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崩而三国兴，唐崩而五代立。三国、五代均脱胎于中国历史上强盛、统一的封建王朝，有诸多的相似性。三国自曹丕篡汉自立迄孙吴亡国，存续时间61年；五代自朱温废唐昭宗自立至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存续时间54年。两时期存续时间颇相近。三国时期，称霸中原的曹魏政权和雄踞西南的蜀汉政权均称自己为“正统”，在蜀道上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五代时期，巴蜀、汉中地区先后建立了王建的前蜀以及孟知祥的后蜀政权，统治中原的五代王朝和割据陇右地区的岐王李茂贞，亦均企图据有汉中。南北政权围绕蜀道争夺渐趋激烈、频繁。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30年史学界、考古学界、地理学界对于蜀道的研究，多集中于蜀道路线的考证与历史沿革^①、栈道^②、蜀道摩崖石刻^③等方面之上，而缺乏不同时代蜀道争夺之比较。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三国与五代时期蜀道使用及其蜀道争夺情况作一初步比较，以期对蜀道研究有所裨益。

^① 这一时期对于蜀道路线考证与历史沿革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李之勤的《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44页；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第863–1038页；蓝勇的《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73页，郭荣章的《褒斜道改道至回车道》，《文博》1986年第6期；晏波的《刘邦赴汉中所过栈道新解》，《史林》2010年第2期；孙启祥的《金牛古道演变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赵志强的《五尺道是石牛道吗与 < 五尺道即石牛道考 > 一文商榷》，《历史地理》2011年；彭邦本的《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等。

^② 这一时期栈道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蓝勇的《中国古代栈道类型及其兴废》，《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马晓峰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岭巴蜀区域的栈道建设及其影响》，《开发研究》2011年第5期；杨婧的《秦—巴古栈道景观研究以褒斜栈道、金牛栈道为例》，南京农业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③ 这一时期蜀道摩崖石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蔡东洲、胡宁的《汉中石门安丙题刻考释》，《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冯岁平的《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施蛰存的《金石丛话》，中华书局，2013年，第67–84页；李洋的《汉中石门石刻书法艺术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杜立乾的《汉中石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蜀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蜀道指通往蜀地的所有道路，有川陕之间的秦巴之道、川滇之间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川鄂之间的长江三峡水道等；狭义上的蜀道则专指由西安入蜀之路。历史上之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皆被称为蜀道。本文专指由西安入蜀之路。为直观起见，征以史籍，制成图 1^④。

^④ 据李之勤等著《蜀道话古》之附属《古代蜀道示意图》，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蓝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等制作而成。

1 魏蜀对峙下的蜀道及其使用

梁中效先生认为：“在中国战争史上，成功利用蜀道的大军事家是韩信，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谋略成为三十六计之一；在中国军事战略史上，争夺蜀道最激烈的时期是三国时期。” ^[1]诚然，从一定意义上说，蜀道史是一部三国战争史的缩影。曹魏和蜀汉为争夺汉中乃至全国统治权，在蜀道上进行了反复的军事较量。关中地区久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其地理位置颇为显要。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号，汉末中原大乱，益州相对安定，关陇人才大量汇集，益州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故诸葛亮在其著名的《隆中对》中谓刘备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2]912汉中地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的要冲地带，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备受政治家、军事家所青睐。三国时期，蜀汉谋士法正言：“（汉中）上可以倾覆敌寇，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2]961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曰：“……南郑要险，……成都之喉嗌。” ^[3]南宋名相张浚则言：“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 ^[4]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云：“（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空秦、陇，形势最重。” ^[5]刘备若据有汉中，可以此控扼巴蜀之命脉，捍卫巴蜀之门户；曹操若据有汉中，可以此为基地，窥探巴蜀。再加上“高祖因之已成帝业”的历史事实，南北政权围绕汉中争夺渐趋激烈。因此，连接巴蜀、汉中、关中的道路使用渐趋频繁，蜀道战争渐趋激烈。笔者通过详读《三国志》以及相关史料，将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及其蜀道使用的情况制作成表 1^⑤。

^⑤ 据：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三国·两晋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李之勤《蜀道话古》之附属《古代蜀道示意图》，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制作而成。

2 前后蜀与中原五代王朝蜀道之鏖战及其使用

唐朝中后期，地方势力逐渐坐大。其中甚者乃安史之乱，唐帝国经此乱后，元气大伤，盛世之余辉不复存在，藩镇林立，分裂之势渐趋凸显。其分裂割据之势一直延续至五代十国时期，拥兵自重的藩镇不可胜数，藩镇间为争夺土地、人口、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五代时期，王朝更迭极为频繁，帝王之神秘感不复存在，有军权才是王者之道。五代时期安重荣道出了这一时期的最强音：“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6]1302经过长时间的兼并和整合，最终在南方形成了九个割据政权，巴蜀、汉中先后为王建、孟知祥所割据，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较为强大的政权，加之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的北汉、割据关中西部的岐王李茂贞政权，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五代十国时期。而与蜀道联系紧密的乃中原的五代王朝、岐王李茂贞政权以及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政权，这种三角关系使蜀道上的战争更为复杂而频繁。李之勤先生认为：“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到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的八十年间里，在蜀道上发生的战争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多。” ^[7]为了便于与三国时期蜀道战争及其使用情况作一比较，笔者参阅《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十国春秋》等相关史籍，辅之以舆图，亦将五代时期蜀道争夺战以及蜀道使用情况制作成表 2。

3 三国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之比较

根据上述史料的梳理，现将其整合为表 3。

由表 3统计可得：其一，三国与五代时期，蜀道上的战争极为频繁，所带来的是蜀道使用颇多，即三国23次，五代41次（除蜀道使用未详之数），在历史上较为罕见；其二，三国时期各条蜀道使用较为平均，而五代时期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其三，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多以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秦汉时期统治者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相对平坦，便于行军打仗。早在刘邦王汉中之时，就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军事计划。据东汉桓帝时的摩崖石刻《石门颂》：“高帝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维谷，复通堂光。”东汉灵帝《郙阁颂》则有“嘉念高帝之开石门，元功不朽”之语。说明蜀道北段在刘邦统治时期有过一定程度的整治。汉武帝时期，则有大修褒斜道之事。据《史记·河渠书》：“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天子以为然，拜（张）汤之子卬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 ^[8]1411东汉时期，蜀道整修也极为频繁。从现藏于陕西省汉中市博物馆的《石门颂》《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等摩崖石刻可窥见一斑。自三国以降，由于秦汉时期统治者对蜀道的及时整修，其通畅性较好，川陕各条古道均有行军作战之条件。而唐末五代时期，故道的地位颇为重要。据杜佑《通典》载，“（汉中郡）去西京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9]在众多蜀道之中，杜佑仅仅言及故道为驿道，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北宋时期，虽然政治中心东移至河南开封，但是经开封取关中入蜀的主要驿道仍然是故道，仅仅是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元年（1078）以褒斜道取代故道^[10]。

第二，故道在北栈道之中军事地理区位优势较为突出。首先，故道北段几乎全线沿嘉陵江河谷推进，可以利用嘉陵江水运，运送大宗货物，且沿线城镇密集，便于军事补给。王开《宝鸡古代道路志》云：“故道是沿嘉陵江而行，嘉陵江上源（西支流）西汉水与东支流故道水汇合后，夏、秋季节水势较大，可通舟楫。凡入蜀者，由故道抵甘肃固镇以后，可取水路顺流而下；出蜀者也有溯嘉陵江乘船而上的。为了逆水行舟拉纬方便，当时曾在嘉陵江沿岸修凿栈道。这种栈道又和故道连接，便可使故道沿嘉陵江而下。” ^[11]嘉陵江水流较为平缓，与褒斜道之褒水、斜水，傥骆道之傥水、骆水，子午道之沣水、洵水运送物资相比，较为安全。故道沿途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城镇，如宝鸡、凤县、两当、略阳、勉县等，后勤补给能力较其余各道更加突出，而其中的陈仓与略阳乃历史上著名之粮仓，为兵家必争之地。凤县、固镇、三泉亦是故道上军粮补给之重镇。《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载，后唐同光三年（925），郭崇韬与李继岌伐蜀，“军发，十月十九日入大散关，崇韬以马箠指山险谓魏王曰：‘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今岐下飞挽，才支旬日，必须先取凤州，收其储积，方济吾事。’……（王）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军储四十万。次至故镇，……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军储三十余万。由是军无匮乏，军声大振。” ^[6]769古代行军打仗，在交通不甚方便的情况之下，粮草乃根本。在川陕古道行军打仗，粮草问题尤为突出。蜀汉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多因粮草不济而退军，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限感慨。

其次，故道可不经汉中直接南下金牛道，深入蜀地心脏，给割据巴蜀的政权以极大的威胁。蜀道上栈道林立，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8]2423之说，在此栈道上行军危险万分，陈寿《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载：“（钟）会统十万余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仪者，许褚之子，有功王室，犹不原贷。” ^[2]787许褚乃曹魏开国名将，有勇有谋，为曹操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颇得曹操所倚重。许仪乃名将之后，因治道失误，仍斩之。姑且不论钟会是否别有用心，斩杀许仪足见蜀道交通的重要性与危险性。在此道路行军多一时，便多一份危险。如果不经汉中，直接南下取金牛道深入蜀境，可以减少一定路程和危险。据《元和郡县图志》载：“西县（今陕西勉县），次畿。至（兴元）府一百里。” ^[12]李之勤先生认为，若取唐代兴州（今陕西略阳）东南飞仙岭南下，沿陈平水至金牛驿，再沿金牛道至成都，则又可比从勉县南下再近一百四十里^[13]。以此估算之，如不经汉中取故道直接南下，可以节省二三百里路。汉中地处蜀道咽喉，一旦取之，必遣重兵扼守命脉。因此，割据巴蜀、汉中的地方政权在有较强的军事部署之下，中原王朝取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下交锋，损伤极大，为统治者所不愿。

再次，故道地处秦陇两地入蜀之核心路线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纵观历朝历代发生在蜀道的战争，大多取两道或者多道同时南下伐蜀，或北争关中。故道以西之祁山道、阴平道，故道以东之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可以遥相呼应。故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量，中原王朝多取故道南伐汉中、巴蜀之地，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也多取故道北争中原，似应有时代之深层因素。

第三，统治中原的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与三国时期以西安为伐蜀基地相比，可减少西安至凤翔间的里程三百余里，且更加靠近蜀道，使故道回远的缺点得到暂时的缓和，亦可减少从西安长途跋涉运粮草、兵器、战马等的开销。而割据巴蜀、汉中之地的前、后蜀政权北争中原，多取故道和陇关道两路出兵，夹击凤翔，可减轻军事压力，使敌疲于奔命。如下凤翔，挥师东向，以争关中，亦有军事重镇秦州为后盾，以免后顾之忧。此外，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实力较三国之曹魏为弱，加之北方强大游牧民族契丹的威胁，不得不分劲兵以屯驻边境。因此，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机动兵数量与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之兵力不可同日而语。两时期伐蜀基地的不同既影响到蜀道的取用，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情况。

4 结语

三国与五代处于动乱、分裂之世，蜀道使用极为频繁，蜀道上战火纷飞。在历史的长河中，蜀道取用由较为均衡逐渐向故道倾斜。蜀道作为接连关中与巴蜀两大经济区域的交通要道，为推动两大经济区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蜀道不仅仅是一交通概念，更是一条蕴藏深刻人地关系的文化之路、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