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创立汉语言文字之学，举凡文字、音韵、训诂、词源等各个方面，都卓有建树。其古音研究，更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历来对章氏古音学成就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古韵分部、《成均图》韵转理论及用汉字描写古代音值等方面^[1]；而对其在上古汉语声母方面的研究，则鲜有专门的讨论分析、源流考辨。

章氏的古音学，不仅在古韵部研究上贡献卓著，且在古声纽探索上也创获良多，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古音学系统，在语言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笔者即以章氏在《新方言·音表》《国故论衡·小学篇》及《文始·叙例》中讨论古声纽的相关论述为基础，梳理分析其在古声纽研究方面的继承、创新、特点及影响。

1 古无轻唇与舌上

上古汉语声纽的研究，较之韵部的研究，起步很晚。传统上，对上古声纽的考证是以中古三十六字母为出发点，根据谐声、异文、声训、通假、联绵字等材料反映的事实证明中古的某些声母在上古是否存在，然后从中古声母中去掉那些被证明在上古不存在的声母，剩下的便是上古的声母。章氏之前，在这方面成就较著者只有钱大昕。

在上古声纽的问题上，章太炎非常尊崇钱氏。他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说道^[2]204：

若其悛次五音，本之反语，孙炎、韦昭，财有魄兆。旧云双声，《唐韵》云纽，晚世谓之字母。三十六母虽依拟梵书，要以中夏为准。顾氏稽古有余，审音或滞。江氏复过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隐不言。独钱大昕差次古今，以舌上、轻唇二音，古所无有，然后宫商有准，八风从律。斯则定韵莫察乎孔，审纽莫辩乎钱，虽有损益，百世可知也。

在《国故论衡·古今音损益说》中又道^[2]40：

钱大昕曰：“古音字纽，有端、透、定，无知、彻、澄；有帮、滂、并、明，无非、敷、奉、微。”其言至淖微闳约矣，非闭门思之十年，弗能憭也。

这样，对钱氏著名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结论的继承，就成为了章氏上古汉语声母研究的起点。

2 娘日二纽归泥

在钱氏古无舌上音的基础之上，章氏又进一步考证出娘、日二纽古音应归泥纽。他在《国故论衡·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中说道^[2]40：

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

为支持自己的观点，章氏从谐声、异文、通假、声训、方言等诸方面予以证明，最后得出结论^[2]43：

日纽之音，进而呼之则近“来”，退而呼之则近“禅”；娘纽之音，浮气呼之则近“影”，按气乎之则近“疑”。古音高朗而彻，不相疑似，故无日、娘二纽矣。今闽、广人，亦不能作日纽也。

借鉴钱氏古声纽研究的成果，又加之章氏自己提出的泥日二纽古归泥纽，构成了章氏古声纽体系的基础。

3 齿头归正齿

在章氏的上古声母系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将“精、清、从、心、邪”合并于“照、穿、床、审、禅”，即把齿头音五纽归并于正齿音五纽。对此种做法的缘由，历来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俞敏先生以为是模仿梵文的结果^[3]283：

揣测章氏这么作的理由，只能有一个答案：梵文有c, ch, j, jh, ñ，除了东北印度方音以外，没有ts，tsh……。从佛教徒看上去，章氏以梵文为模式完全有理……可是从一个经验科学家的观点说，这么作是臆断。

何九盈先生则认为是仿照钱大昕将舌上音归舌头音的结果^[4]241：

归并的原因大概是仿舌上归舌头之例。舌上（知组）居二、三等，舌头居一、四等；正齿（照组）居二、三等，齿头（精组）居一、四等。既然前者可以归并，在章氏看来，后者当然也可以归并了。

关于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组声母，在章氏之前，陈澧《切韵考》已根据《广韵》的反切系联将照二与照三分开，章氏此处却仍将其视为一组，俞、何二先生对此都提出了批评，以为是章氏对前人成果的漠视。其实，这并非有意忽略前人研究的结论，而是出于章氏在当时尚未见及陈书的缘故。对此问题，章氏弟子黄侃尝谓^[5]：

古声数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钱竹汀知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吾师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纽归泥。侃得陈氏之书，始先明字母照、穿数纽之有误；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订为十九。吾师初谓不然，后乃见信。其所著《菿汉微言》，论古声类，亦改从侃说矣。

排列章黄师徒二人有关上古声纽学说的提出时间即可印证此处黄氏所言。章氏的古音二十一纽说最早见于1908年成书的《新方言·音表》，黄氏的古音十九纽说最早提出当是在1915年前后，而1916年章氏完成《菿汉微言》时，在古声纽问题上已改从黄氏主张。据此，则可以推断出在1915年前章氏并不知陈氏照组二分的做法。

至于章氏将照、精二组合并的真正原因，亦恐非俞、何二先生所言，实际情况应是章氏用明清以来的四呼审音，而不承认宋元之际两呼八等的结果。章氏在《国故论衡·音理论》中曾说^[2]23：

又始作字母者，未有分等。同母之声，大别之不过阖口、开口。分齐视阖口而减者为撮口，分齐视开口而减者为齐齿，阖口、开口皆外声，撮口、齐齿皆内声也。依以节限，则阖口为一等，撮口其细也；开口为一等，齐齿其细也。本则有二，二又为四，此易简可以告童孺者。季宋以降，或谓阖口、开口皆四等，而同母同收者可分为八，是乃空有名言，其实使人哽介不能作语。

正是因为章氏以今时之四呼来看待古时之二呼八等，所以认为“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当时不解分等，析为正齿、齿头二音” ^[6]132。这样审音的结果自然是“一母或不兼有阖撮开齐，斯又口舌所碍也。正齿撮齐即齿头，齿头阖开为正齿” ^[2]24，以为照组、精组的区别仅是介音的区别，声母实为一组，于是便将精组作为照组的齐齿和撮口而合并于照组了。

4 喉牙音互易

章氏上古声母系统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见、溪、羣、疑”归在喉音下，而将“晓、匣、影”归在牙音之下，与传统归类正相反；另外，在牙音中，又将“喻”纽合并于“影”纽。

将见组归在喉音下，而晓组却归在牙音下，这种做法是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录王宗道《切韵指玄论》中对声纽分类的影响^[7]。章氏在《国故论衡·古双声说》中说道^[2]45：

昔守温、沈括、晁公武辈，喉、牙二音，故已互易。韩道昭乃直云深喉浅喉。斯则喉牙不有异也。

章氏所以信从此说，或是想借变换名称的方式来表示喉牙二音实可视作一类。

至于将喻母并于影母，致使喻三、喻四、影母此三类声纽的区别混淆，俞敏先生指出：“章氏一概合并，实在是疏乎。” ^[3]284何九盈先生则以为这是受钱大昕“古影、喻、晓、匣双声”说的影响：“这或许是受钱大昕的影响。钱氏认为古人于晓匣影喻四母，‘不甚区别’，‘凡影母之字，引而长之，即为喻母。’” ^[4]241

5 古声二十一纽

在前述对古声母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章氏在《新方言·音表》的“纽目表”中，首次提出上古声母系统为五类二十一纽（其旁注者，古音所无）^[6]132：

喉音：  见    溪    羣  疑

牙音：  晓    匣    影喻

舌音：  端知  透彻  定澄  泥娘日  来

齿音：  照精  穿清  床从  审心  禅邪

唇音：  帮非  滂敷  并奉  明微

稍后，在初次发表于1910年的《文始·叙例》中，章氏也列有一个“纽表”，其中古声二十一纽的归类排列与《新方言·音表》中的“纽目表”完全相同，不同之处仅是将“喉音”改称“深喉音”，将“牙音”改称“浅喉音”。

章氏的古声二十一纽说，作为汉语语音研究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上古音纽目表，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章氏以前的古声纽研究，大多是零散、个别的讨论说明，即便像钱大昕这样的大家，对上古声母多有阐发，但也未能从整体上建构古声纽的全貌^[8]。虽然章氏以后的上古音声母研究有长足的进展，后来的学者对章氏的学说也多有补充修正，但是，系统、全面的上古声母研究则是从章太炎开始的。

6 古声纽的通转

章氏的古声二十一纽说，可视为对上古声母系统的静态展现；而他的声转理论，则可看作其间远近亲疏关系的动态说明。

章氏的声转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新方言·音表》中，他只承认旁纽双声、牙喉相转、舌齿相转^[6]132：

凡同纽者为双声音和，凡同音者谓同一喉音、牙音等。为双声旁纽。又，牙、喉古相通转，今亦不殊。舌头端、透、定、泥，钱大昕说：古以知、彻、澄、娘分隶，故古无舌上音。齿音亦与舌头音通。今从其义。

除此以外，对于“轻唇入牙”“齿音归喉”，则以为是“此为音误，不得云流变也。”

在《国故论衡·古双声说》中，章氏改变了先前的看法，认为^[2]45：

百音之极，必返喉、牙。喑者虽不能语，犹有喉、牙八纽。语或兜离了戾，舌上及齿，必内入喉、牙而不悟憭，今交广音则然。北方轻唇或时入牙，故喉、牙者生人之元音。

以此为基础，章氏进而提出了“喉、牙足以衍百音，百音亦终?复喉、牙”的观点，认为喉牙音是众声母之枢纽，可以与其他诸声类皆相通转。

在《文始·叙例》的“纽表”中，章氏对自己提出的声转理论，有一个集中的表述^[6]166：

诸同纽者为正纽双声，诸同类者为旁纽双声，深喉浅喉亦为同类，舌音齿音鸿细相变。

前后比较，不难看出，《新方言·音表》中的“牙、喉古相通转，今亦不殊”及“齿音亦与舌头音通”二条，在《文始·叙例》中已规律化作“深喉浅喉亦为同类”和“舌音齿音鸿细相变”。

综合章氏在《新方言·音表》《国故论衡·古双声说》《文始·叙例》中关于声转条例的说明，可将其总结为以下七个大类：

（1）旁纽相转

（2）舌音、齿音相转

（3）喉音、牙音相转

（4）喉、牙音与舌音相转

（5）喉、牙音与齿音相转

（6）喉、牙音与唇音相转

（7）喉、牙音与半舌音相转

罗常培先生曾就章氏的声转条例作了归纳，分析了其中的音理基础^[3]26：

今就章氏所论，而籀绎其条理，则凡同组同纽者为“正纽双声”；凡同组异纽者为“旁纽双声”。喉、牙两组互有退化，得为双声；舌、齿两组位势稍移亦得为双声；舌、齿、唇各组有时得与喉、牙为双声。若以音理衡之，则“正纽”“旁纽”部位相同，“喉、牙”“舌、齿”发音近似，互为双声，于势较顺。惟舌、齿、唇之于喉、牙，部位悬殊，蜕化不易，其所以相谐相通者，盖别有故，未可概以声转目之也。

罗常培先生此说，既概括了章氏声转的类别条例，又指出了其间相转相通的语音依据及问题所在，可视作对章氏声转理论的总结性评价。

章氏声转理论，与其古声纽系统一样，也有其理论由来。“旁纽”的概念，来自戴震在《转语二十章序》中提出的发音部位相同则相通的“同位”说^[9]；舌齿相转、牙喉相转，来自钱大昕“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晓、匣双声”的看法^[10]。唯有喉、牙音可与舌、齿、唇音互转，是章氏自己的提法。但这也绝非以意为之，而是以谐声、异文、假借、謰语等材料得出的结论。若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或许是上古汉语舌根类音与其他声类相结合而构成的复辅音，是一种特殊的语音表现形式，反映出上古汉语声母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与结合方式的多样性^[11]，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7 结语

纵观章氏的古声纽研究，既承袭了前代学者已有的结论成果，又有自己根据文献语言用例所印证的发明创见；既系统构建了上古声母的种类规模，又归纳说明了其间的亲疏关系。章氏的上古声纽，与他的上古韵部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古音研究。这种声韵兼顾、正变互补的古音学说，又与“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一道，共同组成了植根于汉语汉字特点、具有鲜明中国语言文字学特色的字源学理论体系，并在系联《说文》同源字族的《文始》中得以充分运用^[12]。以此为基础，全面系统的字源研究得以展开，而科学的汉语字源学也由此开创。

尽管从当代的上古音研究来看，娘日归泥，缺乏后来语音分化的依据；齿头归正齿，混淆了精庄、章三组的界限，且掩盖了庄组来自精组以及章组和端组关系密切的事实；喉牙音与非喉牙音的通转，也流于宽泛随意而少限定说明。但是，章氏研究上古音声纽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所据文献材料也是充分而有效的，其对古音声纽和古纽通转的系统性构建与解释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不能因时代观点的局限而用后来的方法与认识去苛责前人已有的结论，而应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当时的学术环境综合地予以考察分辨。总之，在由旧的“小学”向新的“汉语言文字学”过渡的20世纪初叶，章氏的古声纽研究其成就是巨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