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籍徽州歙县长塘，生于浙江杭州，后迁居桐乡乌镇。鲍廷博年轻时曾参加科举未中，后绝意仕途专门从事藏书活动，他曾言：“物无聚而不散，吾将以散为聚耳。金玉玑贝，世之所重，然地不爱宝，耗则复生。至于书，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着古昔之睧睧，传千里之忞忞者甚伟也。书愈少，则传愈难，设不广为之所，古人几微之绪，不将自我而绝乎？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惧其书之不能久聚，莫若及吾身而善散之也。” ^[1]128鲍廷博在藏书过程中遍交江浙各地文化名人，例如与黄丕烈、陈鳣、卢文弨、吴骞、钱大昕、金德舆和方熏等人经常把酒言欢、互通有无。但是，真正让鲍廷博“海内荣之”的是他藏书事业得到清廷官方的高度肯定。1773年四库开馆，鲍廷博响应号召向朝廷进献家藏秘本626种，居各私家之首。1774年乾隆帝赏赐鲍家《古今图书集成》《平定回部得胜图》及《平定两金川战图》等。1775年《四库全书》完工发回原书，乾隆帝在《唐阙史》和《宋仁宗武经总要》上题诗：“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阙史》两篇传摭拾，晚唐遗迹见规模。彦休自号参寥子，参得寥天一也无。” ^[1]1这样一位没有官位的民间藏书家，在封建社会能够得到统治者的奖赏是很稀有的。

吴骞（1733—1813），字兔床，号槎客，生于浙江海宁小桐溪，祖籍徽州休宁，性喜藏书，曾经建造拜经楼等以藏书。吴骞家族在浙江落籍后一直居住在海宁，鲍廷博先是居住在杭州，后迁至桐乡乌镇，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来看两人都在嘉兴居住。共同的爱好和乡友关系，成为他们日常交往的重要桥梁，尤其是以藏书为中心的活动，他们更是互相支持、互相影响。两人在搜集浙江当地文献的同时特别关注徽州文献，鲍廷博刊刻《知不足斋丛书》就有不少徽州著述，而吴骞对徽州地方志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吴骞非常了解徽州《歙志》，他认为该书刊刻不久就销毁是有特殊原因的，“《歙志》之修，先告于城隍神，其文附刻卷末。然其书成之日，时论哗然，故不久即毁其板。观其体例，较他邑志颇简略，至列仇鸾于《国憝》，而于其过恶皆直书，不少回护，居然有斧钺在笔端，宜为乡里所侧目矣。唐咸通中，大芦禅师住锡大芦院，李玭招之入善卷，不赴，居大芦以终。谢少连谓：‘志之体实史，史之要在劝惩。’故《歙志》于《载记》后著《巢寇》《宋寇》《岛寇》《列女》后著《妒妇》《人物》后著《货殖》，皆创例也” ^[2]87。

根据吴骞日记及其相关诗文、藏书题跋记的记载，吴骞与鲍廷博的往来十分密切，这其中书籍自然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两人书籍交往过程中的诗文互动、互相赠书、传抄、借阅、校勘等活动一时成为藏书史佳话。吴骞也因此刻一方“知不足斋主人所贻，吴骞子子孙孙永宝”的藏书印，可见两人交往的密切。

1 鲍廷博与吴骞书籍交往活动中的诗文互动

鲍廷博与吴骞都是生活在清代中叶的中下层文人，且都是旅居浙江的徽商大家。虽然两人曾经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都没有取得显赫的功名。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藏书上面，在此过程中彼此作诗、赠诗，成为交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鲍廷博一生到底作了多少涉及藏书的诗，无人知晓，但他曾以书香、书味、书声、书橱和书灯等为对象作诗，使其“不蕲名而名自至”，阮元曾评价鲍廷博：“中年后尤耽吟讽，杖笠所至，一草一木，流连竟日，如‘夕阳’一题，多至二十咏，可谓极体物之妙矣。” ^[3]由于鲍廷博流传的诗除《花韵轩咏物诗存》外尚未有其他发现，因此无法看到鲍廷博对吴骞的和诗，但根据吴骞日记及其题跋记，却可以发现其中记录有关两人藏书活动过程中诗文互动的例子。

1774年3月24日，吴骞前往祖籍地徽州祭拜先祖，25日途径武林，当时鲍廷博去了绣溪，26日鲍廷博归来后驾船冒雨送吴骞，舟中鲍廷博出示最近新得的宋刊《九经白文》，两人谈书一直到深夜才作罢。吴骞作诗《雨渡钱江却寄渌饮》：“饱挂轻帆出乱峰，茫茫何处托离踪。银涛打岸春三折，碧海粘天雨万重。修禊兰亭人已远，探奇宛委兴徒浓。相知剩有孤飞雁，尺素休辞一再封。” ^[4]11 1776年初秋，鲍廷博与吴骞、奚冈过访心上人山舫，一边探寻石刻文献一边欣赏风景，吴骞作诗《同渌饮、铁生过心上人山舫》：“漫携三笑侣，言访六朝僧。竹暗还幽迳，云深最上乘。盔泉松火沸，香饭野蔬蒸。错忆同孤棹，流连晚兴增。” ^[4]18

1780年，鲍廷博与吴骞至武原访书，吴骞作诗记载《雨夜与渌饮自落星庵至武原》：“残星能化石，远溆转多风。一雨秦溪至，扁舟鲍叔同。披蓑惊宿鹭，灭烛听归鸿。不分征途上，犹馀两断蓬。”此次访书收获不小，回途后两人在海宁城外雨夜惜别，吴骞又作诗《海昌城外与渌饮别》：“握手辞滓水，移灯过海城。酒欺双鬓短，书放两船轻。不待鸡初唱，似闻潮欲平。东风和别恨，并作两千声。”同年，鲍廷博与吴骞同游茶磨山，并拜访当地先贤明代许相卿故居，吴骞作诗《同渌饮游茶磨山许九杞先生故居》：“振衣千仞俯孱颜，岳庙西来第几湾。东海至今通散浦，南云从古护青山。输粮鹤喜田多岁，解组人言鬓未斑。杜曲冈边空翠里，高风犹对碧萝间。” ^[4]29 1781年，鲍廷博与张燕昌等人在涉园集会谈古论今、考证书籍源流，吴骞因故没有参加，但有作诗《夏日闲居，闻渌饮、文渔诸君涉园雅集却寄》记载：“绿竹名园旧凤阿，沧江逸兴起酣歌。永嘉南渡才尤少，汉上题襟句孰多。花落几惊春婉娩，乌啼莫问夜如何。也知吴质新来病，不得絺衣挂薜萝。公子归来晚更忙，莺莺燕燕此相羊。桃源不似人间世，濠濮居然水一方。镜里芙蓉凄露粉，岩前松桧饱风霜。好留第五风流在，重醉陶家九日觞。” 1782年初夏，鲍廷博同吴骞、陆绍曾、陈鳣西湖泛舟，吴骞作诗《初夏雨后同陆白斋、鲍渌饮、陈河庄西湖泛舟》：“玛璃坡前唤渡航，清游容易感流光。舖来弱絮堤浑软，洗尽秾花水更香。黛影也如云意淡，离愁莫共雨丝飚。只期鱼鸟邻同结，妻子琴书同一庄。” ^[4]31

1784年夏，吴骞去乌青访老友鲍廷博新近购书，吴骞在途中作诗《夏夕从小桐溪泛舟径硖石至乌青访渌饮道中即事》二首，其中有“渔火沿汀白，蘋香到枕浓。忽闻歌水调，知己出云峰。草没乌墩戍，风传宋堡钟。平明聊倚棹，隔岸见晨春”。当吴骞在鲍廷博处看到其为亡女作《泪珠》三首时不禁怅然，“桦烛辉生绮席霞，虚将好事向人夸。谁知红影双摇处，不是人间并蒂花”，“采药归来自怪迟，补天石在手难施。瑶池宴罢椒花落，消得仙翁一首诗”，“合浦明珠去不回，老怀更复向谁开?碧桃花下春长在，愿与仙人扫绿苔”。吴骞题诗三首以示哀悼，“鲍家小女离魂日，句漏仙人徙宅时。肠断青溪花下路，一棺秋雨瘗琼枝”，“月上归来月未斜，萋萎芳草奈天涯。维摩示病渠真病，始悟拈花是扫花”，“那复围棋伴谢公，青鸾一去渺无踪。彩云易散流离碎，也算麻姑小劫终” ^[4]36。

1787年，鲍廷博、张燕昌同访吴骞于南祠，三人趁月至金牛庵，并赏景论书，吴骞作诗《渌饮、文渔过访南祠，因同晚步湖塘即事三首》，其中有：“户凿烟霞窘，庭垂橘柚阴。往来逢二妙，臭味本同心。白鹭沧洲阔，青山碧里深。紫芝能共采，聊此散幽襟。” ^[4]46 1785年，吴骞的藏书楼拜经楼建成后，恰好鲍廷博游新安回来，购得明代书画家郑叹旼所绘《拜经图》，于是立刻赠吴骞。《吴骞日记》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初七日曾记载鲍廷博赠送自己《拜经图》的故事：“渌饮前岁游新安，见有以郑旼画《拜经图》求售者，买以见赠，因余有拜经楼也。予守而悬诸楼下。画法倪迂，有萧疏闲谈之致，上题诗云：‘治历当辰一荐芹，经延秦焰岂全焚。百篇删定教齐鲁，半壁留遗见典型。书考连丛疑自阙，冤沈掌故训谁闻。只将中道传心法，何事诸儒议论纷’。” ^[2]52其还创作绝句：“学古名楼事偶符，故人携赠出天都。只缘个里诗书气，不共去烟化绿芜。三径荒烟带草青，千竿纡竹自娉婷。主人未必全如我，不解穷经只拜经。” ^[4]45

鲍廷博曾有著名的“夕阳诗”，1804年吴骞为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题诗《题鲍渌饮茂才韵花轩咏物诗后》五首，其中有“玉尺纱橱汗简量，白头涵泳尚青箱。定香亭下清风在，争看诗人鲍夕阳” “唱和松陵偶寄踪，齐云采药悔疎慵。何时更把宣城句，吟上光明顶上峰” ^[4]141。1809年2月26日，82岁高龄的鲍廷博携孙子拜访吴骞，吴骞感慨其“精神巩固，真不易及也”，并作《试灯夕喜渌饮文学过访》“九裹遐龄叟，春王五夜灯。暗尘随杖屦，华发兴飞腾。酒借银花祝，诗凭玉漏增。素娥尤好客，先破早梅冰” ^[4]162，1812年9月11日，“尚能小楷，不异少年” 85岁的鲍廷博还前去拜访吴骞^[2]250。

2 鲍廷博与吴骞书籍交往活动中的传抄订补

书籍传抄订补是清代以来藏书家藏书的重要来源，鲍廷博曾经传抄汪氏振绮堂不少书籍，朱文藻言“余馆振绮堂十馀年，君借抄诸书，皆余检集”。而吴骞又多次借抄知不足斋的善本，1790年杨慧楼在吴骞处作客谈及《辽史拾遗》时称吴骞“慨举知不足斋赠本假钞，以数年愿见不可得之书，一旦得缮录全帙，登诸箧衍，快何如之” ^[5]49。吴骞和鲍廷博祖上都是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并没有收藏书籍，他们完全是靠自身努力储藏书籍。然而仅仅依靠购买是不足以扩大藏书的，于是，传抄书籍并订补就成为积累书籍的重要方式。通过吴骞日记及其藏书题跋记可以发现，两人之间因书籍传抄而产生许多交往故事。

吴骞收藏的抄本《南部新书》十卷，就是从鲍廷博知不足斋借抄的。吴骞还照录各家本在借抄过程中订补，并补录首序、王闻远叔子及贞复堂二跋，又附录厉本延佑丙辰子贞子、洪武五年清隐老人、正德十年约斋、辛丑清常各校，雍正庚戍蝉花居士、乾隆乙酉贞复堂诸跋。1775年，吴骞还从著书斋借稽古堂本重校原抄本，跋云：“乾隆乙未闰十月又从周芚兮先生借得高寓公稽古堂刊本重校，凡抄本中有原字与刻本同者不复注‘刻作某’，有不同字而刻本显然纰漏者亦不复注。”1784年，陈鳣又以陈宋斋藏本互勘云：“此吴槎客先生手校本也，乾降四十九年三月，海盐馆中有苕人持抄本见示，乃家宋斋先生书巢旧藏。会予以寒食解馆，归语槎客先生，先生出此本，属为覆勤。因复携至馆中，自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夜半勘毕，凡紫笔者皆是。合诸先生所校，是书可称善本矣。” ^[5]53

吴骞拜经楼藏的宋代王铚撰《默记》抄本，陈鳣曾借拜经楼吴氏藏本抄出，原本为朱映漏、鲍廷博所校者都用朱笔。吴骞所校者先用紫笔，继用绿笔。吴骞1774年跋语“予借得以文本，吾友朱君云达为予手抄，且以意改其豕亥，藏之箧衍。今予又得朱、鲍二君从汪氏二本校过者。凡此一书，合四家藏本，经四人手眼，吾辈之好书可谓勤矣。他日以示云达，当更为之忻然也。甲午十月二十七日，横河舟次，兔床再志”。又跋“明日，海昌吴骞复从知不足斋主人借观”。朱文藻1774年的跋语写到：“鲍渌饮以此本嘱为校勘，因合汪氏飞鸿堂、汪氏振绮堂藏本互勘，三本皆善矣。”当朱文藻校完后归还，鲍廷博又取飞鸿堂本重勘，校出数十处。但是飞鸿堂藏本也不佳，尚有讹脱，无法搞定改定，鲍廷博非常遗恨。鲍廷博跋“《五总志》，南宋吴迥所撰。世多未见。予近始得之。因自叹躭书之癖不减昔人，所恨林宗、石君辈不见我耳。乾隆甲午秋日，廷博。” 1776年陈鳣各依原色造录于上，其认为有未合者以黄笔改正，其跋曰：“从拜经楼借阅，因亟命胡生凤苞抄之，至八月二十七日抄毕。其诸家校本仍照各色书之。更有一、二改正处则用黄笔。合观之，恍似文通梦中五色笔矣。”又跋“吾乡有王性之庙，不知即撰《默记》者否?俟考。卷后有叶石君题跋。按石君名万，吴之东洞庭山人，晚家琴川，聚书数万卷，多手校过。余每思其人。近日修地志者不载其姓氏，殊恨事也。所云《五总志》，当更从渌饮处借抄” ^[5]112−113。近代收藏大家张元济认为，此书“既出名家所藏，所校又为名人之笔，洵可珍已” ^[6]360。

又如，吴骞《云麓漫抄》十五卷同样是从知不足斋借本传录，其亲手校正用朱笔，并属朱巢饮校用绿笔。十卷后有鲍廷博跋云：“《云麓漫抄》刻于商氏《裨海》者祗四卷。此本传自赵氏小山堂，较商氏所刻已多过半，而《宋诗纪诗》及《南宋杂事诗》所引李易安《投翰林学士綦崇礼书》不在焉，然则此尚非全书耶？更当觅善本订之。乾隆壬午瑞午后一日，知不足斋识。”鲍廷博认为，曹彬侯跋《清波杂志》说《云麓漫抄》二十卷，那么此书仅有其半，其后来又从小山堂得十一卷至十五卷，但是李清照启载十四卷中，从作者自序看此书只十五卷。曹彬侯所言恐未足据。吴骞在书后写到：“庚子夏日从渌饮借得《云麓漫抄》十五卷，因为传录，并倩朱君允达校而藏之拜经楼。按此书《书录解题》亦作二十卷，又续抄二卷，乃《中庸说》及《汉定安公补记》，然藏书家率未闻有，岂不传耶，俟续访之。” 1806年陈鳣又从吴骞的抄本借抄，跋云：“嘉庆十一年夏日，从拜经楼借得是本，携至吴中，今年春始得倩人传抄，甫竟，遂手录渌饮前后三跋并拜经楼主人所跋所评，细校一过。至吾师朱子，则称‘师云’以别之。适渌饮扁舟过吴见访，相与把玩，为之一快。且谓余曰，此书尚缺图数页，故未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渌饮年八十矣，尚健饭，行不扶杖。时携书卷往来杭、湖、苏数郡间，其好古清兴正复不异昔日也。嘉庆十二年四月望日，勃海陈鳣记。” ^[5]110−111

3 鲍廷博与吴骞书籍交往活动中的校勘借阅

鲍廷博与吴骞收藏的书籍有不少善本也非全本，通过彼此间的校勘，可以使善本更加完善，对刊刻书籍也大有裨益。如1773年秋，鲍廷博从湖墅友人斋头得见明柳佥影宋抄本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驰告吴骞，吴骞喜不自禁，急借归校勘。因此，校勘书籍就成为他们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校勘过程中书写自己的心得或者书籍源流，勘误其中的不足自然也是重要的内容。因此，他们彼此都会在善本的后面写题跋，正是经过他们的校勘题跋，刊刻出来或流传至今的善本价值也就更能得到体现。

鲍廷博校刻《古文孝经孔氏传》时就邀请吴骞为其校勘并书写题跋，吴骞云：“《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世久失其传。武林汪君翼苍随估舶至日本访求以归，吾友鲍君以文得之甚喜，遂刻人《知不足斋丛书》。” ^[7]831812年，鲍廷博请吴骞为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作序，吴骞写到：“抱经卢先生之归道山，屈指十八载矣。方先生之殁也，骞走哭诸寝门，葬往视其窆，毕封乃去。及同人汇刻遗集，得之为独先。他日，鲍君以文过溪上之敝庐，而言：‘《抱经堂集》梓成久矣，未有序，环顾先生平昔交游，大半零谢，子其可无一言乎?’骞深谢不敏。既而伏念，辱先生之知垂数十年，每抠趋请业，无少厌倦，谬以直谅多闻之友见许，晚至愿言与夫子结为弟昆之语。且先君子碣墓之文，实出先生手笔。呜呼，是虽欲以不文辞，得乎?先生教人，首重论品而次学术......尝谓士不可顷刻离书，譬鱼不可须臾离水......先生著书满家，已足垂诸不朽，矧研摩经传，起废钩沉，尤有裨于圣贤......爱不揣固陋，聊抒梗概，以谂于鲍君云尔。” ^[1]232−233《金楼子》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时，鲍廷博曾经组织朱文藻、吴骞等学者对《金楼子》的文字进行校勘，甚至自己也动手写校记，这使《金楼子》的质量大大提高。由于《金楼子》辑录的底本《永乐大典》当时藏于深宫，吴骞校勘《金楼子》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其他书籍，如《记》《汉书》《说苑》《淮南子》等。吴骞认为“《金楼》杂采诸书”，故反用诸书来校勘《金楼子》，这也是吴骞校勘精确有据的重要原因。虽有诸多不足，但吴骞的校对是最早全面整理《金楼子》的成果，具有重要的价值。而鲍廷博将其刊入丛书中，并参与校勘，功不可没，且稿本二中有“四次校”“《金楼子》第五次补校”字样，可知吴骞、鲍廷博曾经多次校勘《金楼子》^[8]。

吴骞收藏的《笠泽丛书》中有一本是乾隆年间吴门顾楗手校重刊本，即覆元本，虽然纸墨都好，然而错误仍然不少，且没有王益祥的跋语，于是吴骞访求更好的本子进行校勘。在此过程中，鲍廷博两次帮其借得更好的本子用于校勘。鲍廷博告诉吴骞，钱塘郁礼的东啸轩藏本非常好，于是1774年秋鲍廷博携吴骞前往拜访郁礼藏本借校用朱笔；后用拜经楼藏本校用绿笔。1775年春鲍廷博又购得林厂山本，吴骞又用蓝笔校。1776年秋仲，吴骞又从海盐吾太学以方，借其照宋本校正陆氏刊本用墨笔，并补录《小名录》序及跋。1781年秋，吴骞又借得秀水蒋春雨旧抄本，校勘仍用朱笔。但是蒋本只分上下二卷，无目录，前有樊开序及自序，卷末附陆龟蒙传、朱衮后序、德原跋。蒋本前后篇数与刻本同，只少《耒耜经》一篇。据此，可知吴骞当时根据各种版本校过5次，并补录《小名录序》、王益祥跋、陆钟辉跋，及明王良栋、康熙丁卯龚蘅圃、阮善长诸题识。周春曾经对吴骞的校本也进行复校，其云：“乙未正月初四日校起，初九日毕。其确无疑义者用圈，显然谬误者用掷，至字可两通者用点于傍。但心绪苦劣，匆匆或有未尽处，况风庭扫叶，此事本难，兔床其再勘之。松霭棘人周春记。”陈吾进也曾校勘过一次，其跋语云：“戊戌首春，兔床先生以此书属予校勘，勘法一遵松霭先生之例。其是正处，朱黄二毫为胜。然蹲鸱鸡尸，自昔为然。兔床其值本即校，勿以再三为限可也。竹素后人吾进识。”张燕昌题跋云：“《笠泽丛书》余向有碧筠草堂刊本，好友陆白斋又赠何义门先生校本，自喜所藏称善矣。今假兔床先生所校，集诸家之大成，较何本订正更多。按碧筠本为吴人王岐所书，笔讹尤多，先生一一改正，以《说文》为宗，且有益于小学......后之求《丛书》者，不得朱衮、樊开本，当以先生本为甲观矣。乾隆乙巳七月十九日，海盐张燕昌识于冰玉堂。”黄丕烈在观看吴骞此校本后也大为赞赏，于1805年5月17日跋语书中云：“《纪锦裙》一首，兔床先生引吴融诗为证，可破群疑矣。余谓‘裾’与‘裙’虽各本不同，而篇中‘曳其裾’者‘裾’字本不误，且‘曳裙’未见所出，断非‘裾’或为‘裙’之误也。承兔床借读，附著于此” ^[5]147−148。此外，吴骞另外还藏有陆氏刻本《笠泽丛书》，1777年鲍廷博又从慈溪毕氏帮吴骞借得所藏何义门本对校。

又如，吴骞拜经楼收藏厉鹗著《东城杂记》，有杭世黢及厉鹗自序。吴骞曾经从鲍廷博知不足斋借阅，但是鲍廷博说自己藏本并非足本，只有郁陛宣东肃轩藏本最佳，当有机会去校抄。吴骞在题跋中记载鲍廷博的话语并又跋语云：“乙巳岁，吴门宗人枚庵借绿，又为勘出数处”。陈鳣书云：“嘉庆十四年冬日，陈鱣借绿于吴门寓舍，并校一过。时方得樊榭徵君所著《玉台书史》，因与拜经楼主人交易而观，各抄副本云。次年春正月，鳣识。” ^[5]125吴骞拜经楼藏《容斋五笔》为旧抄本，原有朱笔评校，吴骞后借知不足斋所藏义门先生评校本过录，跋云：“乾隆辛丑春日，偕鲍君以文游武原，有书估谒予舟次，携抄本《容斋五笔》求售，有朱笔评校。盖陈宋斋先生笔也，因酬以直待之。复从鲍君借所藏何义门先生评校本，用蓝笔点次。鲍本末复有筠溪煦跋，不具录。壬寅冬日兔床吴某识。” ^[5]112−113

4 《吴骞日记》中的鲍廷博

刘尚恒先生大作《鲍廷博年谱》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成为研究鲍廷博的重要文献。刘尚恒先生曾对年谱多次补遗，足见其治学严谨。笔者由于研究的需要，发现鲍廷博年谱仍有遗漏，而《吴骞日记》中有多条关于鲍廷博的记载，此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原名为《日普》。目前出版的有2006年学苑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影印的《吴兔床日记》（历代日记丛抄），以及凤凰出版社2015年出版点校本《吴兔床日记》，另外国家图书馆亦藏有抄本^①。现据此补鲍廷博行年如下：

^①刘尚恒先生曾经发表多篇论文补遗，然未收入，2017年出版增订本不知是否依据吴骞日记补入相关内容。

乾隆四十五年（1780）^②：二月十八日“黎明入城。雨中同河庄访渌饮于知不足斋。接朗斋京师书”。二月二十五日“得松霭书。同河庄过卢绍弓学士抱经堂夜饮。渌饮过谈”。三月朔日“渌饮以戴无忝诗画册及杨忠愍公书册借观”。三月初八日“晨起，自莱园还寓。午后同渌饮、河庄游昭庆寺山房，际晚入城。渌饮复以明高丽许篈所书其妹景樊诗借观，书法秀逸，颇类赵吴兴。景樊号兰雪，其诗苍浑悲壮，有须眉丈夫所不能道者。朱竹垞《明诗综》选五首，皆不在此卷内。余详河庄《武林寓目记》”。三月初九日“芝山、晋斋过访，予与河庄各出行箧所有金石书画鉴赏。别后复与河庄至昭庆寺山房，遇渌饮茶话，邂逅抱经、嘉树于段家桥。薄暮，与河庄步月入城。是日藉山过访，不及晤”。三月十一日“复与渌饮、河庄游湖上，重过昭庆山房，迨暮始还”。三月十三日“午后同渌饮、河庄过卢学士抱经堂，观新校定汉魏诸书”。三月望日“与河庄探晋斋。午后莱园牡丹盛放，因携觞招同人小集。在座者为卢学士文弨、鲍茂才廷博、张郎中培、项孝廉丰及其二子、沈茂才恩治、陈君鳣、儿寿恒”。

^②此年《鲍廷博年谱》中有此相关描述，作者参考了邓实、缪荃孙合编的《古学汇刊》。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廿七日“知不足斋过。雨，还舟。是夕冲雨，访小疋嵩门，迨二鼓而别。翟晴江先生以《尔雅补郭》从金华属小疋寄赠，又从小疋借得孔荭谷刊《诗毛郑考正》，乃戴东原作”。九月廿八日“过渌饮贞复堂。魏叔子出示陈?兰竹卷”。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十五日“偕渌饮过绍弓先生抱经堂，是夕小疋、广文来舟中夜话”。六月十二日“热甚。是夜泛舟至乌青，访渌饮新居”。六月十四日“与渌饮同访金鄂岩刑曹于桐乡。夜宿桐华馆”。六月十五日“渌饮先归乌青”。十一月初五日“自桐溪至乌戌，问渌饮疾”。乾隆五十年（1785）：十一月十一日“至武林，寓祖庙巷。渌饮来晤”十一月十二日“晨起，偕渌饮同访程易田孝廉。易田名瑶田，歙县人，博学而长于考古，著《通艺编》，辨论古器甚析”。十三日“复与易田、渌饮、河庄过汪西庚明经十墨斋，观日本各种墨，皆其尊人翼仓从倭国购归者。规制不一，最奇者曰佛际石碑，碑为辽统和三年立石于和州，一面有诗十七首，赞四首，字细如绳头，非显微镜不能读。是日渌饮偶失手碎其一枚，余笑语坐中曰‘久不闻此碎玉声矣。’主人亦为之解颐”。

《年谱》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六十岁，“春，鲍廷博同吴骞、吴翌凤访杨复吉，适逢王鸣盛同至”。吴骞有诗记其事。吴骞《同绿（渌）饮、家枚庵访杨慧楼进士于松陵，小集湖楼，王西庄光禄适至》诗（二首）：“蹑屐下姑苏，扬帆迳石湖。为怜扬子宅，可钓季鹰鲈。屏拓峰千叠，楼高酒百壶。此中容啸傲，身世一菰芦。”（其一）“远塔垂虹外，孤城钓雪边。碧萝三迳雨，芳树五湖烟。客至巾初垫，春移景未迁。三高祠下水，相与定忘年。”补遗：《吴骞日记》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初三日“在吴门，偕渌饮、枚庵至吴江访杨君复吉。杨君字立欧，号慧楼，乾隆庚寅孝廉，壬辰进士。是夜于座间晤王西庄先生。茶罢，西庄别去，予与渌饮、枚庵小饮于慧楼新楼，黄昏而别”。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望日“儿寿照病目，久不瘥，掣之至青堆就治。是日渌饮同舟，抵桐乡，过爵余堂。适鄂岩以病不出，留饮于桐华馆，夜分而别”。乾隆五十四年（1789）：九月初二日“至青堆，渌饮以《元统一志》九大册赠我，希世有也。志为集贤殿大学士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岳铉编上。《千顷堂书目》以孛兰肸为卜兰溪，张季才《补元史艺文志》作卜兰禧，《居易录》以为岳璘撰，并误”。十一月廿四日“至青堆访以文，不值而回”。十一月廿六日“以文偕禹新过访。禹新从云间来，携宋拓《圣教序》，后钱士升跋”。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初四日“鲍渌饮自青堆至杭，以夕阳诗见视，予为序而刻之”。五月初八日“雨中渌饮来道别”。六月朔日庚戌“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头斋二际，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际，以佐剞劂。而渌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六月二十九日“是日渌饮过访，赠予古剑一，长一尺二寸，土花绀碧，惜未知何代表物”。七月朔日“渌饮携石斋二际归青堆”。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四日“偕渌饮、绿窗父子游湖上，时渌饮将为楚游”。六月二十五日“鲍渌饮见过”。九月廿六日“同渌饮、小洲至葛林访汪容夫，不值。容夫名钟，江都人，丁酉拔贡”。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廿七日“至西湖访渌饮于醉茶轩书局”。

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十六日“过小如舟室，晤东谷学博。出城访渌饮，不值。是夕漏下二十刻月蚀，三鼓卢师山大火，沿及四条巷，际晓始熄。焚数千家，死伤不计其数。故老云：‘数十年目所未见’”。嘉庆二年（1797）：五月十八日“过醉茶轩，与渌饮、鄂岩同游昭庆，观王昭平先生楷书《金刚经》石刻”。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十一日“晴。晨起登比部墓，送其下定，渌饮过舟中。饭罢，渌饮仍还梧桐乡，予亦解舟难归”。嘉庆十二年（1807）：五月二十日“渌饮偕何梦华见过”。十月廿五日“渌饮偕其孙过访，商刻《谢山外集》，予资助十两。夜分解舟”。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廿六日“渌饮过舟次，晋斋踵至，剧谈而别。小舟以书画至，际晚别去”。嘉庆十四年（1809）：一月十三日“渌饮挈孙自乌戍至，时年八十有二，精神巩固，真不易及也。至夜分观灯而去”。嘉庆十五年（1810）：一月十三日“忆去年此日，绿饮自桐乡过访，留连竞日，迨夜小饮耕烟山馆，观灯至午夜而别”。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初六日“老友鲍渌饮过访，时寿八十有五，尚能小楷，不异少年”。

5 结语

“羽陵姓字九重闻，阙史题诗帝右文。正是夕阳无限好，白头携杖拜卿云” ^[9]425；“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架庋千元。生儿即以周官子，俾守楹书比孝辕” ^[9]436，这是叶昌炽对鲍廷博和吴骞藏书事业的高度赞扬和肯定。明清时期旅外徽州人在寓居地经济发达以后，开始深入文化领域，试图通过与当地人的文化互动来实现身份认同。因此，他们与不同群体之间开始了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交往，在此过程中不同积淀文化的互动，加深了徽州文化的传播，而对于寓居地来说，也使当地人有机会了解相对封闭的徽州社会的风土人情。此外，通过吴骞的著书了解他与时人的交往，特别是了解吴骞笔下的鲍廷博形象和补遗《鲍廷博年谱》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随着资料的发掘，许多鲍廷博与吴骞交往的史料将得到开发利用，这对于研究清代中下层文人的学术活动及生平，特别是清代旅外徽州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