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开放社会的思想文化交流、意识形态理论传播方式的改变、新媒体时代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凸显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同时也诉诸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认真审视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诉求,积极加强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科学引领大众日常生活,对于巩固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
1 何以可能: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彰显日常生活是个人最熟悉、最直接、最普遍的生存环境和活动场域,它具有自在性、重复性、情境性等特征。意识形态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提供说明和辩护的一套思想体系。为了达到说明和辩护的目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把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描绘成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要让广大民众了解和理解,并由此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其功能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它具有自觉性、创造性、政治性等特征。一般地认为,意识形态是远离日常生活领域的。但实际上,作为社会存在的解释系统和阶级利益的维护系统,意识形态要真正发挥其功能,就不能是高耸云端的和高深晦涩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必须扎根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价值引领和利益辩护,从而赢得社会大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只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才取得其合法性统治地位。因此,从这一点上说,日常生活恰恰是意识形态的居所。“意识形态并非仅仅甚至也并非主要是在理论家们的话语中才能找到;它的主要处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是我们在其中并通过它来进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那种交往”[1]27。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被唯心主义哲学抽象为纯粹理论形式的意识形态,应该并且只能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意识形态表现为构成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那些不断变化着的外在表象,是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价值观、思想意识、道德情感、理想信念等。它可以分为两方面:“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前者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体系的构造和思想的创新,后者体现为大众对政治意识、思想观念的接受、积淀,进而体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2]
意识形态并非仅仅存在于狭义的政治领域,也并非空洞的抽象物,它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然而,在过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是一个机械整体,高度集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一元独大,它通过特权路径的灌输和规范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论和活动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绝对性权威地位与作用,但是,由于人们“对于官方语言正当性的承认通过一种反复灌输的过程而被刻写在行动倾向之中更准确地说,被刻写在习性(habitus)· · · · · ·之中。这个过程常常是逐渐的、含蓄的、难以觉察的”[1]41。这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领域价值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忽略了。
今天,伴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相对分离又相互依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激烈交锋下,日常生活俨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所。在人们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隐匿和渗透着各种意识形态思想与理念,它们通过多样化的、生活化的话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影响其行动。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用汤普森的话说,具有更不一般的范围和意义。我们不得不重视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所,如家庭、各种地点等。在这些场所中,多样化的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宣传、灌输和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可以把一个自然的客体的人“询唤”为意识形态的主体。汤普森进一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可以借助日常生活活动和话语实现权力关系的转换,它以一种非权力关系的形式出现,从而实现对人们的操控,达到为维持权力关系服务的目的。因此,“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视为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组成部分:作用与相互作用的特点,权力与统治的形式,社会结构的性质,社会再生产与社会变革,象征形式的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3]。由此可见,在社会深刻变革、世界深刻变化的今天,重视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价值,认真思考如何加强其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和重要。
2 何以必要:日常生活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的诉求在全球化、开放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传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微观化转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功能确立和价值彰显,既取决于意识形态理论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积极回应,也有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建设。认真研究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及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维诉求,并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各种诉求及时作出正确回应,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
2.1 日常生活观念整合和价值引领的诉求在日常生活领域,人们的日常行为往往都倾向于诉诸常识,也就是根据他人或周围的人或自己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去立身行事。在过去领域合一的自然经济社会,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和价值观念的单一性,它排斥甚至不容许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因而人们习得常识时赖以参照的价值标准是非常一致的,人们依靠这种一致化的常识就能对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应付自如。然而,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其结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变得松弛了,个人的活动空间增大了,特别是在今天日益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许多以往所不能企及的生成性、发展性空间,不同的空间提供了多样的日常行为内容。相应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个人交往、私人关系、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受到尊重。但是,社会的流动和空间的变换,同时也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与传统的断裂,由此也带来了生活中的各种困惑与矛盾,一些矛盾因种种因素交织而变得复杂难解时,往往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力予以解决。这就迫切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其调节和整合作用。
与此同时,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也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利益需要凸显、权利意识增强,自主的、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生存方式逐渐确立。但是,个人也成为原子式的个人,他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价值判断,作出其选择和决定。但选择和决定往往伴随着矛盾、困惑与风险,如个人主义的、功利的、物质的价值取向、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行贿受贿等非道德的现象。这就要求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核心的价值和共通的、普遍的价值准则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意识形态恰恰就是这样的一套指导价值选择和行动方式的信念系统。它不仅能整合思想,而且是行动指南;不只是政治规训,而且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可能性远景。日常生活诉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不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而且是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2.2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的诉求“意识形态问题从来就不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而是深刻影响其他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问题。”[4]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全面的和全方位的,因而也渗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表现,主要是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及其各种变种形式存在并流行。比如宣扬“普世价值”,把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和价值观当作是适用于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目标和“普世价值”体系,认为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分姓“资”姓“社”,其实质是要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管“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当前如何变幻,它都是在极力“去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具有迷惑性和诱惑力的话语降低人们的辨识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不能透过各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常识”看到这些错误思潮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实质,如果不能通过大众化的日常话语来表达坚定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在各种干扰和迷惑中无所适从,甚至迷失方向和道路,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失守,酿成全社会的精神危机。特别是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经过媒介化的传播机制,借助于日常生活话语,已经越来越使社会生活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角逐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5]155可见,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当前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迫切要求。
2.3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大众化方式诉求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已经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宏大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注重社会心理基础和政治基础,即需要对过去的政治性强化宣传与灌输方式进行调整,形成更加包容、更具整合性和凝聚力的思想体系。同时,通过大众化的语言,采取适合普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的传播方式,一方面以主导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群众,消除不良的外来影响,协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与社会意识形态主张的“多”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把大众日常生活的见解和自发性的、零碎的世界观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帮助他们建立国家的理论觉悟。只有实现这种双向互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取得全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不然,其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
同时,又必须看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新闻以及对于新闻的解释所中介的。借助大众媒介的话语平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能够以真实、生动和具体的符号形象和话语体系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日常观念和行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但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媒介中介化传播也会导致“政治冷漠阶层”,亦或说是“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受众、接受方式、传播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媒和受众上看,由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传媒和受众都不再像过去一样固定在某个地方某个点,而是出现了移动化趋势;从信息接受角度看,大众对信息已经从过去的接受选择到今天的选择性接受;从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上看,今天的传播是多元化、多样化传播,随着文化机构和意识形态工业之间的分裂,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处于意识形态话语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外。因此,如果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没有与大众的需求、欲望、偏好或意图有效契合,就会形成“沉默的大多数”。如何把全体社会大众,特别是日常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力之内,这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4 日常消费符号化象征化的意识形态操控诉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今天人们的消费在很多时候不再仅仅考虑甚至不考虑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关注其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由于消费的符号化、象征化,政治、道德、科学、文化这些“沉重”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借助服装、身体、物品的时尚流行这些“轻巧”的符号而自由、无限地替换,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经过巧妙的替换,消费就暗含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而有效的处方。马尔库塞指出:“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6]因此,今天的消费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而是裹挟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政治活动。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领域。”[7]各种消费借助符号编码,通过商品的所指和能指的分离,既引导人们参与某种商品化满足的体验,又达到对消费者进行无声的自然驯化的目的,从而也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这就是消费意识形态,人们不仅认同它,并且依赖它,无法摆脱它。与权力意识形态相比,借助消费的象征形式和符码操控的意识形态更为狡猾和隐蔽,但却似乎更为有力和有效。消费使意识形态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过去的单纯理论信仰模式转变成了日常行为模式。这意味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主张的认同与接受,更经常更直接地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本身,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宣传与灌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探寻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3 何以实现:日常生活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路径日常生活是人们最熟悉、所花时间最长的领域,同时也是人的思想行为最为自由、受约束最少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就失去了现实基础。没有大众的认同与支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以及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领导权和话语权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使整个时代覆灭。
3.1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国民日常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它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的集中表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追求。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民日用行常的基本准则,就能够整合思想、凝聚人心、增进共识,有效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和引导力。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考虑以下途径。
首先,要区分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词,尽管已经高度凝练,但它仍然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而不同的主体在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理解能力等方面都是有差异的,因此,我们不能在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理解上对不同主体搞“一刀切”,造成理论的空洞感,而是应该在认知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达致统一的基础上,对高知群体、党员干部和普通的人民群众,对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等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内涵深度指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基本准则”作用。
其次,努力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体现了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趋向和归属感,这是一种对文化传统的归属感。这种心理趋向和归属感的形成,不仅要以一定的理解和体悟为基础,同时也要以“发现差异”为条件。而这种差异的发现,则来自时间上的历史传统积淀与空间上的文化交叠比较。只有深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人们才能够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民族性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这是它赖以生存发展延续的根基;只有比较中外多元文化,我们才能够深切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感、现实感和使命感,从而在多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选择中更具定力。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深入人的内心。
最后,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5]165这就要求我们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要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通过长期地持续地耳濡目染、反复实践而深刻体悟,最终使人民群众对于核心价值观从认知、认同逐渐上升到自觉践行,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3.2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凝聚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首先是来源于它自身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就是因为它以其真理性、科学性、实践性,从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普遍的、必然的规律,科学地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却无法解决的难题,提供了人们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发展中,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以其科学性、开放性、包容性、人民性、实践性所成就的理论魅力和生命力,不断探索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熠熠生辉。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深刻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信仰的外在环境和心理环境,在人们思想意识多样、多元、多变,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社会大众的信仰也多样化,信仰之间缺乏认同,信仰关系也表现出私人化。人们信仰不信仰、信仰什么、如何信仰等等,似乎都是私人自己的事情。在这样的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和人们对其信仰的定力严重受到影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充分发挥其理论魅力,不仅在于它要科学地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回答人们心中存疑的各种问题,而且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魅力。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者、宣讲者和播种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信仰的力量、自身的人格力量,和理论自身的真理力量结合在一起”[8]。只有通过坚定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功灌输进每个社会成员的脑子里,通过社会个体的真心接受,进而内化于自身的整个精神生活过程,再外化于世俗的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不仅改造了人们的观念,而且改造了人,从而成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坚定的共同政治信仰。
3.3 有效整合媒介传播优势和日常社会互动优势,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场域现代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它畅通的传播渠道、海量的信息、即时性、交互性、互动性等特点,使之成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极佳传播方式。它能够使意识形态理论主张迅速扩散,覆盖全社会,深度渗透到目标群体和全体社会成员之中。反过来,每个人又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将自己的所想、所看、所经历的事,以特定的表达方式,通过在线网络和移动网络即时传播,使大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和认同感。总之,现代新媒体融合当前的大数据,已经广泛形成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传播“场域”,充分发挥新媒体和大数据的优势,能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日常生活的社会互动同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传播的有效途径。日常生活的社会互动通常是借助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事例、日常规定、参照群体和大众话语进行的。充分利用日常生活的社会互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要从大众生活细节入手,深入了解民众的精神需求,善于讲生活故事,熟悉人情世故,拉家长里短,用形象、比喻、成语、俚语等更具亲和力和贴近性的话语表达,以非概念非逻辑的形式将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等巧妙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要注意从日常生活实践中获取有普遍价值的经验“常识”,使之上升到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高度。通过社会嵌入和提炼整合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就能做到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媒介传播和日常社会互动传播,二者各具优势。新媒介可以借助图像背景声音的陪衬,以形象化、艺术化和个性化的方式对大众进行传播信息的反复强化和持续强化,使意识形态理论能够有效影响和感染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冷漠阶层”,让这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布迪厄所说的“不知道的承认”;而日常社会互动传播则更加具有亲和力、信任度,同时话语更具通俗性、熟悉性,因而二者同时为意识形态理论大众化所需要。在思想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将二者有效整合,以便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日常传播“场域”。
3.4 注重引导和利用符号化象征化消费,加强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渗透客观地说,意识形态在日常消费领域的扩展,对于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是,对于今天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来把握人们的价值信念或意识形态的当代中国来说,挑战大于机遇。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消费仍然是西方社会的消费模板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消费。“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精神领域的西方模板化,正是西方国家以时尚名义推行‘西化’战略的典型体现,它直接影响着东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价值观产生消解替代作用。”[9]我们必须警醒日常消费的意识形态化,正确引导人们的符号化象征化消费,同时,也要利用这种新型消费加强日常生活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建设。
首先,正确认识符号消费象征性消费的积极意义。今天的物已经不再是纯粹自然性的、功能性的物,而是一种可见的文化,今天的消费既具有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功能,更具有文化符号的象征性需要功能。文化符号的象征性需要,实际上是人们精神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的反映,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在符号消费象征性消费是人们精神文化合理需求的情况下,符号消费可以说就是精神文化的消费,这是应该予以肯定和提倡的,它正好是人的生活规律不同于动物生活规律的有力印证。
其次,正确引导人们的符号消费行为,提升消费质量。符号消费象征性消费究竟是满足人本身真实的、合理的精神文化发展需要,还是用来纵欲享乐、显示身份、炫耀阔气、满足虚荣,问题的关键就要看价值观是否在深层次上端正了人们消费的正确方向。价值导向正确,消费就有益于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和发展;价值导向错误,人就会越消费越空虚。正如弗罗姆所说:“没有什么在我的体内发生,我只是消费了这个或那个东西,我也没有什么变化,惟一留下的只有我做了这件事的回忆。”[10]因此,在消费社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人们,使他们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先进的文化观、科学的审美观,从而在符号和意义上作出自己的选择,力求把物质的占有和花费转向精神的追求和享受,使消费的行为是真正充满意义的、人本的、创造性的体验。
最后,重视文化符号建设,加强意识形态的日常渗透。“消费文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的接触面极广。人人都要消费,人人都是消费者,与消费文化有关;二是它的影响极大,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渗透于人们消费行为之中,直接影响人的思想、品德以及整个精神世界,而且影响深远,对人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极大。”[11]文化符号消费是一柄双刃剑,积极利用,就能将它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日常生活传播的有效方式。否则,在全球商品流动和消费主义狂潮席卷的态势下,就可能遭到“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侵略。
任何一个民族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相联系。任何民族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是有自己隐性的和外在可见的文化符号标志,比如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祖先、神话、历史,还有语言、风俗、习惯、建筑、雕塑、服饰、音乐、文学、艺术等等,这些共同生成了民族的认同标准和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源远流长,其中蕴藏着不可穷尽的文化符号资源,它是我们强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和介质。我们可以巧妙地、充分地将文化符号资源嵌入广告语、商品包装物、消费审美、消费过程与商品服务中,从而逐渐灌输、激发出消费者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从而生发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与消费社会利用广告轰炸培养人们的消费需求是同样的道理。在消费社会,尽管密集的广告人们没能记住几个,但是它的反复和强化向人们兜售出了一种消费主义思想,它培养出了人们对商品和物的无限渴望和需求。利用文化符号资源寻求培育民族自己的文化习惯、信仰和风格,强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渗透,以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斗争,这与培养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同样重要。
4 结语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任务。日常生活领域的自在性、重复性、情境性特点,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沟通话语,常识性、经验性认知与价值认同,时尚性、象征性日常消费等,使之成为意识形态“无意识”渗透和潜移默化影响的重要领域,成为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锋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所。它警醒人们,意识形态问题从来就不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不是狭义的政治领域的问题,而是深刻影响其他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问题。必须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传播,引导和利用人们的符号化象征化消费等,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传播场域,凝聚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共同信仰。
[1] | [英]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 郭世平,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2] | 吴学琴.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分析及其认同[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3): 59. |
[3] | [英]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铦,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7-8. |
[4] | 龚云. 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9): 5. |
[5]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6] |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2. |
[7] | [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67. |
[8] |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论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问题[J]. 前线, 2000(11): 14. |
[9] | 李艳艳. 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型话语工具[J]. 红旗文稿, 2014(13): 29. |
[10] | [美]埃里希·弗罗姆. 健全的社会[M]. 蒋重跃,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119. |
[11] | 尹世杰. 消费文化学[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