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人类的世界性难题。然而，由于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远、通达性较差，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因而大多保存了秀丽、原始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族风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困地区和旅游资源富集区的重叠，为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基础，也在旅游学界和业界衍生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在国内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始于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开发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的实践活动^[1]，这些成功案例也引起了国内旅游部门和旅游学界的重视。直到90年代之初，“旅游扶贫”才作为一个口号最终在政府会议上被提出来^[2-4]。此后，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把旅游扶贫作为一个重要的调研课题，在国内进行大力推广和实践。一些学者也逐渐开始对“旅游扶贫”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初步研究。如王芳礼和王云星于1995年讨论了布依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认为开展旅游扶贫对促进布依族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5]；兰雄现和蔡雄对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旅游扶贫开展详细调查，得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可以加速少数民族脱贫的结论^[6]。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某个民族或地区。1996年，吴忠军第一次以“旅游扶贫”作为篇名，对其在扶贫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本思路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广大旅游投资者和各级扶贫决策者提供了有益参考^[7]。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旅游扶贫的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研究中来，不断完善和丰富着旅游扶贫的理论和实践体系^[8-11]。在国际上，旅游扶贫理论及实践的研究同样深受关注。其中，尤以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的“Pro-Poor Tourism”（简称PPT）战略和世界旅游组织提出的“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简称ST-EP）概念最为经典^[12-13]。

四川省民族地区是羌、藏、回、彝、土家、傈僳、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该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山地面积广大，造成了交通运输不便、环境闭塞、经济水平低下等情状，是四川省乃至全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四川省民族地区积极开展旅游扶贫的实践，开发当地优势自然观光资源和民族风情文化资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区域的旅游扶贫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从旅游扶贫的角度归纳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进展及成果，发现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契合本区域的旅游发展模式。

1 四川省民族地区概况

四川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囊括了所有的55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在本省的少数民族主要为14个，分别为：彝族、羌族、藏族、回族、苗族、满族、壮族、白族、傣族、土家族、布依族、蒙古族、纳西族和傈僳族^[14]。四川更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以及全国第二大藏区。世居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风俗等原因往往聚居在一起，因此他们聚居的地区就被称为民族地区。四川省的民族地区范围广阔，包括三个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三个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上百个民族乡以及多个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待遇的区县^[15]。其中，“三州三县”是四川省少数民族最主要的聚居地。

据2012年国家扶贫办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四川省现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36个，这些贫困地区和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其分布范围较广、地域几乎覆盖全省，又在部分地区爆发式集中分布，如川西北、攀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从图 1可以看出，四川36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0个，约占四川国家扶贫重点县总数的56%。其中，19个呈连片状分布于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另外1个是位于乐山市的马边彝族自治县。可见，四川省民族地区不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还是一个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相当艰巨的地区。

2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进展

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以及贵州省等旅游扶贫先进省份的带动下，四川省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一些规划和纲要文件陆续制定，如《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一些地区已经设立或将要设立旅游扶贫实验区，如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开发主要采用政府主导、企业挑梁、居民充分参与的模式。由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和强大财力搭建旅游扶贫平台，并制定出台相应的优惠措施，组织和吸引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入到旅游开发中，给予当地居民实惠，调动原住居民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学习国外有益的旅游开发及扶贫经验，促进本省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腾飞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四川省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四川省已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旅游大省，并且省内的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超过半数分布于省内民族地区。其中包括世界自然遗产3处（占全省世界遗产地的60%）；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自然保护区4处（占全省的10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4个（约占全省的48%）。其他省级及以下的旅游风景区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如九寨沟–黄龙、若尔盖大草原、卧龙、康定、邛海、四姑娘山、稻城亚丁、螺髻山、泸沽湖、贡嘎山、海螺沟等等风景区（图 2）。可见，四川省民族地区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数量多，资源品位也相当高。伴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扶贫对象大大减少。仅2013年，四川省全省的扶贫对象从750万减少到601万；2014年全省贫困人口有望再减少120万。相应的，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环境、自我发展能力等也得到极大改善。依靠旅游摆脱贫困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九寨沟当地居民，1984–1991年景区起步阶段，九寨沟社区居民的年人均收入仅883元，1992–1998年就达到了9900元。随着旅游开发工作的深入，2006–2010年社区居民年均收入达35000元，并且一度超过41000元^[16]。

3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工作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工作依旧如火如荼的开展。但越来越多的报道揭露了四川省部分民族地区尤其是凉山州彝族聚居区的落后贫穷现状，也使我们旅游扶贫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旅游扶贫还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急需在未来的旅游扶贫工作中得到解决。

3.1 扶贫受益半径小

旅游扶贫的宗旨是使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中受益并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旅游扶贫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掌握行政权利的部门及掌握资源的商人和企业，而贫困人口从旅游扶贫开发中获益的比例较小，甚至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形成所谓的“旅游飞地”。如2014年6月发生的“峨眉山堵路事件”，景区管委会要求当地居民退耕还林，然而又对失去耕地的居民安置不当，使其失去生活来源，这是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从旅游扶贫中受益的贫困人口也大都是景区内部或者景区周边社区的居民，当前流行的“景点旅游”模式很难将资源及收益输送到距离景点较远的贫困人口。如九寨沟景区，其沟内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远高于同时期沟外社区的居民，甚至达到沟外社区居民的5.2倍，并且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16]。

3.2 发展模式单一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产品大多以观光旅游为主，发展模式单一。这种单一的旅游发展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旅游产品均质化严重，进而导致各景区的激烈竞争，发展空间受限；其次，随着新时期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单一的旅游内容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性的需求^[17]；并且，单一观光型旅游产业的消费项目少、游客逗留时间短，发展缺乏后劲。以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该“三州”的旅游产品绝大部分集中于湖泊或雪山观光旅游。湖泊旅游以伍须海、泸沽湖、邛海、雷波马湖、彝海、木格措、新路海等为代表；而雪山旅游则以螺髻山、海螺沟、格聂神山、贡嘎山、墨儿多神山、四姑娘山、达古冰川等为代表。这些景区彼此可替代性强，恶性竞争事件时有发生。

3.3 忽视精神扶贫

杨延昭概括性地指出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十大原因，如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思想观念保守、科技水平偏低、教育事业落后、人才严重匮乏等^[18]。可见，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除了物质方面的匮乏以外，更多的是当地社会形态、居民思想意识及科学教育等精神层面的因素。当前，国内的旅游扶贫工作主要依靠对口旅游扶贫项目、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投资、旅游景点开发及旅游产业链延伸等物质扶贫；而精神上的扶贫方面，尽管政府的“两免一补”等政策使民族地区的科教和思想工作得到较大改善^[19]，但由于投入周期长、操作难度大、政绩不显著等原因，精神扶贫一直不被地方各级部门重视。

基于对四川省民族地区的长期调查，我们认为科学教育的欠缺、语言文化的差异、观念上的落后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是造成民族地区持续贫困的主要原因。科学教育的欠缺导致当地居民缺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知识和技能；语言文化的差异导致民族地区居民与现代主流社会产生隔膜和冲突，很难融入现代社会去享受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科教欠缺和文化差异交织起来，又造成民族地区居民观念上的落后；最终导致民族地区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贫困人口很难参与到旅游扶贫的核心工作中，难以形成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

4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模式选择

发展问题只能够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是发展问题的解决之道。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出现的上述问题，还是需要在未来的旅游扶贫工作中得到解决。本文以解决旅游扶贫面临的突出问题为目标，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推荐的旅游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研学旅行）和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最新模式（全域旅游、智慧旅游）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发展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开展的可行性。以全新的视角，探索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最契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4.1 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以旅游业作为优势产业，通过对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优化调整，使各行业、各部门、全域居民共同参与其中，实现区域的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和社会共建，并以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的一种全新的区域和旅游发展模式^[21]。在传统的景点旅游模式下，封闭的景点或景区是与当地社会割裂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导致景点景区内部与外围社区完全是“两重天”：一方面是景点景区内部人群的收入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偏远外围社区人群的持续贫困。这也是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面临的最大困难，旅游扶贫的成果及效益很难输送到距离景点景区较远的贫困人群中。并且这种贫富差距还呈现逐年扩大趋势，造成民族地区社会矛盾激增。

而全域旅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格局，它将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功能齐全、配套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规划、建设和运作，实现景点景区内部和外围的一体化，做到人人参与旅游、人人享受成果、处处是旅游环境。正如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的：水利工程建设除了要满足灌溉、防洪排涝等功能，还要满足休闲观光和游憩度假功能；交通建设不仅要满足基本运输要求，还应配备景观通道或休闲长廊，满足日趋增多的自驾车旅游服务需求；农业发展不仅要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还要满足农业采摘体验、休闲农业需求，等等。

四川省民族地区发展全域旅游有其天然的优势和内在需求。首先，四川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滞后，为全域旅游的统筹规划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四川省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对落后，旅游产业所占GDP比重较大，有利于发挥当地旅游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并且，全域旅游有助于改善传统景点旅游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扩大旅游扶贫的受益半径。四川省民族地区要遵循“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功能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旅游兴”五大战略路径，重点加强区域旅游投资，提升旅游产业实力，使旅游扶贫成为改善民族地区民生的主力。

4.2 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是在“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等理念和实践基础上兴起的一个崭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尤其是“智慧城市”在国内多个大、中城市的先期筹备和建设，使城市信息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成为智慧旅游顺利开展的强大助力。一般认为，智慧旅游是指利用物联网、云计算、高性能信息处理和智能数据挖掘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动感知、分析和处理旅游活动、旅游经济等产生的各类信息，并将其应用在旅游体验、行政管理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旅游发展模式^[21]。智慧旅游的普及必将推动整个旅游产业的全面革新。

智慧旅游作为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的旅游发展模式，其发展的推动力离不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成熟及其在城市的推广运营；也离不开智能手机、便携式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而在四川省民族地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薄弱。由于地处偏远，四川许多民族地区的通讯设施尚不完备，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更是鲜有涉及，城镇整体信息化水平极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导致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程度较差。因此，四川省民族地区在开展旅游扶贫时应防止不顾实际情况的盲目开发和跟风式的一哄而起，防止粗暴克隆、简单模仿东部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模式。按照现有条件，四川省民族地区不适合大规模地开展智慧旅游。

4.3 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由现代旅游服务业向传统农业延伸的一种新型产业形式和旅游发展模式。2016年8月18日，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召开的“全国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推进大会”更是确立了乡村旅游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会上公布了《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并对乡村旅游扶贫的先进单位和集体进行了表彰和经验交流。乡村旅游扶贫成为当前落实中共中央扶贫攻坚重大决策、各省级政府扶贫重要部署的有力手段，是当下旅游扶贫研究的一个热点。

无论是成都三圣乡的农家乐模式还是北京近郊的民俗村模式，我国乡村旅游大多扎根在大城市周边的城郊乡村，环绕城市、接近客源，以较小的市场半径为显著特征，为城市中的居民提供节假日休闲和聚会的空间。而在四川省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却是一个新的课题：一是四川省民族地区大都位于海拔较高的高原地区，大型城市稀少、聚居区分散、市场容量小，高海拔引起的高原反应也成为老人和儿童等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屏障；二是四川省民族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仍然较薄弱，交通可达性差，当地乡村旅游的市场半径却远远大于东部发达地区，这是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关键矛盾。所以，在四川省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的背景及环境与东部发达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发达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更多的是靠市场带动，而民族地区则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旅游部门的敢于担当。

概括而言，四川省民族地区地处平原、靠近大城市、交通便捷的部分区域可采取农业观光采摘和少数民族风情表演等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实现当地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如凉山州的安宁河谷。而在凉山、甘孜、阿坝三州的绝大部分区域由于受到高原地貌、气候、人口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无法顺利开展乡村旅游。这些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依托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旅游交通可达性，争取到更多的客源市场，再考虑发展乡村旅游。

4.4 文化旅游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需求是旅游活动的根本动因。也就是说，旅游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活动。本文研究的文化旅游是指狭义的，通过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文化内涵、获得身心愉悦的休闲活动。文化旅游类型主要包括民族、民俗、遗产、艺术、历史、宗教、饮食、博物馆和文学作品等。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文化旅游是拓展未来旅游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鼓励相关专业团体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合作，创新文化旅游产品。

四川省民族地区具有开展文化旅游的天然优势：这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困人口在分布上高度重叠的区域，其内居住着55个少数民族，更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以及全国第二大藏区。其最核心、最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之一就是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如格萨尔、唐卡、羌年、藏族民歌、彝族火把节、羌族羊皮鼓舞等，都展现着当地鲜明的民族特色。以5A级景区北川羌城旅游区为代表的文化旅游在旅游扶贫过程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当前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民族文化普遍受到掠夺式的或者过度商业化的开发而逐渐褪色，当地社区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改变，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根基逐步动摇。

四川省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扶贫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实践：一是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提升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可以通过文化保护法制化、保证文化的原真性、增强少数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培养本民族的自豪感等方式来实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二是以外力驱动内力，去除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许多地区之所以难以消除贫困，与当地的“贫困文化”密不可分，而且贫困文化往往代际传递，难以消除。如男尊女卑、等级森严、轻视教育、迷信神灵等。因此，在四川省民族地区开展文化旅游扶贫，需要引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弱化“贫困文化”在民族地区的消极影响；重视对年轻一辈的文化传输，打破其代际传递。让外来的先进文化冲击当地的贫困文化，打破贫困人群的思维定势。

4.5 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也称修学旅行、游学旅行，从广义的角度讲，是指以探究性学习为主要目的的专项旅行，是旅游者出于对科学文化求知的需要，前往异地开展的研究学习性质的旅游活动。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因而研学旅行的主体可以是抱着学习求知目的而旅行的任何人。研学旅行历史悠久，是最古老、最正统的旅游方式之一。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孔子曾率学生周游列国，广求知识长达14年。

201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纲要中首次提出“研学旅行”的设想；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研学旅行、建立完善研学旅行体系；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要培育新消费热点，支持研学旅行发展。如此密集的政策鼓励，很多提法前所未有，这些都表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研学旅行的潜在价值，将研学旅行作为推动旅游业改革发展、促进旅游投资及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研学旅行有望成为未来旅游行业新的增长亮点。研学旅行是旅游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产物，具有以下基本特性：知识科学性、低碳环保性、趣味教育性、市场广阔性、高附加值性、低投资性、兼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研学旅行不会与其他已开展的旅游项目发生冲突，还可以与其他旅游项目相互补充、实现共赢。

开展研学旅行在四川省民族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有利于改善民族地区传统旅游产品供给过剩、旅游新业态供给不足的现状，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提高旅游产品供给质量；其次，研学旅行的主体是中小学生，有利于向民族地区年轻一辈传输先进的科学文化，消除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再次，研学旅行景点开发将经济开发和智力开发相结合，属于一种崭新的旅游科教扶贫模式，有利于提高民族贫困地区人口的智力和科技文化水平，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科技的进步作为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点，加快四川省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步伐。

四川省民族地区要发展研学旅行，首先要根据研学旅行的基本特性构建起研学旅行产品体系。比如，根据研学旅行的知识科学性将其划分为涵盖两大学科领域，13个学科门类的研学旅行产品体系，既考虑到旅游需求的个性化，也兼顾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多样化；还可以基于不同的旅游主体将研学旅行产品分为乡土乡情研学、县情市情研学、省情国情研学、境内境外研学、高端专题研学等五大类，这些产品层次分明、定位准确、相互补充，可组合成一个紧密的研学旅行产品体系；或者从“核心产品域”到“辅助产品域”再到“扩张产品域”，逐渐构建起整个产品体系。其次，开展研学旅行的关键是运行管理机制的构建。主要可从开发机制、推行机制、协同配合机制、保障机制、监督评价机制等五大机制着手。如依靠“政产学研”即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的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形成一个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开发机制；政府部门给予积极参与研学旅行的企事业单位一定税收或其他政策支持的推行机制；指定教育管理部门作为研学旅行主要职能部门，旅游等其他部门作为协同配合单位为研学旅行活动提供便利和帮助的协同配合机制；以制度规范保障、安全保障、人才保障为中心的保障机制；成立专家组定期对研学旅行活动进行综合评价并向全社会公布的监督评价机制，等等。

5 结语

四川省民族地区在旅游扶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部分地区的贫穷落后现状又揭示了旅游扶贫受益半径小、旅游发展模式单一、重物质轻精神等旅游扶贫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章从全域旅游、智慧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研学旅行等当前最热的旅游发展模式入手，分析这些发展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开展的可行性，认为四川省民族地区应该围绕文化旅游、研学旅行，并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以扩大旅游扶贫的受益半径，使旅游扶贫成为改善民族地区民生的主力，进而提升民族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促进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发展智慧旅游和乡村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