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长期保持稳定, 自身能否阻挡外来冲击、避免内部思想混乱的状态和能力[1],是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生命线。在今天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多元文化碰撞加剧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化,特别是新媒体时代媒介化不断强化着西方价值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弱化着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和追求,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巨大冲击。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优化意识形态教育生态环境,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宣传与教育渗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成为新时期高校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1 高校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凝心聚力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全球一体化而强力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我国的政治思想与文化观念日趋超越传统价值理念的束缚,以大胆、开放、包容与追求多元的发展理念,迅速深度融入世界,试图在与国际社会全方位对话与合作中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和战略机遇,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传统意识形态遭到冷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话语权无限被弱化。相反,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与在网络信息化领域的技术优势,极力向世界推崇其民主制度与价值观念等,或者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注入文化产品向外输出,甚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蛊惑他国民众,或者直接支持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挑起事端,向当政者发起攻击,威胁其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政局稳固。在网络化信息化社会,网络媒介强大的信息功能可迅速转发与扩散信息,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强大的信息流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加剧形势的复杂化。因此,必须不断加强网络媒介生态环境与意识形态教育阵地建设,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从而凝聚民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教育在国家政权稳固、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对维护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凝聚力的重大意义。
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才培养基地与社会文明进步的策源地,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方式,是巩固和扩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主要阵地。高校应加强舆论宣传,从立德树人与传承人类文明视角营造学习传统优秀文化、传播与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浓厚文化氛围,在引领青年一代学知识、强体魄、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影响力,充分利用既有教育资源和大学生骨干力量培养青年大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敏锐的政治意识与使命感,塑造其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伟大中国梦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把意识形态教育融入立德树人与培养可靠接班人全过程,把培育政治立场坚定、富有远大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作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高校宣传工作是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3]。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指出了青年学生科学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性,也为高校思想宣传工作指明了努力工作的方向与方法。在多元媒介融合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要阵地的高校,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甚至反主流思想会依托便捷的媒介方式在这里汇聚、碰撞并裂变式向外扩散,容易对青年学生群体价值观的塑造和理想信念教育产生消极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工作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工作的基本规律,创新教育形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思潮,构建包容、开放、和谐与共荣的校园文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培育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感,以筑牢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根基,逐步使他们自觉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深化与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支持者捍卫者与引领其他青年群体凝心聚力共筑伟大中国梦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贯彻和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价值目标的重要途径,引领青年学生纯洁思想、明辨是非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落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证。意识形态作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不仅代表统治阶级的信仰与阶级统治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它更具有凝聚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重要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都要以巩固现存社会制度或以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也可以说,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相应的社会制度是相依为命的。这就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制度必然要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排斥各种异己的意识形态”[4]。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种族与民族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下,任何国家政府都会把维护其基本制度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或改变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引下建立起来的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高校作为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成新生代社会化与价值观塑造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替代,历来备受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社会主义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结构与办学性质决定了其宗旨在于服务大众、繁荣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以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抓手,采取“接地气”的模式架起抓好思想引领这根“天线”,才能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战略目标落到实处。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网络媒体信息的狂轰滥炸也容易使高校自身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更容易被蓄意利用、制造混乱,危害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高校是各种文化的聚散地与知识青年群体中“精英分子”的聚居地,不同文化的碰撞容易产生摩擦甚至相互攻击,而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放但识别力不足的青年学生也最容易被蛊惑而误入歧途。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比其他任何领域和部门更直接、更系统、更深入地接触各种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冲突在高校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5]。高校应发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全员育人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式,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美化校园文化、创新信息传递方式传播国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通过生动活泼的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抵制外来文化中所裹挟的所谓“普世价值”,消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无用论”的负面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2 媒介化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质与教育环境的辩证统一,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取决于教育实践基础上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积极参与。当代,以信息化技术发展为支撑的媒介融合,信息传播媒介已经超越了人类交流沟通和改造社会工具的价值属性,它作为一种文化以其强大的社会化功能在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甚至正在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可以说,媒介化不仅已成为深刻影响高等教育的外在大环境,而且在极大地改变着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认知结构、教育介质以及教育微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复杂化,传统模式的意识形态教育举步维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网络媒介在便利社会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削弱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话语影响力。
2.1 媒介化信息传播使意识形态教育主体结构发生了质变在信息化媒介化时代,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与便捷化加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结构的颠覆性变化,大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教育信息接收者,而是集教育信息的收集、加工、创造与传播于一体的多元化社会角色扮演者。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息来源方式、取舍判断标准和自由等,原有自上而下的教育信息传播已变为多向度、发散式的传播形态,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从被动信息接受者转向积极参与者、探索者与整合创造者,成为教育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者”传递的信息对受教育者而言已变得不太重要,他们可以轻松地通过网络或手机等微媒体随心所欲地获取目标信息,全天候、跨时空地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或分享,各种信息可以重新组合创造出更新或更加容易使朋辈接受的流行语言。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加速了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关键性角色的退化,传统“师者”权威遭到质疑,有着特殊内容结构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媒介化环境中遭到排斥;依靠制度权威构建起来的理论灌输式与经验总结型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在媒介化环境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冷遇;思想政治教育者原来所扮演的管理控制角色逐渐淡化,转向提供专门的日常事务性服务和苍白的说教,教育者的形象在功利主义影响下被无限“矮化”,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普遍遭到“鄙视”。这意味着在媒介化环境中,传统的依靠制度力量构建起来的师者权威、在信息管控模式下集中灌输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影响力基本失效,构建适应新的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教育模式势在必行。
2.2 网络媒介应用的异化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复杂化随着微型网络媒介的普及与广泛应用,多元媒介信息彻底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赋予了普通网民充分的自由话语权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技术把关者的缺失强化了组织或个人操作网络信息的可能性。因为在虚虚实实的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网上获得批量信息,也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终端向周围信息受众发布各类信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媒介环境中,市场机制使信息媒介屈服,甚至违反信息媒介理应坚守的信息传播基本准则与信息传播社会责任担当,大众传媒信息的庸俗化和商业化倾向日趋突出;媒介环境的虚拟化和准入门槛的零障碍,加大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媒介从事虚假信息发布甚至坑蒙拐骗等违法活动;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会利用网络媒介向青年学生推介其崇尚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或者直接利用网络媒介对一些生活小事借题炒作、搬弄是非等,故意丑化党和政府的形象。这对于依赖网络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其多元需求与追求标新立异心理诉求的大学生而言,无疑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另一方面,虚拟网络空间的娱乐性信息强化着青年学生对网络的痴迷和对骨感现实的背叛,不仅影响他们的健康人格的塑造,更影响他们对现实生存环境的理性判断,从而制约着崇高理想信念的形成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话语影响力。
2.3 媒介化生活环境强化着教育对象个体的自我迷失与群体的复杂化媒介化社会环境使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我”都成为加入到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不同的微型自媒体,大众言说成为一种时代性狂欢。大学生作为媒介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自然会被以平等互动的形式吸引而参与到虚拟网络空间的狂欢之中,寻找、发现与展示自我个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为构建自我认同开辟了一条崭新蹊径。但由于自媒体的信息生产与发布门槛极低、自主性更强、个性化色彩更突出,自媒体场域中现实身份缺场的特点会使大学生乐于在自媒体上“自我呈现”,滤去“真实自我”更能表现出“理想形象”,以博得他人认可与角色追捧,强烈的自我满足欲望容易使大学生在“自我表演”中迷失自我,潜移默化中使自我认知发生扭曲。
自媒体容易使大学生在多元舆论场域中价值选择迷失。自媒体信息传递功能的充分展示促成了信息传播从“单向”到“互动”的嬗变,给予媒介信息舆论聚变以巨大能量,也使之成为以讹传讹、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甚至被极端主义利用制造恐慌或敌对势力从事颠覆活动的温床,加剧青年学生的思想分化甚至走向极端。因为在自媒体场域中,大众化信息媒介崇尚个体信息言论自由,而虚拟化的网络空间也为这种价值伦理提供了无限可能。倡导自由和备受追捧的、日渐庞杂的草根化自媒体力量在信息传播实践中分散、瓦解了社会主流媒介的影响力,形成了与主流媒介主导的价值伦理相抗衡之势,导致大学生在自媒体场域中价值相对主义的泛滥,“在认识论上,主张用感性的认识方式替代理性;在文化立场上,主张用特殊性替代普遍性;后现代主义者以‘怎么都行’的口号挑战、解构和戏谑着一切‘权力话语’,更大多数人则每天都经受和谈论着生活经验中的道德失范;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政治观宣扬着自身的合理性却永远无法彼此说服,每个人都处于永恒的怀疑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世界状态之中”[6]。相对主义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泛化,容易造成普遍性诚信缺失、规则意识淡薄、价值失范与信仰危机等,挑战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坚守的基本底线。
3 媒介化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应对策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涵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和受教育主体、教育环境与教育介质等。在媒介化时代,面对信息化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挑战,教育者应善于因时而为、因势而动,规避因教育主体性因素而发生的各种道德风险,以防范诸多不确定因素对意识形态教育造成负影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7]在媒介化时代,教育者应主动融于网络化浪潮之中,以媒介化思维审视与思考容易被新生代漠视的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借助于新媒体技术手段构筑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效化解意识形态教育难题。
3.1 教育者应弱化制度依赖与身份权威,强化职业伦理弱化身份权威,重塑“师者”形象。教育者的身份权威主要是在传统文化与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由传统伦理、文化习俗以及法定制度等赋予其一定职位、权力和身份,学生必须服从和遵循,并通过社会分工先赋的权利来强化对学生的硬约束。“师者”身份权威的构建,源于特定教育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教育者对信息的把持为前提,在制度框架内对学生具有普遍约束力。媒介化时代,随着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与便捷化,教育信息的获取方式由单一转向多元化,“师者”在教育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优势地位遭到削弱,媒体的力量得到空前强化,“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价值逻辑在教育实践中不断被强化,教师的身份“权威”遭到排斥。在现代服务型社会构建中,市场的逻辑不断被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隐性化的特征进一步弱化了教育者的身份认同。因而,媒介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自觉摒弃传统思维,把自己从根深蒂固的传统“师道尊严”中解放出来,主动在实践中学习,增长新知识增强新本领,通过网络化方式构建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严以律己、身先垂范,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帮助他们塑造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自觉保持对党和祖国事业的忠诚。
弱化制度依赖,强化“师者”话语信度。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关键在于教师。要使青年学生能切实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根本还在教师。真正让学生信服的不是制度和权威,而是对教育者话语的信任。在教育生态复杂化环境中,教育者必须增强本领意识,筑牢“知识”功底、练就过硬教育能力、端正勤勉的育人态度、探求科学的教育方法,充实、拓展与提高自己,切实解决“本领”恐慌问题。特别是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媒介化时代,网络媒体技术在教育和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主动补习现代媒体知识、掌握媒体应用技能,想方设法把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巧妙地融入学生热度关心事件或热衷的活动中,使他们感觉到马列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虚夸的辞藻和空洞的说教,而是以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重大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理性成熟理论,从而赢得学生的信任与尊重,因为“在全景主义霸权化的趋势下规训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教育明显地被当作规训的工具。学校教育受到源自现实社会政治权力、经济运行机制和文化管理体制等无形和有形权力的制约,成为服务于社会政治秩序的霸权目的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机构,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认同特定意识形态、国家价值的公民以及缺乏对人与社会反思和批判能力的驯服的个体”[8]。教育者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中,强制和命令已不符合人性的需要,因而学生不会在道义上盲从与接受;相反,教师只有放弃仰仗制度规范顺利开展教育实践的依赖心理,真正把教育权威根植于“苦练内功”基础之上,才能增强话语可信度,不至于面对信息化对青年学生思想的争夺而束手无策。
强化职业伦理比守护“师道尊严”更能赢得信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性的人际交往活动。教师在传统社会中依靠制度权威塑造起来的身份权威在媒介化环境中正在被消解,信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向互动加速了这一过程。这意味着传统文化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价值功能在媒介化时代被淡化,组织、引导、启发受教育者在新的环境中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以适应时代要求,成为教师的基本使命。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生态环境的变化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产生的挑战,自觉放弃高高在上的“播音式”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教,或依靠制度权威生硬地把马列理论从教材搬到课堂,而应以贴近生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导向,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涵的马列理论生活化为生活哲理,融于生活趣事,跟学生对话与沟通,在平等对话中倾听学生心声,帮助学生解决他们的关切,以实际行动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真谛,真正让学生在体验被尊重中认同教育者的现代“师者”身份。古训道,“亲其师而信其道”。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因时而为,解决身份认同才能从根本上使意识形态教育获得重生。
“授之以渔”比“坐空论道”更有价值。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信息功能在逐渐淡化,而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灵活应用信息媒介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青年学生群体皆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断乳期、危险期与关键期,他们思维活跃、是非观念初步形成但稍显稚嫩,对海量的媒介信息缺乏深邃的洞察与分析能力,引导他们学会判断、筛选与整合信息加以创新显得弥足珍贵。尽管知识无国界,但选择为谁服务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站在时代前沿,从我国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本定位出发,培育学生科学应用网络媒介并使之“为我所用”的基本素养,正如美国学者T·R·莫斯森所言:“大学的力量并不在它传播信息的方式上,而是体现在有助于挑选、阐释已获得的信息的方法上。”[9]绝不能在网络化浪潮中漠视学生的迫切期待与热切渴求,循规蹈矩、陈词滥调、生硬地宣读马列理论,否则必将割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窄化为阶级性。教育者只有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把意识形态教育与媒介化环境中学生的发展创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学生的支持和认同。
3.2 加强媒介信息环境建设,优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社会生态随着社会生活媒介化的强化及其融合式发展,网络媒介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青年学生须臾不可离开的一个现实信息中介物。“现代社会,因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达而带来控制能力的提高,因为各种媒介的膨胀而带来信息流通量的增加,从而被称为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同时也是信息传播活动遍布全社会、高度管理化、操纵化的社会。”[10]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智能化强化了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智能手机可谓无所不能,但其信息包罗万象,高校应加强媒介信息环境建设,强化青年学生对网络媒介社会价值的理性思考与认识,弱化网络“强迫症”,消除异化现象,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
重视媒介教育,强化媒介理性。在网络媒介喧嚣的时代,网络行为中的非理性冲动在所难免,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高校,不能缺失对现实社会中“网络崇拜”现象的理性沉思,特别是对青年学生在网络空间迷失或屡遭媒介信息陷阱依然前赴后继现象的深度反思。警惕信息传媒商业化运作对青年一代所产生的巨大负能量,防范媒介信息图像化、视频化直接刺激所产生的视觉刺激和诱惑所产生的冲击波。“心惊肉跳”狂欢替代传统媒介阅读者深思熟虑后理性判断的狂躁环境,将极大降低“网中人”对媒介信息的深邃思考与敏锐性。青年学生群体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网络化媒介化环境中始终处于危险的边缘,高校应加强大学生媒介教育,增强其媒介伦理意识和媒介化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自觉架构起网络媒介防火墙,有效降低网络空间不良或非法信息对大学生的诱导或侵害。
加强校园媒介文化建设,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文化熏陶。青年学生对流行文化的青睐与追随,潜藏着不确定性的危机,但也蕴藏着巨能开掘潜力。媒介信息文化中的时髦话语被深度融入青年群体的话语体系之中,表现自由活泼、生动随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惯用的理性、严肃话语体系显得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着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阻抗。高校应灵活运用已有的校园条件,积极构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载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为“接地气”的生活化语言,抓取他们的注意力,在潜移默化中掌握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主导;加强高校宣传工作,竭力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信息媒介的契合点,培育创新生长点;高校应以弘扬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网络媒介流行语创新大赛或竞赛的方式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其中,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进一步弘扬,推进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体系创新;充分发挥高校学团组织的骨干作用,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把校园“宅族”从网络游戏中吸引出来,规避媒介行为异化;加强大学生审美意识与审美伦理教育,提升青年学生在网络空间的视觉鉴别与审美能力,提升视觉伦理,自觉抵制色情暴力或消极非法思想的传播,培育其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定理想信念。
政府应从社会治理角度加大对媒介环境的监管与惩处力度,优化媒介生态。在媒介化条件下,网络的开放性与媒介行为主体身份的隐匿性,放大了“他者”无视公共道德规范与公共秩序维持的道德风险。政府应依托法制化建设,本着“谁营运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媒介运营与行业自律教育,规避媒介信息被过分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加强法制威慑与对“违法”者的惩处力度,及时曝光有污染媒介生态环境的媒介行为主体,坚决依法打击传播不健康的信息视频或违规链接,创造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态,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3.3 加强大学生媒介伦理素养教育,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价值认同青年学生价值迷失与意识形态观念淡薄且混乱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于对网络媒介的本质缺乏清晰的认识、对网络媒介化中鱼龙混杂的巨量信息无所适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传媒巨头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主导着网络信息话语权,冲击着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其价值认同。
加强大学生媒介伦理素养教育。媒介伦理素养是网民在使用媒介与接受信息传播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大学生媒介教育的核心和基石。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其核心在于争夺青少年的思想与价值取向。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渗透其主张的价值甚至直接无端指责,试图贬抑异己、推销自己,这不仅严重干扰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制度的理性认识,更容易在思想观念中弱化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腐败案多发频发、其他突出社会矛盾悬而未决,成为别有用心者攻击的把柄,通过网络媒介放大传播,容易误导青年学生淡化对党和政府的情感认同,无形中增大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难度。只有加强青年学生的媒介伦理素养教育,增强他们对网络媒介的理性认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媒介价值观,学会甄别信息,提高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才能经得起网络空间任何“糖衣炮弹”的侵袭和考验,最终使“道德自我”穿越于虚拟与现实,实现理性回归,坚定使命意识,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拥护者与开拓创新者。
培育青年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大学生对其媒介行为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体悟和自省,是对其作为媒介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意识认同。网络世界中大学生行为主体的虚拟化、符号化活动,容易导致他们主体意识迷失,高校教育者应设法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网络传媒的社会本质。尽管巨大的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这种“虚拟”也是一种真实存在,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信息、还是网络,两者都是一种真实——现实的社会资源……同样,因为网络而结成或虚拟出的网络社会,本身也不能改变‘信息’与‘网络’的本质真实(an objective reality)。”[11]只有当大学生群体能在虚拟与现实混为一体的网络空间树立主人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晰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成为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介的使用者和新媒介信息的创造者,成为支配网络媒介的真正主体,强化“我的空间我做主”的主体意识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伦理意识,恪守其网络行为道德底线,自觉承担年青一代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也才能指引他们在面对庞杂、良莠不齐的媒介信息时多一份批判与警惕,自觉抵制不良或其他网络信息的传播。
强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12]在复杂的媒介化环境中,“风清”才能“气正”,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育其自觉的媒介理性才是防范价值迷失、增强意识形态伦理自觉的治本之策。
4 结语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关乎高等教育“为谁培养人”的关键性课题。在媒介化时代,高校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与路径创新,依托“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借用网络化语言风格,把意识形态教育内容条理化时尚化,运用大学生愿意接受的方式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把理想信念放在教育首位,切实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科学精神教育”[13]。在新形势下,只有把抽象、乏味的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以最新科技手段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模式,才能使意识形态教育焕发新的活力,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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