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顾炎武“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论述认为，社会风气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社会的兴衰，这也佐证了本文将人心的崩解与明朝灭亡结合起来研究的可行性。前人对于明朝灭亡原因的论述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不外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四个领域，但是以明代人心体系的建构与崩解来考察明王朝的兴衰，尤值得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传统的史料，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欲从君、士、民三个阶层各自的道德范式与处世准则来建构人心体系，谓：君之公心为天下观；士之道心为荣辱观；民之恒心为家国观。在此基础上，将明朝之亡，归于君无公心、士无道心、民无恒心，从人心的崩解来论述人与国家兴亡之关系。

所谓人心，非一人之心，也非几人之心，人心乃社会上所有阶层群体之心理、思想与伦理准则。君者，据天下之公器，君之公心，当以天下为念，不存私，以天下之人行天下之事。士者，弘毅尚志，士之道心，存仁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民者，家国之基也，民之恒心，当制恒产，为家尽责，为国尽责。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142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将端正人心上升到了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事业的高度。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历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观中国史，史家无不言：得民心则一代兴，失民心则一代亡。而本文所谓人心之范畴则大于民心，人心范畴之大，包括上至君，下至士以及民，人心是整个社会阶层的准则。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天下之人贵在心。人心是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天下苍生皆在体系中，包括君主、官吏、百姓，其皆有一套自守自察自省的内心准则，君主敬天保民，士与民“既有永恒真实的道德价值，包括人性、正直、对家庭的孝道与爱心，对统治者的忠诚，又有对礼法的尊敬”^[2]。和睦共处，人人向心，天下危，则凝天下之力以平危乱，天下安，则各安其道以守业。

1 人心天下：明初人心体系的建构

明朝立国之初，起于淮西布衣的朱元璋深知人心向背之重要性。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曾对群臣言：“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3]189根据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思想，朱元璋理解的人心即纲纪，即礼。朱元璋将内核为礼与纲纪的人心上升到了关乎政权存亡、立国根本的层面，在明朝二百余年的统治里，人心对于明政权统治的维系和稳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在位时曾经多次颁布谕旨以及祖训，《皇明祖训》载：“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若生怠慢，祸必加焉。可不畏哉！”此举乃朱元璋欲为子孙后世铺平道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告诫子孙后代治国理政承袭祖上，只需守成不必开创。“明祖有国，当元尽絮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4]17明朝两百余年，人心由盛及衰，明末之症，结当在明初。故欲知明末人心之崩解，必需察明初人心之构建。

1.1 君之公心——天下观

儒家倡导“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儒家治理天下的基本理念是提出一种合作共治的天下观，其主要内容包括整体性的世界观、伦理取向的秩序观、包容性的认同观、以“絜矩之道”为原则的交往观和普遍性的责任观。而“天下观是一种人文与政治的构想”^[5]，作为一种人文构想，“天下观”并不纯粹是对自然地理的论述。在这种寻求合作共治的框架下，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天下之下，中国传统的政道就是关于天下属于谁，如何“得天下”之道；而治道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6]。明太祖朱元璋身为一国之君，其公心在于如何治理天下，而治理天下之道在于与天下人合作共治。其治理天下，一者在于延揽天下贤才为己所用；二者在于端正天下人心，使天下之人为己所治。前者在于将天下贤才纳入庙堂之中，赋予其治政之权。后者在于以纲常名教建构一个天下人都遵守的价值体系。

1.1.1 用人之公

朱元璋的成功与其善于、敢于用人不无关系。其在争夺天下之时就注意延揽人才，“元至正二十四年三月，谕中书省臣，许山林士伍上书效用。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学识者，辟赴中书”^[3]189。除了征辟以外，朱元璋还开科取士，将延揽人才定以为制，“太祖吴元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其有兼通书律，吏亦得荐举”^[3]190–191。在定制之外，朱元璋还注重根据个人能力与才干，“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泰，江夏人，有学行，故不次擢用”^[3]216–217。本着为君者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则，真正做到了以天下之人行天下之事。

在其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将招揽人才作为头等大事，“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7]39–40，为此接连下诏求才：“九月癸亥，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8]21 朱元璋之求才非为博名，乃为共同治政。朱元璋将六部之大权公于天下，可见其公心一斑，“洪武三年戊子，诏求贤才可任六部者”^[8]23。朱元璋与天下贤才共同治政的理念，并非只出于王朝肇立之初巩固统治、收揽人心的考量，这种思想贯通于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余年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3]198。在洪武一朝，未闻有阉宦预政之事，这是朱元璋之后朝政所不复有的良好局面，正如孟森评述道：“明代则士大夫之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其他若于谦之恃有兴安，张居正之恃有冯保，杨涟、左光斗移宫之役恃有王安，欲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阉为内主不能有济。”^[4]7

1.1.2 立学为公

朱元璋运用特殊手段延揽贤才为己所用只能算“标”而已，其“本”则在于使天下贤才世代为己所用。而治本之法在于建构一个服务于王朝的人心体系。按照朱元璋的个人素养与其处的时代传统，儒家学说成为其建构端正天下人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学说。在这一体系内，国家以儒学立国，以儒学治国，以儒学安天下。

朱元璋在其戎马倥偬之时就熟谙儒学，“然而身在行间，手不辍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7]22。开国之初就已经将端正人心作为治国之要：“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朱元璋说：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3]190“洪武五年五月，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8]27朱元璋也明白利用皇权建构的人心体系并不稳固，其根本之法还在于利用儒家学说来建构体系维系人心。朱元璋以儒学作为治国要术，从国家政治层面重视儒学，然用儒首在尊孔，以此收揽天下士子之心，故于“洪武七年二月戊午，修曲阜孔子庙，设孔、颜、孟三氏学”^[8]29。从国家层面强调儒学的重要性，重视孔子，尊崇孔子，“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五月乙丑，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7]39。朱元璋有感于天下大乱久矣，人心浮躁，建立学校有利于社会安定，凝聚人心，故他十分重视学校建设，“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3]204。他多次发布诏书通令全国设立学校，学校既建，而学校之教学亦脱离不了儒家学说的范畴，“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8]36。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在端正人心的同时，学校也成为为明王朝统治提供人才的基地。朱元璋还十分注重学校与社会相结合，学校诸生要将圣人之道与济世相结合。

1.1.3 以天下为念

朱元璋之公还在于以天下为念，登基为帝之后，朱元璋时常居安思危，常与廷臣和地方官论政以明得失，“天下学官入觐，上亲询以民间政事得失”^[3]221。朱元璋有感于王朝兴衰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起，旋即群雄灭，“得民心者得天下”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敬天保民”成为朱元璋统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帝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于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7]44。朱元璋在称帝之前，就深知夺取天下在于以天下为念，而以天下为念在于以天下万民为念，“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3]195。“上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而已”^[3]195。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君主爱民恤民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蠲免徭役，“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乱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离颠顿，尚无所归，吾乃积粟控弦，其徐、宿、濠、泗、寿、邳、襄阳、安陆，免徭赋三年”^[3]191。朱元璋还在全国范围内注重救济斯民，“八年春正月甲子，诏天下郡县访穷民无依者，给衣食屋舍”^[3]210。朱元璋还将救济灾民定为制度，要求官吏可根据灾情随机应变，“二十六年夏四月，诏户部谕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先发仓廪贷民，后发奏闻。著为令”^[3]221。朱元璋以天下为念还具有社会保障思想的色彩，多次颁发诏令要求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二十年闰六月，申养老之政于天下”^[3]219。

1.2 士之道心——荣辱观

“道”具有不同的涵义，孔子曾指出“士”是“道”的承担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9]。然而“中国的‘道’则自始即是悬在空中的。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10]91。在士看来，其人格尊严是寓于“仁义”之中的，“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1]292。孟子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1]作为衡量士的标准，根据朱熹集注的解释，“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仁、礼、义亦是士阶层的道之所在。

封建秩序下的“士”在成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后，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代表着具有普遍性的“道”，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士”的分内之事。“士”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因为他们“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10]96。清朝初年黄宗羲送万季北行诗之“不放河汾价不倒，太平有策莫轻题”句便是“士”这一传统的实际表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学术不断革新，但是其对于士与道的基本涵义界定确是不变的。“他们（明代士人）要找出一个比较接近平民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等各方面，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12]795。从更显而易见的层面来看，“士”的“道”在于登“仕”为荣，罢职为耻，“古之为士者，以登仕版为荣，以罢职不叙为辱”^[3]212。

“循吏”之名起于《史记·循吏列传》。《太史公自序》言：“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坐循吏列传。”汉代的儒学塑造了一批不能坐视世道的衰落而无动于衷的“士”，他们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平时，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循吏就是这样的“士”中比较独特的一种类型。

《明史·循吏》记载的有名有姓且事迹突出的循吏有四十人，其中明代前期（主要指洪武至宣德年间）占三十人，由此可见明代前期的“士”以天下为己任，比较明确“士”的责任在于卫“道”，还很看重身为“士”的荣誉。当时的“士”多遵守法纪，能按照朝廷法度行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燮矣”^[13]7185。就算是在正统、正德二帝时期，国家遭逢大的变乱，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祸乱，这些都与“士”坚守自己内心的“道”心不无关系，“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13]7185。当时的“士”一方面是遵从内心“道”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获得政治认同的需要，大部分“士”都在自身所处的领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道”。

据史书记载，陈灌为官时，为国家延揽人才，以天下百姓为念，还敢于同上层不法势力做斗争，坚守了“士”的“为民尽仁，为世尽礼，为国尽义”之道，“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守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13]7186–7187}。方孝孺之父方克勤担任济宁地方官时，以民生为念，兼之以德化教育，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济宁人歌之曰：孰能罢我役？使君之力。孰能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13]7187。当时名称海内外的士通过自身的内心修养，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代表着具有普遍性的“道”，根据“道”的标准来影响政治，其结果得到了来自皇权政治的最高认同。永乐年间的著名官员史诚祖就得到了皇帝的褒扬，“明成祖褒曰：持身励志，一于廉公。平赋均徭，政清讼简，民心悦戴，境内称安。方古良吏，亦复何让”^[13]7192。

1.3 民之恒心——家国观

“家”向来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基石。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几乎全部都是在家的观念上筑起。落到政治上自然也是如此，所谓家国天下，家与国乃至天下，其范围虽有大小，其结构却显示出了连续的同构性。国的正当性本于家，“国”之“当家人”也就对应于家中的父母，谓之“民之父母”。照此，按照儒家的观点，家国于民，有养育之义务，民对于家、对于国，亦有尽孝之义务。而义务的纽带在于民之有“产”。《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4]153而身之本在于“产”，“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15]。在封建社会，民之“产”主要是指土地，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依赖于土地，民的物质精神生活也决定于土地。可以说土地这个“产”是支撑民“家国观”的主要基础。民若有固定的“产”，则对家对国有着恒心。“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16]98。明初，从国家层面朱元璋就很重视“民”与“产”，因为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民有恒业关乎王朝统治的安危。

1.3.1 授民以产

给“民”恒“产”，使“民”有恒“产”而有恒心。为凝聚民众对明政权的向心力，朱元璋注重授民土地，令四民务守本业，以土地来换取民对家国的认同。平定天下之后，土地资料的分配就日益提上日程，“太祖籍有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17]1878。“四方既定，流民各归田里。其间有丁少田多者，不许仍前占据他人之业。若有丁众田少者，许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给其耕种”^[16]97。《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 口六千五十四万一千一百五十八。”^[17]1880“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17]1882如果只引述官修文献资料，明朝初期全国耕地的数字做到精确不太可能，“但是，断定明前期实录所载天下田地数来源于户部综合各布政司与直隶各府州管辖的田地数是可以成立的，是经得起检验的”^[18]。

1.3.2 保民之产

朱元璋授民以产，希望通过民安守本业，来维系其对家国的向心力。但是鉴于历代土地兼并之弊，为此朱元璋编订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建立了专门的赋役、土地制度，以望在保证国家财政运转的同时，亦能保证民之产不会被侵夺。洪武二十年“悉书主名及田地之丈，编为类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17]1881。鱼鳞图册的制定，明确了田地的所有权，起到了保护田主财产的积极作用。在编订鱼鳞图册之余，朱元璋还制订了赋役黄册，为赋役的征收作了制度性保证。《明史》曰：“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17]1882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十分防备土地兼并带来的危害，下诏禁止土地兼并：“又以中原田多荒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局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17]1882

明朝初期，民之有产，对国家怀有尽责之恒心，民之有产，将为国家尽责和保护恒产结合起来，故而国家能保持向上的持续发展，故言民之恒心在于其家国观，而最根本之处还是在于“产”。

2 人心不仁：晚明人心体系的崩解 2.1 君无公心

君之公心在于如何治理天下，而治理天下之道在于与天下人合作共治。晚明之时，明前期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随着制度和弊政的固化，而少为君主所继承。随着君主私欲的流滥，君主不复有以天下之人行天下之事的公心，明代的人心体系从君主层面始宣告崩解，以致后人评论道：“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4]270

2.1.1 用人以私

崇祯帝的性格特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急躁、多疑、自信及死爱面子等，这些个人性格上的显著弱点与他某些政策的制定及推行中的重大失误有着直接的必然联系。“庄烈帝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然成算”^[19]1974。他的急躁表现在用人问题上，就是急近功而慕小利，追求立见实效，使一些很有才干之人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被匆匆换掉。崇祯十七年，内阁成员至五十余人，数量之多，换届之频, 空前绝后。宋朝开国一百三十余年，宰相不过五十一人，“崇祯中则置相如弈棋”^[4]302。崇祯一朝内阁成员五十余人，钱锡龙尚为贤者，崇祯初年，钱锡龙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然而二人皆获罪去职。崇祯帝茫然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无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线仅存之命，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者如此。

崇祯帝登基伊始，确有起用朝臣、抑制宦官的想法，他对明代宦官干政及其后果也有较深的认识。“怀宗崇祯元年春正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二月，谕戒廷臣结交近侍”^[20]1233。在铲除阉党势力后，大胆起用东林党人如钱龙锡等人，并对他们寄与厚望。但是，崇祯二年的袁崇焕事件促使崇祯帝丧失了对朝臣，至少是东林党人的信任。崇祯四年，大批起用宦官，实际上成了崇祯帝从寄希望于朝臣转而依靠宦官势力的转折点，以致于语云：“西头重于南衙，枢机权过宰相。”^[20]1245对于崇祯这种用人以私、倚重宦官的做法，时任工部侍郎刘宗周上言批评道：“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于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倚以大任......中官总督，将置总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且小人与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独岸然自异。”^[20]1240崇祯任用宦官，但是宦官能尽忠者可谓罕见，明朝覆亡前，大部分宦官皆倒戈投降。

崇祯帝除了依靠阉宦，后来所依靠的朝臣也多是庸俗无甚能力之辈。“人主虚中求善，来者尚多面谀；示以气衿，正直之士，自知无幸。后来入阁纷纷，以卑劣之徒为多，而所谓奸臣，则温体仁久任至历八年，周延儒亦前后两任，为其较隆重者”^[4]302–303。崇祯用人，对于庸碌之奸臣多加信任，然而，对于能挽救王朝危机之功臣，却不够信任与重视，甚至有苛求之嫌。“十二年，乙亥，削孙传庭籍，寻逮下狱”^[21]327，“熊文灿削籍，寻逮下狱”^[21]327。于天下大乱时，崇祯帝既不懂用人，也不懂如何驭人，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在军事上，急躁使他往往不能冷静地顾及敌我力量对比及其他一些客观条件而促战，致使洪承畴兵败被俘、孙传庭全军覆没。崇祯帝性格多疑、猜忌，“猜忌则优于唐德，综覆近孝宣，偏听则异于宋神”^[22]1211，致使他误杀袁崇焕，使朝廷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并且让许多士大夫心寒胆丧，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涣散，各顾东西，臣子忠君报国之心几近泯灭。

2.1.2 用人不察

崇祯帝为人刚愎自负，所选用的温体仁、周延儒之流，无治国之大才，却因道貌岸然而深得崇祯之信任。当时的有识之士多次向崇祯帝上书揭露温、周二人的祸国殃民之举，但是因为崇祯帝用人失察，不加甄别，终崇祯一朝，朝政也没能走出温、周二人所制造的败坏局面。“五年六月，兵部员外华允诚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忧，刺温体仁、闵洪学。上切责之。允诚回奏，又极言其失，谓私沈演、唐世济等。上怒，夺允诚俸”^{[22]1182–1183}。“八年春正月，兵部职方主事贺王盛再劾温体仁庸奸误国，谪外，御史吴履中劾温体仁、王应熊，并及监视内臣，上切责之”^[22]1184。新安所千户杨光先弹劾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及元辅温体仁，崇祯帝大怒，将杨光先廷杖后发配辽西。詹尔选上书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听臣，事尚可为。即不听臣，亦可留为他日之思。”^[22]1193崇祯帝益怒，将其下都察院论罪。后来内阁大臣谢陞忧心崇祯帝用人不察而致国家衰败，上书曰：“皇上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天下俱坏。”^[22]1203崇祯闻之，削其籍。身为君主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用人以察，诛除暴凶，安抚万民。如果纵容奸邪之徒大行于朝堂之上，谁又能为君主捐躯献身呢？

2.2 士无道心

但是在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道’缺乏有形的约束力，一切都要靠个人的自觉努力，因此即使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中也有许多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10]96。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但是不能因此肯定他们人人都在精神修养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晚明时期，“士”的内心逐渐不再坚守“道”，“道”心渐失，士无道心，具体体现在这一时期士大夫政治生态的恶化上。

2.2.1 朋党之害

朋党之争历来都是君主之大忌，朋党一旦形成，就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败坏吏治，破坏社会稳定，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实施，甚至造成亡国之祸，“人臣之罪，莫大于专权，国家之祸，莫烈于朋党”^[23]。朱元璋为了禁止臣下结成朋党以乱朝政，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絮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24]7833。到了晚明之时，无“士”不结党，“万历末之三党，曰齐、楚、浙，各为门户，以争攘权位”^[4]281。晚明之时，东林党、浙党、阉党、秦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复社等轮番上阵，互为攻讦，扰乱朝政，贻误国事。

晚明之党争，尤以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了追逐名利，许多士大夫也甘愿沦为阉党，阉宦与士大夫互为勾结，当是时“中外不曰辅臣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23]1027。《明史·阉党》记载的阉党主要有焦芳、张采、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徵、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等，其中尤以明代后期所占比例最大。名列阉党，或与阉党有瓜葛者，如黄立极官居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施凤来官居礼部尚书入阁，宗道官居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已经失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心，心中只存魏忠贤之流，以致于天下士人“中外章疏，无不颂忠贤德者矣”^[24]7849，明廷为阉党所持，朝政日渐败坏下去。“秉谦、广微庸劣无耻，忠贤得为羽翼，势益张，而二人曲奉忠贤俨如奴役，是为忠贤收揽政柄之始”^[4]282。“魏广微竭力事阉，每以札通忠贤，签曰：‘内阁家报’，时称外魏公，其为清流所鄙也”^[4]288。即便是崇祯朝的温体仁在周延儒的帮助下进入了内阁，后来为了夺取首辅之位，也不惜对周延儒展开政治攻势。“始，温体仁与周延儒深相结纳，延儒力援之以进。至是，体仁将夺其位，太监王坤疏攻延儒，体仁无一语相助”^[23]1050。梁启超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曾慨然道：“当朋党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抢便宜，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的门户党派之争，闹到了明朝亡了一起拉倒。”^[25]

2.2.2 奸臣当道

针对晚明以来朝政混乱、朋党纷争、朝臣之素质逐渐呈现良莠不齐的状况，当时怀有忧虑之心的官员曾经上书皇帝要求进君子、退小人。泰昌元年科臣惠世扬上言：“君子小人之进退，关系国家之治乱。然小人不退，则君子不进。”^[23]1038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以致于发展到崇祯朝时，奸臣当道，危害社稷。《明史·奸臣传》中除南明马士英之奸外，明朝二百余年间，崇祯十七年独得温体仁、周延儒二奸臣。

温体仁、周延儒二奸之奸，在于阴隐。史书记载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19]7231。崇祯二年袁崇焕事件之后，在周延儒、温体仁的主使下，御史史范力谋借袁崇焕事件以诬陷钱龙锡，进而涉及诸多大臣。周、温二人希望通过崇祯帝对于袁崇焕事件的愤怒，达到清除自己政敌的目的。在清除了政治异己后，周、温二人相继把持朝政，但是二人工于谋权，短于谋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26]7395，除了迎合崇祯之意外，在政治上未能有所建树以挽救明王朝统治的危亡。当时内有民变，外有满洲，崇祯帝对周延儒礼遇有加，但是周延儒却无一字之谋。“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然延儒实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当边境丧师，李自成残掠河南，张献忠破楚、蜀，天下大乱，延儒一无所谋划”^[26]7929。当李自成、张献忠驰骋中原时，身居内阁首辅的温体仁居然说道：“流贼癣疥疾，勿忧也。”^[19]7952然而对于这样的肌肤之患，温体仁也无甚办法可解决。“然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26]7935。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一字之谋划的温体仁，却因为伪装成善良廉公之辈而深得崇祯信任，“惟斤斤自守，不殖货贿，故上始终敬信之”^[22]1193，把持着明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国家形势逐渐恶化。崇祯七年，刑科给事中黄绍杰上奏，表达了对温体仁秉政的强烈不满与忧虑，其奏道：“自体仁为相，水旱洊臻，盗贼满路，变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窥旨必熟。中外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则曰：‘此与体仁不合也。’行一事，则曰：‘此体仁所不乐也。’”^[23]1051温体仁之害不仅在他秉政期内，在他死后，他所举荐的奸邪之徒仍然占据高位，危害国家，“体仁虽前死，其所推荐张至发、薛国观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26]7936–7937}。

2.3 民无恒心

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解体，明代中后期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在相隔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税田由八百五十余万顷下降到四百二十二万余顷，税田减少四百二十七万顷，超过半数。但是明廷仍然将原额税粮摊派到余额税田的农民身上，农民的负担愈加沉重。民之恒产不再恒有，逐渐被侵夺，民在失去了与己利益攸关的产后，其利益受到侵害，其对家国的尽责能力也逐渐丧失。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民生愈加艰难，“兼并兴，耕者获十而敛五，民乃心移于忧而不善其事......憔悴相仍，终岁勤苦而事愈棘”^[27]。在土地兼并中，夺民产业最甚者，莫过于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明代中期时，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庄田有侵民之利的弊端，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17]1887但是明宪宗并未接受。等到明武宗即位后，“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十余处”^[17]1888。及至明世宗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三十六庄”^[17]1888。等到明神宗时，“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17]1889。当时的王府扈养了大量的厮役，以致于渔敛惨毒不忍闻。“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17]1889。晚明时期，君主常侵夺天下之利。崇祯帝于煤山自缢前才为民生之苦而哀叹，但是，“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可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4]317经过晚明数十年的敛财剥削，天下苦明久矣，即使崇祯十七年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但是仍不能挽救大厦之将倾，史书评道：“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4]270

在大部分平民失去恒产后，无产维持生存生活，激化了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明代中后期开始爆发多次农民起义，仅正统至正德的六十余年间，就爆发了三次农民起义。此时，起义对象包括破产农民、佃农、雇工、自耕农民、矿徒、游民无产者、水上居民、少数民族、城市居民、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手工业者、小商人、炉主、中小地主分子（粮长）、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妇女、明朝官兵等。

除了失去土地这个最主要的恒产之外，万历时期开始了骚动全国的矿税和其他征榷。《明史》载：“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28]“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是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的反抗运动。”^[29]23其时，影响较大的反抗运动有：万历二十七年的临清罢市暴动，荆州市民的反陈奉暴动；万历二十九年的苏州织工反孙隆大暴动；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市民的反抗矿监暴动；万历二十八年武昌等地市民继续反陈奉的暴动，等等。

3 利欲熏心：明代人心体系缘何崩解

明末天下大乱，内有流民，外有胡虏，明政权濒于灭亡，涌现出了一批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君、士、民，但是仍不能挽救积重难返的明王朝，何故？孟子有云：“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1]142一旦国家从人心开始崩解, 国将不国, 家将不家矣。人心从全局上呈崩解之势，纵有几人或一部分群体依靠原有的准则行事也将于事无补。人心之崩解，在于人欲之流滥，“因人有气禀之形而起之情，其‘流而至于滥’者，则皆人欲，即所谓‘人心’也”^[30]207。“吾人之心之本体，在其不为私欲所蔽之时，知行只是一事。其心为私欲所蔽，则有良知而不能致之，其良知亦即不能完成”^[30]223。因此，人心受困于人欲之滥，如何不崩，如何不解。

根据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胜朝殉节诸臣录》记载，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康熙三年（1664）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而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有三千七百八十七人，纵使有如此多的人在“国难”之时临危不惧、捐躯赴难，但人心的崩解已成火山爆发之势，人心不再，人人离心，终致明亡。人心体系的崩解之源有二：一者，人心体系受到外物之冲击；二者，人心体系内部之瓦解。其外物之冲击乃利欲之击，其内部之瓦解乃支撑人心体系的理论本身缺乏生命力。

3.1 利欲熏心

古人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人欲流滥，则万物不如刍狗。儒家义利之辨始自孔子，《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义与利来划分君子和小人。下逮明代，王阳明仍遵循传统儒家之见，痛斥“功利之见”。从孔子到王阳明，儒家义利论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它是针对士以上的人（包括帝王）而立说的，因为他们是公共秩序的直接负责者；其二，义与利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不能“义利双行”^[10]543。

传统儒家关于金钱辞受的标准大体上承自孟子所谓“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14]178。“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31]。“弃儒就贾”蔚然成风以后，商人的队伍自然随之扩大了。“弃儒就贾”在十六、十七世纪表现得最为活跃，商人的人数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地上升。“弃儒就贾”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其关键即在士和商的界线从此变得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参加了商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商人通过财富也可进入儒生的阵营。《型世言》第二十三回有一段话，写得很是生动：“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锅，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匾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冠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扁额，扯上两面大旗。”^[10]531小说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当时确有类似现象，故小说作者能够顺手拈来。对于晚明以来，利欲熏心逐渐侵人之心的现象，邹善说道：“人心谁不欲为圣贤？顾无奈圣贤碍手耳。今渠谓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从之？”^[32]在利欲的诱惑下，“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12]700。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上言：“皇上召对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27]1176足见当时士大夫在利与义间的取舍。

3.2 人心不新

明代人心体系的建构所依据的仍主要是儒家学说，欲以道德与仁义建构一个完美不破的体系，一方面善于运用经学和子学的古代语言而推崇古代世界，另一方面仍将一切归结于“人性存存”的君子或圣人上。在这个体系内，君主之以天下为公，仍是服务于一家之私；士人以荣辱为道，却仍脱离不了“沽名钓誉”的窠臼；民以家国为恒，却摆脱不了产业被侵之苦。明代学术在继承宋代理学的基础上，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但是随着心学的广泛流传，其弊端亦日渐明显。“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33]。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对于传统思想给予了严厉的抨击，他“从人性的理欲一致，道出了平均主义理想，但他企求着有廉耻的道德以及有礼乐的政治，设计出一个适合他所有理想的社会应该有的政治制度”^[29]105。或者说，王夫之仅是修改古代经学的内容来代替旧有的道学，并未开创全新的理论。顾炎武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于天下之人”，主张人民应有公权，所谓“保天下，匹夫之贱有责”。但是，他们都把个人的理想和万年乐土或所谓的“天地之道”与“百王之法”等同起来，常宣传“经世”的理想和“三代不易”，仍然没能脱离儒家大同幻想。仅从最现实的层面考量，人心之不新在于明末崇祯面临内忧外患时，欲与后金议和以求喘息，但“大臣死抱住《春秋》大义不放，用传统政治理论来否定媾和，使颇有政治主见的思宗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怯懦地退缩”^[34]。

4 结语

综上，对明亡与明代人心体系的建构与崩解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三点。第一，明代人心体系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社会政治伦理，主要涵盖了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阶层的稳定关乎政权的稳定，阶层的崩溃也预示着政权的崩溃。人心体系的构建主要源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动性和其他阶层顺应统治的自发性。朱元璋为巩固统治实行了许多措施，这为明朝的社会政治伦理奠定了重要的框架基础，士人与民众在框架体系内适应统治要求，遵循自古以来的学理与道德。第二，明代人心体系这一社会政治伦理实属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关乎政治稳定。从表层来看，人心体系并未成为国家的统治意志，但在深层处，国家维持统治与社会维持运转皆是人心的痕迹。人心体系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表明人心体系已经关联到明政权的统治基础，这也是该体系崩解与明亡的直接关联。第三，明代人心体系的崩解与晚明社会转型的关联性。学术界多持晚明社会转型论，学者多认为在晚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已经开始悄然变化，但是也常处于为何在社会转型的大好形势下明朝走向了灭亡的矛盾之中。

明朝灭亡是多种作用机制的产物，其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群体利益的冲突，人心体系的崩解就是这种冲突最切题的反映。权力与利益是明代人心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条件，权力的异化与利益的侵蚀也是明代人心体系崩解的关键因素。人心体系的外衣是社会政治伦理，但其外衣下则是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从明亡汲取历史教训，需要借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权力与社会利益二者间的关系，如果纯粹以人心来强调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忽视最根本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平衡，那么明鉴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