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冯契"智慧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个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冯契先生对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总结起来,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限于篇幅, 本文拟对前三个问题作出阐述。

1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 是冯契哲学方法论运用的一个首出方面。而《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二书, 正是冯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1]1的重大成果。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运用, 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 以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冯契认为, 哲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 都是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哲学的源泉。事实证明, 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对哲学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但哲学有它相对独立的发展, 每一种哲学体系都是吸收其先驱者留下的思想资料演变和发展而来, 并且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对于哲学的决定作用是以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为中介而达到的。"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1]3。上述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也适用于中国哲学。

除此之外, 对中国哲学史还需更多的具体研究, 因为中国有其特殊性, 中国不同时代的阶级矛盾、政治思想斗争也各不相同。以春秋战国来说, 其社会性质是地主阶级革命时期, "'古今'、'礼法'之争是当时整个政治思想领域论争的焦点" ^[1]63。与此相联, "天人" "名实"之辩也在哲学上相应展开。到了近代, 社会性质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时期, 政治思想斗争围绕"古今""中西"之争展开。哲学论争主要是围绕历史观、认识论、逻辑与方法论、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四个方面展开^[2]25。而秦汉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段历史中,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 但农民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相应地, 影响哲学发展的, 首先是科学反迷信的斗争, 其次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思想斗争, 哲学论争先后主要是围绕神形、有无、心物、力命、理气和知行等关系问题展开的^[3]。

其二, 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 研究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具体表现。前述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普遍原理所作的考察。而除了社会意识的一般根据外, 哲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 还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根据), 这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所持的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他特别注意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各个阶段的具体表现。在先秦, 它主要表现为"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 还表现为"有无(动静)""理气(道器)"之辩的兴起。"有无"之辩在魏晋成了中心, "理气"之辩在宋明成为天道观上首要的问题。认识论上, 先秦除了"名实"之辩, 也提出了"形神""心物(知行)"之辩。形神关系问题到了汉代十分突出, 心物(知行)之辩在隋唐之后成了中心问题。而中国近代哲学则在更高的发展阶段, 对上述诸问题展开论争^[2]11。

其三, 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所谓历史的方法, 就是要把握研究对象基本的发展线索、内在的因果关系, 看它在历史上如何发生、怎样发展。而要能真正把握基本的因果关系, 就要抓住对象的本质的矛盾、典型形式, 去除偶然因素、外在形式, 然后综合起来, 把握其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 这也是逻辑的方法。所以说,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4], 基于此, 冯契认为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本质上是统一的。

去除各个哲学体系的外在形式和偶然因素, 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范畴, 并把它们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必要环节进行考察, 是这一方法的首要问题。这样可以发现, 哲学史有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独断论与怀疑论的对立、直观唯物论与唯心辩证法的对立, 并包含着感性与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等对立范畴。这些对立的范畴大体上是整个人类认识史发展的一些主要环节。经过这些环节, 哲学史就表现为一串圆圈, 全部哲学史显示为由若干小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1]14。

以此看中国哲学史, 它的历史发展, 也大致显现出三个圆圈:(1)中国古代哲学从阴阳说开始经过曲折发展, 在先秦主要表现为"天人""名实"之辩, 并由荀子对此做了一个总结, 达到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2)秦汉以后, 中国哲学关于有无" "理气" "神形""心物"等问题的论争, 由王夫之作了总结, 并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3)到了近代, 历史观从传统的变易史观发展到进化史观、唯物史观和一般的辩证发展观。在认识论方面, 魏源、章太炎和孙中山在知行学说上都提出了重要见解, 二者最后由毛泽东提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总结, 从而达到了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

最后, 冯契结合哲学发展的普遍根据(社会实践)和特殊根据(基本问题), 将哲学史界定为: "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1]9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就是对根源于中国社会实践、主要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具体表现而展开的认识史的研究。其研究把握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认识环节和完整体系, 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与方法的运用。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成功运用, 克服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 从而取得了重大突破。

2 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冯契最重要的理论创见, 无疑是广义认识论, 而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又是其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运用。长期以来, 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哲学讲求知, 认识论发达和逻辑严密; 中国哲学讲做人, 认识论缺乏和疏于逻辑。冯契对此持否定态度, 其理论依据就在广义认识论。

冯契发现, 认识论的论争大体上包括四个问题:(1)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 (2)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 (3)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 (4)人能否获得自由^[1]22。上述四个问题在中西哲学史上反复讨论, 它们包含了对人类认识的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等重要环节的考察, 也对认识的来源、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和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予以了回答。因此, 四个问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认识论框架。但欧洲近代以来, 形成了一种狭隘的认识论观点, 以为认识论只限于研究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而不包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 也即只限于上述前两个问题的研究。由这种观点形成的认识论, 姑且称之为狭义认识论。

如果以狭义认识论观点看中国传统哲学, 便会觉得中国哲学少有认识论。而如果以广义认识论观点来看, 则中国哲学认识论也占有重要分量, 即中国与西方都有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追求, 这是共同的。只不过, 西方哲学重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重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也就是说, 中国哲学重于如何把握"道", 如何成就理想人格, 考察的是智慧的问题, 而不仅是知识的问题, 这与西方哲学不同。

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则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特点会更多地显现出来。因为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近代实证科学的充分发展, 中国没能象西方那样较多地考察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并且关于后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着重于天与人、存在与意识的交互作用; 而西方哲学则着重于两者的对立, 并在近代出现了形而上学取消论的思潮。关于中西形而上学"天人交互"与"天人对立差异的凸显, 借张世英先生的说法作个补充, 它实际上是源于西方主体性意识的勃兴、主客二分原则的确立^[5]。这也表明, 中西认识论差异形成的原因, 可以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寻找线索。在思维方式上, 中国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自然观(元气元论), 但缺乏原子论-机械论传统; 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 但对形式逻辑有所忽视。基于自身的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家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是宇宙的缩影, 人与自然应该交互作用而达到一致。并且认识论上的辩证原则、伦理学上的自觉原则和美学上的意境理论是相互联系着的, 都重天人交互作用, 以天人和谐为旨趣^[6]72。这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认识论问题的偏向, 即使形而上学, 在中国也主要是非主体性的。

可以说, 从认识论及其与天道观、人生观相联系的角度看, "天与人的交互作用, 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统一" ^[6]71,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特点。而在这总特点下, 中国传统哲学还表现出其他一些相应的特点。一是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特别长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阶段, 有着深厚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二是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哲学在近代较易接受进化论, 从而经历了一个进化论阶段。三是这种传统也使得中国哲学在近代较易接受辩证唯物论,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四是中国原子论传统的缺乏, 影响到意志自由的问题被忽视, 个人自由问题也难以解决, 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对立在近代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五是中国天人交互观念倾向于讲矛盾之"和的一面, 主张矛盾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转化^[6]75。

综上所述, 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 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新特点, 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通过这个解读, 冯契广义认识论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

3 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

承上所述, 中国传统哲学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对人能否获得自由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 尽管中国传统哲学对上述形而上学问题作了肯定回答, 并提出了若干富有民族特色的合理见解, 但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 这种回答还不可能给予真正科学的问题解答。

而在西方, 形而上学自康德时代起, 就历经了从怀疑、厌恶到放弃的种种怠慢。若加以深究, 西方近代哲学放弃形而上学的隐忧, 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开始潜伏着了。因为苏格拉底认为, 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 而人顶多称得上是爱智者^[7]。在苏格拉底看来, 哲学是关于存在整体(大全、大一、无限)的智慧, 它实在是太大了, 因而是超人的。而形而上学在近代西方之所以被抛弃, 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完成对这一智慧的证成(论证与证实)^[8]。

有鉴于中西哲学在形而上学上的窘境, 中国哲学在现代转型中勇敢地担起了重建形而上学的重任。即它创造性地坚守传统, 一如继往地追求存在整体(智慧), 并企图通过形而上学重建达此目的。例如,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越过界线"的方法入浑沌之境"; 金岳霖的新道学以"道无量"说"超名言之域"; 熊十力新唯识论以"体认"工夫达"证会境地"^[9]。

然而, 若以能否把握关于存在整体的智慧为标准加以评判, 中国哲学在现代转型中的形而上学重建, 还难言成功。一方面, 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重建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基于逻辑分析法。那么形而上学(智慧)又如何可能呢?这客观上又返回到了康德形而上学不可知论的困境中。另一方面, 有些哲学家, 如熊十力主要是通过开掘中国传统哲学资源, 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认、直觉方法, 形成了关于"转识成智"的一定认识, 建构了形而上学的精致体系。但由于唯物辩证法, 特别是实践观点的缺失, 其对形而上学(智慧)的把握、论证只能说是抽象的, 这种形而上学总体上还是停留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直觉主义的水平上^[2]485。

客观地说, 现代转型中的中国哲学形而上学, 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康德问题"。而冯契"智慧说的一个重要贡献, 正是对此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 这有赖于它的辩证逻辑方法。冯契指出, 元学(形而上学)问题的实质就是意见、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 关键是"转识成智"如何实现的问题。冯契"智慧说"根本上就是要说明"'转识成智'……的飞跃的机制"^[10]。

这个"转识成智"的飞跃机制, 概括起来就是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及其三者的统一。而这种机制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 就在于通过辩证综合获得具体真理的辩证逻辑方法。就方法即以得自客观现实之道, 还治客观现实之身"^[11]322来看, 这个辩证逻辑方法也就是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之道(理、规律), 运用它应该能够说明"转识成智", 能够达到智慧的证成。

具体来说, 智慧与知识不同, 它是超名言之域, 而知识属名言之域。所谓名言之域, 就是可以分别彼此从而可以用语言加以表达的领域, 即知识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 一条条的理, 以把握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 进而分别由命题加以断定, 用语句加以陈述。所谓超名言之域是宇宙的整体、究竟和最高境界从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领域, 即智慧要在知识基础上求"通"(通根本、通周遍、通无限), 以实现对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的把握。但是对智慧该如何言说呢? "说不得还是要说", 冯契的任务就是要象对知识那样, 对智慧予以逻辑论证与实践证实, 于是他采取了辩证逻辑方法。

辩证逻辑方法, 概括起来就是"辨合"与"符验的统一。它有五个基本环节:(1)从实际出发, 进行周到的、必要的观察, 详细占有事实材料; (2)分析和综合相结合, 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3)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统一; (4)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 (5)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 辩证逻辑方法以实践为基础, 运用辨合与符验, 实现认识从经验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 再由思维的抽象进入到理论的具体(体系), 即描绘出一定领域的现实的具体图像, 达到一定层次上的具体真理^[11]335。

辩证逻辑方法, 不仅是思维的方法, 也是实践的方法, 是化理想为现实的根本途径, 它贯彻在"转识成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11]360。也就是说, 它贯彻在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及其三者的统一之中。首先, 理性的直觉指认识顿然地从对部分、方面、阶段的认知达到对整体、全面和过程的把握, 即生成一种整体的、具体的认识。理性的直觉虽表现为"顿悟", 但它实质上与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不可分割; 就其为"道之撰"说, 它是辩证的综合, 就其为"性之显"说, 它是德性的自证。其二, 辩证的综合, 是通过范畴的多样统一来表达超名言之域的理念, 构造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它同时也是主体对具体真理的逻辑论证和实践验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思辨的综合及其验证, 还包括对理性的自觉的论证与验证, 也包括对德性的自证的论证。其三, 德性的自证, 是主体对自己的德性之智进行培养与验证。它是主体从真诚出发, 拒斥异化、解除蒙蔽, 在表里如一的活动中, 自证其德性的真笃。显然, 德性的自证也包括对理性的自觉和辩证(思辨)的综合的验证, 还是理性的自觉与辩证的综合的人格担保。

基于广义认识论原理和辩证逻辑方法, 冯契智慧说"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 从而对形而上学(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作了一个较好的回答。辩证逻辑方法证明, 通过认识的辩证运动, 可以达到对象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而能够把握具体真理。这意味着人能把握形而上学的智慧(首先是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 因为形而上学的智慧就是整体性层次的具体真理。当然与以往关于形而上学的智慧看法不同, 这个"智慧"是具体的(全面、实际和历史的), 而非抽象的。它是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 在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中, 总体上日趋全面、逐步深入而达到的具体真理, 是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真理^[6]242。实际上, 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 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 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4 结语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取得了重要哲学成果, 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由于其辩证逻辑方法的研究与运用, 初步解决了形而上学的"康德问题", 为中国哲学重建形而上学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途径。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发展,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