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肖唐镖曾指出：“近30余年来，中国民众的政治表达行动日益多元化，尤以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典型的维权抗争行动最引人注目，国内外学界对此展开了极为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一些竞争性的相似概念竞相而出，如非制度化（体制外）参与、维权抗争、依（据）理抗争、依势抗争、机会主义抗争、反行为、服从的抗争、利益表达、以身抗争、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等。其中，以‘依法抗争’理论最具解释力，得到中外学界同仁甚为广泛的响应与认同。” ^[1]然而，自2000年“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崛起以来，中国社会的底层抗争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农民的网络抗争（Network resistance of farmers）。农民的网络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民不再只是通过上访、递交材料给国家信访部门等方式表达诉求，而是在网络发帖，利用自媒体等网络工具进行揭发、举报和抗议，但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之所以发生这种抗议是源于两点：线下的利益表达机制不通畅；在模仿线上的反腐时有些幻想在里面，希望自己揭发的事情像一些明星在微博上抗议一样可以围观。但是，线上表达难道会因表达“相对宽松”就通畅了吗？不然。笔者认为，如果一个表达是没有回应的，尤其是农民利益诉求的对象是没有回答的，那么这次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就是失效的。将农民的线上抗争与网络反腐比较，也会得到同样让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实际上，腐败之所以能够被瞬间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治权力背后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被曝光之后，网民自然是惊讶的，加上中国社会所沉积的那些“仇官”的情绪，自然大家会一哄而上，且曝光官员让人惊讶的腐败事实往往是“自己人”所为。所以，农民所曝光的案情程度和影响力的大小，与线上的那些情人反腐、权力反腐等相比，要逊色不少，故而农民网络发帖举报村干部腐败等，显得效果缺乏^[2]。

当然，不能由于农民的网络抗争效果不大，就不研究不关注这样的行为和事实。一方面，它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另一方面，虽然抗争的效果不理想，但是农民依然抱着“有说的地方比没有说的地方要好”“说了比没有说要好”的实用主义心态在网络上继续抗争。而且，这样的抗争并非是学习他人，而是农民的一种惯有特性，他们不仅希望利益获得补偿，更希望能够“出口气” ^[3]。在笔者看来，“出口气”只是一种非网络政治时代的解释，然而在网络政治的时代，再利用“出口气”去理解，恐怕显得有些不足。因为线上的政治博弈与线下的传统博弈有着一些不同的特点。在《网络反腐与政治博弈的转型》^[2]一文中，笔者谈到：“线上的政治博弈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以网络作为博弈工具进行与政治的抗衡；另外一个是往往与政治博弈最多的，不再是权力VS权力，而是网络的舆论VS政治的权力。”这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因为它具备更好的、更广泛的、更及时的围观效果；另一方面，因为它更便捷、成本低、安全性高。为此，线上的网络政治与农民抗争结合在一起后，显示出了农民网络抗争的全新模式。对于这种农民抗争模式的转型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治理？这恰好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1 网络政治的意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阐释一下什么是网络政治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可能知道如何用此种解释框架去理解作为网民的农民的一系列行为和举动。网络政治（Political network）最早起源于西方。2003年，波利艾在《网络政治的崛起：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政治与外交》一文中认为，网络政治就是“一种力图利用互联网的强大力量来塑造政治、文化、价值观和个人身份的外交形式” ^[4]。他认为，网络之所以在这些方面首先产生影响，尤其是外交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始于1969年的美国的互联网，在从最初的军用走向民用的普及过程中，作为公用信息传播载体迅速风靡世界” ^[5]。而对于网络政治学（Network politics），笔者认为，“网络政治学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学科，网络成为政治活动的主线，政治活动的输入、转换、输出都依靠网络进行，其内容和特征与传统的政治学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 ^[6]。所以，将网络政治和网络政治学结合起来思考网络政治，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1）网络虚拟政治本身；（2）网络政治对现实政治主体及其他领域的作用与影响；（3）现实政治主体和其他领域对网络虚拟政治的反作用与影响^[7]。

就当下的研究现状来看，对网络政治的关注“主要存在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其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或称为网络乐观主义）；另一种认为政治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常态（或称为网络现实主义），但这类极化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显然影响到后续的实证分析，如研究案例的选择、问题意识的形成以及结果解释的挖掘” ^[5]。笔者的观点是第一种——网络乐观主义（Network optimism），也就是说，虽然农民利用网络抗议的效果并不大，但网络赋权了农民一个抗争的可能性，起着科塞所说的安全阀门的作用。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的网络政治发展非常迅猛，“互联网正在被普通大众、政治家、学者及政党、政府、国际组织、慈善组织、智库等个体或群体广泛使用，显示了其对公共事务及政治生活的极大影响力，如对公民—政府关系、政治参与、政治信息传播等的影响。同时，互联网也在动摇着传统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和公民行动的关系” ^[5]。

进一步说，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还不仅仅如此。笔者认为，“第一，从对政治基础性的影响来说，网络的快捷带来了政治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提速，公众可以很快了解一些迫切需要的信息，实现信息的平等化传播，同时，政治的神秘色彩也会随之消失。第二，当官员与民众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在政治上的地位显得平等后，官本位就失去了市场，也会造成各方面的不适应，这本身就是一大挑战。在官员和民众两方面特别平等的状况下，以前以权为本、官员的精英意识等观念将越来越被时代抛弃，表现出一些不适应的症状。过去的执政方式、决策方式、执行模式会有颠覆性变化。第三，从技术层面上讲，网络给政治发展、稳定提供了相当好的机会。比如一旦出现谣言，大家都会到网上查，也给政府和有关方面控制谣言、澄清事实提供了机会。” ^[8]

总的来说，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往往就是伴随着网络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呈现出权力结构的变化与治理机制的改变，且笔者所研究的农民网络抗争也被包含在其中。

近些年来，当农民作为网民参与网络政治以后，又发生了一些新的转变，尤其是抗争性行为的转变。一方面，正如毛寿龙所言：“对老百姓来讲，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冲击，由过去对政治千篇一律、绝对化或者是两面的看法，变得比较复杂。以前或者觉得政治很美好，或者认为也很丑陋，现在通过网络更加深入和广泛地了解政治信息。看起来似乎是大众的价值观不太明确，实际是网络使人们的思考更加复杂化和更加深入。” ^[8]另一方面，在复杂与多元的网络社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网络中的权力博弈现象，网络让自媒体者开始利用发帖举报等进行利益维护。无疑，这对于中国的底层抗争模式有着一定的冲击^[8]。

2 农民的网络政治抗争：三个案例

农民抗争历来是中国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如果把农民的抗争放在金耀基所说的“现代化转向” ^[9]的大框架下去理解，可以发现，他们往往诉求的是利益，而非权力（现在多半也是如此），并且在这样的诉求利益的过程中，呈现出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移的事实。正如金耀基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转换虽然有底层的冲力在作用，却在过去百年之中没有完成，还需要很长时间。

了解网络政治的意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后，我们把问题聚焦在底层社会中，以观察和思考农民的网络抗争于传统抗争模式而言有什么样的转变？中国的基层治理又该如何回应？先看几个案例。

案例一：国企霸占农民土地、辱骂村民

“某国企XX（省略被举报的单位）霸占农民土地，用光缆勒断农民所种树木根系，遇某市夏季多风多雨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树倒、墙倒，造成经济损失近10万元。关键是X公司的蛮横，遇事不理，现场人员辱骂并欺骗农民，举报无果，欲哭无泪！求网络还我农民尊严！”（网友“单车有坐儿”）

案例二：农民土地被毁、无人管

“我只是农民一个，无权无势，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地被毁，却无能无力，多方举报违法毁地盖房，无果，无奈才求助网络，敢问我一个农民，如果没有了土地，我何以为生？国家给的粮食直补，是不是支持我们农民大力发展耕种田地？现在耕地被毁，为啥没有任何部门能有效的制止？耕地盖房本身就是违法，为啥没有人管？”（网友“用户8220946690”）

案例三：湖南新化村干部腐败、骗取国有财产

“湖南省新化县MG镇，村干部与镇、县级政府官员联合造假骗取国有财产，合伙私吞、欺上瞒下。合伙塌方式腐败，骗取的是水电部门对水库库第3期刘成晨：网络政治中农民抗争的转型及治理63区的移民扶贫补助资金，包括婚嫁移民在内的补助资金，而真正的婚嫁移民被他们蒙在鼓里，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望有关部门领导人前来我镇清查贪腐官员。”（网友“刘登木”）

对以上三个案例来说，一方面，在微博社区中进行搜索，输入的关键词有两个，即“农民网络政治”和“村干部腐败”。因为这两个问题可以紧扣本研究的议题，或者说，村干部腐败是绝大多数农民网络举报的对象，且村内的一些问题都会最终聚集在村干部腐败这一现象上面，无论是土地问题、拆迁补偿问题、农业补贴问题，还是农村低保问题、水利修建问题等。另一方面，在既有的文献里查找同样的关键词，发现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在网络社会还未崛起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搜索“农民网络抗争”（关键词）就出来了《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环境抗争报道的新闻范式研究以三起邻避冲突事件为例》《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中国：失地农民的抗争》《农民的两种维权》等文献。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这恰好说明现在引发农民抗争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和环境问题”。另外，于建嵘在《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制度原因》一文中也谈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土地纠纷为何会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呢？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近20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国家向农民征用了大量的土地。而由于征用补偿标准低，失地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不足以创业，又没有建立合理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制度，导致数千万失地农民成为了无地可种、无正式工作岗位、无社会保障的流民，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10]所以，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其实网络上的农民抗争与线下的农民抗争的内容几乎是相同的。只不过，线下和线上的表达机制和效果不太一样。

3 网络政治中农民抗争的治理路径探索

于建嵘认为：“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也许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底层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 ^[11]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也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在网络社会到来后，当农民利益受害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他们还有一个渠道可以供“发泄苦恼”所用，那就是网络^[12]。

从三个案例可以看到，农民不仅把利益受害的事实与情绪表达了出来，并且还把他们的“尊严”等问题都罗列了出来。即便是没有得到该有的回应，对于地方治理中的主体——地方政府的形象可谓是有影响的。当然，对有的地方干部来说，影响或许很小。平日里，地方干部走网络群众路线的并不多，正如在乡镇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地方连办公室内的《求是》《人民日报》等刊物都不看，只是装个样子^[13]，何以会有去网络中找农民学习、听他们意见的意识呢？但是，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在网络政治的时代，地方干部即便是没有为农民利益考虑，也需要去为自身的形象塑造和在老百姓眼中的印象考虑而选择作为。

同时，地方干部不作为并非意味着农民也不作为，他们恰好反对的就是这种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如案例三所陈述的那样，正是因为干部乱来，所以农民的利益才受到了伤害；同样正是因为不作为，所以案例一、案例二才在网络上长期得不到该有的回应，问题得不到该有的解决。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民只能抱着不那么绝望的希望，继续“作为”于网络政治时代下的网络举报。

具体而言，农民在网络政治中的抗争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当网络作为利益诉求和尊严诉求的工具时，农民的抗争发生了转型，选择用网络来弥补线下的“抗争”手段和效果的不足。虽然他们也尝试到相关部门开通的官方网络渠道去举报，得到的回复却是令人失望的，于是他们依然选择相信网络。

第二，发布的帖子是简短地、有针对性地进行事实陈述，并且还带着质问的口气，例如“为啥没有人管”等。农民原先到纪委等部门上访不敢质问，只是希望上级政府能够接纳他们的“举报材料”，期待得到上级的回复，而现在在网络上，他们除了摆事实之外，还质问干部和政府为何不作为？为何不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网络释放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和改变了他们的表达模式，是因隔空的网络特点使其“抗争模式”发生转变。

第三，情感模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以往农民实地去上访，不会带有多大的情感互动，只是递交材料就可，但是现在却在网络上发出“举报无果，欲哭无泪！求网络还我农民尊严！”“望有关部门领导人前来我镇清查贪腐官员”等内容，一个“望”字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何止是他们急切的心情。至少，他们还是抱着希望，同时请求政府给他们尊严，情感相当浓烈，这并非是面部表情能完全表达的。

总而言之，在网络政治时代，农民的网络抗争形式发生了以上三种转变，即：线上抗争是对线下抗争的补充；追责显得更加强烈；情感模式发生了变化。为何是这样的三点呢？正如在前文所述，线下和线上所提出的问题是差不多的，都是土地和环境问题等，但是网络所带来的特性导致农民的抗争有了这些变化。

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转变？显然，依法办事、依法治村是出路。在农民的心目中，或者说“在抗争者心目中，‘法’是什么?那或者是值得肯定和尊崇的抽象的上级，如中央、政府、国家和党，或者是他们推出的法律、政策、文件和号召，或者是符合文化传统的‘天理’。作为工具的法，既是组织与动员的武器，也是行动手法与策略的尺度和边界，即自我保护的工具。” ^[14]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案例一、二、三所折射出来的背后那种盼望“青天”的农民心理，只有法才能加以解决，否则，只会越加麻烦。进一步说，我们又该如何依法治村呢？文亮认为：“（1）在农村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2）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依法管理基层事务的能力；（3）拓宽农村社情民意表达渠道；（4）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15]在笔者看来，重要的是第（2）点和第（3）点。于建嵘也认为：“对农民维权抗争具有明确的政治性主要是指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目前抗争的主要问题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由于这些问题在目前的农村普遍存在并较为严重，同时均有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及政策规定，因此，很容易确定抗争精英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以法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 ^[11]为此，加强公共权力的约束性和农民自身的依法来表达是当务之急。让他们在法的框架内博弈，依法进行审视和判断，则是处理农民抗争的不二之选。

关于依法治村，文亮也认为：“一要勤学法，平时多学习研究与农村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包括基层民主建设、农业合作社经营、土地与宅基地管理、民事纠纷调解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做到入脑入心、活学活用，做法律上的明白人。二要严守法，始终手握戒尺，敬畏法纪，把党纪国法当成一条红线，凡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坚决不碰，坚决不开口子、不搞例外、不做法外之人。三要会用法，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乡规民约，小到红白喜事、村风民俗，大到土地流转、集体资金使用等，全部规定得一清二楚，并善于运用法律法规、乡规民约推进乡村治理工作。” ^[15]只有如此，网络上的那些农民抗议的声音才可以消除，如果是造谣，也可以依法处理。所以，根治根本性的农民问题，还是需要一个标杆和尺子去衡量，从而降低网络抗争，回应“抗争转型”中的那些追责和期盼。

4 结语

笔者主要分析了当前网络政治时代下农民网络抗争的行为，并且做了与以往对比模式下的转型阐述。在政治博弈的视角下，这场网络政治的博弈，还是需要依法治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农民的网络抗争中所包含的那些举报内容、情感投诉才可以得到根治。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农民的一些抗争缺乏道德逻辑；第二，虽然提出依法抗争、依法治理，但是“踩线不越线”的抗争和治理形式忽略了大量存在的超出法律之门的行为。^[16]就目前的乡村社会而言，农民的网络言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不能诽谤和污蔑他人。同样，基层政府在回应网络举报的内容时应该尽心尽责，虽然问题很多，也要一个个地去依法解决，否则问题会越来越来，对社会造成更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