翻译上，较少关注中国方言文学的外译。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要求日益迫切，中国文学方言的翻译更加成为不可回避的、急需关注的问题，因此笔者以李颉人的方言文学代表作《死水微澜》的两个英文译本为例，对比讨论文学方言的翻译方法，旨在为当前形势下我国方言文学的外译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1 文学方言与方言文学

文学方言（literary dialect）是指作者将区域性、社会性的口语进行文字呈现^[2]，即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的方言。方言是非标准语（nonstandard language）的一种，由于其具有地域文化性、社会时代性等特点，与标准语形成反差，国内外文学作家常在文学作品当中使用方言来营造环境氛围、塑造人物形象、展示地位差异、突出文化差异等，以达到特定的文学效果。文学方言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方言口语，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作家关注的是文学方言的效果，而非准确描述民间的方言口语^[3]。可以说，文学方言是对真实方言的模仿，旨在让源语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语言的差异，从而形成对使用方言的人物的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判断，以达到作者预期的某种文学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偶尔使用方言、全部使用方言以及在标准语中加入方言^[4]。在偶尔使用方言的情况下，方言对作品整体的影响不大，比如仅在标准语作品中偶尔插入带有方言的对话，作品绝大部分主体内容仍然是标准语；另一种情况是全部使用方言，方言作为标准语的替代物广泛地存在于作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方言则相对于作品而言失去了其异质性；第三种情况是在标准语作品中加入方言元素，则非标准语（方言）同标准语相对比，产生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语篇中同时也产生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作用，突显方言使用部分所传递的特殊意义。笔者认为：当文学作品中使用的方言等语言变体对作品形成了异质性特色之时，才应被归类为方言文学，这类方言文学中的文学方言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范畴。

2 方言文学的翻译

对方言文学的讨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方言译不译，再是如何译，由于文学方言植根于地域社会和文化中，在翻译时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者，因此不乏学者认为方言是翻译中的“障碍” ^[5]，是不可译的^[6]。这主要是文学方言的特殊性造成的。首先，文学方言是基于地域方言的，地域方言中的用词、发音、语法都可能与标准语不同，因此，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方言的意义是首要的挑战。其次，文学方言并非口语方言的文字转录，而是艺术加工后的文学呈现^[3]，某些作品中的文学方言可能是几种地域方言的结合，甚至可能是作者根据某种地域方言加工创造而成的，因此译者要正确理解和翻译文学方言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另外，方言承载了地域、文化和社会意义，当与标准语形成差异时，表现的可能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甚至是不同世界的碰撞，在目的语中很难找到现成的对应，翻译中再现的难度大。因此，不少方言文学的翻译采用方言标准化的处理方法，以标准语翻译替代方言。虽然将方言进行标准化处理是较为省力和普遍的做法，但也有研究者提出方言在文学作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为标准化处理会抹杀原文文本性^[7]。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认为，翻译理论是要研究翻译过程的本质和翻译中语篇间的关系^[8]，并把“好的翻译”定义为能保留源语文本中最具价值的（most valued）语言特征的翻译。在方言文学中，方言便是有价值的语言特征的代表。当作者选择使用某个特殊的语言元素来塑造人物、营造乡土氛围或传递某种意义的时候，这种选择对于文学作品的宏观语篇来讲是有意义的，这种刻意而为的安排在翻译中应当得以保留。

那么如何翻译方言元素呢？韩礼德认为，“我们不能翻译不同的方言，我们只能模仿方言的差异” ^[8]。Hatim and Mason认为，可以用语域来翻译方言，因为语域可以超越方言的地域性，负载方言的多种功能^[9]。目前，西方学者讨论和归纳的方言翻译方法大致有四种：方言标准化译法、方言对译法、文学方言自创译法和方言特征淡化译法^[10]。方言标准化译法一直以来是最被普遍使用的处理文学方言的方法^[11]。“标准化”即“standardization”，是采用标准语翻译具有方言特征的文本，这种译法自然会去除方言痕迹，将方言文学译为一般文学作品。方言对译法是指采用目的语中某种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来翻译文学方言。比如使用巴黎俚语Parigot来翻译伦敦方言Cockney，这种文学方言的翻译方法是基于语言变体间的对等^[12]。张谷若在20世纪30年代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便使用了方言对译法。文学方言自创译法指的是编造一种语言变体来体现原文中的方言元素，从而向读者传递源语文本中方言的类似效果。方言特征淡化译法指的是淡化方言特征，保留方言功能的翻译方法。余静在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的多部英美方言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后发现，方言的翻译其实是为了制造出同源语文本类似的“落差”，并总结了文学方言翻译的六种方法：地域方言对译法，即译者以目的语中某个特定地域的方言来替代翻译源语方言的方法；地域方言杂合法，即糅合使用多种目的语方言来翻译方言；人工方言再造法，即使用非真实的人造方言来翻译源语方言；通用方言翻译法，即利用没有特殊地域所指的方言来翻译英语方言；雅俗对比法，即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营造出高低不同的雅俗落差；口语化译法，即使用口语词汇和句式来翻译文学方言的方法。这六种方法形成一个连续的渐变体，从地域方言对译法到口语化译法体现了从较高差异性到较低差异性的变化^[13]。不同的研究者总结的方法虽然提法不同，但内容上有重复之处，比如人工方言再造法和文学方言自创译法其实是一种方法，方言特征淡化译法包含了通用方言翻译法、雅俗对比法和口语化译法，同时，通用方言译文也可能是人工再造的语言变体。除了以上提到的语言处理方法，文学方言的翻译还可以使用语言之外的处理方法，比如加注法，即在译文中加入脚注、尾注，或加入“使用方言说道”等词语对原文中使用方言之处进行特别补充说明。

3 《死水微澜》中的方言及其翻译

《死水微澜》是李颉人（1891—1962）的大河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故事讲述了清末成都天回镇的一群小人物的爱恨悲欢^[14]。故事发生的时代恰逢洋人入侵、洋教传入、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大事件，题中的“死水”既指中国封建末期社会的一潭死水，又指人们精神上的死气沉沉，而在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连成都西南小镇也如同死水泛起了微微波澜，也预示着未来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李颉人最好的作品之一，它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全景式地展示了当时成都的风土人情，同时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来折射大时代背景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变迁。

李颉人长于四川成都天回镇，《死水微澜》描绘的也正是天回镇和老成都小人物的故事。书中充满了丰富的方言元素。目前小说已有英、法、日三种译本，英译本有两个译本，1981年，《死水微澜》的两章英译版刊发在《中国文学》第11期和12期上，到1990年，作为“熊猫丛书”之一，《死水微澜》被译为了英文出版^[15]，第一版的译者被认为是胡志挥^[16]。而第二个英译本出现在20多年后，2014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名为Ripple on Stagnant Water: A Novel of Sichuan in the Age of Treaty Ports的英译本，译者为Bret Sparling和Yin Chi^[17]。

《死水微澜》的故事围绕蔡大嫂展开，讲述了邓幺姑嫁入蔡家后结识并爱上袍哥罗歪嘴，最后改嫁顾天成的故事。蔡大嫂与传统的女性角色不同，敢于追求心中理想的生活。在那个思想封闭的时代，女性勇敢追求自我幸福体现了女性意识，因此郭沫若把李颉人称作“中国的左拉”。而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也对李颉人女性心理的描写很欣赏，认为李颉人是中国的莫泊桑。从语言来看，《死水微澜》充满了成都方言和语言多样性。

如表 1所示，《死水微澜》的各处语言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特别是从划线部分可见，故事的背景音使用的是类标准语的白话文，既有书面语也有方言，但方言较少；人物对话使用的是方言特色明显的语言变体，而文中的某些特定部分，如第二部分的报刊文章中则用到了有古风古韵的文言文。在人物对话中，方言的使用也有区别，比如邓大嫂，即邓幺姑的妈妈，使用的语言方言丰富，其中还有一些体现了田野妇人的粗话和不雅词；罗歪嘴是天回镇当地跑江湖的袍哥，在地方有点小势力，曾经读过书，因此作为袍哥人家俗语谚语类行话和方言丰富，但也能识字，能为蔡大嫂读关于“打教堂”的文章；书中的主人公邓幺姑在出嫁之前向往着城市生活，受城里嫁来的韩二奶奶的影响，“喜欢做细活路”，语言同韩二奶奶类似，极少使用粗俗的语言，言语间虽然有方言词汇但语法和句式却接近标准语。可见，书中体现语言差异之处很多，李颉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使用四川方言并非仅仅是为了方便母语写作，从语言多样的差异来看，语言变体的使用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正如2014版的译者序中写到，“文中充满了对立：农村和城市，富人和穷人，官员和平民，儒家和基督等，李颉人通过情节和人物发展明确展示了这些对立，他还使用了不常见的大跨度的汉语形式来体现它们”。由于“熊猫丛书”的译本没有译者注，因此不得而知译者是否注意到了书中语言的多样，但从译文来看，时隔二十多年的两个译本在处理方言时使用策略和方法有异同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标准化方言特色，传递概念意义

从两个译本来看，是否保留方言元素和语言差异是译者们首当其冲的难题。从1990年的译本可以看出，胡志挥对绝大多数方言和语言差异采取的是标准化译法，Sparling和Chi的译本对旁白和多数对话中的方言词汇也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

例1：什么法门都使交了。

译文1：they did everything they could.

译文2：they made petition through every avenue they know.

原文中“法门”和“使交”均为四川方言词汇，意为“办法”和“用尽”。译文1是胡志挥版的译文，译文2为2014年Sparling和Chi的译本（下同）。两个译本都正确译出了方言词汇的概念意义，对其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只是比较而言，译文2中重复前文中的“请愿”一词，语义更加明确，且用“avenue”来译“法门”，也呼应了源语中“门路”的意思。

《死水微澜》中的语言变体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方言词汇主要是“视觉方言”（visual dialect），又被称作“眼部方言”（eye dialect），是用拼写和文字来模仿再现方言中非标准化的方音（local accent）。比如例1中的“使交了”的“交”，了解四川方言的读者通过阅读文字就仿佛能听到成都话的发音，因此其使用目的并非是为了形成对比，而是使用方言进行写作。因此，对于主要传递概念意义的方言，两个版本对此类句子都采取风险更低的标准化译法，以传递语义为主要目的，但同时，2014年的译本更注意贴近原文的形式。

3.2 淡化文学方言元素，模仿方言功能

除了标准化译法，方言元素在译本中也被译者所模仿，特别是在Sparling和Chi的译文中出现了更多淡化方言特征的译法，以模仿和再现方言元素的差异。

例2：说来话长，一句话归总……烫了我的毛子。

译文1：It’ s a long story…They put one over on me …

译文2：That’s a long story …they played me dirty …

原文中划线部分是四川方言土语，“烫毛子”指用开水把猪毛烫去，表示整猪的意思。在原文中指在赌场上被人联手整，赔了钱。在两个译本中，这个方言均被淡化特色，以英文短语所替代，既表达了意思，又体现了说话者非正式的口语语体。

例3：“这也怪了！我是顶喜欢吃新鲜小菜的，当初听说嫁到乡坝里来，我多高兴，以为一年到头，都有好小菜吃了。”

译文1：“It’ s strange. I enjoy fresh vegetables so much I was delighted when I heard I’ d be marrying a villager, thinking we’ d have fresh vegetables all year long. …”

译文2：“Which does seem wrong!” Second Mistress allowed.“I’ m the sort that’ s always loved fresh little dishes, so you can imagine how glad I was to hear I’d be married out to yonland — if nothing else, just for the produce I’ d be eating all year long. …”

正如前文提到的，《死水微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文学方言的使用有莫大的关系。例3是韩二奶奶对邓幺姑说的，韩二奶奶作为城里人，说话比邓大嫂之类的乡下农妇更为讲究。这种语言的差异在译文2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通过非限制定语从句“which does seem wrong”和插入语“if nothing else”让韩二奶奶的遣词造句更为正式。译文1中的非谓语动词修饰句也较长，但与其他人物的语言相比并不突出。

例4：陆茂林丢开刘三金，哈哈一笑，向烟盘那边董一声倒将下去道“莫吵，莫吵！我还不是有分:寸的？像你那位令亲蔡大嫂，我连笑话都不敢说一句。像这些滥货，晓得你哥子是让得人的，瞎闹下子，热闹些！”

译文1：Lu let go of Liu Sanjin, roaring with laughter, and flopped down on the bed.“All right, all right! I can discriminate. With your Sister Cai I won’ t dare take any liberties. This slut knows you let other men fool about with her.”

译文2：“Don’ t shout, don’ t shout!” Shaggy Lu let go of the woman and flopped himself down beside the other layout.“Let no one say I ain’ t got no propriety. Take that honorable relation of yours, Sister Cai: have I ever so much as cracked a joke with her? But with this kind of slut, I know you don’ t mind sharing, brother, and what’ s a little wanton trouble anyway?”

陆茂林是书中一个好赌贪色的市井农夫。例4中，陆茂林当着罗歪嘴的面揩油妓女刘三金还辩称自己知道分寸。译文1译出了原文的语义，但没有体现人物性格，甚至还删除了方言词汇“你哥子”；译文2则充分考虑了陆茂林的人物特点，划线部分的“ain’ t got no propriety”采用了黑人英语常见的用法来突显角色的社会地位和人物特色，对后文的方言词汇“你哥子”也予以保留，再现了其概念和人际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译文2把陆茂林译为Shaggy Lu，较之译文1的Lu更明确了人物定位。这在2014年的译本中并非孤例，邓大嫂在译文1中为Mrs Deng，译文2中为Goodwife Deng；罗歪嘴在译文1中为Skewmouth，而译文2为Cambuel；从人物姓名起，蔡傻子译文1译为Simple Cai，而译文2为Cully Cai。Sparling的译文大胆通过姓名补充体现人物性格的信息，人名与人物对话中的语言相呼应，助于塑造人物形象。

3.3 再现语言变化差异

如表 1所示，小说中出现了一段最为正式的文言文，这是罗歪嘴在向蔡大嫂读文章解释为什么要打教堂。

例5：为什么该打教堂？道理极多。概括说来，教堂者，洋鬼子传邪教之所也！

译文1：Why should churches be overthrown? For many reasons. The gist is that they’re where the foreign devils spread their heresies. …

译文2：Wherefore shall we sack the churches? Many are the reasons. In brief: the edifices known as churches are the schools of the heresies of the maritime devils…

从两个译文可以看出，译文1的句子将原文中的语言落差扁平化了，译文跟旁白或韩二奶奶的语言没有太大差别。而译文2则通过使用较为正式的词汇和倒装来再现了语言上的差异。从模仿原文的语言效果和功能来说，译文2这一段更为贴近原文，再现了原文的语言落差。

总的来说，胡志挥的译本更为保守，将绝大多数方言元素和语言差异都统一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部分进行了淡化处理，以俗语和口语化的语言形式翻译方言。而2014年的译本整体更为大胆，积极运用了黑人英语用法、人名补充等方法模仿方言元素、再现语言差异，较1990年的译本更完整地有意识保留了《死水微澜》中的文学方言和语言差异。另外，2014版译文调整了全文顺序，将序幕作为附录部分挪至全文最后，并在前言部分进行了解释。全书还补充了三个附录，分别记录了译者在天回镇的采访调查、人名术语表和地名术语表。全书6个部分（包括序言）共含159条脚注，解释书中的四川特色词汇，同时在全书的译者序部分专门讨论了译者的翻译动机、李颉人生平和关于翻译本书的一些想法和细节，并专门对“袍哥”“江湖”和“摆龙门阵”进行了解释。可见，2014版介绍和传播四川方言文学的意图更加明确，对原文的语言分析更加深入，对语言特色的保留更大胆。

当然，两个译本的差异也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翻译外部因素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翻译出版，成为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名作的第一股力量。当时英语处于世界语言的中心地位，而汉语则是边缘化的，因此译入英语的方言文学作品也绝大多数采用归化策略以去除“陌生感”，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当前，随着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传播，我们需要西方读者来体验“他者文化”，因此要保留和突出特色。最后值得一提的是Sparling和Chi是一对夫妻，丈夫是美国人，妻子是长于四川金堂的中国人，这也同当前国际范围内研究汉学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大家类似，中外结合的背景让原文的准确理解和英文地道表达都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4 结语

文学方言如何翻译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译者是否翻译语言变体、如何翻译语言变体都要根据具体的文学作品、译者的翻译意图、译者所处的时代等一系列因素来确定。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源语和目的语的地位也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正如Venuti说过，在千禧年之前的3个世纪，英语（Anglo-American）世界翻译的大趋势是归化，标准化和中立化的做法剥夺了源语文本中作者自己的声音^[18]。可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英语在全球语言中的主导地位，大量英文文本输出到各国，被译为不同语言，而译入英语的文本也大多采用标准化的处理方法，这也呼应了本文对《死水微澜》第一版译本的分析。当前，英语虽然仍占据主要地位，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要求日益强烈，中国文学方言的外译需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不可一味地进行“去方言化”的处理，需要找回中国方言文学中本身的特色和声音。因此，正如《死水微澜》的两个译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译者所做的选择可能大相径庭。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形式即意义”，笔者认为：在翻译文学方言作品时，译者需要首先对文本进行深入且细致的语篇分析，首先确定文本功能和作用。文本是全部使用方言还是偶尔使用方言？方言出现在何处？频率如何？文中各语言元素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如何？作者使用语言变体意图何为？这些都应对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产生影响。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权衡和取舍中尽量还原与原文相似的文学效果，给读者带来类似于源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另外，译者还需结合“外部因素”进行考虑，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方言文学作品的外译需要更多的翻译实践，也需要更加系统深入的文学方言翻译理论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