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巨轮又一次驶向了新的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已然得到显著提高，正处在以机器化生产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向以生态化产业为基点的生态文明过渡的发展阶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不可避免地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寻方法论，用其生态绿色哲学思想作理论基底。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慧识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林林总总，主要散见于《资本论》这一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百科全书中。就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循着《资本论》的足迹，我们不难发现当今种种生态问题的根源，看透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发展进程的本质，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绿色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1 《资本论》的生态视角：资本逻辑带来生态环境问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实然”的层面上展开，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因资本逻辑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趋利性、扩张性、短视性和无序性而导致的经济循环系统与物质循环系统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深刻地论述了生态环境问题背后潜藏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深层次的社会因素缘由，剖析了使自然产生异化的制度性根源。

1.1 资本逻辑的本性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工业化市场化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以资本逻辑为内在动力和基本原则，必然会产生“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恶性经济循环模式。“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2]269，这是资本的“原动力”所在。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会内在地要求资本的所有者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而加速扩张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过程，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土地的竭泽而渔和资源的过度开发。趋利性延伸出扩张性，共同构成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要求不断地扩大再生产，需求更多的生产资料成为天然趋势，大量且无节制地消耗更多的从自然界获取的能源和原材料，过度的生产和开发破坏着外部自然，使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逐渐面临枯竭、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环境满目疮痍。按照这种方式经营的大农业还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为了满足无限增殖的欲望，驱使生产者们采用化肥、农药、大机械等技术手段以增加产量，对土壤侵略式的开发损害了土地再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为了使扩大化生产下的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们以各种手段刺激消费，宣扬消费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引导形成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大量消费产生大量废弃物，商品促销让商品提前被废弃，脱离人的真实需求的过度消费背后则是自然原料的加速耗费。然而生产的无限性与需求的有限性矛盾仍然存在，在大量商品无法售出之时，“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成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3]547，为了维持价格和降低库存成本，许多商品未加处理便被直接倾倒于环境中销毁。加之，资本逻辑具有短视性，占有资本的生产者们只关心眼前的利润增长，而过度的生产和消费损害资源环境的苦果需要一定的周期才会显现和得到恢复，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2]311。这样，在生产无止境地发展的同时，便自然地无视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从生产到废弃的整个经济循环，最终损伤了生态环境系统的自我恢复、净化、再生的平衡协调能力，从而整体上表现为生态环境维护的“负效应”。

1.2 物质循环的裂缝是生态危机爆发的缘由

人类社会要维持发展、不断自我更新，就需要与大自然进行持续的物质变换。这不仅是社会经济循环圈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自然生态循环圈得以健康发展的保障，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割裂了其间的物质变换循环环节，因而影响整个地球循环系统的正常平衡。在资本引发的工业化所产生的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向城市聚集，进一步“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2]579。从城市来看，被农业机器所排挤出的劳动力不断增长地涌向城市聚集成工业人口，大量的生活排泄物和工业废弃品被排放向大自然，超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不仅污染城市的生态环境而且伤害城市人们的身体健康。从农村来看，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掠夺物质产出物，而土壤养分的消耗集中于城市中又无法及时而有序地回归于农村土地，大量的化学肥料便被用于补偿土地自然肥力，却造成“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579的结果。由此，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撕裂了城市和农村原本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在“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3]918–919，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物质资源缺乏合理的流动和循环，出现一个新陈代谢的断层，农业工业生产与生态发展呈现恶性循环，整体的地球生态循环圈无法进行系统性修复，致使生态失衡，资本和生态的冲突最终产生生态危机。

1.3 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生态矛盾调和的必然要求

在私有制的社会中，自然的异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变成了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并通过制度的设计被放大化，使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形态极端的发展，资本的逻辑得以在自然界的沃土中肆意地生长、疯狂地掠夺能源资源、无止境地挥霍物质资料，生态环境危机在本质上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土地的私人占有者通过土地私有制度合法化地拥有土地后，只顾及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却忽视了土地质量的改良和其持续性肥力的维护。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者们绝不会自觉地节约资源和处理废弃物，“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2]269，除非发现了其有用性而有利可图，才会采用一些解决方法去进行局部性的处理。而通常的技术手段改进和市场机制调控，只能在短期内部分地解决问题，最终只是趋向于深化长期性危机。例如，在早期欧洲的土壤危机中，为了获得农业生产扩大的利润，资本家不是通过正常的自然界物质循环重建恢复土壤自然肥力，而是使用大量化肥弥补土壤中的营养物质的枯竭，后果却是地力愈发地衰竭，科学反而掩盖了这一实质。所以，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结所表现出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断层，真正根源于社会制度下资本逻辑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局部地缓解危机所带来的危害，要从本质上根除生态危机，必然要内在地打破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机制，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性范畴。当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消费废弃周期循环变动到顶点，生态危机与经济、社会危机普遍交织成不治之症，那么“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3]928–929。只有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建，共产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以生态集体主义作价值基础，通过对生产的共同控制和自然的合理调节，促进物质变换的良性循环，才能最终实现资本与生态不再对立、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转型，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4]。

2 《资本论》的生态预言：资本运作引发资本主义生态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然而当时并未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惊人地应验在了西方国家的生态发展现实进程中。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发展历程经历了资本和市场兴起初期本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到资本扩张至世界市场后引发全球生态问题，再到资本全球化后肇始生态帝国主义登上当今的历史舞台。

2.1 资本兴起带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5]196，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原始积累迅速扩大，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本国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动态平衡的破坏也更加频繁而深刻，逐渐损害着劳动和土地这两个物质财富的源泉。其一是对外部自然条件的损害。比如美国的“西进运动”，按照工业化商品化的方式掠夺性地利用农地资源，农场主大面积滥用土地，根本不顾及农地的生态维护，使耕地的自然、人工和经济肥力同时受损，地力面临衰竭，农地生态循环系统面临崩溃，到了20世纪30年代，最终酿成了悲剧性的“黑风暴灾变”，即使美国政府颁布了“禁酒令”，应付粮食短缺的危机，也于事无补。再如英国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由于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煤被大规模地消耗，冶金和化学等工业有毒物质被大量地排放；汽车等各种使用内燃机动力的交通工具急剧增加，石油消费和污染日趋严重，最终致使12 000人死亡。恰如恩格斯对那时欧洲的这些文明国家普遍发生无林化的总结，这“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6]。其二是对人的工作环境的破坏。资本家为“节约”生产条件，使工厂中劳动的物质环境极其恶劣，慢性地摧毁着工人们的自然力。在当时大部分的手工业工场中，因为工厂作业条件简陋且缺乏保护健康与人身安全的配套设施，导致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光线昏暗、空气混杂、杂音震耳，一直损害着他们的各种器官，并且在密集的机器中还随时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此外，大城市中工人们居住的生活环境也备受污染，“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生有害的影响”^[2]539。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下，许多工人甚至他们的孩童都不幸患上贻害终生的各式器官性疾病。早在20世纪的上半叶，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普遍污染就已经造成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大量人群发病和死亡，暴露出了在资本的贪婪下，科学技术被异化为吮吸与榨取自然力和活劳动力以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商业化工业化同时带来的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

2.2 资本扩张导致国际殖民及全球性生态问题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7]。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这一资本的固有逻辑是环境问题的经济肇因，而在世界性的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当所有物质资料被席卷到资本增殖的链条中去利用和开发，生态危机势必在全球滋生。为了挖掘消费市场、寻找原料产地、扩大生产范围，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突破国界到欠发达国家去掠夺资源、倾销商品，让更多的国家卷入世界市场；为了更容易地在经济上实施压迫和剥削，对落后国家在政治上施加有力的“硬控制”愈发必要，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诉求最终让他们踏上了对外殖民之路。通过直接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方式达到超经济剥削，公开掠夺亚非拉等许多落后国家的自然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造成了全球性生态问题。在经济上，日本的木材进口例子便是对这一事实的诠释。日本从1945年开始从菲律宾大量进口木材，及至1990年，菲律宾森林骤减了1 600万公顷；随后是印度尼西亚，仅1979年一个年份中就输出了2 500万立方米木料；再是马来群岛的森林，自1985年开始，柬埔寨、缅甸、新几内亚和巴布亚等国相继进入日本公司的伐木范畴，仅5年时间柬埔寨的丛林覆盖面积就减少了700多万公顷^[8]。据统计，日本的木材进口造成全球范围内森林系统的大面积损失。在政治上，如1840年“硝石诅咒”，英国资本家和秘鲁统治者沆瀣一气，大范围地攫取秘鲁与玻利维亚的硝石和海鸟粪，因出口竞争和税率提高损害了智利中间商的利益，最终引发三国大战，在生态环境和经济政治上空前衰退。加之“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9]，西方列强为此而发动的各种侵略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无一不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带来的世界市场生态负外部性在全球表现出来，早期个别国家的生态问题“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10]，全世界“污染事件”泛滥，年年都有层出不穷的环境污染公害事故发生。世界市场的逐步成型映射着资本权力的空间化对社会和生态的形塑延展到了全球各地，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无限的追求导致的生态危机从地区性问题演绎为世界性问题。

2.3 资本霸权催生当代生态帝国主义

“资本及其所控制的全球权力关系”^[11]正是导致当下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本逻辑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和落地，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既蕴含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动力，又肇始着生态帝国主义的不自觉登场，它不仅隐遁着政治经济维度上的资本霸权，而且还侵蚀和消解着自然生态层面上的国际平等原则。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使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普遍丰裕，民众对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态水平的愿望日益增强，《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著作大量涌现，促使人们环保意识觉醒和促进环保运动高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采取种种措施缓解和治理环境污染，保护和改进国内的生态系统，如减少资源开掘、提高生产环保门槛、征收高额排污费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物资的需求和污染的消费就此得到消减。事实上，资本家们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继续大力倡导民众消费并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而为了减少工厂生产的环保处理外在化成本，寻找新的突破口，发达国家便通过转移生态足迹（即进口他国生态承载力资源和转移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方式以弥补生态赤字，实现本国的消费需求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平衡。生态帝国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即“允许帝国国家实行‘环境透支’来榨取‘外围国家’的自然资源”^[12]，西方较富裕国家持续进口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较贫穷国家的原材料^[13]，且随着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增加，本国国内的森林资源覆盖面积也就愈发地减少^[14]。这让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生产中的污染物和消费后的垃圾到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联邦法院甚至颁布了决议，支持本国公司到他国办厂以规避污染性和毒害性生产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后果^[5]503–504。欠发达国家由此被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滋养”，沦落为它们转嫁环境危机的生态附庸。贫穷国家补助富裕国家这种逻辑和现实之间的悖论则是源自生态足迹转移的内在实现机制世界体系中的生态不平等交换，是生态帝国主义这一全球范围的结构性生态暴力背后蕴藏的资本主义控制下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许多产品价格被不合理地压低，这些“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包含由于开采、加工或运输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成本”^[15]。

实际上，人类是共处在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当前，跨越国家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海洋异常频发及水质、空气、土壤污染等正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方面转移生态足迹的方式并无法从实质上真正解决目前出现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而蕴藏在生态帝国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背后的资本宰制本质决定了资本理性的索取与生态理性给予的矛盾不对称性，“在自由市场中，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由于受资本家提高生产力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而被阻止”^[16]。资本主义性质下的全球化模式存在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最终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国际制度框架，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共存状态，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3 《资本论》的生态启示：资本规制迎来美丽生态环境

《资本论》中的生态启示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许多现实性意义。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无可讳言地说，还是根源于资本逻辑的负效应。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因素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产生作用，裹挟而来的促进生产力的积极效果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也便一同凸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迅速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在高速工业化的进程中遭遇生态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我国将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生态足迹转嫁。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间圆凿方枘的反馈对立的关系，就要求我们批判资本逻辑，规制资本，限制其消极影响，重新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体系。而生态文明的建设不单单局限于浅层次的生态平衡的维护，其根本上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变革，是生产力的自然根基的涵养。鉴于此，笔者拟以《资本论》中蕴涵的生态绿色思想为理论基点，以《资本论》中应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发展实路为前车之鉴，结合新时代下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为有效规制资本的生态负效应，凝练几点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3.1 加强国家对生态的监管与保护，健全体制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行将结尾之际，曾阐释道：只有社会化的人，使生产者们都联合起来，将自然界置于全体人类共同的控制之下，才能不被盲目的资本力量所统治，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从而根除生态危机。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奠定了根本前提，菲利普·克莱顿论述说，“中国拥有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好机会和制度基础”^[17]。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加快完善中，资本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发挥着作用。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资本的本性间的关系，使传统“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获新生，限制或消除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机制驱动下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带来的生态负外部性，走出生态危机，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自上而下对生态环境的宏观监管与保护，利用其生态职能，健全生态文明体制，以引导和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个意义，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1]。

当前，我国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暴露且高度频发，生态环境形势已然十分严峻，逐渐成为影响各地区和领域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环境容量的限制进一步变成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瓶颈。随着我国逐步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随着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总体提高，人们也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要求改善生态环境的群众呼声逐渐高涨。再者，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生态文明制度供给不足状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不健全，环保门槛低、标准低、数目少且缺乏环境因素评估机制，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们乘机向我国大量转移高能耗高污染的密集型产业，如印染、化工和电镀等行业。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18]制度是使精神向物质进行转化的媒介，是连接理论环节与实践环节的中间桥梁，源于与现实问题的长期博弈，通过深入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而得以逐步形成，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并使其中的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和有法可依。结合新时代我国国情与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必须从制度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着手，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健全作为扎实有效地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突破口和支撑点。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要使绿色化生产和节约型消费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就要让生态环境制度建设作为中流砥柱，与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一起组成四大工作部署，共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考核评价体系为引导，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指标纳入其中，再通过加大生态效益在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和环境执法的监管力度，引导政府官员注重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约束规范政府的生态行为。以理顺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为基础，在环保部门的体制方面要“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19]，在环境资源产权体制方面要建立逐层的所有权人明晰、权益规定明确的管理体系。同时，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和构建相关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为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高度复杂，需要从国家制度角度和法律层面形成外在强制力，用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工具选择有效规避法律规范的时空流变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风险，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社会各部门和成员的硬约束，从宏观上并结合微观来共同协调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3.2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本质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在当下仍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的绿色发展理念。在马克思的生态视域中，萌发出了带有发展循环经济特点的“回收再利用”这一闪光性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在从动态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过程中所造成的大规模工业废料和消费排泄物时，意识到此处浪费很大，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在不变资本的使用上“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3]928–929，这些所谓的废弃物质就能再转化为新的资源要素，重新回到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领域中。而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产生大量废料是废物利用的基础性社会条件，科技的进步是其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化学的进步可以合理挖掘工业废物的使用价值，有效使废弃物资源化，机器的改良可以降低自然循环的物质耗费，提高实物投入的利用率，促进资源能源的节流。要畅通生产消费领域、工业农业部门、农村城市之间的生态物质循环系统流动通道，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最关键的就是变传统的单向性物质消耗模式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型物质循环模式，发展资源循环型经济模式也是新时代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应有之意和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的重大成就，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并在许多领域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但是，由于在发展初期的某些时段中，我国部分地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模仿照搬以及外延式的发展增长方式，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跨境转移能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便利，以生态环境的损害来换取经济的短期发展，高环境成本且低附加值的商品在大量出口创汇获取贸易顺差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自然物质资源的承载和供给能力面临质的下降与量的减少，环境系统的容量和净化能力面临回旋空间的降低与循环路径的阻滞，生态系统的支撑和再生能力面临生机活力功能的减弱与动态协调机制的失衡。以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导的发展方式难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清除环境积弊突破转变方式的瓶颈，在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这一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时刻，只有着力推进绿色发展方式，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才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新方式内在地要求通过生态效益的进一步提升将经济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高度统一，在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可见生态环境保护的本质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改善生活方式。引导生产方式向绿色化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向的核心与基础，只有构建起绿色的生产体系，才能实现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发展经济生产、在发展经济生产中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消费方式向低碳化转换是需求侧变革的起点和终点，将生态理念与环保意识内化成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促使人们形成绿色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以共同呵护地球家园；发展绿色科技创新是资源能源循环化利用的关键，只有转向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生产力发展，才能有效降低资源的耗费，走出一条节能循环型的发展道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本是共生共存的，用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绿水青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生态环境的本质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容量，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水平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生存空间的深度与广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3.3 构建环境正义的空间维度体系，共享美丽生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始终强调，资本逻辑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生态资源利益分配的矛盾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成本核算视角来分析，人们主张采用“谁使用、谁付费”的准则，而从环境污染的生态责任承担角度来审视，普遍使用“谁破坏，谁恢复”的规则。这样便产生了权利与义务的悖论：遭受环境破坏伤害的人并没有享受其发展所带来的果实，享受到其发展益处的人却没有承担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害。这便是在当代资本空间权利全球化视域下，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及群体之间造成生态环境权益不公的内在机理。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就要限制资本逻辑思维的消极影响，着眼于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为“正义是一组社会地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21]，它在本质上是社会实践与上层建筑之间契合程度即某种合理性的映衬，只有通过政治法治的引导控制，才能在遵循生态环境发展规律的基底上，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资源权责，根除对弱势国家和人群的生态掠夺，构建起环境正义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体系，让每个国家的每种群体都平等地共享美丽生态。

在国际视野中，我国既要在日益纵深的全球化市场中驾驭资本逻辑规避生态帝国主义的浸染，建构好国家生态安全的屏障，又要承担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职责，不转嫁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外部化成本，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打造。在进行国际贸易和利用外来投资时，不仅要警惕发达国家可能凭借其资本力量和技术手段进行生态足迹转移，还要正面引导其合法合规地投资生态产业，使资本力量发挥其生态正能量，并努力构建及斡旋契合人类平等准则的生态正义国际秩序，在制度的规范下，利用和限制资本的二元矛盾张力，立体地布局全球环境正义的空间维度体系，“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22]。在向其他国家直接投资时，要遵守“互惠互利和合作共赢”的交易公正原则，不侵害对方国家的生态环境利益和主权，坚决反对“以邻为壑”这种狭隘的生态主义，积极倡导生态环境治理的全球合作和大国环保责任的履行，为此，“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23]。

在国内视域中，既要注意防止省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调整中发达地区向欠发达以及落后地区的转移污染，警惕生态帝国主义的“近亲家族”即“省际之间的污染转移”在我国内部变相存在，又要避免城市与农村共同发展过程中城乡差异裂缝的扩大。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也就是说，肇因于经济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缘由的生态环境正义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不公仍会继续存在。面对经济结构全面、深度调整下的省际产业转移，要协调好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国家和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结合转移区域的实际生态环境可承载能力来为发达区域腾挪出发展转移空间，实施好各项产业的梯度性转移方针，有效发挥出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共享协调发展的硕果。面对城市污染产业和工业生活废弃物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要发挥国家和政府的生态职能，针对市场机制缺乏“处理环境正义问题所需的全部智慧”^[21]问题，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规范，关停污染企业，追责污染行为，补偿生态损害。良好的生态环境应该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生态环境治理，尤其是通过生态追责机制的确立和执行来倒逼生态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共担，最终实现时空维度的环境正义。

4 结语

《资本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涵着弥足珍贵的生态哲学思想，许多真知灼见在发展的新时代依然闪烁着璀璨的价值光芒。笔者希望通过上述微探和解读，从中汲取有利于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理论养分，为消弭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以期能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