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自建国以来，先后经历了“顺应—对抗—混沌包容（包括消解、再构）”三个阶段，并与改革开放、西方学术传播、中国经济繁荣等事类呈现出强烈的正相关联系。目前，文学批评中对于网络通俗文学，尤其是其中反映意识形态最为明显的小说部分，关注程度明显地落后于当下创作的繁荣程度。从已经开展的一些研究来看，欧阳友权早就指出，网络文学是民间话语权的回归，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1]；但也有学者基于校正阅读者价值观的目的，将网络文学视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如李红秀^[2]，罗忠荣、杨永志^[3]等人，或消费语境下的游戏式写作^[4]。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网络文学的大势是“主流化”，如邵燕君^[5]、庄庸^[6]等人，他们强调网络文学在当代精神文明传递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正能量”^[7]，将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和“全球圈粉”视为国家文化自信战略的一部分^[8]。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部分网络小说中的观念表达或趋向于文化自信之外的新保守主义^[9]。在此，笔者以为，分析网络通俗小说的代表性文本，尤其是优秀作品，可以认识当下意识形态中蕴含的汉民族特色要素，以及它们在当下语境中，通过小说中的集体共性反映出的网络平台“民间”视角对当下意识形态的再构。

1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的女性精神富于汉民族的传统审美意义

在目前广受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欢迎的网络通俗小说中，有一类不同寻常的穿越小说类型。这类小说虽脱胎于“穿越”的故事构形，但与早期的穿越小说完全不同的是：小说的故事构形，除了女主人公的“穿越”“重生”前提外，完全没有怪力乱神的内容；女主人公没有任何异能，不能借助于那些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科技力量，或其他夸张的、神化了的力量，去影响到她们所穿越的异时空；她们在异时空中的“现实生活环境”，与身在其中的其他女性没有什么不同，一样受制于诸多针对女性的制度压迫和习俗规约。由于这些小说大量书写家庭场景，展现与女性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内容、人情百态，笔者称此类穿越小说为“拟古世情小说”^[10]。如果读者一定要强调女主人公身上的当代元素，则只能从女主人公的思想内涵、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方面去探寻。

但有意思的是，此类小说在另一方面又往往通过与女主人公共存于同一时空的其他女性拥有的相似品质来告诉读者，这些美好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内容，并非当代女性所独有。换句话说，那些当下女性读者群乐意被小说的“挖坑”所吸引，乐意随着作者笔下故事的展开，去体验小说女主人公异样的时代经历和成长并为之折服，其中展现的所谓的“现代的、独立的女性形象”，其实本来就根源于“历史”环境中的那些富于“传统”精神气质的女性形象。那些以自尊、自爱、自强为核心的独立精神要素，也并非只在当下的时代女性身上才能出现。小说甚至还通过塑造异时空中的一系列“高大全”的女性形象，借助她们的人生传奇和成功神话，来展现并美化这些带有明显汉民族审美特质的女性精神。

这些网络拟古世情小说的故事讲述，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模式：“穿越”“重生”或根本就生活于某个异时空中的女主人公，一开始往往处于各种各样的困难境地之中，有的是外在生活环境的困厄，有的是人际关系的恶劣，更有甚者，还要面对阴险的迫害或生死的危机。随后，女主人公以其洞明世事的目光、坚强的心智、百折不催的坚韧和不断学习的品格，在经历种种磨难后，苦尽甘来，得享人生的圆满和幸福。她们不仅获得美好的爱情，还会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和名望等等。许多小说的结尾，也往往收束于女主人公或她的家庭（家族）处于上升轨道时的生活图景，展示某个充满和谐色彩的画面，类似于传统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这些故事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的途径，不仅反映了汉民族传统的审美眼光，其实也寄托了当下社会根源自以家族和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

这些小说与那些曾经在20世纪80、90年代流行的言情小说不同，它们在完成言情小说的故事形态和实现娱情功能以外，许多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格局其实并不以爱情为中心。作者往往花更多的篇幅去写她们如何摆脱困厄的生活处境，如何去进行事业的建设，如何去整理、收纳自己的精神世界，如何将自我调整至一种“幸福”的人生状态。至于爱情，不过是她们奋斗经历中的自然伴生物，有时甚至是不经意的副产品。这些女主人公的塑造，有别于那些在故事状态中“以爱情为生活中心”的言情小说主人公的庸常形象，也不同于现当代作品中（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被书写的各种不能得到人生幸福的女性形象，她们被作者赋予更多的精神力量。作者强调的是她们的主体性，强调她们身上那种与传统主流价值观相呼应的个人品格与精神气质，与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力量，与未来的延续和发展相关的规约和家风。

有关人物及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这些要素的强调，使拟古世情小说的书写主题出现向传统精神回归的特质。这不单单是当下带有几分时尚元素的复古主义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来自阅读群体的成长和变化。随着21世纪中产阶层的壮大和“草根”阶层持续不断地向上流动，拟古世情小说中对居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各种生活图景的艺术描绘，成为当下阅读群体借助网络写手们的“民间想象”而加以“观看”的重要窗口。由于阅读群体对于21世纪中家庭（或家族）已经产生、可能产生的种种变化的认识，加之缘于财富堆积效应和家族衍生效应的预判，在这种集体性的“民间想象”和“观看”中，不论是网络写手，还是读者群体，对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再着眼于表现那种带有明显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特质的“反抗、叛逃、背离”等元素（其对立面是针对某个组织往往是家庭或家族），而是赋予女性作为这个集体组织核心的地位。她们不但占据了维系这个组织结构稳定的中心位置，也是要壮大、发展这个组织所需要的精神力量的灵魂人物。这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社会对于女性解放的不断思考和对其社会价值不断的深入发现息息相关。

2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的女性形象传递正向的传统价值观念 2.1 对自我身体和情感的保护

不同于20世纪80、90年代言情小说中动辄以与爱人关系为中心的故事布局，也不同于90年代以来以“用身体写作”来表达女性体验的情状描绘，甚至跳出穿越小说早期那种以戏谑、翻新男女交往中的关系来博取眼球的写作套路，拟古世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最明显的是具有洁身自好的特征，以一种睿智和自我保护的眼光，表现出对传统闺教的聆听、恪守与遵从。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推获得起点中文网“2011女生网最受欢迎作者金章”的知名作家吱吱的作品。她笔下的《好事多磨》^[11]《九重紫》^[12]中的女主人公，分别叫沈穆清、窦昭，都是典型的贵族华服阶层，受尽千娇万宠，但在人生际遇遭逢低谷、看上去无缘于通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之时（前者因为与前夫和离、父亲罢免于高位永离官场而无人会娶，后者因为个人名下太有钱而可能不被娘家遣嫁，极大可能终老于家），作者对她们的描绘却是展现其不以为意，不以男欢女爱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是将个人的发展设立在为家族事业的壮大而不断建设的格局上。当然，遵循言情小说写作套路的精神，她们也在后来的情爱路上得遇一生所爱，但在男女交往过程中却严守男女之大防，谨遵闺训，尤其不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至当下一些言情小说中常见的婚前亲密关系的套路。再如她笔下的《花开锦绣》^[13]中的女主人公傅庭筠，出身大户人家，在遭受未婚夫和表哥的联合陷害后，得遇其后来的丈夫陌路相救。在长达三年的相守相离中，虽然两情缱绻，男主人公向她托付身家性命，甚至为她远赴千里杀掉意欲图谋不轨的歹人，但二人相处时，却谨守礼教，施之以礼，直至得到傅氏母亲手写的婚书，方才依礼成婚。与此类似，在loeva（柳依华）笔下《生于望族》^[14]的“重生”女主人公顾文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思路。她与男主人公相识相知于乡野，即使其朦胧的情愫经两家宗族的交往得以明朗后，二人也是顾及礼教，并不曾越雷池一步。即使男主人公排除万难，趁女主人公旅途借宿友人家的机会，深夜来窗前私会，顾文怡仍以之为非礼之举，面对恋人的热烈情愫，一定要将桌上的铜烛台拿在手中防身，才走向心中念念不忘的意中人。

如果有人质疑，这样的细节描写或许是为达到言情小说别有情趣的阅读效果的话，loeva的《春光里》^[15]对女主人公路春瑛的形象塑造更能反映这一创作意识。这个穿越为侯府家奴的小丫头，心中向往的就是一家人如何完成由侯府奴才向自由人的身份转换。在她的成长经历中，与异性的交往先后有身为主人的侯府少爷、藏身于侯府的落难公子，即使小说中他们的形象塑造光彩照人、可宜可亲，但女主人公根本就没有遐思绮念，甚至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主人公的最初交往，也仅仅出于邻里间的互相帮助而已。其男女情愫的明确，乃是其父揣摩到男主人公经常跑到自己家里来的意图后，亲自应下对方的求亲。甚至到小说的中后部，男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出现，也仅仅是表明女主人公社会身份的一种结构性存在，不占什么篇幅，完全不见通常的男主救助女主的故事模式。全书中，作者根本就没有设计多少让男女主人公独处的机会，反而将女主人公置之于对未婚夫盼归无望、还面临着侯府中善良贤慧的主母欲纳其为夫妾等可以轻易得享荣华富贵的诸多诱惑之中。相似处境的还有府天的《冠盖满京华》^[16]中的女主人公陈澜。当她的丈夫生死未卜、不知所踪时，另有心怀爱慕的青年俊秀前来关心、探望，含蓄地表达心中情愫。但在这两部作品中，春瑛是不忘初心，借侯府中的流言风波逃脱为奴为仆的命运，克勤克俭，下江南做自己的小本生意；陈澜亦是谨遵妇道，将自己的名声与丈夫的声誉视为一体，与婆婆谨守门户，谢绝一切外来交往。这些情节设计皆赋予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对爱情专一、守贞、自觉抵抗各种情感诱惑的形象。有关爱情内容的书写，也反映出在当代言情意义上爱情的位置在该类小说主人公价值追求中的明显下降。

2.2 美好的女性支撑和引导男性的变化和成长

在这些小说中，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令人深为敬服的男性形象往往伴随着女主人公的提点和指引。典型的有前面提到的《春光里》（loeva）中的男性，先是女主人公的作为侯府家奴的父亲在女儿的不断暗示、强调下，改变以往在侯府中混点体面得过且过的想法，开始抓紧一切机会争取一家子的人身自由，谋求富足而独立的生活，进而成为一位开明的父亲，支持女儿为一家人争取自由的想法和行动。此小说中又有男主人公经历家中父母丧亡、兄长逼迫的变故，一蹶不振，甚至想与迫害者同归于尽，而邻居春瑛的出现，则振作了男主人公的意志，又有可行的主意为他提供行商的机遇，促成他的行动。甚至小说中自视为春瑛主人的高高在上的侯府公子，在一系列风波后，也能够放平心态，虚心向春瑛请教家宅安宁的法子，都反映出这种显示女性精神引领的意图。至于《花开锦绣》（吱吱）中的男主人公，最初就是个走私私盐的流亡之士，后来在女主人公的设计和帮助下，才能以一身武艺报效军中，将黑道身份洗白，还得到后来成为皇帝的藩王的青睐，得以在战场和边疆管理中一展才华，功成名就。还有《生于望族》（loeva）中顾文怡的表兄聂珩，小说中虽着墨并不多，但因为文怡的预判，谈及乡间可能因天灾出现民变，聂珩一介书生，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小小功名，上下奔走，包括变卖家财，协助官府积极救助灾民，消泯可能出现的民变，表现出一位地方乡绅的责任和勇于担当。在其他拟古世情小说中，男性的成长变化也有许多类似例子，此不赘述。

女主人公对男性变化和成长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世俗“成功”和爱情的影响力等显而易见的方面，还有思想上不同于流俗的更新和理解。比如《斗鸾》（loeva）^[17]中塑造了一位身居高位的章老侯爷，骤然经历政治激荡，遭遇各种生死劫难，一家子流落社会底层，虽然他能以超然乐观的态度去田野里种田、养鸭子，在困厄中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小说提到他面临从前的儿媳（也是女主人公章明鸾的母亲）经历和离、薄情的前夫丧亡等一系列变故要改嫁时，却明显地持保守态度，希望用为其过继子嗣的办法将其留在自己家里。然而在听到女主人公（其孙女）故意展示给他听的对话后，理解到曾经的奔波之苦以及薄情寡义的懦弱儿子给儿媳造成的感情伤害，能主动抛弃僵化的礼教，衷心祝福善良的前儿媳能得遇中年的情感幸福。与其说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侯爷在变乱的世事中能律己自严，守住人性之善，不如说是女主人公在此漫长的磨难中，对亲情的关怀、对希望的积极争取，以及对道义的尊重这些美好的品质赢得了这位老侯爷心理和行为上的赞同，并最终展现出一种开明的并在今人看起来也能称之为与时俱进的精神姿态，以及不畏流俗的高远的思想境界。

总体来看，在这些作品中，不再有当代文学中常见的那些缺失魂魄，不走正道、直道，耽于逸乐，没有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的猥琐的人物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拟古世情小说那种类于民间叙述话语中“有志气”“有出息”的人物，充满昂扬向上、正道雄迈的精神气象。小说中的这些正向人物，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上，都反映出一种令主流社会充分肯定和认同的基本特质。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有理解世界、判断世界的方式，在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有各自的坚守，有“家国情怀”，有为“天地立心”的雄伟志向。从这些“拟古”的环境构造中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人物精神里，充分反映出富于汉民族传统气质的精神追求和境界标识，成为当下民间意识形态所凝练并得以呈现的显著特征。

3 女性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财富，并不在于风雅的才艺层面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中这些富有“高大全”特征的类型化的女性人物塑造，有意无意地给读者传递出一种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从前那种以“对立、破坏”为特征的主人公的故事，让位于以“调和、建设”为特征的女性故事的讲述。“穿越”也罢、“重生”也罢，作者和读者都清楚地知道，那和真实的历史存在于不同的时空。对“历史”中居优势地位的阶层进行社会想象，只要有了“虚构”“杜撰”的前提，就可以在一个自由、轻松、安全的故事空间里，容纳汉民族的某些历史记忆，并通过某些故事和人物命运显示于网络平台上。作为“民间话语”呈现形式之一的拟古世情小说，它要展示出当下的意识形态，与哪些“传统的”“主流的”元素有所关联？具体说来，对汉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来讲，哪些因素能对大至历史的进程、小至家族或个人命运的变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哪些因素仅仅昭示“传统”的表面特征而已？对这些因素的分别，成为拟古世情小说的故事讲述中一条明显的逻辑线索。

以对“传统”的认识和理解而论，按目前学术界的声音，就已经将传统的内涵，从时代上划分为远传统与近传统，即古典的汉民族传统，以及现当代历史中的革命传统、政治体制中的社会主义传统、学术研究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它们分别对应的是文化上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层面。对于古典的汉民族传统而言，除了那些表面的与风雅相关的艺术化了的元素以外，更多的，它会凝练为被称之为“道统”的那部分内容。

在网络拟古世情小说中，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有关传统的“世道人心”的那部分内容，重新在小说中占据了比较高的位置。它们在小说中表现为对明主的忠诚和贵族官僚等特权阶层对自己社会责任的履行，表现为要博取功名的科举追求、仕途经济中的大展宏图，以及对良好的社会声望的追求，总之，要为展现传统的道德和仁义而赋予体制（或人或事）以某种社会合法性。所以，这些小说经常性地拟写世家望族百年治家或者相关的管理经验，从世俗可观看的角度上描绘一个家族的生长和繁盛，或者它的衰弱和败亡。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那种表面的传统的艺术化了的符号，在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拟写中被调换了格调上的位置高低。早期穿越小说常见的女性才艺的种种表现，如写诗、作曲、舞蹈、歌咏、绘画、书法等等，在而后出现的拟古世情小说中，普遍被等而下之为对家族中心人物来讲可有可无的“术”。最为明显的是，在前面提到的这些正面形象的女主人公中，几乎没有人学习或惯会这些才艺性的技能，反而不时出现在被视为低等社会阶层的女性人物如妾、姨娘、伎乐等身份属性的人物形象上，作者积极下笔展现她们拥有的这些技能。而在被作为家族灵魂的中心人物的这些女主人公身上，这些技能通通不见了踪影。她们立足社会安身之本的反而是所具有的各种俗世生活中的现实技能，如管理家务、经营庶业、计帐查账、营造装饰、安排和设计宴饮、搭配服饰、安排服务人员（包括挑选和训练各类管事和丫环）、应酬交际等方面。如前文各小说中的主人公沈穆清、陈澜、傅庭筠、章明鸾诸人，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至于《金陵春》（吱吱）^[18]塑造了一位会烹茶的女主人公，不过是因为烹茶具有侍奉长辈的性质，以及要通过此项技能说明大户人家社会交际的品质追求。同样的，还有对于刺绣工作的态度，在诸多小说的书写中，对女主人公精通这种技能所传达出来的重点，既不同于《红楼梦》中史湘云式的窘迫处境，也不是借以突出女主人公的个人才华和聪明程度，其所以得到强调的意图，重在借此技能说明其人能够宁心定性，安谨自守，具有不屈不移的坚定品格，比如《庶女攻略》（吱吱）^[19]中的罗十一娘。

从小说的故事情节设计上来看，其反面方向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对那种貌似“多才多艺”的女性的排斥和否定。比如《斗鸾》中章家侯府的大儿媳妇，在小说中被作者设置为享有京城盛名的才女。但纵观整个小说情节，章家无辜受累，上下几十口人遭遇颠沛流离、生死磨难，就是来源于这位才女的自作聪明、善于折腾，为谋求个人的声名和权利而置整个家族于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中。这反映出小说的作者对于女性“才”和“德”的全新认识。与新时期以来的许多知名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们相比，她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不同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观念，但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往往将那些能够和善宗族、维系亲情、团结邻里、创造财富的能力，视作女性最可宝贵的才智和教养元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小说频频出现的联姻、婚配的细节，透露出强烈的价值导向，即视女性的内在品格以及养育出优秀子女的家风，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频频出现在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其言行处事往往与传统文化逻辑中的气节、操守紧密相关，与家教和门风相关。这些女性生存于纷繁嘈杂的人世间，历经艰难却又纯洁正直，但她们并不满足于醒世独立，独善其身。在诸多作者笔下，她们如芝兰桂树，弥散缕缕清香，其智慧通达渗透身边每个向善者的灵魂，因她们而勇于直面困境，自省自律，和她们一样，不断自新，永葆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的网络写手们和读者群共同“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握世事，理解作为社会中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的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他们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价值的再评估” ^[20]。正是通过网络拟古世情小说中这些带有强烈反思和代入感受的叙述方式，完成了古典女性美德的传承与当下女性意识的现实发扬之间的无缝链接。这些作品让读者意识到，写作并非个人行为，在大多时候与当下的社会、民众有关。从这个角度上，拟古世情小说彰显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自信。可以看到，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于传统，并不是以一种所谓“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或者仅仅将那些形式上的与风雅有关的才艺形式点缀其中，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塑造设计，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走向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评判标准，将对传统文化的厚度、深度和力度的理解贯穿其中。这些故事情节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虽然还难以清晰地界定为对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依附，但那些富于汉民族特色和历史记忆的想象内容，却因挖掘出与传统儒家文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中那些与当今时代之间仍然紧密契合的正向价值观念，并将它们融入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讲述之中，形成一种网络平台上民间话语对当下意识形态的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