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扶贫济困，保障民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背景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国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减贫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扶贫工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为全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依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0%下降到2002年的30%，我国对全世界的减贫贡献率超过70%^[1]。

然而，当前仍然有7 000多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任重而道远。鉴于此，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治贫理念与战略举措，成为今后脱贫攻坚的重要法宝。精准扶贫既是关乎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也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在此旨在对精准扶贫已有研究与前沿问题进行梳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提出完善精准扶贫的理论思考，以期解决现实问题。

1 当前精准扶贫的研究现状

剖析我国扶贫发展脉络与精准扶贫提出背景，是正确认识精准扶贫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经历了救济扶贫（1949 —1978年）——改革扶贫（1978—1985年）——开发扶贫（1986—1993年）——攻坚扶贫（1994—2000年）——定点扶贫（2001—2010年）——精准扶贫（2011年至今），是一以贯之，与时俱进和动态调整的过程，也是我国扶贫工作由量变向质变重大飞跃的过程。精准扶贫是对过去扶贫开发工作的延伸，呈现出当代扶贫开发的基本景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时提出：“扶贫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忌喊口号，要精准扶贫等。” ^[2]精准扶贫思想首次为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

自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我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把关注焦点与工作重心都投入到了精准扶贫上。学界深入研究了精准扶贫的内涵特征、实施困境、问题成因、对策路径以及经验启示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学界今后进一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也为实际工作者提供了理论支撑。

1.1 精准扶贫内涵与特征方面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准扶贫是今后我国脱贫攻坚的重大举措，要求实际执行过程中找准‘穷根’，靶向治疗与精准管理等，不断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 ^[3]可见，精准扶贫的内涵与特征十分丰富，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

（1）关于精准扶贫内涵的研究。王思铁认为精准扶贫是运用科学的程序，对不同的贫困户和贫困地区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4]。葛志军等从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等四个方面来定义精准扶贫^[5]。郑瑞强等认为精准扶贫的本质是政府、贫困户与社会等多元主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扶贫主体的信息与行为活动过程、扶贫对象的规模与分布、扶贫资源的结构与绩效等^[6]。莫光辉从扶贫对象、致贫因素、帮扶对策与脱贫成效的精准化等方面来界定扶贫意涵^[7]。贺东航等认为精准扶贫是一种在瞄准对象、扶贫手段、帮扶对策和脱贫成效等方面指向比较明确的治贫方式^[8]。

与之不同的是，刘解龙等从生态文明、整体脱贫、民族繁荣和政党与政治等层面解析了精准扶贫的丰富内涵^[9]。左停等认为精准扶贫不但是一种战术方法，而且更是一种战略选择与原则理念^[10]。董家丰分别从瞄准对象的精准化与治贫对策和脱贫成效的精准化两个维度来解析精准扶贫的意涵^[11]。李鹍等认为精准扶贫是依照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精准识别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因地制宜，联动帮扶与分类管理，构建能进能出的动态考核机制的程序^[12]。

（2）关于精准扶贫特征的研究。一些学者进一步解析了精准扶贫的特征。如刘解龙等认为精准扶贫体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瓶颈的重要途径与促进民族繁荣的重大举措的三个特点^[9]。李春明认为精准扶贫具有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具针对性与管理更加精细的三个特点^[13]。沈茂英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精确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其次精确帮扶要有雪中送炭的情怀，最后构建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信息资源库进行精确管理的三个特征^[14]。吴晓燕等认为精准扶贫的内容和机制中嵌入了协商的特点。协商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和手段，为扶贫提供技术支持^[15]。

1.2 精准扶贫实施困境、问题与成因方面的研究

当前相当一部分专家和学者在对特定贫困区域、贫困县和贫困村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的困境和挑战，并进一步剖析了其成因。

（1）关于精准扶贫实施困境的研究。张笑芸等指出四川省扶贫工作面临贫困户数量模糊不清，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扶贫对策缺乏针对性与扶贫资源指向不准等困境^[16]。葛志军等在对宁夏银川两个村庄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贫困户的参与性不足，帮扶政策的异质性与灵活性较低，以及驻村工作队的扶贫实效性较差等问题^[5]。陈晓兰等基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的调研报告，提出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识别误差，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制约，参与性不强，项目资金不足，返贫担忧情绪，一些干部“路径依赖”等六个方面的难题^[17]。何得桂等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提出土地资源与环境承载，搬迁成本与配套资金，产业支撑与移民生计等问题是移民搬迁的结构性制约因素^[18]。

此外，吴雄周等提出在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中，面临着参与、规模、协同和主体排斥的困惑^[19]。李春明认为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包括扶贫项目，贫困户底数，应对措施等指向性不够精准，很难“扶”到点子^[13]。杨秀丽认为精准扶贫面临政府部门责任不清，资金缺乏，制度保障缺失的困境^[20]。邓维杰解析了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规模排斥，区域排斥，以及人为排斥等现象^[21]。唐丽霞等剖析了贫困户识别的双重困境，乡村治理状况，贫困户思想观念以及扶贫政策制度缺陷等挑战^[22]。王国勇等指出对象识别不精准、扶贫动力不足、帮扶机制不健全、资金整合困难与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是当前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主要问题^[23]。黄承伟等分析了当前扶贫资源供需失衡，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24]。

（2）关于精准扶贫问题成因的研究。葛志军等认为导致精准扶贫陷入困境的原因有农民流动性、理性和封闭性，扶贫矛盾，维稳需要，结构性困难，驻村干部归属和资金来源单一等^[5]。贺东航等剖析了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区精准扶贫成效差异的原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思想观念以及实施过程和程序等四个方面^[8]。邓维杰认为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困户识别机制不够科学，扶贫资金投入不足以及未能动员社会组织发挥应有功能^[21]。沈茂英认为四川藏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受到多方面制约，包括经济、生态、人口、政策和成本等^[14]。

1.3 精准扶贫的对策路径与经验启示方面的研究

精准扶贫的问题是一个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已有专家和学者不仅解析了精准扶贫实施中的困境及其成因，而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路径等，最后形成经验启示。

（1）关于精准扶贫对策路径的研究。张笑芸等提出精准扶贫应建立瞄准机制，扶贫对象精准化；采用靶向疗法，扶贫路径精准化；健全制度体系，扶贫管理精准化等对策。此外，精准扶贫还要与创新考核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两个跨越”相结合^[16]。刘解龙认为推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机制创新，包括市场机制、主体之间协商机制、扶贫资源整合机制与可持续发展支撑机制等^[25]。葛志军等提出精准扶贫要处理好三层关系，即上下级扶贫部门事权与责权、政策灵活性与严谨性、扶贫资金统筹与分配之间的关系^[5]。邓维杰认为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在于实行贫困村分类机制化，确定贫困人口规模，采取正确的识别方法以及实施有效的扶贫模式等^[21]。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建构全面全程精准化的机制，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格局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导向，以实现治理突破^[7]。

与之不同的是，郑宝华等基于制度供给与需求理论，以贫困农户及所在社区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认为应构建能反映农民需求的扶贫资源配置制度，以实现扶贫资源配置的有效度和精准度^[26]。汪三贵等提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创新思路，涉及改革贫困标准方法，完善考核机制，探索贫困户受益机制，以及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等^[27]。孙涌提出推动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包括为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解决农户融资担保难的问题，金融机构培训与农村地区金融知识宣传等^[28]。董家丰提出创新少数民族地区信贷精准扶贫机制，包括目标瞄准机制等七项内容^[11]。李博从乡村治理方式、主体、社会环境、单元和动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29]。

（2）关于精准扶贫经验启示的研究。贺东航等总结了东部与中西部扶贫经验，提出全国精准扶贫实践的启示主要有深化扶贫认识，成立扶贫领导小组，加强项目投入与加大对口扶贫支援力度等^[8]。李鹍解析了广东省双到模式与湖北恩施七项到户到人制度，提出扶贫的路径优化在于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精准，内外联动与队伍建设^[30]。陈晓兰等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精准扶贫为例，提出对象精准，因地制宜，统筹调度，多元投入，着眼长远，选好育优等六个方面的启示^[17]。贾文龙分析贵州省毕节市“到村到户”精准扶贫实践后，总结出加强当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结对帮扶，教育培训，以及生态移民等方面的经验启示^[31]。马楠以民族地区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提出“产业创新+精准扶贫”，“因地制宜+精准落实”与建立产业分类动态预警机制^[32]。沈茂英提出从公共服务、扶贫投入和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制度三方面政策来完善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实践的思路和启示^[14]。韩斌以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为例，提出精准扶贫应与生态保护相结合，通过创新“救助+帮扶”的扶贫方式来帮助特困户脱贫，走一条“种养+加工+科技+扶贫”的新路子^[33]。

此外，虞崇胜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认为精准扶贫应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同时指出精准扶贫理念有助于提高中国政府公信力^[34]。

以上研究既是对精准扶贫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精准扶贫实践的理论阐释，对于以后的理论研究和扶贫实践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精准扶贫未来研究的几点思考

精准扶贫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构建与完善我国扶贫治理体系有着深远的理论启发。已有研究对其内涵、问题、成因、对策与启示进行了深入解析，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对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内涵指向、视角转换、系统优化与基层治理等进行探析。

2.1 厘清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

以善治为目标的精准扶贫政策，其意义不言而喻，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缺乏对其价值定位，容易诱发政策异化的后果。为此，辩证地理解精准扶贫的价值有助于提升对精准扶贫的正确认识。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精准扶贫是破解当前我国扶贫困境的重要举措，并不断丰富与完善扶贫治理体系。然而，精准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政策扭曲的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应引起重视。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如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因户施策，动态管理等举措，在扶贫的同时无形之中对他们贴上了贫困标签，国家与贫困户之间易产生一种“控制—依赖”的关系。具体而言，由于政府单一主导下贫困户缺乏参与的扶贫机制及贫困户心理等因素，出现了“等、靠、要”现象，实际上正是对这种“控制—依赖”关系的现实反映。因此，不仅扶贫工作要精准化，价值定位也要精准化，如此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精准扶贫，更好地推动我国扶贫实践的发展。

2.2 全面理解精准扶贫的内涵指向

（1）政治内涵。包括执政党执政能力，政府职能与公信力，政治稳定与民主发展，国家治理与民族繁荣等方面。第一，党和国家承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应置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高度对待。第二，国家强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体现了政府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职能的发挥，也体现了现代政府责任与服务的特征；另一方面，扶贫取得的巨大成效反过来也增强了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第三，“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和生存自由的重要保障” ^[35]。阿马蒂亚·森认为这种政治自由实质上是以民主制度的形式存在的。精准扶贫要取得长效，需充分挖掘体制内的资源，发挥中国制度优势并不断完善。第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要求解决“老、少、边、穷”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仅要“精准”到村到户，也要处理好片区与个体贫困户之间的协调关系。第五，治理贫困不仅是一国区域发展的地方性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考验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2）经济内涵。首先，经济新常态赋予精准扶贫新内涵。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三期叠加”的特征，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式微。为此，探求新常态下的治贫之道是其赋予精准扶贫的重要内涵。其次，精准扶贫机制创新是需求响应机制与有效供给机制的统一。不仅要关注贫困对象的需求，而且要提高扶贫资源的有效供给，实现扶贫资源供需平衡。

（3）社会内涵。精准扶贫要关注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等社会问题。精准扶贫不仅要解决传统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帮助贫困对象减贫脱贫，而且也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这既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是实现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天然要求。

（4）文化内涵。从古至今，扶贫济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与五大发展理念同精准扶贫思想休戚相关。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不仅“民主是个好东西”，各个都是精华，精准扶贫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基本保障。第二，中国梦的核心是老百姓的梦，其次才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这个次序至关重要。精准扶贫致力于实现每个老百姓的梦，与之共享祖国与时代发展，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第三，用新理念处理好精准扶贫的重大关系，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理念嵌入精准扶贫之中，以提供新进路与新突破。总之，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发展始终立足于精准扶贫理念下的人本思想，切切实实落到每个人身上，实现“个人—社会—国家”长足发展。

（5）生态内涵。精准扶贫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幸福与国家的整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36]。此外，精准扶贫也要引入新理念，如绿色发展要求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联动发展，处理好绿色引领精准扶贫的五对关系：温饱与环保、利用与保护、当代与下代、就业与移民，以及受益与补偿^[37]。

2.3 关注精准扶贫研究的视角转换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研究治贫之道也日趋多元化，埋头于单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已然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精准扶贫是一门直面现实的大学问，理应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构建泛学科协作科研体系，以解决现实问题。如政治学视角下，政党、政府、公民社会、市场与人民等主体在精准扶贫中如何定位其角色，实现其价值；经济学视角下，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扶贫资源优化配置，以最低成本将扶贫资源瞄准到贫困对象身上实现高效；哲学视角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结合中国实际，来落实精准扶贫这一良政；管理学视角下，如何优化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央地关系与各职能部门关系；社会学和法学视角下，如何处理好精准扶贫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贫困对象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障；心理学与生态学视角下，如何正确化解和引导贫困对象的心理问题，处理好贫困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良性发展关系。可见，精准扶贫理念博大精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纷繁复杂，这需要社会各界专家和学者运用泛学科知识体系，协同合作，共同努力，开创新的研究范式，为脱贫攻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2.4 精准扶贫对策研究的系统优化

精准扶贫是由扶贫的目标、主体、对象、原因、内容、资源、绩效与机制等要素所构成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提出的一些政策与路径的共性，都是围绕着如何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系统内部的诸要素。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出发，有的学者从理论高度审视扶贫实践，也有学者进行田野调查，他们都不同地提出了完善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这些优化精准扶贫系统诸要素的具体措施，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合力驱动精准扶贫这架巨大的引擎。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整个精准扶贫系统中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社会组织与贫困户参与的重要作用已达成共识。进一步探究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贫困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实现扶贫系统优化，或许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2.5 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研究

精准扶贫的成败与基层治理水平紧密相关。2015年10月22日，广东清远举办了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学者形成共识：精准扶贫要注重基层治理创新^[38]。

一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落地对基层治理机制和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精准扶贫要求丰富民主形式和拓展民主渠道。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识别过程中开展“真扶贫”与“扶真贫”的各项活动，充分保障基层群众的知情、参与、表达与监督等权利，势必巩固和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精准扶贫要求推动农村协商民主的发展。从确定扶贫对象、扶贫标准和帮扶举措等具体内容上，政府、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之间进行反复对话，沟通与协商，以实现政府意愿与百姓认同之间的均衡。最后，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参与。一味依赖政府“单打独斗”式扶贫，不仅力量有限，而且难以根治贫困。精准扶贫走了一条有别于过去的扶贫新路子，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市场机制决定作用、社会组织协调作用、村内乡贤理事会协商作用和贫困户主体作用，最终形成五位一体的扶贫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基层民主发展也会反过来为精准扶贫良政实现提供保障。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和基层民主发展滞后，都会直接影响到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甚至引发政策扭曲的系统性风险。精准扶贫全面落实需要做到“内外兼修”，既需要国家政策外部环境的支持，也需要基层民主发展内部土壤的滋养。

在精准扶贫这一良政关怀下，更要紧跟时代节奏，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创新，如发挥村民理事会和乡贤理事会在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形成内外合力，联动扶贫，保障精准扶贫良政落实落地。

3 结语

精准扶贫理念自2013年提出以来，从政策制定到良政落地反映了我国新一代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新视野，呈现出当代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景观。作为新形势下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在纵向上吸取了粗放式扶贫的经验教训，扶贫重心进一步下沉至贫困户，更加强调靶向治疗与精细化治理；横向上致力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会促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然而，随着精准扶贫实践不断深入开展，成效也日益凸显，需要注意的是，基层社会在执行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令人深思。为此，精准扶贫良政落地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推动，也需要基层社会的大胆创新，严格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等原则，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以确保精准扶贫的远景规划如期实现。