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置于全球治理的新形势下，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由以往只关注国内制度体系建设转变为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制度体系的互动与创新。中国的对外理念由以往简单强调国家间合作转变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开始借助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合力，渐进式地推动全球治理的合理化变革；开始运用国际法治话语体系维护自身立场与合理诉求。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是提升法治话语权，根本方式是法治。

1 观察与评估：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1.1 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则进一步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对全球治理新形势的主动适应。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全球治理呈现出新的局面。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逐渐式微的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也陷入了新的困境。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应对自身国内所存在的经济衰退局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也很难提出新的、更加合理公正的解决方案。“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步，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这样的进步确实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1]。由于现有全球治理的机制与规则的制定仍然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因此在这一形势的影响下，全球治理的机制与政策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全球治理的盲点逐步显现。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全球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在国际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正在逐年增长，综合国力正在不断提升，从而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推进了多极化进程，使得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使得世界格局由失衡趋向平衡，成为决定全球治理新架构和制度的重要‘撬动性’因素” ^[2]。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制度框架与规则，新兴发展中国家正试图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来表达被西方发达国家压抑已久的利益诉求。新兴经济体中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也正在通过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加强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2016年，中国主办的G20杭州峰会就是体现这一趋势的最好实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G20峰会, 首次向世界阐述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推动制定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首次实现将绿色金融列入G20议程，为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和欧盟在短期内将引领全球议程和机制的改革，但从长远来看，新兴大国的政治精英更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他们时刻准备着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他们的参与是对全球治理框架成功革新的关键” ^[3]。

尽管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还不足以导致世界文明的重心完全从西方国家转移到非西方国家，但随着国际权力的去中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受到质疑。“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他们的发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质文明的覆辙，因为地球无法承担；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必须另辟蹊径发展” ^[4]9。人们对于民主法治的认识与期望也不再局限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下所构建的制度形式。普世模式幻想落空，多元文明共存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不断为世人所认同。

1.2 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治理形势的急剧变化既给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机制、治理规则上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世界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形式是平等的，但实质并不平等。西方国家推动‘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除了树立规则制定者自身也受到约束的形象，免除非规则制定者‘刑不上大夫’的担心，还通过熟谙规则的制定与操作而尽可能多地为自身利益服务” ^[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巧妙地改进自身追逐资本利润的手法，以对国际话语权的主导掩盖国际规则制定的不合理与不公正，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难以有效表达。

其次，伴随着西方的衰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人们开始理性看待欧美大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它们长期宣扬和输出的政治文明理念，但这并不能成为新兴国家发展模式具有无限光明未来的有力佐证。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好自己的道路，仍然是一大难题。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文化形态等各个方面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多元共治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可以预见的未来。但在全球治理实现多元共治之前，新兴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力的博弈仍然至关重要。

最后，在全球治理的去中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的机制层面产生了“碎片化”的效应。“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需求，使得各治理议题领域产生了不少制度安排，但由于当今全球治理议题交叉重叠，各议题领域中的这些制度安排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统一，相互间契合程度低，甚至某议题领域的有效制度可能成为另一领域中的破坏者” ^[6]，“碎片化”的治理导致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无法协调一致，规则与政策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全球治理体系近乎“四分五裂”。

中国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已经实现了“异军突起”。但是面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正不合理现状，要突破“规则”和“制度”两个关键，仍然困境重重。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亟待提升，在全球治理中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当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

2 梳理与分析：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要清楚地把握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就必须厘清中国与其他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重要主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各重要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的不同，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同角色。当前全球治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除了主权国家，也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大量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就一般来讲，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主体。“只有在主权国家主导下，才能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 ^[7]80。因此，研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问题，应当把中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的重点。

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权国家数量众多，难以一一理清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但也并非没有规律可循。不同主权国家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为要素构成的综合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他们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博弈互动也各具特点。当前与中国全球角色产生博弈互动的主权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欧美发达国家。这类国家的数量虽然很少，却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者，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形态。二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处理与这一行列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走向。三是除新兴发展中国家外其他较为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类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中国长期以来把同这类国家的合作放在突出位置。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要理清和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问题，就要梳理中国与上述三类国家的关系。

2.1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自此，“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成为了概括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国际关系的专业术语。

中国一直将处理好中美关系放在外交领域的首要位置。“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在整个改革阶段，维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一直是一项重要原则，这是公认、无可争议的。长期以来，这种做法也使中国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了美国” ^[8]332。在全球治理层面，中美关系是全球治理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是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制陷入困境的核心议题” ^[8]349。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难点，不在于如何设计方案，而在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构建分别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9]133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正处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包括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的现实考虑和期待，也包括从政治词汇向学术语言转换的理论建构。其共同点是，国际社会和理论界都在努力探讨避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所导致的战争和其他严重冲突的途径，并已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处置恰当就有可能实现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共处乃至和平换位” ^[10]。在全球治理的现实环境中，美国始终把中国的复兴看作是对自身霸权地位的一大威胁，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也正在使美国意识到必须和中国深化合作。“中美两国智库发现：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但是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只有小部分受调者视对方为敌人或伙伴。多数受访者认为本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与他国分享领导权。中美精英均视加强双边关系为首要任务，重视促进经济合作” ^[11]。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方针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但可以预见，中美良性互动的水平会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在与美国的利益冲突问题上始终要明确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严防陷入“二把手困境”^① 。“中国还不是一个具有改变全球治理结构能力的大国” ^[12]。

^①所谓“二把手困境”，是指在国际权力博弈过程中，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总被其他国家要求承担仅次于第一大经济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面临着权力与责任的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排行老二”的国家在经济等物质资源方面极大耗散，从而延缓“老二”对第一大经济体国家的赶超，甚至导致衰落。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中国作为后起大国，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与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关系则更具有全球性、战略性和示范性。习近平曾三次到访欧洲，并提出愿与欧洲国家“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也更为友好。这主要归因于金融危机之后的欧洲对中国的需求增加。一直以来，欧盟把制度建设作为其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目标，试图不断推行欧盟的制度标准。但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暴露出诸多弊端，欧洲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姿态也不再像以往一样居高临下。甚至有学者评价，“除了欧元之外，所谓的欧洲全球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规范性权利’（normative power）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通过协商和在国际机制内实现合法化，促进欧洲标准的普及” ^[8]328。

尽管“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欧盟只能以美国为中心，以跟班的角色发挥其作用” ^[7]96。但随着中欧合作领域的拓展，中欧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主流。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拓展国际战略空间的突破点。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更愿意看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欧美发达国家不得不正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和实力。欧美发达国家也已意识到，要应对经济危机等全球性公共危机，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的参与和合作。

2.2 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关系

要分析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首先需要分析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团结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对西欧的依赖性相对较弱，对美国则很低。“虽然美国手中握有将本国页岩天然气出口到西欧这张重要筹码，但远水救不了近火。短期内，任何对俄罗斯有效的经济制裁都必须假西欧盟邦之手，可是西欧国家很难下得了这个决心。因为他们都不愿牺牲与俄罗斯的双边巨额贸易，何况他们还仰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4]79。中国与俄罗斯却有着广泛而共同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互信互助的形象。中俄两国发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声明，更是夯实了中俄合作的基础。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俄打造的参与平台与合作机制。

中国对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亦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积极推动各领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印度、巴西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搭便车”（free ride）的行为。习近平主席一度表示欢迎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度。但是，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创新方面贡献仍然不多。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搭便车”的心理和作为，使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积极性不高，责任义务感不强。“新兴大国在应对资源、环境、粮食、卫生、疾病、贫困等诸多严重挑战问题时的战略投入以及治理经验等经常捉襟见肘” ^[13]。因此，中国在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也要保持自身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更好助推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的创新。

总之，中国在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积极作为，有力推进了各领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并不断予以夯实和创新。中国在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中所拥有的治理权力不断扩大。

2.3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将亚非拉落后国家称为“第三世界”国家^①。中国从建国伊始就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作为重要外交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5年年末，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中提出“十大合作计划”，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欢迎。通过这次论坛，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外界评论一致认为这是中非关系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在与金砖国家的会晤中，习近平主席表示，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中国会大力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

^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曾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除了南非，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眼下，这个词主要指那些具有很小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国家，不管它们属于哪种意识形态。这些国家在学术上也被称为南部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和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过去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它们取得政治独立后，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冷战时期，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为表示并不靠拢北约或华约任何一方，用“第三世界”一词界定自己。1973年9月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正式使用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

尽管欧美发达国家也对非洲进行援助与支持，但非洲国家更乐于与中国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较少关注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在某些领域甚至常常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予以援助与支持，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与西方大国专注于攫取非洲矿产资源，灌输西方民主价值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中国不仅不会向落后国家强推自己的发展模式，反而赞成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非洲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巨大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人口的减少，也引发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他们希望可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政府的理念和不搞西方式所谓的‘民主’，这一做法对于非洲各国政府来说显然很有吸引力” ^[8]307。中国在与非洲的合作中没有以居高临下姿态出现，而是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合作伙伴的角色。

中国与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更趋于紧密。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为期12天的拉美之行，到访6个国家8个城市，发表了多项联合声明，签署了多项协议。中拉的贸易规模与合作领域空前扩大。到2014年，中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了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拉关系的升级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大历史性突破。但由于中拉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大，中拉之间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认同度低，因此自2015年以来，中拉合作模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大幅下滑。与中非合作关系相比，中拉之间的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亚太地区，中国正在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新一轮的合作。一直以来，中国团结亚太国家，促进亚太一体化的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计划的实施，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受阻，导致区域经济治理的碎片化危机。“APEC与‘10+1’、‘10+3’等一大批合作机制共同组成亚太区域合作网络……但这些自贸协定标准各异、规则不一、交叉重叠，就像碗里一根根面条纠缠在一起，被形容为‘复杂难解的意大利面碗效应’，重叠化、碎片化的风险始终威胁着亚太自由贸易格局” ^[9]32。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对话会，会议的主题是“金砖国家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充满机遇的伙伴关系”，与会国家领导人在会上均表示将加强进一步的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可视为是金砖国家与南亚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应对亚洲经济治理碎片化危机所作出的新的努力。随着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的升级，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扩大，务实合作已经成为亚洲发展的主流。中国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在实施上可能因受阻而推迟，但必将持续推进。中国正在接近亚太地区区域治理机制构建者的角色。

总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构建了友好的合作关系。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既是中国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国际舞台，也是中国突破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阵地。

3 思考与总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中国致力于加强同各个国家的合作关系，并对不同的合作机制进行整合，从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变革。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变革，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创新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围绕维护国际法治这一不变的核心开展变革。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的推动者；二是国际法治的维护者。二者是对当前中国全球治理地位的辩证统一的认识。

3.1 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的推动者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是由中国的全球角色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相结合的一大任务。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核心内容。中国在历史上本就是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在历史的磨难中也实现过多次复兴。中国的复兴均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的，而且常常使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历史复兴中受益。西方大国崛起并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是伴随着血腥的殖民掠夺和资本积累而取得成功。中国当今和平共赢的复兴之路，既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受益，又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

中国所推动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渐进式的增量变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决定了中国不会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同时，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但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平台，中国不会选择推翻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通过不断抓住改革机遇、提供制度性的替补，从而变革不合理之处，才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之道。“一带一路”构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等就是中国渐进式增量变革的证明。因此，甚至可以说，中国是在华盛顿模式中推动中国（北京）模式的发展。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很大程度上是以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整合者身份在进行。中国始终致力于深化南北合作，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机制。中国不断整合、对接新兴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机制，尤其是亚太地区零散的治理机制。时至今日，“一带一路”战略空间不断扩大，亚投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化进程也在曲折中不断推进。一旦“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项目实现对接，中国深化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的各项措施得以落实，全球治理体系必将更加公平合理。

3.2 中国是国际法治的维护者

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呼吁二十国集团“坚持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在2016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表讲话中强调，“现有国际组织和机制可作为未来核安全国际合作的坚实平台。我们要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核心，协调、整合全球核安全资源，并利用其专业特长服务各国”。在诸多国际场合的演讲与对话中，习近平主席始终呼吁世界各国维护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治。

中国在坚持走中国法治道路的同时，正积极与国际法治对接，发挥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的整体协同效应。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随着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的各项举措不断落实，法治中国的建设不断进步，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成功处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维护国际法治这一对关系的道路。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作为国际法治维护者，中国并不是对当前所有国际法治规则和政策“照单全收”，而是从拥护民主、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出发，积极维护合理、公正的法治框架和治理规则；积极变革全球治理机制与规则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这本质上也是对全球治理中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法治框架和法治理念的维护。中国一以贯之地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允许并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探寻符合自身国情的法治模式。这既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新形势的主动适应，也是中国对国际法治的巨大贡献。

4 预测与展望：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方式

上述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分析，既是对中国全球治理地位实然状态的描述，也是对现阶段中国全球治理地位的应然定位。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的推动者和国际法治的维护者。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定位，中国应该继续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作为提升中国全球治理地位的关键路径，并坚持以法治为根本方式。

“制度性话语权”这一概念最早运用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制度性话语权”一词首次见诸于中央文件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公报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上设定议题和形成决策、创设和改良规则、解释和适用规则、解决争端和处理危机时的话语理解和运用能力、话语构建能力以及话语说服能力” ^[14]。事实上，不仅在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上需要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人权保护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上，都需要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经济治理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只是一个突破点。

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根本方式是法治。中国要参与全球性制度设计与规则制定，就需要按照国际社会共同认可与接受的法治理念、原则来参与国际事务的商讨，“善于运用法治的话语表达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将中国对国际公共事务的关切明确表达出来，并鲜明地建立和维护国际法治的立场，促进在各个方面和领域形成国际法治的格局” ^[15]。

提升中国的法治话语权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在法理上，话语权是一种消极权，也是一种积极权。法治话语权不仅赋予主体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权利，还让其享有积极作为以对外界进行干预、调整与控制的能力” ^[16]。法治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全球治理视野下，国家个体参与治理机制的同时需要检讨西方的治理话语，接纳治理成果的同时也需要表达自身诉求。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相互作用是国家个体摆脱西方治理理论窠臼、寻求参与方式个性化和独特定位的必然” ^[17]。只有掌握了法治话语权，中国才能分享更多的治理权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由于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等经验教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外交思维。中国不愿意信任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法治体系，也不习惯于用国际法治思维的方式处理国际问题，而倾向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考量和解决问题。在加入WTO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只是被动接受规则，疲于应对各国针对中国提出的经贸诉求。在欧美国家滥用国际规则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对中国的南海岛礁权属提出质疑时，中国只习惯于通过外交抗议、采取经济措施或军事宣示等政治手段来申张自身的合法利益诉求，使得一些国家误解中国只是依靠实力和强权改变现状，甚至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注重通过法治话语表达国家利益诉求。中国开始运用国际法治规则捍卫自身利益诉求，在与欧美国家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纠纷中成功运用国际规则维护了自身权益。目前，中国致力于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探讨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一旦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达成，中美之间的协定必然会在国际经济领域起到示范作用，也会对全球治理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开始借助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合力，渐进式地推动全球治理的合理化变革；开始运用国际法治话语体系维护自身立场与合理诉求。中国将继续坚持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变革推动者与国际法治维护者的全球治理定位，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关键路径，以法治为根本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