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企业避税虽然可以部分减少税收的缴纳，但是管理层通过企业避税行为将增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针对企业避税的研究，学者较多关注的是如何衡量企业避税程度逐渐深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而较少关注企业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目前在学界，由于领导权结构对会计信息可靠性是否有影响尚未达成一致，针对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专门研究尚少，大部分研究都是将“两职合一”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研究。笔者使用我国A股市场2013—2015年的数据，集中研究了企业避税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以及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企业避税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可以丰富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研究内容；从领导权结构出发，研究领导权结构与企业避税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共同影响，分析二者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作用机理，有助于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提供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对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关系的相关研究

Michelle Hanlon研究发现，企业长期出现较大会计—税收差异，尤其是二者差异为负值时，会导致企业的盈余稳健性较小^[1]。Armstrong等通过分析负责企业税务的董事薪酬，发现其薪酬高低与企业实际税率呈负相关关系，即负责税务的董事薪酬越高，企业实际税率越低^[2]。国内学者对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关注甚少，伍利娜、李蕙伶通过研究上市公司发现，其避税程度与盈余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无论企业避税目的是操纵盈余还是减少税收缴纳，都会使企业账务反映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降低^[3]。刘行、叶康涛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将增加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加剧企业内外部代理问题，严重影响会计信息质量^[4]。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起负面作用。

1.2 对领导权结构、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关系的不同认识

董事会的有效存在可以使公司股东通过其对公司管理者施加影响，从而保障股东的利益。作为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重要特征，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学术界目前尚未统一观点。Donaldson、Davis、高广阔、陈琦通过研究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关系，发现当董事会领导权存在两职合一情况时，公司经营业绩有所提高，提高董事会与董事长之间信息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也普遍提高^[5]。而Simon和Wong、Sarkar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公司的董事长如果兼任公司的总经理，会使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在董事会中影响力增强，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导致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降低^[6]。也有学者认为，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不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领导权结构有利于董事会决策高效地贯彻和执行，但股东和董事会难以约束经营管理人员，严重影响监督权的有效实施；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有效发挥董事会监督功能。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₂：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更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13—2015年期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下列标准加以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2）由于被实施ST处理的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财务异常，导致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因此剔除所有含符号ST、*ST的上市样本数据；（3）数据缺失会影响将这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正常进行，因此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4）剔除数据异常的公司，如税前利润小于0，所得税费用小于0的公司。经过筛选，最终得到3 327个观测值。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采用Excel对上述数据进行基本筛选处理，使用stata统计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盈余激进度是指上市公司延迟确认损失（费用）而加快确认收入的一种倾向，其结果表现为应计利润的增加，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因此，用盈余激进度作为代理指标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将会有较好的效果，EA值越大表明企业通过应计项目影响企业利润以掩盖实际的经营成果，会计信息可靠性降低。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A=（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公司当年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公司当年年初的总资产。

2.2.2 解释变量

本研究借鉴Desai和Dharmapala^[1]的方法，以消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计—税收差异来衡量，即使用会计—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 BTD）对应计利润回归后的残差来衡量避税程度，具体估算过程如下：

$ BT{D_{i,t}} = \alpha TAC{C_{i,t}} + {u_i} + {\xi _{i,t}} $

(1)

其中，BTDi, t表示第i家企业在第t年的会计—税收差异，TACCi，t为第i家企业在t年的总应计利润。前述指标均通过除以期初总资产消除规模差异影响。μi+ξi, t表示会计－税收差异中不能由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用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记为DBTDi, t，该值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

本研究领导权结构采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否计量，符号为SA。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则SA=1，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则SA=0。

2.2.3 控制变量

由于规模较大的公司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和依赖度较高，对信息需求量更大，不同规模公司会计信息可靠性不同，故本研究采用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资产规模以控制规模效应。资产收益率（ROA）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时，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有较强的披露会计信息的动机。

变量名称与具体计算方法详见表 1。

2.3 模型设定

针对假设H₁，笔者构造如下回归模型来验证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关系：

$ \begin{array}{l} \;\;\;\;\;\;E{A_{i,t}} = {\beta _0} + {\beta _1}DBT{D_{i,t}} + {\beta _2}SIZ{E_{i,t}} + {\beta _3}LE{V_{i,t}} + \\ {\beta _4}RO{A_{i,t}} + {\beta _5}GRO{W_{i,t}} + {\beta _6}PP{E_{i,t}} + {\beta _7}INTAN{G_{i,t}} + {\xi _{i,t}} \end{array}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EA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会计信息可靠性。解释变量DBTDi, t表示i公司第t年的避税程度，即根据模型（1）回归的残差与误差项之和。模型控制了盈利能力、企业规模、杠杆水平等方面的公司特征。根据假设H₁，EA与会计信息可靠性成反比，若β₁显著为正，则说明企业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起负面作用。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笔者对2013—2015年度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总体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会计信息可靠性（EA）的均值为−0.000 9，最大值为0.344 5，最小值为−0.211 6，标准差为0.081 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可靠性整体水平较高。企业避税程度（DBTD）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 022和0.006 3，两者都大于0，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避税是一种普遍现象，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17 1和−0.221 4，标准差是0.048 3，表明避税行为存在着个体差异。领导权结构（SA）中值为0，说明我国大多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两职分离。控制变量方面，样本资产负债率（LEV）最大值为84.99%，最小值为5.87%，平均达到43.64%。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公司成长性（GROW），均值为17.5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销售额较上年有所增长。表示公司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0.053 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加强。固定资产比率（PPE）均值为0.226 8，最大值为0.753 6，最小值为0.002 3。无形资产比率（INTANG）均值为0.048 0，最大值为0.329 9，最小值为0。通过比较两者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重固定资产投资、轻无形资产投资的现象。此外，企业规模标准差为1.243 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规模差距较大。

3.2 相关性分析

为避免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产生影响，笔者对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从表 3可以看出，除了资产负债率（LEV）与企业规模（SIZE）相关系数为0.56，其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小于0.5，说明回归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会计信息可靠性与企业避税程度在Spearman检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81，说明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在1%的水平下呈现显著正相关，即企业避税程度越高，EA值越大，企业盈余激进度就越大，那么会计信息可靠性越低，该数据初步肯定了假设H₁。同时，EA与领导权结构并无显著相关关系，但不能由此妄断领导权结构（SA）并不影响会计信息可靠性。

从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性来看，EA与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固定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都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相关。

从各自变量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企业规模（SIZE）与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盈利能力（ROA）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企业盈利能力（ROA）与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企业成长性（GROW）与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比率（PPE）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比率（PPE）与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盈利能力（ROA）、企业成长性（GROW）、无形资产比率（INTANG）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由此，根据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推导出各自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

3.3 回归分析

（1）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表 4反映了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关系。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避税程度（DBTD）与会计信息可靠性（EA）的回归系数为0.039 2，说明企业避税程度（DBTD）与EA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在控制其他因素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的情况下，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盈余激进度越高，会计信息可靠性越低，假设H₁得到验证。

（2）领导权结构、企业避税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将样本按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两职合一”的企业其避税程度（DBTD）与EA的关系虽然为正值，但是结果并不显著。

与“两职合一”的企业相比，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避税程度（DBTD）与E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与未分组回归结果一致。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对于会计信息可靠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考虑领导权结构时，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与本研究假设H₂相一致。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探究领导权结构、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关系，笔者从计量方法出发，采用行业固定模型检验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负相关关系是否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更显著，其计算模型为：

$ \begin{array}{l} \;\;\;\;\;\;E{A_{i,t}} = {\beta _0} + {\beta _1}DBT{D_{i,t}} + {\beta _2}SIZ{E_{i,t}} + {\beta _3}LE{V_{i,t}} + \\ {\beta _4}RO{A_{i,t}} + {\beta _5}GRO{W_{i,t}} + {\beta _6}PP{E_{i,t}} + {\beta _7}INTAN{G_{i,t}} + \\ \Sigma Industry + {\xi _{i,t}} \end{array} $

(3)

模型（3）控制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等特征，并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以削弱公司不同经营环境对会计信息可靠性带来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 6所示。表 6的回归结果与前面没有显著差异，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其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可靠性影响更显著，由此可知，研究结论是十分稳健的。

4 结论与建议

以2013—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这为企业避税对会计信息可靠性影响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同时，在控制其他影响会计信息可靠性因素的情况下，将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对样本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可靠性负相关关系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里更显著。由此可见，企业会计信息可靠度受企业避税程度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共同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笔者为上市公司、税务征管部门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以下建议：加强监管力度，规范企业避税行为，防止企业过度避税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领导权结构可以反映董事会成员是否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约束，管理决策权与决策控制权分离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监督效果，加强领导权结构的监督，从而有效防范企业管理层为自身利益而过度避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